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园地中，随著新移民人数急剧增加，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在生活安定后写作欲望喷薄而出，新移民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北美华文文坛“八面来风”。
新移民文学在整体素质上，已超越当年的“留学生文学”，并由边缘文学的地位，正式走进当代中国文学的史册，成为世界华语文学的重要一脉。
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大潮的七○年代末、八○年代初。
八○年代以来从中国大陆移民海外的留学生、学者，已经构成新移民文学中创作最活跃、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从六○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隐然成形，到八○、九○年代大陆新移民作家的昂然崛起，整个北美文坛风起云涌，从其发展轨迹，可窥见华人移民史的脉络。
华文文坛 八面来风
北美文坛的活跃，从最近美加几个文学盛会可见一斑。
首先是今年7月23日在加拿大温哥华西门菲沙大学举行，主题为“走出乡愁迈向多元”的第七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其次是10月28日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行，以“群星闪烁的北美天空”为主题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新书发表会；紧接著是10月29日在纽约法拉盛公共图书馆举行的「北美华人移民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研讨会。
促成纽约“两会”的主力包括施雨、陈瑞琳、融融、寒江月、何勇、心远、少君、冰凌、刘荒田、王性初、刘予建、王威、吴康妮、何重光、孙博及刘慧琴等北美文学社团的各路代表。
大会主席团三位正副主席是施雨、陈瑞琳及融融，清一色女将。
北美活跃文学团体“文心社”社长施雨指出，自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北美新移民经过20多年的奋斗，很多第一代留学生已经走入主流社会，从开始在唐人街苦力打工，到在异国他乡如鱼得水，文学作品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逐步从写实主义进入艺术创作，呈现百花盛开的兴旺局面。
她强调，这是第一次在北美针对大陆移民作家文学作品召开的研讨会，在学术上和文学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
“北美华人移民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研讨会，最难得的是请到多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者，包括南昌大学教授陈公仲、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南京大学教授刘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联芬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等。
其余主讲人包括纽约圣若望大学教授李又宁、原台湾东吴大学教授赵淑敏、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作家王鼎钧、郑愁予、赵淑侠及张凤等。
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陈公仲，是大陆研究新移民文学的权威，他发表了对海外华人移民文学新动向的看法。
他指出，新世纪以来，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迅猛异常，尤其是新移民的华文文学，更是令人瞩目，《一代飞鸿》首次在美国出版发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陈公仲认为海外文学不能写成“输出的伤痕文学”，作家要深化加强四种意识，即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忧患意识及忏悔意识，才能在宏大的格局下建构真正的移民文学。
他不同意“新移民文学与国内作家的作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的说法，也不同意有人主张新移民文学要“走出边缘，打入主流”，他认为，“那些被一般人视为边缘的文学，也许正是真正的主流文学之所在”。
事实上，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与大陆作家相比，毫不逊色。
陈公仲说，华人文学在六○、七○年代以李碧华、白先勇等港台作家为代表，到了九○年代，大陆新移民作家群的异军突起，构成了中国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
华文文学的研究重点从台港转移到了北美，范围更大，特点更加突出。
目前中国社科院和一些大学主要研究台港文学，而对于北美华人文学的研究则分散在南京、广东及福建等地。
