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记者采访了居住在温哥华、曾于2004年3月22日与“中国保钓民间联合会”的战友成功登陆钓鱼台的朱文征。
记得在采访结束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将会在今年10月的某天到达香港，之后随‘保钓二号’再度出击，抵达钓鱼台宣示主权。
”
到了10月22日，记者致电朱文征手机，电话设在留言状态，朱文征后来告诉记者，那天他们从香港启程出征。
谈到此次随“保钓二号”出征钓鱼台的经历，朱文征用了“感慨、感触、感动”来形容。
作为加拿大的唯一代表，他向记者介绍了此行一路发生的故事。
台湾当局很“下流”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你是什么时候到达香港的？
朱文征（以下简称“朱“）：我是10月11日离开温哥华，12日到达香港，之后在香港协助他们安装和调试通讯设备，制作海图。
记：有具体分工吗？
朱：有。
这次出海共有30人。
总指挥是罗就，指挥组还有柯华和曾健成（阿牛），其他成员有来自香港的陈裕南、邓立仁、黄清和(负责卫生)、古思尧、刘碧坚、Edmond 莫、陈多伟、林灼光（负责通讯工程）、徐百弟、何汉文、王国豪（负责音响）、王浩泉、潘龙海、陈启业、袁汉华；澳门有伍锡尧、邓健松；中国大陆来的叫梁振；美国方面有柯耀冰（负责队医）；澳大利亚的是江德恩（航海顾问）；
香港苹果日报记者黄冠华和蔡志郁；另外船上工作人员是石桃胜（船长）、张志雄、王志明、郑锦华；当然还有我，主要分工是负责摄影兼导航，还有通讯辅助。
另外，我们还设有岸上支援组，总指挥是古桂耀，副指挥是张尚明，加上民间电台的杨匡、符伟乐、潘达强，负责网络的关蝶影，还有像何俊仁、区伯权、梁国雄、黄伟志、何姨等，很多名字记不清了。
记：出发时间是什么时候？
朱：11月22日中午12点50分从筲箕湾出发，到尖沙咀码头是中午1点50分，我们与欢送的市民合影后，15点10分，“保钓二号”正式启航。
记：从报纸上获悉，你们在台湾海峡停留了很长的时间？
朱：是，主要原因是24日我们遇到大风暴，气候相当恶劣，船身摇摆得很厉害，无线通讯信号相当差，大部分的人都晕船。
25日凌晨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队员摔伤了，身上都是血。
此时，我们已到达台湾海岸，因为风浪的原因，轮机出了问题，三台发动机中，主机发生了故障，两台副机皮带也存在问题，航船只能低速前进；同时，消防水泵也发生故障。
当时我们遇到台湾海巡署一艘叫“宝星号”的巡逻船，他们认为我们的船舱已入水，要求我们停船检查。
我们向他们请求提供修理发动机的零件和看护伤员，对方却要我们退出台湾海岸12海哩。
由于对方讲国语，我们主要讲粤语，在沟通上有些困难，后来，他们用快艇送来了医官，检查了伤员的伤势后，认为没什么大碍，继续要求我们必须推出12海哩线，很恶劣。
后来我们只好与台北县议员金介寿联系，他派助手买了些零件送来，但仍旧不能解决故障，加上主机水泵发现漏水，我们只有继续向台湾方面请求入港修理，但被拒绝。
记：之前你们没有和台湾方面的“保钓”人士联系好吗？
朱：原来的计划是我们联系他们一起出征的，但台湾当局一直在阻挠这件事。
当时我们获知26日海上有七、八级大风，假如我们将“保钓二号”驶离12海哩，处境相当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即施放求救信号，并向香港海事救援中心求救，港援中心在了解事件后，表示按规定我方没有即时沉没的危险，所以无法施以援助，他们建议我们向台湾申请入境维修船只。
我们将台湾方面拒绝受理的情况向他们讲了，港援中心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可以跟台湾海巡处联络。
