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高伐林整理／2008年10月中旬，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主办了为期三天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60余名来自中国大陆与北美、海外的专家学者出席。多维将有关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的有关发言摘要整理如下。其中多数是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个别文章是根据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删节而成。小标题均为多维编者所加。
反对派的困境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崔卫平。（多维社记者高伐林摄）
这里讨论的“反对派”，本身要做限制，要打引号，指被视作政治上的敏感人物，被看作具有一定威胁、需要加以特殊关照的人。这些人最近有了一定的数目，也有了一定影响。为什么打引号？因为这些“反对派”都是由官方圈定的——如果不是官方制造的话。由于全能体制的封闭性质，自然地会将自身以外的起点，看作是有敌意的。或将自身以外、与自身不一致的表述，看作是挑衅者的行为。
当今中国，在经济领域，无法像以前一样了。但在其它领域，像政治、文化，从根本上仍然延续着过去的做法。体制不喜欢真相，那么谈论真相的人（不管是今天的真相还是历史的真相），就有可能被视作敏感人物或“反对派”；体制不喜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那么试图冲破封锁线的人也可能成为敏感人物或“反对派”。体制还不喜欢不同的声音，不喜欢批评，不喜欢不同的信仰……前前后后，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不同身份、不同面相和不同诉求的反对派。
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本身有什么政治诉求，不是说他们形成了一种反对派的势力，其实他们大多数仅仅只是个人，想做自己事情的个人。将他们称作“反对派”，是拔高的说法。
体制的狭隘性，带来“反对派”的狭隘性，因为他们“反对派” 的身份，主要的由官方想像出来的。他们政治上的性质，是由官方释放出来的，非关真正的政治。他们开口说真话，本来是一个参与社会的行为，经过一系列演变，却变成被放逐和自我放逐的行为，甚至他的起点就是终点，不再有生长性的空间，能与他为伴的，就是他的道德感和孤独感，实际上变得越来越脱离社会脉络。仅仅是一些道德上的英雄行为，造成的影响非常有限——总不能指望大家人人都来当道德英雄。
与其指望、呼唤更多的人站出来，完成其道德角色，不如思考这样一些超越个人、超越个人道德的问题：中国民众的不满是什么，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在哪里，人们实际的处境和头脑中的出发点，如何中肯地描绘这个社会，让更多的人口服心服。也就是说，能否提出这样的要求，完成这样的表述，能够释放不同人们的利益要求，呈展处于社会生活脉络当中的人们的愿望、前景。要能够对社会说话，与社会对话，在社会面前喊话，而不仅仅是小圈子里面的语言。
“反对派”不能因为自己被边缘化了，被限制在比较低矮的空间，于是议题和眼光就变得越来越窄。
局限于个人英雄的行为，局限于个人处境的诉求，更多的具有道德意义，而不具有政治意义；更多的具有个人的道德理想，而没有具有社会的政治理想。社会的政治理想不应该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应该从书本上移植过来，可能是从过去社会与民族历史中延续而来，或者是过去没有达成、没有实现、没有释放的或者遭到扭曲的。能够面对过去，是未来理想的合法性所在。换句话说，“反对派”要能够继续在社会的脉络中说话，和社会相结合，也是与自己的历史相结合的过程，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激活的语言和资源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