中国社科院赵稀方主讲“从港台到北美的全球新视野”，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从以往将焦点投射在港台文学上，延伸到研究海外文学的领域。
他说，海外新移民文学已走出早年“留学生文学”的俗套，这种“自由的抒写”，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
《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全书近50万字，共收入46名活跃在北美文学舞台的作家作品，包括：北岛、严歌苓、哈金、苏炜、卢新华、张翎、王瑞芸、刘荒田、黄运基、陈瑞琳、融融、曾晓文、李彦、沙石、施雨、邵丹、瞎子、马兰、张天润、沈宁、少君、吕红、老摇、弈秦、鲁鸣、曾甯、黄俊雄、宋晓亮、孙博、陈谦、巫一毛、程宝林、范迁、黄鹤峰、沈漓、刘慧琴、宣树铮、王正军、晓鲁、凌波、孟悟、诺克、力扬及宇秀等。
《一代飞鸿》主编之一融融强调，这是北美第一次召开以大陆移民作家文学作品为焦点的研讨会，也是第一次在美国出版北美大陆移民作家的小说选集，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意义深远。
此书另一名主编、旅居休士顿的文学评论家陈瑞琳，长期以其独特视角近距离观察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也是将新移民作家向大陆文坛推介的重要推手，被视为“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她主要研究大陆新移民作家，也就是八○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到北美的一批作家。
陈瑞琳把海外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尤其关注新移民作家的作品。
八○年代是新移民文学的酝酿积淀期，大量学子负笈海外，生活的巨变、情感的考验、文化的冲突、人生的何去何从，在越来越多的新移民灵魂中翻滚，创作欲望日益旺盛，很多从不写作的人，也开始提笔抒发胸中块磊。
九○年代应该说是新移民文学向纵深发展的繁荣期，无论是从生活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觉醒与升华上，新移民文学真正开始出现自己成熟的个性和艺术特征。
与此同时，以新移民为主的华文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布北美各地。
陀螺仍在原地旋转
陈瑞琳将海外华文写作阵容分为几块版图：时间较早的港澳台文学、脱胎于大陆文学母体的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学、呈散兵游勇状态的澳洲、欧洲华文文学，以及较为特殊的北美华文文学。
她指出，当代文坛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首刊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开始，20多年过去了，“世界华文文学”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但有关北美文坛重镇的研究，却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陀螺，“很多人都在抽打，却始终拘泥在早期港、台文学的研究格局中，不仅研究的作家循环往复，研究的方式及关注的主题一直未能有突破性进展。
尽管每一届有关海外文学研究的国际研讨会，打出的口号都是‘期望超越’，可当看到一篇篇、一本本的研究文字时，不能不扼腕叹息：一个越滚越大的陀螺仍在原地旋转”。
她说，以前大陆学术界比较关注张爱玲、白先勇等海外作家，对新一代移民作家缺乏了解。
令人惊讶的是，大陆当年在各大学兴起的“港台文学”课程建立的作家框架，一直延伸至今，竟然还是以台湾五○、六○年代的“现代”作家为主，“乡土作家”为辅，报刊、杂志依然以发表他们的作品为海外文学的代表，以此主导海外文坛的研究方向。
这种情况“显然隐藏著极大的偏颇和误区，因为很多来自台湾的‘现代’作家，近20年来在海外并无大的创作成就，影响力日渐式微，即使仍有零星作品问世，但表现的主题已不能激动人心，所以已不能再作为当今海外文学的主要代表”。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来自台湾的作家赵淑侠，较早时在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荟》双月刊上谈到“海外文学新境界”时指出，今天在海外，欧美亚非澳各大洲的华侨，都有各自的作家群，汇合在一起，人多笔多。
尤其是分离几十年的台湾与大陆的华文文学在海外相遇，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洪流，这个现象，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来没有过的。
她认为，今天的海外文学，是中国文学越过国境，版块被冲散后的重新组合，是世界性的一种新文类。
移民文学的新纪元
陈瑞琳说，北美华文文学已经形成汹涌澎湃的发展局面。
20世纪八○年代后，中国留学生以到美国去的居多，他们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都不一样，出发点也不同。
有的是陪读，有的是打工，有的为了事业。
他们的美国梦五彩缤纷，大多汲取著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营养。
他们虽然远离了本土，但获得更为自由超越的创作空间，有条件写出更辉煌的作品。
