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8月1日）从美国加州橙县飞加拿大多伦多，由于临时购买的机票，一路转机较多，到达多伦多时，已是第二天上午。
事先联系好的一位清华学姐来机场接我后，吃完brunch稍微休息后，便前往看望蒋老师的太太小卢。
虽然当初我与老蒋交往并不太深，也不是班上老蒋最欣赏的那几位同学之一，却大老远从加州飞往加拿大参加老蒋的葬礼，因此卢姐见我到来十分欣慰。
我把事先打印好的工物73班各位同学所写的纪念蒋老师的文章送给卢姐，并告诉卢姐我们工物 73班在美国和国内的所有同学让我代表他们问候你好。
记得当初在清华读本科时，我曾问过老蒋他本人关于他名字的问题，他当时非常自信地告诉我，是文武双全的“斌”。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认为蒋老师的名字是蒋国斌，而不是蒋国兵。
这两天来，从我与卢姐以及其他清华在加拿大的学友和老蒋的朋友聊天后，我感觉，多数在加拿大的老蒋的朋友对老蒋的死因推断与我的猜测一致，为忧虑症（depression）。
蒋老师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为人正直，甚至死板。
当一个人发现外部世界与环境距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时，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思想很难被家人和朋友所理解而无法交流时，他就会觉得外部世界逐渐向他关上了大门，一个人陷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而越来越孤独，最后觉得离开这个世界也许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从我与卢姐和其他朋友的聊天中得知，老蒋其实在普渡的最后一年时过得并不愉快。
老蒋由于来美国时年龄较大，虽然刻苦用功，但英语口语写作等一直不太好。
由于在写作论文和科研中与导师等一直存在矛盾而无法解决，比较心力交瘁而郁闷苦恼。
那时他已经有些不太明显的抑郁症的表现。
2000年5月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回到清华后，核能研究院曾答应给他的教授职位，直到他2001年4月离开清华核能研究院时也没有兑现。
而且核能研究院在对他的使用上有几点一直令他非常苦恼：我们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们由于晚上比较安静和较易集中精力而常常喜欢在晚上工作和研究，蒋老师就是这类喜欢晚上干活的人。
然而，核能研究院能科楼一到晚上10点就往外赶人锁门，常常让刚刚打开思路的他非常无奈。
另外，由于核能研究院外事活动较多，常有老外来参观访问或商业谈判，一些领导常拉老蒋去撑门面参加各种外事吃喝宴会。
蒋老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对此类吃喝非常反感从来不去。
甚至有些领导跟他到家拉他去参加宴会，不去参加就赖在他家不走。
再者，在清华核能研究院这种是非之地，当他看到一些善于溜须拍马而科研水平不行的人却飞黄腾达，而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多年勤勤恳恳却无法得到重用时，我想老蒋一定非常郁闷。
总之，老蒋在清华也呆得不愉快。
的确，在普渡那种与世无争的平静的田园风光似的环境中生活几年后，又回到经济飞速发展思想和社会道德水平也历经剧变的中国，老蒋很可能觉得中国社会已经与他格格不入。
当一个人无力去改变这个社会，同时也不愿去迎合去适应这个社会时，那么，他只有一条路可走：离开这个社会。
当时卢姐已移民去加拿大，见老蒋迟迟不来加拿大，就辞去工作准备回国。
这时老蒋已改变主意想去加拿大，自己买好机票后才打电话告诉卢姐去多伦多机场接他。
这样，他们一家又才在加拿大团聚。
老蒋刚来加拿大时，卢姐刚辞去工作，全家没有任何收入。
当时整个北美经济都非常不好，非常难找到工作。
卢姐想去申请她自己所存的失业保险（unemployee insurance），老蒋激烈反对，说你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去工作反而想占政府便宜？其实失业保险是自己工资里扣出的一部份，并不是政府的钱。
可是老蒋宁可出去打labour工，也不准卢姐申请失业保险。
了解老蒋一家的朋友都说，老蒋打labour工的那段时间是他们全家在加拿大最快乐的时候。
那时，老蒋曾做过油漆工建筑工等等，每天的体力工作十分辛苦，完工回家后只想吃饭和睡觉。
他们一家收入虽然不多，但全家却同心协力打算在加拿大扎根下去，老蒋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一些哲学和社会以及自己将来等方面的东西。
（记得很久以前，我也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关于治疗抑郁症的文章，大意是多干活，让工作充实自己每天的生活，尤其是体力活，长时间让自己的身体疲惫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那些让人忧郁的问题。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美国的中下层体力工作者中，患抑郁症的比例最低。
）
