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7月7日是“七夕”节。
七夕”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神话故事中“牛郎织女”的传说。
很多日本人，特别是孩子，到了七夕这一天就在彩色的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心愿。
然而却只有很少日本人知道：70年前的7月7日，北京丰台宛平城爆发“卢沟桥事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
70年后的这一天，在日本也许会有人在七夕纸条上祈愿和平。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日本人和德国专家。
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文化充满兴趣的沓名弘美，两年前她在自己的blog里记录下让她准确记住“七七事变”发生时间的故事：“今天是7月7日，我去旁听山梨大学的汉语公开课。
任课的中国老师问在座的4个学生7月7日是什么日子。
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答道：‘七夕。
’老师又问：‘还有别的回答吗？’可是谁也没有想起别的答案。
老师接着说： ‘1937年7月7日在中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就是七七事变。
’我知道卢沟桥事变，但是却记不起是哪天发生的。
我以为自己对中国历史很了解，实际上知道的只是些皮毛。
我们是些愚蠢的学生，老师却微笑地看着我们。
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老师内心的忧伤。
”
像沓名这样知道“卢沟桥事变” 的日本人并不多，像她一样因为记不清中日战争中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时间而会自责的日本人就更屈指可数。
但在这方面中国人不会计较什么，因为“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的标志这一史实在中日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
但是，南京大屠杀就不一样了。
在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声音都有。
而日本文部省审定并通过右翼团体修改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正是中日关系近几年里摩擦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而否认历史篡改历史在今天的德国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在日本却行得通？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室研究员维茨措莱克解释说：“二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很快就和欧洲其它国家一同开始解释回答评价历史的问题。
那时候，来自德国的、法国的以及欧洲其它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坐在一起编写历史书。
所以在欧洲二战史的问题上，德国和其它国家一直保持着一致的认识和看法。
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
虽然近些年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家们一起编写了一本历史教科书，但是这和日本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历史书总量相比比例就太小了。
”
不光是教科书问题，日本领导人连年以官方身份参拜供奉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令中日两国关系倍受困扰。
但是去年日本《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反对人数远远高于支持首相参拜的受访人数。
而日本报纸类媒体中，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现在也只剩下《产经新闻》一家。
日本中文导报主编张石介绍说，日本40多种全国发行以及地方发行的报纸中，只有《产经新闻》一家顽固地持“战争有理”的态度。
其余各家报纸包括保守派报纸《读卖新闻》都表示应该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责任问题进行认真反省。
每年到了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这一天，日本各种媒体提出对二战历史进行分析和反思的报道会更多。
除了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一个让亚洲不少国家深感头痛的就是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了。
上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份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正式道歉的决议案。
此后日本保守派国会议员平昭纠夫等人立刻表态称“这不是基于事实做出的决议”，他们还称提出这项议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迈克·本田“只不过想以此为明年举行的美国众议院选举拉票”。
《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两家报纸发表评论指称美国议员“低水平”。
就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只是说：“这是美国的决议，不打算做出评价。
”很显然，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做出的这项决议案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并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应。
日本政界对待这些历史问题的态度越来越顽固，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在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室研究员酒枝龙马看来，和日本近几年重新修定的外交政策目标不无关联。
日本的外交政策从战后紧紧追随美国的策略，现在逐渐转型为“推动日本形象的正常化，”酒枝解释说，“这就意味着，日本要将战后一些已形成的固定常见的认识和理解重新予以解释。
在外交上树立一个充满自信的日本形象。
”但是因为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以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继续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并不会有助于日本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这只能形成相反的效果。
尽管中国身旁的是一个让人感到“麻烦”的开始追求“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邻居，但是酒枝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仍抱有乐观态度。
他认为，解决阻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需要双方展开积极的对话。
虽然看起来还比较遥远，但是未来日本的中学使用中日双方历史学家共同编写的教材并不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