一个作家的成就不完全靠个人的努力，还需要一个成熟的时代，当今的文化氛围和各种条件，造就了移民文学的新纪元。
她指出，如果从八○年代初北美大陆新移民文学的兴起算起，已超过20个春秋。
而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过才30年，再看台湾六○年代的留学生文学的浪潮，也仅仅滚动了10年。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呼唤海外文学研究的成熟期的到来”。
纵观近20年来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她认为，新移民作家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离心”状态中艰难成长。
他们具有一种毅然抉择的精神及勇气，不仅努力跳出“乡愁文学”的囹圄，还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文化探求。
许多新移民作家都是起点较高的写作人，在大陆即有作品发表。
比如严歌苓就是海外新移民作家中的一个“异数”，她比一般作家有更高的起点，在出国前就发表过三部长篇小说，早在1986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陈瑞琳认为新移民作家写出好作品的原因是“生命的移植”，他们处于移民文化的氛围之中，受到生活的激励和文化的冲击，岁月荏苒，历尽漂泊的风雨，家国的失去伴随的是生命移植的丰沛，他们有不得不说的冲动。
于是，他们提起笔，开始写属于这一代人独有的故事。
她举例，作为北美文坛散文创作一道奇异风景线的刘荒田，在旧金山餐馆端了20多年盘子，其百万字散文作品，写尽新旧移民海外生存的身心沧桑，留下“移民时代”斑驳惊心的真实身影。
他所抒发的“假洋鬼子”情怀，正是海外文学所特有的一种“双面人格”的界定，它的深刻含义除了对移民身分的自我调侃，更蕴藏著一种文化融合的艰难，一种环境挣扎的隐痛，一种海外人生渴望消融这种痛苦的幽默式悲怆。
她又举例，任教耶鲁大学东亚系的作家苏炜，来自中国当代激荡风云的历史漩涡。
他的小说创作冲动，来自于他对当代中国铁幕风云的政治反思。
长篇小说《迷谷》，描写的是中国当代红色风暴中的烟尘往事，残酷而壮丽。
最新创作的中篇《米调》，表达的则是一种精神失落后的漫漫寻找。
读苏炜的小
小说，迎面有强烈的时代压迫感，他却能以现代的浪漫纾解伤情成美丽的故事”。
她说，海外华文作家身分都不一样，但每个人创作都是生命的爆发，“对于这些作家，我首先是感动，因为他们不为钱，不为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写作。
同时，我也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可以看到他们在创作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崭新景观，在海外文坛打造一个新的时代。
”
海外作家大多在各大中文报纸发表作品，由此产生最快捷的现实影响。
与此同时，他们大多在本土出版著作或在报章杂志上投稿。
北美华人报刊的“副刊”，为新移民作家提供了创作发表的园地，他们身处海外的自由环境，经常出席两岸交流的文坛盛会。
在有心人推动下，海内外学术界努力建立互动关系。
如2004年9月，在江西南昌大学举行首届新移民作家笔会会议，6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作家和大陆研究华文文学的知名学者汇聚南昌，交流创作经验，展望文学前景。
大会期间，来自海外的大陆移民作家少君、卢新华、林湄、陈瑞琳、张翎、孙博、刘荒田、王性初、黄河浪、胡仄佳、时东陆、施雨、饶巧红、陈谦、章平、王威、林德华等17人，发起成立“新移民作家笔会“，由少君任会长，决定在南昌大学设立常设联络机构，建立新移民文学研究中心。
据了解，最近几年，大陆每次召开海外文化学术会议时，都会邀请海外作家与会，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统战的需要，另方面也是为了促进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和研究。
今年9月，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华文媒体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邀请全球46个国家的两百多个大小出版刊物的六百多名负责人与会，包括一些纯文学性的出版物负责人也获邀请，预料今后类似活动还会继续举行。
网络文学 超越国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文学的兴起，文学超越了国界，影响日益增大，对写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陈瑞琳说，网路作家的特点是读者特别多，影响力无远弗届。
如被称为“网络文学第一人”的作家少君，就是一个红透网络的例子。
少君在谈到当代美国华文文学发展概况时，将美华作家分为三个群落：一是20世纪六○年代的台湾留学生文学；二是20世纪八○、九○年代崛起的大陆新移民文学；三是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
他认为，大陆新移民文学发端于八○年代后期，滥觞于九○年代，经历了由浮躁到沉潜的过程，并从单纯描写个人奋斗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命运的反思和对中西文化心态、价值的探讨。
