《乾隆半身冬装像》，高丽纸本油彩，1756－1757年
做历史编辑十馀年，有一个感受，便是当代人面对秦制时代留下的官方史料时，出于善良的天性很容易轻信。
比如《清史稿》里说乾隆皇帝与孝贤纯皇后（也就是富察氏）感情极深，相信者便极多。许多文章认定乾隆对皇后富察氏怀有深爱，且将富察氏去世后弘历的性情大变也归结为难以承受失去挚爱的打击。
其实，乾隆必须深爱自己的正妻，这是康熙时代便已定下的基调，是一种政治上的客观需要，不取决于乾隆的主观感受。
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八字”，内容如下：
弘历八字：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时)。批语：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
这段八字批语，是康熙时代的御用命相术士们留下的。历史学者杨启樵有研究已经阐明，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皆对八字占卜之事极为迷恋。 “康熙号称崇尚科学，有崭新头脑，却颇喜占卜”。雍正也是一样，认为“个人的休咎、荣枯，甚至于品操、能力”都已在一个人出生时便已注定。这种迷信造成的结果，是雍正在用人时，经常要先查算一番被用者的八字命格，命格好便用，不好便不用。比如岳钟琪在陕西任职时，经常奉命将属下的八字送呈给雍正皇帝，供皇帝测算。雍正六年的一份朱批便写道：“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心腹大臣们遇上身体不适，雍正的第一反应也是给他们测算八字，比如鄂尔泰在云南得病，雍正闻讯后便命他派人将八字送来京城，一番测算后，雍正告诉鄂尔泰：“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李卫患病时，“享受”的也是八字测算的同等待遇。
祖父与父亲皆迷信八字算命，皆将八字算命的结果视作用人决事的重要依据。为个人利益计，爱新觉罗·弘历当然也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八字批语——相士们给出的批语已经好得不能再好，弘历要做的，便是努力让这些批语变成真的。批语里说他“学必文武精微”，弘历便必须好好习骑射、学诗文，以符合命相。批语里说他“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弘历便须与正妻和睦相处，将正妻塑造成“最贤最能”的形象，与正妻生一堆孩子。当这些批语全都成了真，康熙与雍正自然也会更加深信弘历的命格确实是“贵富天然”。
换言之，为了在接班人之争中获胜，弘历必须深爱自己的正妻富察氏，必须让富察氏成为一位“最贤最能”的正妻。
而且，这种人设塑造，不会因为康熙与雍正的去世而终结——弘历的“贵富天然”命格已进入到了公共政治领域，已是朝臣们众所周知的资讯，这人设的塑造便只能继续维系下去（当然，并不排除在这维系的过程中弘历对富察氏也会产生感情）。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富察氏的骤亡会引发弘历的性情大变与举止失常。
时为乾隆十三年三月，富察氏死在了弘历东巡泰山的返程途中。三个月前，乾隆十二年的除夕，弘历刚刚失去了默认将继承帝位的第二位嫡子永琮（二岁）。再往前，乾隆三年，弘历还失去了已被立为皇太子的第一位嫡子永琏（九岁）。
连丧嫡子的事实，威胁到了乾隆“富贵天然”命格的可信度——那命格里有一项具体内容是弘历的正妻必定“子息极多”，现实却恰恰相反。为了维系住“富贵天然”的人设，东巡之前，弘历公开颁布了一道上谕，从“天意”的角度，对自己两丧嫡子做了一番“颇具新意”的解读：
“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大意是：皇后之所以两次失去儿子，原因全在朕身上。本朝从世祖章皇帝（顺治）开始，到朕为止，从来没有以“元后正嫡”继承皇位之事。朕想要开这个先例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想要得到前人没有得到过的福分。所以天意要惩罚朕。
很难说弘历的这道上谕里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是伪饰。康熙相信八字里的天命，雍正相信八字里的天命，乾隆信不信？多多少少恐怕也要信。信，便会对自己“富贵天然”的命格自视甚高，便会想要将命格里的种种具体内容落到实处。做皇子时为争夺和巩固接班人身份已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做了皇帝后生出“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的雄心壮志，也在情理之中。所以，除了真情与伪饰，谕旨里还潜藏著另一种情绪，那便是：一颗雄主之心在面对“天意”摧折时的无奈与不甘。
西洋传教士、在大清钦天监任职的刘松龄，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很准确地解读出了这种无奈与不甘。他说：“皇帝还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皇帝为了避免舆论的羞辱，发表了一个布告，先说自己和皇后如何了不起，然后承认这个灾难的原因是自己曾作出一个伟大的决定，想让正宫皇后的儿子继位，而清朝以前的继位人都是妃子生的，因为他太得意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不幸。” 钦天监的职责之一便是阐释“天意”，刘松龄的感受，应该也是钦天监众人的感受。
两个月后启动的东巡，也就是谒孔庙与祀泰山，其实正是弘历想要与“天意”沟通，让皇权重获“天意”眷顾的一次政治努力。
但“天意”却给了弘历当头一棒。在连著失去两个嫡子之后，他的嫡皇后富察氏也死在了东巡的归途。至此，不但“子息极多”之说破产，“寿元高厚”也成了虚话，弘历由“富贵天然”命格塑造起来的政治人设面临全盘崩塌——尚能略事挽救的只剩“妻星最贤最能”一句，弘历稍后撰写的《述悲赋》，便将写作重点落在了“最贤最能”四字上。
负责“天意”阐释工作的刘松龄，很敏锐地觉察到了弘历的失常：“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天意”拒绝眷顾弘历，让他大失了颜面。对“天子”而言，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故。东巡归来的弘历，陷入了一种极深的挫败之中，整个人变得格外敏感，对朝中群臣与在野知识分子皆疑神疑鬼，总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自己。
于是，乾隆十三年，成了清帝国大小官僚与读书人的噩梦。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至少有大员一百馀人，被斥责、降革、罚俸乃至赐死，量刑一概从严，株连无数。刑部与工部全堂被问罪，外省大员巡抚以上级别者50馀人受惩。弘历甚至对皇长子与皇三子公开说出了“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的惊骇之言。胡中藻写诗赞颂弘历与皇后的恩爱，内中有一句“并花已觉单无蒂”，不过是客观叙述富察氏已去世，竟也被定性为讥讽，蔓延成了一场巨大的文字狱。
单纯的爱情，是不足以解释乾隆十三年之恐怖的。在钦天监工作的刘松龄是这种恐怖气氛的亲身经历者。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弘历）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眼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的从宫廷拉出去了。”
如果富察氏的身上没有附著弘历“富贵天然”的命格，如果她的人生境遇不属于弘历政治人设的一部分，朝臣们大概不会有这样悲惨的遭遇。疑神疑鬼的弘历无法忍受“天意”对自己多年来塑造的政治人设的羞辱。疑心生暗鬼，在弘历眼中，仿佛全帝国都在怠慢皇后的丧仪。怠慢皇后的丧仪，便是在怠慢自己，便是在嘲笑自己政治人设的破产，便是在嘲笑“天意”对自己的抛弃。
无法抽天意的鞭子，却不妨拿朝臣与读书人开刀。爱新觉罗·弘历在乾隆十三年的种种疯狂，不足以证明他深爱富察氏，却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暴君。（作者： 言九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