半年后，老蒋在多伦多大学申请到资助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后，也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去读一些哲学历史和社会方面的书，去思考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他常常从图书馆借来大量的这方面的书籍，在科研之外进行哲学历史社会等方面的阅读研究，并写下了大量的心得体会和文章。
他曾试图与卢姐探讨这些精神世界的问题，但可能卢姐更多想到的是如何在加拿大生存和发展下去，因此很多这方面的探讨可能让老蒋并不满意。
但卢姐对老蒋非常关心，为了让老蒋多结交些朋友也多些朋友与他探讨这些方面的问题，常常在周末请来不少朋友来家吃饭聚会。
然而许多在多伦多的华人朋友更关心的是如何找到一份满意的技术工作或者物质上的追求，因此许多这样的聚会最后可能常常变成老蒋一个人的讲演，这也很可能让老蒋更加感觉到自己精神世界上的孤独，很可能也加重了他的抑郁症。
也许是在普度时与他的犹太裔老板相处不洽，也许是他读了许多有关中东历史的书籍，也许是中国与以色列之间关于军事方面（空中预警机）的纠纷，老蒋开始对犹太人反感，对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也很反感。
听多伦多的华人朋友说，老蒋在2002年曾有过一个年薪6万多的offer，然而他却因公司的老板是犹太人而谢绝。
在老蒋拿到第二个博士后，他在找工作时曾有过一些公司的面试机会，然而他却并不太上心。
相反，而对一些来自学校和科研机构的面试和机会却十分重视，也许在他的眼中，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工作环境更适合他的内心需求，也更能发挥他的长处。
然而，他迟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加上那时正好是以色列军队大举进攻黎巴嫩造成许多无辜百姓伤亡。
很可能这些种种外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对他精神世界的最后一击。
事后，他的朋友和卢姐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I devote myself to the world peace。
一些在多伦多与老蒋交往较多的华人朋友也认为以色列进攻黎巴嫩的流血事件是一个引因。
说实话，我这段时间心情一直非常沉重。
在飞往多伦多之前，我心中一直对卢姐隐隐有些不满，觉得蒋老师的死与她应该有很大关系，如果她不坚持来加拿大而跟老蒋回国，老蒋可能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这两天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让我得知蒋老师之死的根本原因并非卢姐，而是多年内心精神世界的孤独感和长时间在加拿大无法让他发挥专长而郁积的抑郁症。
网上有很多人无端地造谣中伤或横加指责，将老蒋的死因归罪于卢姐固执地呆在加拿大而不愿意回国或老蒋自己的自私和不负责任。
所以，作为老蒋曾经的学生，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澄清一下事实的真相，反击那些泼向老蒋和卢姐的污水。
老蒋一直就是一个非常富有责任心的人，对他的工作，对我们这些学生，以及对他的家人，都非常有责任心。
在普度时我常常看到他在周末训练他儿子练武或带他儿子去图书馆看书。
记得在99年的普度中国留学生春节晚会上，他和他儿子在台上一起表演长拳，两人动作非常同步协调，博得全场掌声。
当时台下我旁边的一个老外指着小蒋对他太太说：“I wish he is my son。
”由此可见别人对他们家庭生活的羡慕。
来到加拿大后，老蒋也是每天必陪儿子卢姐练武打羽毛球。
在他们小女儿出生后，老蒋每天给小女儿洗澡喂饭带她睡觉等。
小女儿喜欢在洗澡时玩水，常把老蒋全身衣服打湿，父女俩常常在这时哈哈大笑。
卢姐在生小女儿后患了较为严重的甲亢，老蒋包揽了大部分家务，还常常陪卢姐散步打羽毛球。
这些难道不能说明老蒋是一个非常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人吗？
当老蒋去年在加拿大拿到第二个博士时，卢姐打定主意愿随老蒋回国，曾问过老蒋是否愿回国。
老蒋当时正醉心于写作他的一些哲学历史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心得，没有去想这些问题。
卢姐曾主动通过清华核研院和工物系的一些老关系为老蒋联系回清华工作的机会，但老蒋似乎对回清华工作不太积极，虽然他也愿意回清华，这些可能与核研院当初没有兑现对老蒋的承诺等等有关。
这些都说明卢姐并不是一个固执要呆在加拿大而不管老蒋事业的自私自利的人。
老蒋的离开对小卢姐打击极大，他们全家仿佛失去了主心骨，卢姐一直十分悲痛，精神也一直非常恍惚，总觉得老蒋并没有离开她们。
那天在蒋老师的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
在我们一一向蒋老师遗体告别时，卢姐一直在低声痛哭。
当我向卢姐握手致意时，卢姐一下抱住我放声痛哭，对我说：“小陈，你们蒋老师睡着了，你去把他叫醒，叫他跟你们一起去踢球吧……我不能没有他…”。
当时我强忍的眼泪那时再也没有忍住。
相反，他们儿子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常常安慰妈妈和哭闹的妹妹，只有在周围没人的时候才偷偷流泪。
小蒋真是一个坚强懂事的好孩子。