陈瑞琳指出，曾几何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之后，随著滚滚分流的炎黄子孙，呈现出色彩绚烂独特的区域性创作特征。
历史的发展非常奇妙，正当神州文坛苦求突破、港台文学茫然无归的时候，海外大陆新移民作家悄然遍布世界各地，并展现盎然生机。
执笔者对写作一往情深，不为名利，只为灵魂和精神寄托；只要有华人打拚的地方就有汉文学，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文化的爱和心灵的喷发。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驱，打造了一片文学天地，获得人们日益密切关注。
她说，20年来，从留学生文学到移民文学，期间的变化非常大。
八○年代中后期流行的是“打工文学”，比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主要以纪实的手法写中国人到海外艰苦打拚的历程。
现阶段的新移民文学面貌已有所变化，从单纯的叙事纪实向艺术、文学方向发展。
他们关注的对象，也开始挖掘早期华人在北美的生活状态，考察中美文化之间的碰撞，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作家们的目光已不再是个人短暂的传奇经历，而是思考这一代人在海外所面临的普遍境遇和命运。
不过，这些作者由于大多正处在异域的人生竞技场上，只能借喘息之际短兵出击，“这正孕育著一代新移民扛鼎作品的出现”。
几番风雨 一路坎坷
被称为“伤痕文学第一人”的卢新华，1978年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小说《伤痕》，引起巨大社会回响，作品获当年大陆优秀短篇小说奖，被翻译成十多国文字。
这部小说奠定他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复兴的重要地位。
卢新华来美后一度沉寂，在餐馆洗过盘子，也蹬过三轮车，之后在洛杉矶赌场任职发牌员多年，经历几番风雨一路坎坷，直到去年才携新著《紫禁女》重返文坛。
卢新华表示，虽然过去十多年暂时搁笔，但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的思考。
长篇小说《紫禁女》的灵感，源自他在赌场为赌客发牌，这是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更吸引他的是通过小小的赌桌，可以看尽人生百态，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活水源泉，也促使他对自己的人生、不同民族的劣根性深刻反思。
卢新华的《紫禁女》跟他的成名作《伤痕》有某种关联。
如果说《伤痕》是对文革的一个沉痛总结和控诉，《紫禁女》则是从文化和精神生活上探究了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伤痕。
这是他在经历了人生百态、强烈感受东西文化碰撞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思考的结晶。
陈瑞琳在《横看成岭侧成峰──新移民文学纵览》一文中写道：“在我们纵览新移民文学近二十年来所走过的峰峦山路时，侧身回首，就会发现里程碑式作家、作品已在身旁，他们犹如绵岭之峰，支撑著新移民文学的骨脉，辉映著这个特殊的时代。
当然，在我们强调他们的贡献时，并没有忘记新移民文学是众人拾柴的火焰，是涓流汇合的潮水。
”
她以海外文坛八面来风来形容北美华文文学的蓬勃兴旺局面。
海外新移民文学历经20多年的风雨探索，无论是从社会人生的积累，还是从文学意识的酝酿和崛起，新移民文学成熟作品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我们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
”
陈瑞琳研究过的新移民作家有严歌苓、闵安琪、少君、程宝林、刘荒田、沈宁、孙博、李彦、陈谦、夏小舟、宋晓亮、张翎、施雨、瞎子及融融等。
陈瑞琳认为，对新移民作家，应看到他们的成长，不要过多苛求。
在时间的磨练下，相信他们可以很快成长。
她希望这一代的华文作家继续耕耘北美的一方沃土，把海外华文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峰。
她乐观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正是中国文坛发展到20世纪末的一支奇异的生力军，是当代文坛最具时代特征的一支新脉，它正在为当今的中国文学史，带来域外文学的崭新篇章。
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不过，相对于陈瑞琳的自信和乐观，美国文化综合类杂志《彼岸》总编辑宣树铮则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来形容海外华人移民文学的状况，对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不表乐观。
宣树铮强调，对一个作家来说，一如英国文豪狄更斯所言，悲惨童年是人生的宝贵财富，狄更斯童年的悲惨遭遇正是其伟大作品的灵感之源。
他说，目前海外华文文学以大陆作家占多数，年龄大多40岁上下，这一代大陆移民在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前后出生，基本上对文革没有什么印象。
待到懂事上学后，文革已成为历史，他们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
