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加拿大国会的对于同性婚姻的Bill0C-38法案进行了投票，并最终以158-133通过了此案。
大多数自由党，新民主党和魁人党议员对此投了赞成票。
因此，可以预计在参议院通过之后，加拿大将成为继荷兰和比利时之后的第三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
对于历经四十年风雨的现代同性恋解放运动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这次胜利的意义在于同性婚姻终于在七大工业国中的小老弟打开，这件事的影响当然远非荷兰、比利时这样的蕞尔小国可以相提并论的。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这近半个世纪的同性恋斗争历程。
石墙骚乱
纽约的克丝多弗街53号是一所不大起眼的二层楼酒吧，临街的两扇深色大门和暗色砖墙透着一种老旧的朴素，从大门之间的大玻璃窗望进去，低层的吧台一览无余。
如果单从外观上看，这不过是北美千千万万酒吧中的一个，还属于毫不起眼的那一种。
然而三十六年前的一场骚乱使这里成为全世界同性恋者心中的胜地。
说起石墙骚乱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好来坞影星Judy Garland。
在60年代，Judy Garland是广大男同性恋这的偶像。
1969年6月，Judy Garland在伦敦去世，随后葬礼在纽约举行，参加葬礼的20，000人中有12，000人是Gay！葬礼过后，一部分伤心欲绝的Gay们来到了石墙酒吧。
此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刻正悄悄降临在他们中间。
这次骚乱开始于1969年6月29日凌晨1点20左右，7个便衣警察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进入酒吧，声明要调查酒精饮料许可。
他们清空酒吧，而客人们就留在外面的人行道和街道上。
酒吧外面的人开始向警方投掷硬币，开始取笑那个使搜捕变成从酒吧所有者那里敲诈金钱的制度 。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根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情况开始失控，因为当时有大约400名同性恋者在酒吧外面，场景混乱，所以一些具体情节是混乱的甚至是矛盾的。
一个说法是情况开始变坏时由于一个易装皇后（drag queen）站在门口并向警方挑衅；另一个说法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引起的。
无论如何，情况戏剧性的恶化，警察开始用警棍殴打拒绝逮捕的人。
有一些人被送入医院，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被警方在车门上打断了两个手指。
人群开始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瓶子。
警方到酒店里暂避。
他们也殴打了一名异性恋乡村音乐歌手戴维•范•洛克（Dave Van Ronk）。
他说娇弱一些的男性被单独带出单独对待。
当警方在进店里面的时候，一些人开始试图点燃喷向门里面的可燃液体。
人群把一个停车定时器当作槌来用。
这个地区的很多人（很多都是同性恋者）开始来到发生地点，人群开始扩大。
他们开始唱着“同性恋力量”（Gay Power!）的歌曲。
警方开始增派增援力量，派来了一个本来是为处理反越战示威而受训的“战术巡逻队”（Tactical Patrol Force）。
但是他们也没能成功分散人群，人群继续向他们投掷石块。
他们大声歌唱：
We are the Stonewall girls
We wear our hair in curls
We wear no underwear
We show our pubic hair
We wear our dungarees
Above our nelly knees!
场面最终平息下来，但是人群在第二天晚上又聚集起来。
有之前几十年堆积起来的警方对待同性恋者的行为在人群中爆发了。
他们向人们派发传单，写着“让黑手党和警察滚出同性恋酒吧！”（Get the Mafia and cops out of gay bars!）。
示威持续了5个夜晚。
从此，在骚乱前酝酿的力量不再隐藏起来了，骚动后又很多的组织建立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相似的组织在全球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建立。
6月因此被全球同性恋者视为同性恋自豪日庆典的一个月份。
同性恋游行在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举行也就是为了纪念石墙骚乱。
石墙之前
在60年代末出现石墙骚乱并不是偶然的。
虽然人类同性恋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但是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同性恋不是被当作荒淫无耻就是被当作病态或邪恶来看待，一直受到压迫和歧视。
在黑暗的中世纪，同性恋者作为魔鬼的化身而被烧死。
直到19世纪初，拿破仑在比他军事成就更伟大的《民法典》中终于对于同性恋者做出了较宽容的规定，也就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观点：允许同性恋存在，只要他们不妨害别人的生活就行了。
从此，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罪行，而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
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首先在1869年由匈牙利人Karoly Maria Benkert提出，接着Havelock Ellis在1890年引入英语世界。
但是，同性恋在社会认同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对同性恋的歧视和误解依旧存在。
同性恋者的生活依旧充满了困扰。
1948年，美国性学家金赛发表了《男性性行为》一书。
在书中，他最具争议也最石破惊天的发现就是对男性间同性性行为频度的披露。
他估计美国只有一半的男性在一生中过着纯粹的异性恋生活。
金赛的资料经常受到质疑，一些批评者很快指出，金赛及其合作者最终取得的18000例个人性生活经历样本并不取自随机的成人人口，对非主流性行为可能有所偏重。
然而，这项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现在人们仍然将10％作为同性恋者占人口的比例。
（其实金赛本人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有10％的男性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到四年主要过着同性性生活。
）金赛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第一次让人类认识到同性恋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人群中，使得同性恋者不再感到孤独，而是开始勇敢地走出家门去寻找同类，建立属于同性恋的社区。
在美国，麦卡锡主义（McCathyism）于五十年代的美国成为政治主流思想，并开始大力扫荡同性恋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也越来越严重。
在石墙骚乱以前，警方对同性恋酒吧和夜总会的搜捕行动是城市同性恋者生活的一部分。
警方通常会登记出席的人的姓名以便用于报纸的刊登，然后把尽量多的同性恋者押上警车。
接吻、牵手、甚至在同性恋酒吧出现都是但是被逮捕的理由。