今年才14岁的他过早体会到了不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艰辛和早熟，非常希望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朋友今后能多关心关心他，毕竟现在是他人生世界观人生观等形成的关键时期，过早失去父爱和父亲的指点不知道会不会对他今后的人生之路带来一些消极和额外的坎坷。
另外，为了帮助蒋老师的两岁女儿诗雨，清华化工学哥刘晓兵发起了一个建立RESP教育基金的计划，准备从今年到她17岁，每年为她存入2000加元的教育基金。
我也加入了这个计划。
如果别的朋友愿意加入这个计划，请与他们联系（email: [email protected]）。
加入的人越多（如果超过20人），每年每人平摊也就几十元。
相对于每年少上一次中餐馆。
这次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蒋老师的葬礼，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多伦多华人团结。
说实话，我们第一代海外华人或多或少都经历了一些人生坎坷和不如意，每个人从读书打工到找工作结婚生子相信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如果我们每个海外华人能够抛开政治宗教信仰爱好等方面的分歧而相互帮助团结在一起，老蒋这样的悲剧就会减少很多。
另外，我们中国人常常把个人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疾病等当做一件可耻的事情而藏着掖着，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或让朋友为你分担。
这样下去，心理方面的问题会由小变大，最后自己无法走出而造成悲剧。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看到或感觉到你周围的朋友有精神或心理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告诉他/她的家人，一定要建议他 /她去看心理医生，一定要他/她把精神或心理方面的压力释放出来，这样才是对朋友最好的关心。
而如果你自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也一定不要回避，要告诉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要知道，真正关心你爱你的朋友家人他们知道后是不会嘲笑你的，而那些周围不关心你的人，你即使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一样会嘲笑你，那些人也不会是你真正的朋友。
另外我这次去加拿大的最大收获是，从许多清华学友身上学到了很多面对生活事业婚姻不如意时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在蒋老师的追悼会上，我遇到了十几位在多伦多的清华工物系的师兄师姐师弟。
与他们交谈让我受益匪浅。
由于北美受绿色环保组织的压力已经几十年没有发展核工和建核电站，加上核工业属于受政府管制的工业，有中国背景的人很难申请到这方面的工作许可证。
因此我们工物系的师兄师姐师弟纷纷求通则变，利用扎实的基本功转学其它容易找工作的专业。
我这次见到的听说到的清华师兄师姐师弟们，有的在做房地产经纪，有的考了律师资格做专利律师，有的转学计算机做软件工程师，有的在开公司做国际贸易，有的考了PE（职业工程师）做技术工人，有的在做管子工和中学教师等等。
总之，我们在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要想在国外发展下去，必须要先生存下来。
靠自己双手挣钱，即使是打labour工，这样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如果你想玩高尚，可以在八小时以外，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去音乐厅听交响乐，没有人会因为你打labour工而讥笑你。
对于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你在国内时地位有多高，事业有多成功，来到加拿大和美国，你的起跑线与大家都差不多，你必须得放下身段重新开始fair- play， 我想也许这是大家愿意来北美的原因之一吧。
这段时间我的心里一直比较杂乱，常常胡思乱想。
蒋老师之死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人生之短促和生命之脆弱。
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珍惜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自己爱过和爱自己的每个人。
为了让自己一生不留下太多遗憾，等过段时间心情平静下来后，我准备把自己最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好好想想，列一个表出来，准备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内完成。
以上就是我这几天来的胡思乱想所得，我把这些写下来，一则想纪念蒋老师和帮助他们家人；二者想澄清一下许多网上的谣言，为蒋老师和他们家人正名；再则想把我的一些收获和体会与大家分享。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有些话不对，别骂我，就当没有看到这篇文章。
(万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