加上大陆对历史的封杀，以致他们对解放以后的一系列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等，不是一无所知就是知之甚少。
他们回顾走出国门以前的生活，家庭校园，单纯平稳。
一个作家写作的黄金时段应是40岁左右，而这一代人既幸运也不幸，幸运的是他们和平成长，没有受到文革政治风暴的冲击，不幸的是他们与苦难的“宝贵财富”绝缘，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欠缺。
宣树铮说，时下有人提倡华人新移民文学作品要有“忧患意识”
、“忏悔意识”等等，对这一代新移民作家而言，似乎并不太切合。
他们最欠缺的不是“意识”，而是生活。
他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文学目前处于低潮，但北美华文文学却是欣欣向荣。
自上世纪八○年代以来，大陆移民、留学生源源而至，无论留学、创业无不备尝艰辛，还要忍受文化隔阂带来的精神孤寂。
要融入主流社会谈何容易，多数还是在华人文化圈中构建精神家园。
待到成家立业，生活安定了，才回过头来搞创作；也有些人过去对创作从不感兴趣，现在也拿起笔来了，主要是排解寂寞，在母语的文学书写中寻找文化归属，获得精神的愉悦和自由。
宣树铮说，华人中提笔写作的人为数不少，但以女性居多，以他主编的《彼岸》杂志来说，在发表文学作品的作者中，女性约占70%，这可能与男性大多背负家庭经济重担、必须全力为生活打拚有关。
他指出，网际网路的兴起，为写手们提供无限的写作空间。
如果上网浏览，小说、散文、诗歌等，令人目不暇给。
与此同时，文学活动日益频繁，诸如作家协会、文化协会、作家联谊会、笔会、书友会及文学沙龙等团体应运而生。
海外华文文学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风景独好。
华文文学仍有局限
宣树铮指出，“海外华文文学”这名称渐渐叫响，差不多是近十来年的事。
之前，在大陆，像聂华苓、于梨华及赵淑侠等海外作家，都被视为台湾作家，其作品收入台湾文学史。
直到上世纪九○年代，“海外华文文学”始作为世界华文文学大家族中独立的一支，进入研究视野。
随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美国华人文学论》之类的专著相继问世，海外华人作家的选集也趁势而起。
2002年，《当代汉语流变论》 (作者袁勇麟 )一书中，就将海外散文与大陆、台湾、港澳并列，海外华文文学囊括世界五大洲，非常多元。
他说，海外华文文学总体而论，可以定位为移民文学。
内容大概涵盖三方面：一、发表怀旧思乡的记忆文章。
人在海外，视野开阔了，观念变化了，往往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往昔，山外看山，写出跟在大陆生活时不一样的作品。
二、描写出国生活，再现移民生活的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方面。
三、从历史的纵深铺展华人血泪辛酸的移民路，书写华人移民的历史传奇，如严歌苓的《扶桑》等。
不过，宣树铮对“移民文学”之说也有质疑，“其实，移民文学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以国籍分以属地分还是以语言分？比如没有取得居留权的海外华人的创作算不算移民文学？诸如此类，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
宣树铮根据主编《彼岸》杂志的经验，认为时下大陆新移民作家，以写身边的故事居多，尤其是情爱、婚姻故事，他称之为“美国的鸳鸯蝴蝶小说”。
新一代移民作家，大多是业余作家，他们的创作总的来说缺乏深度，有点边缘化和飘浮，这是因为对大陆生活已渐见陌生，而又游离于美国主流生活，有点儿两头不着实，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展望北美华文文坛的新动向，宣树铮预测将会出现“四多”现象：写作的人越来越多；文学团体越来越多；文学活动，诸如以文会友、文学讲座、作品交流越来越多；自费出集子越来越多。
不过，文学作品的质量不见得越来越高。
他说海外华文报章杂志，读者群限于华人。
它是一条在华人江湖中游动的鱼，“咸水之鱼，不游于江；淡水之鱼，不入于海”。
亦即是说，“它游不进主流社会的大海，无法与美国主流社会打成一片”。
这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局限，华文文学仍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不过，他指出，大陆作家移民海外后，既有东方文化的背景，又有西方生活的经验，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应可以打破禁忌，写出一些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息息相关的作品，呼唤历史记忆的作品。
但十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 (比如 40 岁年龄段的作者对文革历史已不甚了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华文移民作家写出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他期待这样的作品早日面世。
（曾慧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