当时同性恋酒吧体制相当腐败的，很多同性恋酒吧有黑手党拥有，并通过一种称为“gayola”的贿赂运作，向警方支付金钱以保护他们自己。
然而六十年代的美国更是一个社会运动的年代，像是反越战、妇女、黑人等等，有关人权和平等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当马丁。
路德。
金在高呼”I have a dream”的时候，这个自由平等的梦想又何尝没有激荡于同样备受歧视的同性恋者的心中呢？
同时，随着科学的进步，1950年妇科学家恩斯特•葛瑞芬博格发现了女性的G点，随后男性的G点也被发现。
这样，对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和性高潮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样使得同性恋者更容易获得性高潮，伴随着性生活的满足感，这些“技术”进步和“性解放”思潮使同性恋者们不仅更固定，也更容易培养新鲜血液，同性恋社区在6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因此，在石墙骚乱之前，同性恋社区登上主流社会舞台的条件已经成熟。
不管有没有石墙骚乱，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
话语特权
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完成了从“羞耻”到“自豪”的转变之后，多年压抑的怨恨终于开始反弹，使得同性恋者对于“平等”的要求更加敏感。
因此，同性恋者们对于“婚姻”的要求，并不能简单看成为解决诸如遗产等生活琐事的困扰，更多地是为了一种社会的认同感。
这也是同性恋者拒绝其它安排的根本原因。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通同性恋者的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
这样，在现代社会中其力量也就远远超过了其代表的人口数量，特别地，在文艺界和传媒界这种公众人物中，同性恋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它人群。
这样，在经济后盾的同时，同性恋社区更取得了话语霸权。
可以说，没有这种话语特权，同性恋社区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并最终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形态。
通过这种话语特权，同性恋社区对自己进行了精心的包装。
用“人权”武装到牙齿的同性恋社区，不断地将自己打扮成“弱小”的，受欺凌的一族。
正如戈培尔所言：“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 同性恋社区在整个社会营造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气氛。
任何对其批评都因为可以贴上“反人权”的标签而被置之死地。
至于当今同性恋社区是不是弱势群体，只要同现下的华人社区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
同样作为加拿大社会的少数，华人社区没有话语特权，就连象“人头税”这样明里侵犯人权的行为，也难以求得加拿大政府一句真正的道歉，更不用说赔偿了。
乐鱼每当看到平权回中那样抗争数十年的老者们，都由衷感叹，华人社区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在加拿大不要说话语特权，连声音都是如此微弱。
三篇论文，两种待遇
同性恋社区则完全不同，他们甚至能够决定大众只接受对他们有利的信息。
举个例子，同性恋有个著名的论点：“同性恋是天生的。
”这个观点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证实，当然也没有被证伪。
可以说学术界的正反双方都在做着大量工作，都有大量的报告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样一个尚没有科学定论的事物，同性恋社区的话语特权就显得特别明显。
在普通民众所能接触到的公共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宣传着正方的观点，而几乎听不到反方的声音。
这样，通过话语特权，这个尚无定论的观点就此深入人心。
心理学家Bailey和Pillard的遭遇就很说明问题。
1991年和1993年Bailey和Pillard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A genetic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和“Heritable Factors Influence Sexual Orientation in Women”。
他们在同性恋社群中找出一些有双生兄弟姊妹的同性恋者，调查他们的双生兄弟姊妹的性倾向。
报告指出男性同卵双生儿（Identical Twins）的一致比率注一是52%，即 52%同卵双生儿两兄弟都有同性恋偏好，男性异卵双生儿（Fraternal Twins）的一致比率是22%，女性同卵双生儿的一致比率是48%，女性异卵双生儿的一致比率是16%。
Bailey和Pillard的研究有一令人关注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一些支持同性恋的杂志及小报刊登广告招慕双生儿。
同性恋者为了这项研究能出现一些对他们有利的结果，于是有同性恋双生兄弟姊妹的同性恋者便很愿意参与研究，而没有同性恋双生兄弟姊妹的同性恋者便不大参与，样本偏误（Sample Bias）因而出现。
但是，当学界还在讨论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都一致把这两篇报告当作真理反复宣传，造成了巨大的声势和影响，从此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个观念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这两篇论文。
Bailey后来获准向在澳洲双生儿登记处登记了的双生儿寄出问卷，调查他们的性偏好及性经验。
2000年Bailey发表这个研究的结果：“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its correlates in an Australian twin sample.”，在这篇文章中Bailey指出男性同卵双生儿的一致比率是20%，男性异卵双生儿的一致比率是0%，女性同卵双生儿的一致比率是24%，女性异卵双生儿的一致比率是10%。
上述的研究结果指出了初期的研究明显出了样本偏误，Bailey和他的同事承认新的研究结果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遗传因素对同性恋倾向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看法。
换句话说，遗传或许并不是同性恋形成的重要因素。
但是，这篇文章同前两篇文章的待遇截然不同，再也没有媒介讨论这个问题，Bailey只是静静地躺在浩如烟海的论文中无人问津。
这就是话语特权的力量。
写了这些，应该指出的是，乐鱼并不是要指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肮脏而仅仅要说明，同性恋解放运动是一个利用了话语特权的政治运动，同性恋团体并不象他们自己所描绘的那样渺小。
同性恋社区虽然是少数人群，但绝对不是弱势，相反地，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代表的人群。
在同性恋问题上，他们已经彻底掌握了舆论主导权。
在下期，乐鱼将同大家一起来回顾石墙之后的同性恋解放运动。
(乐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