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应否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提电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人，若不是幽默大师、便是天大白痴。
偏偏安省的教育厅长韦恩（Kathleen Wynne）就是迂回曲折地，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她说：“我想学校方面，要确保学生不得在课堂上接晌手提电话，或者收发文字短讯，这是合理的。
但是否需要明规立例地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提电话呢？这就由得各教育局自行决定好了。
”
我们的教育厅长，究竟是幽默大师，还是天大白痴呢？也由得听众阁下判断好了。
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提电话，不是一个毋容争议、理所当然的事吗？为甚么我们的教育厅长，对于“学校应否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提电话？”这个问题，显得那么的言辞闪烁，还推说要由得各教育局自行决定呢？
事实上，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惊讶地看到教育界方面，竟然把“学校应否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提电话？”这个广东俗语所谓“阿妈是女人？”的问题，像猜皮球般相互交来交去。
首先是教师和学校管理方面，面对着手提电话这个教学破坏王，在课堂上制造了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干扰，于是便提出要求教育局和政府出面，明规立例在学校内封杀手机。
安省中学教师联盟主席杨姬（Rhonda Kimberley-Young）说，手机堪称当代教室内最具破坏性的“邪恶轴心”。
既有照相和摄像功能，给顽皮学子们闲来偷拍下老师或同学三两洋相，作传阅分享。
而短信和上网功能，又为考试作弊大开方便之门。
手机响起的旋律性铃声，简直令整个课堂秩序成大笑话。
在她看来，课堂手机造成的，不仅仅是学习分心，而且是一系列的问题。
杨姬认为，面对问题日增，政府当局完全有理由要设立指导性规则，而不应交由教师自行判断。
不过省教育厅长韦恩很快便回应说，青少年的确不应该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但这个问题应该由老师和学校方面来解决。
教师团体和政府教育当局两方面，忽然变得谦恭礼让起来，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这么一个简单决定，都要互相推搪，这是赤裸裸的推卸责任。
教师方面要求政府当局出手尚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最前线的受害者，当课室内手机铃声此起彼落，学生在台底下偷偷传阅偷拍得来的图像或短片，在在都损害著老师的教学情绪，若要对这些课室使用手机的行为进行处罚的话，在缺乏原则性指引底下，则往往会受到家长的质疑。
不少个案显示，每当教师阻止学生带电话进入课堂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学生和家长施加的压力，说把手机留在课堂外的储物柜里不安全。
老师在没有法例规范指导的情况底下，阻止学生使用手提电话，的确容易成为磨心。
因此，由政府教育当局出头，定出指导性的明文规范，是责无旁贷的，教育厅长的左回右避，就是赤裸裸的缺乏承担感。
无论到电影院看电影、演奏厅欣赏音乐、教堂参与聚会等等，我们都习惯了被要求关掉手提电话，以免影响了电影、音乐会、宗教聚会等等的进行。
那为甚么我们不能要求学生在上课时关掉手提电话，以免影响了教学的进行呢？
有人说，电影院、音乐厅、教堂等等地方，对使用手提电话的限制，都只是采用一种“劝谕”的方式，也没有制订全省通行的法例规则来进行，为甚么在学校内反而需要法例的规管呢？对年轻纯善的学子采用立例规管，是否小题大做了一点呢？另外，不少家长让子女携带手机上学，都是出于安全考虑，像近年屡见不鲜的校园枪击事件，家长需要依赖手机以确保子女在学校的安全。
明规立例在学校内封杀手机，是剥夺了学生及家长使用手提电话沟通讯息的权利。
面对著这种思维的人，我们只需轻问一句，学校的其中一个社会角色，不就是一处训练纯善学子服从纪律、服从法规的地方吗？为甚么明规立例去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提电话，以培养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尊重，需要那么大的犹疑呢？我们的学校，是否已经到了一种令家长们时刻都要担心著子女安全的景况呢？未有手机发明之前，家长是否就不让子女上学呢？
每当有新的法例条文推出，总难免会有反对的声音。
作为政策官员，必须要表现出果敢的判断能力，以保障社会的最大理益。
若稍遇上反对声音，便畏首畏尾，左回右避，卸膊推责，那么就索性放下乌纱，速速回家好了。
（卢博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