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上海创业，如今结束在国内的业务，重回加拿大发展。
徐程从加拿大“回流”中国，又从中国“回归”加拿大，这两次回归路，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人需要一点精神。
2000 年，徐程在上海开办了“大程投资谘询有限公司”，其后这几年，经常住在国内。
这些年对中国发展现状的近距离接触，令他感慨万千。
贫富差距渐大
徐程坦言，经济飞速发展令一些中国人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他说，约两、三年前陪一位国企老总在 The Bay 买东西时发现他缩手缩脚，因为当时他月工资是 5000 元人民币。
今年再遇老总，得知这位老总不仅在浦东有别墅，并在市中心有三套公寓，已是千万身价，月收入近百万，出国还可刷金卡。
但是，为那位老总开车的司机，收入却仍是两、三年前的 2000 多元人民币。
徐程说，当人们感叹上海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上海还有不少穷人的事实。
他回忆说，有次坐车路过淞南地区，见人头涌动，脏乱异常。
一朋友告诉他，这里的居民都是从著名的穷街“虹镇老街”拆迁过来的，这一片住宅区的人都拒交水电煤费，政府竟也拿他们没办法。
社会问题诸多
这些年在大陆的工作生活，常令徐程想起“富贵生淫”这一中国古训。
他说，好像“一白遮百丑”。
目前中国有些人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生活问题自是小节。
更有些官员已不再隐讳包养情妇的事，甚至带其到公开场合。
有一次朋友聚会，徐程在宴席上见到了一位官员身边有位漂亮的女人，大家管她叫老板娘。
我还以为是他的太太。
谈话间一直把她当孩子他妈”。
后来大家都笑了，说她是“老板的娘”而不是老板娘，即可以当老板家的人。
徐程表述当时的心情时说，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算白读了，这明明是个偏正结构的片语而不是一个词嘛。
自认老土，跟不上形势。
环境污染严重
让中国骄傲也令世界羡慕的经济腾飞，使得中国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每个城市都在日夜向外推展。
城市生活垃圾、空气严重污染和热岛效应已经使人们遍尝苦头，但这还是表面的。
徐程特别指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究其原因，恐怕与体制和人的素质有关。
他举例说，上海市环卫局合资搞了家环保公司，应该说发展前景会很好，但这几年一直徘徊不前，最大的问题是应收款收不回来。
都知道环保重要，但政府没有投资，或投资比重较小，而发展商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有些小区据说根本没有粪便处理设施，污水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河里。
在政策方面，徐程也有一例说明：一个销售汽车废轮胎处理设备的跨国集团想在中国设工场，先与上海方面谈。
上海环保局有关领导听后叫好，认为上海出租车每年就有 6000 个废轮胎需要处理，全华东地区一年更是起码有几十万条废轮胎要处理，于是想拿下这个项目。
但没想到此跨国集团同时也在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环保局洽谈，并且得到各地 30 家单位的购买意向。
结果中国国内环保机构间形成竞争局面，竞相降价以求外企投资。
这就是“诸侯经济”的局面，因缺乏政府相应的政策而造成。
人还是要有点精神
徐程称自己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以自己是华人而自豪。
”尽管称自己有了把年纪，但徐程坦率性格难得没受老成的影响。
前不久他在美国遇到一群韩国青年，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的同时，想要提示自己和同胞：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徐程说，日前在美国偶遇一群身穿“为国献身，军人本分 – 大韩国人安重根”的韩国青年。
徐程知道，这是故事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描写的情节。
在大峡谷上，当韩国青年挽臂集体高呼：“我们的大韩子民，我们要将自己献给韩国! ”他说自己要流泪了。
他说，没有自己民族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不尊重自己民族英雄的民族是可怕的。
徐程最后表示，中国的确是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但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影响了部分外资的进入。
作为投资金融公司，徐程谈了自己暂时撤离上海的原因：国际卫星天线不能安装、一些金融网站被封，使得公司无法及时了解国际市场行情；银行服务系统落后，公司不能开办支票帐户；年检费用高、手续繁复等。
(戴伊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