正当我们与香港方面联系的时候，台湾的海巡人员要求我们离船，在这种情况下，“保钓二号”只有直接驶往港口要求修理，台湾的巡防船见此随即拦截，后经多次协商，对方最终同意我们在基隆附近一个叫野柳的地方，找了一处避风的浅滩抛锚维修。
26日上午10点钟，台湾海巡船送来两名技工，他们检查后认为船只故障并不严重，但要多备备件以防损耗并更换更多的皮带，最后决定为我们加工一个新零件及更新皮带。
海巡署的人收走了所有人的证件备查。
当天中午，他们送来各种零配件，包括各型转带及一部电机。
保钓船船员则努力给舷窗外挂上有机玻璃板，以防日本船舰的高压水龙，同时准备各种应急工具。
记：为什么要在台湾才来挂这些有机玻璃呢？事前为什么不作好这个准备？
朱：没办法事先安装，因为怕台湾海峡的暴风的袭击，我们是有意等到了台湾后才安装的。
你想想看，25日那场风暴多厉害，我们船上大部分的旗帜、横幅都被撕毁了，有条很粗的铁杆，被海浪压弯，后来拆下来，我们用了四个人，才勉强能扳直。
我们装好有机玻璃后，台湾海巡署也发还了所收走的证件，黄师傅的身体也渐渐复原。
记：为什么说台湾当局很下流？
朱：十年前，香港“保钓”人士与台湾的合作相当良好，但今日“民进党”掌权，对来自香港的“保钓”人士相当不友好。
据我们了解，这次台湾当局领导层明确指示，不准许我们的船只停靠任何港口，“保钓二号”必须驶出12海哩，不许出动任何保钓船只与我船策应，台湾保钓人员亦受到干扰导致他们不能加入我船一齐行动，可以这么说，台湾的朋友们不单受到当局的压力，还受到来自其他势力的压力，台湾当局所有光彩与不光彩，下流与不正当的办法都用上了，最终导致“保钓二号”孤身出征，令此行增加了很多不利的因素。
鏖战在海上
记：在野柳休整后，你们就向钓鱼台出发？
朱：是。
我们在26日晚上9点出发的，当时逆风逆浪，航速并不快。
记：出发前有没有作总动员？
朱：有。
当晚7点钟举行全船人员大会。
指挥组宣布决定，所有人先后发言，最后确认几条原则：
1 保钓过程中不许可有任何过激行为，一切听从指挥。
柯华重点强调，保钓运动是民间抗议活动，任何人的伤亡都容易导致保钓运动受到意外的挫折与打击，个人的冲动对整个事业将会造成严重的障碍，任何人必须以政治和大局为重，不能意气用事；
2 所有人必须做好安全准备工作。
晚上9点钟出发的话，凌晨3点左右就会进入日舰雷达搜索范围，随时会遭到跟踪，因此所有人必须在睡觉时就备好救生衣。
所有行李、物资全部重新整理，通道要通畅；
3 要尽一切可能返航。
因没有其他策应船只，一旦船只不能返航，让日本人带走，会造成其“有效治理”的口实。
一切行动都要考虑到我们是孤船作战，而且要尽量全身而退，以防对保钓运动造成负面影响；
指挥部宣布完原则后，船长向所有人讲解各种救生要领及救生筏用法、落水时的自救等规程，重申如船只沉没，所有人应接受人道救援，不要在海上自杀。
记：你们什么时候遭遇日舰的？
朱：大概是27日凌晨4点左右，我们发现一艘不明国籍的船不断用探照灯照射我们，这在公海上是很不礼貌，也不合理的。
凌晨5点，我们全体起床，抓紧时间洗漱并吃早饭，1小时后，雷达上量程1.5海哩内显示4个小点，但目视只看到外面有两条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
等到我们距钓鱼台还有27海哩（1海哩等于 1.8公里）时，日舰数量开始增加，肉眼可见五艘军舰若隐若现，且不断变换航向；距钓鱼台24海哩时，已可看到7艘日舰，他们向我们打出横幅与电子告示板，警告我船不得进入所谓“日本领海”。
记：他们掌握你们的情况吗？
朱：我想他们很熟悉我们的情况。
因为日舰是通过广播用国语直接称我们为“保钓二号”。
在距钓鱼台20海浬时，天空多了两架直升机，一架在“保钓二号”上空盘旋，同时，我们的左舷有日舰5艘，右舷7艘，距离最远的数海哩以外的一艘载有直升机的指挥船，而最近的日舰不到100米，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们的面孔，全体人员穿黑色制服，面无表情。
