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找工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如果你说你找到了工作，别人根本不会问你是什么工作就先祝贺你。
来到加拿大，我接触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幼稚园里教Creative Drawing(创意绘画)。
这份工作听起来是Creative Drawing Instructor (绘画教师)，实际上也就是一小时十一块五加币的时薪工作。
不过想想看，比起那些在制衣厂剪线头，在宰鸡厂拔毛的一小时六块五的Labor工来说已经幸福多了。
再仔细想想，如果在国内，这份工作我想找还不一定能找到呢。
一是因为那时觉得自己是美术学院的毕业生，高高在上；二是如果没有师范类的毕业证，幼稚园根本不可能聘我教画画。
而在加拿大就不同了，只要你能有好的想法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没有人在乎你读没读过师范。
当然，这份教师的工作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优雅，加拿大人工贵，我除了教画画，还要给小孩子发饼干，给小班的学生上课时，还要给拉裤子的小孩子擦屁股。
不过，和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快乐的，和他们一起画画，回答他们古怪的问题，当然，顺便也练练口语。
上课时，面对一班黑的、白的、黄的、棕的，联合国一般的学生，我常常害怕自己的英文会引来他们的耻笑，于是，我每讲一段就用板擦敲敲黑板：Do you understand?（你们听懂了吗？）小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听懂了，听懂了。
想想他们真是单纯，他们只想表明自己认真听了，根本没人在乎我蹩脚的英文。
有一天，有个小孩子问我Kiwi（猕猴桃）怎么画。
我把Kiwi听成了TV（电视）。
当然，就算我听成了Kiwi，我那时的英文水平也不会明白那是什么东西。
我给那小孩画了个大彩电，她摇摇头给我比划起来，又带我去看挂图上的实物，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想画的是一种水果。
毛主席说过，“实践出真知”，在加拿大教画画的日子也是我英文，特别是口语突飞猛进的日子。
原因很简单，我每天要教五个班，每天都要把头天备好的课用英文重复五遍。
后来，我读完了书，找了份Fulltime(全职)的工作，但我仍然向往那段教画画的时光。
于是，我自己创办了“Lydia 绘画小班”，这样，我就可以周末在家里教学生。
教了六年下来，我给两岸三地，中国的外国的学生家长总结了一个规律：洋人学生的家长最无所谓，无论看到孩子画什么都说：Good job!台湾学生的家长最有礼貌，见了老师都让孩子操着台湾普通话９０度鞠躬：老师好。
走的时候再向老师鞠躬：老师再见。
香港学生的家长最大方。
在香港，学费比加拿大高许多，遇上节假日照样要付学费，算是给老师的带薪休假。
另外，香港人有规矩，如果在餐馆里碰上老师，是要义不容辞的给老师买单的。
可惜，我去餐馆的时候虽然东张西望，却从来没有没有碰上过学生，也就无法证实这个规矩的真实性。
学生中，属大陆的学生最用功，家长们总是在课前课后不停地和我探讨他们的孩子是否有进步，刚刚能画点儿童画，就吵着让我教素描。
也难怪，中国人移民来的时候，除了行李，身上还背负了一样沉重的东西，那就是家乡父老的期望。
自己这辈子在人家的地盘上是做不了人上人了，当然要寄希望于下一代。
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光是上美术课的时间。
虽然一周只有一次，但相对于其他那些必须手背后，不许说话的课程来说，已经是最自由的课了。
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对艺术的培养还停留在以牺牲孩子的创造力为代价的阶段上，美术课的一点点自由根本不能让童年时代的缤纷在艺术的殿堂里尽情翱翔。
就这样，我们诚实、认真、听话，创造性却一天天在“圈养”的环境中消融得无影无踪。
在加拿大教画画的日子里，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教育中所渗透的宽容和自由。
加拿大的孩子们是被“放养”大的，他们天生对自己，对人生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即便是画一棵小树，他们也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做一个Project（项目）；无论画得有多糟糕，他们也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每当我让他们改时，他们总是客气地说：No， thanks， I like my drawing……（不，谢谢了，我喜欢我的画……）。
在学生中，我最喜欢一个叫伍迪的五岁男孩儿，他有一双碧蓝的眼睛和一头褐色的卷发。
一天，我看到伍迪正在画他的作品——母鸡和小鸡。
伍迪的画里只有一只母鸡，他却不停地一只一只地往画面里加小鸡，满满地画了一纸的小鸡。
我皱了皱眉说：“伍迪，太多了，母鸡哪里能生这么多小鸡啊？”伍迪看看我说：“母鸡又不需要避孕，为什么不能呢？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啊？避孕？谁告诉你母鸡不用避孕的？”我惊讶地望着眼前这个五岁的男孩。
伍迪摇摇头说：“幼稚园的老师啊，老师说大人如果不吃Birth Control Pill（避孕药）就会生出很多宝宝，但是动物是不用吃的。
Ms. Lin，这个，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哑口无言，要知道，我是在大学时的非正式场合才搞清避孕药是做什么用的，看来教加拿大的孩子画画，光有绘画知识是远远不够用的。
后来，伍迪的父母因为搬家到另一个区去工作，就不能再送他来上课了。
最后一次给他上完课，伍迪恋恋不舍地对我说：“Ms. Lin， I love art， I love you ……”
人生常常给人一种不经意的安排，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给小孩子做老师，一做还做了六年。
在加拿大教画画的日子里，我那颗浮躁的心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而单纯、平和起来，生活永远都是充满艰辛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像小孩子那样一笔一笔地去描绘心中的感受，涂上五彩的颜色，生活无论在哪里都会呈现出一份精彩。
（原文发表于《女友国际版》第12期“尧尧在异乡”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