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多伦多华裔女作家张翎。
第一次见到张翎，是2005年10月在纽约举行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新书发布会上，她站在台上讲了2分钟而已。
我想我的写作，不是忧国，也不是忧民，也不知道有什么责任感。
我最大的一种需求是自救。
我要是不倾诉的话，我哪天就要爆炸了，要是哪天你在多伦多的地铁里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浑身焦黑，头上冒烟，可能就是我。
”形象的描述和直率的自嘲，引起台下一片笑声。
所有的人都记住了她，即使是没有读过她小说的人。
时间匆忙，我的采访只能安排在她回到多伦多之后。
走在路上寻寻觅觅
多维：我想知道你写作以外的事。
张翎：只要不是关系到银行帐号，都可以。
多维：你现在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张翎：甭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交错的彼岸》。
《交错的彼岸》有的一种恢弘的大气是其他两部长篇里所没有的。
我是受80代教育的典型，记得曾经看过对苏炜小说的评论，当时评论的人用了“80年代叙事”这样一个词，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合适。
我曾经说过，我很希望讲述历史，从小溪一直讲到大洋，人们在这个过程里寻找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也许跟家乡有关，也许无关，因为这里的主人公都是从家乡出发，越走越远的。
寻找家园并不是走到家，而是离开家来寻找。
我特别喜欢《交错的彼岸》中洋主人公到中国去寻找的那一段，我喜欢采用一种纵向的手法下去，然后再很广地铺开来，深就从几代人的经历挖下去，广就是几个大洲怎么走。
当然我可能没写好，现在回过头再来看，我可以把它写得更好。
多维：谈谈你的写作过程好吗？说说你怎么编故事？
张翎：通常一定是题材先打动我。
多维：这个题材是你的亲身经历，还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
张翎：突然冒出来的念头，但这个念头肯定是基于积累的。
我觉得中国的文学理论里，常常会讲生活积累，可我老是想放一炮，中国多少年的文学评论家，对“想象力”关注不够。
一味地强调跟生活贴近，所以出来一堆文学作品都是跟自己生活的直接经验相当有关的，这也是可以的，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我认为应该超越这个限制，不能老是陷在直接经验里面。
我这里说的想象力并不是普通人讲的那种想象力，那种没根没据的联想，而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积累过程中产生的碰撞，突然一下爆出的火花，那个时候想象力就出来了，其实想象力也是源于你的经验，不过不一定是直接经验。
间接经验就多了，比如你跟人聊天，看书，观察，都是间接经验。
我对整个文坛的看法，小说写得太实、太满，就像国画中的败笔，每一个角落都塞得满满的，而且都是很实的写法，写到一定程度，跟纪实作品没有太大的差别。
多维：那你呢？
张翎：我当然希望我不是那样。
有的人说我的作品太空灵了，可我宁愿空一点，不要填得那么满。
所谓不要填得那么满的意义在于，首先我自己有想像空间，其次我希望读的人也有想像的空间。
写得太实太满，我个人认为不是好的小说，是想象力不够的表现。
多维：那么《交错的彼岸》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灵感？
张翎：其实，一直有个意象在我脑子里“一个人走在路上寻求……”，其他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这条主线衍生出来的枝干，至于故事则是从枝干里长出的叶子，既便不是这个故事，也会是别的什么故事。
或许我没有把故事看得太重。
当然别人读的时候是另一种看法，读者的关注点总在故事上。
事实上，刚开始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甚至没怎么想故事，只是被脑子里的意象闹得寝食难安：一个人从一个小地方走出来，走进城市，越过大洋……。
他一直在寻找，会找到什么他不知道，找没找到，他也不知道，但他就像穿上了红舞鞋，脚步停不下来……
多维：那个意象是不是你自己？
张翎：也许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吧。
我出生在温州，我父母的上辈则出生在浙南一个叫作藻溪的很小的地方。
出国之前，母亲曾带我去了那个地方，母亲告诉我：这是你祖父母辈出生的地方。
然后我看到了那条河、那片树、那个太阳，很有感慨，择水而居是人类的天性，我两辈之前的亲人，从那么小的溪流中走出来，他们逐渐长大的时候，一定好奇这条溪流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所以他们走入城市里，走到温州，生下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又有了我，我长大了，心野了，我想瓯江（钱塘江支流）不够大了，瓯江之外是不是有更大的地方呢？所以我去上海读书，那时我以为上海已经是世界的极限了，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大的地方。
可到了上海之后才知道，上海–只是世界的开始。
于是我又想，东海之外–大洋彼岸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于是，我越过太平洋，来到加拿大。
我更想知道，我们的孩子在越过太平洋之后，还会走向哪里呢？
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常常带给我灵感，让我思索。
所以我试图写出这些历史–从一条小溪慢慢地走向大海，走到大洋……
1986年，我出国，当时就很想写，不过幸亏没写，否则写出的一定是“温州人在纽约”之类的东西。
在出国10年之后，我有了不错的工作，很现实地混了一个饭碗–在多伦多做听力康复治疗师。
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如果再不写，人就要爆炸了。
所以，我真正的写作是从多伦多开始的。
在我刚刚开始动笔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腿上长出一个黑痣，当时医生对我说，没什么关系，把它割了就好了。
手术完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
两个星期后，我接到医生的电话，说情况十分紧急，让我立即赶去医生办公室，我当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医生告诉我：你得了恶性黑色素瘤，是第二期，必须马上进行治疗，如果效果好，5年的存活率也并非不可能。
（记者力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