记：他们只是跟踪你们吗？
朱：当然不是。
十多艘日舰不断变换队形，交替从我船前方快速驶过，颇似近代舰炮对战时抢占“T”字横头的做法。
日舰穿插时，我们相距不足20米，他们用高压水龙对我船进行射击，同时施放烟雾，目的是阻止我们前进。
此时“保钓二号”继续全速行驶，舷窗外挂的有机玻璃板水花模糊，能见度下降，船舷也有相当的积水，好在因为大风，烟雾起不到干扰我方视线的作用。
记：在这过程中彼此有没有发生直接的碰撞？
朱：距钓鱼台还有14海哩时，我们已能看到钓鱼台，此时日数艘舰队开始联合撞击我们，他们先用高压水龙扫射我船甲板人员同舷窗，然后故意落在我们后面，再突然加速，两面夹击，因为日舰船体比我们高，所以我们在夹击与碰撞中比较吃亏，船的栏杆与船体破损，船上金属扭曲之声不绝。
由于日舰在撞击我船的同时，继续使用高压水龙进行扫射，我船船员大部分集中于后甲板上，为表示我以民间抗议的立场，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过激行动，仅以向日舰投掷鸡蛋表示不满，日舰见我们投掷鸡蛋，随即将船驶开，我想他们内心其实也有压力，害怕撞击造成人员伤亡。
记：你们最终突入12海哩了吗？
朱：突入了。
在12海哩处，日舰列队加强了对“保钓二号”夹击、围追、堵截，碰撞，并配高压水龙扫射，我们唯一的还击就是投掷鸡蛋。
记：当时你害怕吗？
朱：没有害怕。
在船体被激烈撞击时，由于刺耳的金属摩擦与破裂声交集，当时我心里想过，生与死只是一转瞬的事情，心中相当坦然。
记：后来呢？
朱：后来我们航行到距离钓鱼台11海哩的时候，“保钓二号”停了下来，并掉转船头，日舰见我们停下来，不知道我们的目的，舰队赶紧散开相应距离。
柯华来到后甲板，通知我们全体人员到前甲板去，他告诉我们：由于机房内发动机冷却水管被撞破裂，继续下去很可能导致机房积水、轮机停车与进水失控，故不适合再与海盗船对抗，此时我遥望钓鱼台，很感触。
“保钓”精神不灭
记：你们掉转船头后就回程了吗？
朱：没有。
在柯华带领下，我们举行了悼念陈毓祥先生的仪式，10年前，陈先生不幸遇难于此海域，我们等候了整整10年啊……
悼念陈毓祥先生仪式之后,由我主持，举办了将广东保钓同仁孙伟威兄弟的遗物送入大海的仪式。
记：从照片看你很激动……
朱：是。
孙伟威是热心保钓的同仁，过去一直热心“保钓”运动，可惜于去年因病逝世，临终时嘱咐要把他的遗物留在钓鱼台海域。
当时我想起，多少年的艰辛，到现在仍是一叶小舟，风波中与强大的日舰对峙，师出未捷，同仁却相继离我们远去，不知今后再飘落于东海的，又将会是何人？相当感伤。
仪式举办完毕后，我们利用日本军舰撞击留下来的泡沫，制作了一只飘流浮标，上书“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几个大字立于海面，虽经大浪而不倒。
记：当时谁决定撤离的？
朱：是表决决定的。
根据规定，三位指挥和四名船工不投票，余下是7票认为继续作战，14票表示回去，有2票认为无所谓（作弃权），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决定回程。
我是同意回程的，因为一旦船只不能返航，让日本人拖带反而更加不利。
回程时，日舰仍旧尾随，我数了一下，目视范围内为14艘。
记：这次出征钓鱼台，你个人觉得是成功还是失败？
朱：我最想说的，是我们无憾无愧。
到钓鱼台去宣示主权，不在于能否登上岛，而在于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不屈，听到我们的呼声，从这点上看，我们是胜利者。
我相信，无论今后的路如何艰难，“保钓”精神之火不灭。
（木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