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约250个日本人在上海影城集体观看电影《南京！南京！》，活动组织者是几个二十多岁的日本留学生，事情原本很简单。
5月6日，《南京！南京！》在北京上映。日本读卖新闻上海分社社长加藤隆则采访了陆川，陆川向加藤表示，希望《南京！南京！》能够在日本上映。加藤于是提议：或许可以让在上海的日本人先观看《南京！南京！》。陆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听到这个建议，欣喜若狂。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一个日本人提这个建议。”
加藤隆则再三强调自己是记者，要保持中立，不能参与此事。他说回到上海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A女士来筹备这次活动。
A女士邀请了日本各大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共同通讯社、NHK电视台……此前，日本人并没有向中国媒体公开，所以知悉此事的中国媒体不多。导演陆川认为这是一次中日交流的很好机会，中国媒体也不应该缺席，于是向日本人推介了两家媒体：《南方周末》和新浪网。
没人想到，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看片采访，却充斥着中日之间的误解、猜测。
南方周末记者拨通活动组织者A女士电话，问询活动的具体日程安排。她支吾说稍后回电。两天后，她回电：“我们决定不邀请《南方周末》来。”原因是“这是我们日本人内部的活动”，只邀请日本媒体，因为“要日本媒体报道给日本国内读者看”。
“日本人主动组织看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对于中国读者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你们也在活动通知中说明，要用《南京！南京！》做一座桥梁，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就此事进行冷静的交流。如果中国媒体这次不在场，中国人不知道这件事，那这种交流是难以建立的。这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你们的初衷，都令人惋惜。”南方周末记者告诉A女士。
A女士始终重复着：“这是我们日本人内部的活动，希望您能原谅。”
陆川同样坚持认为中国媒体应该有权报道这一事件，他出面协调了很久，日本方面终于同意。
然而，不到半个小时，“日本放映委员会”又开了一次会，专题讨论是否应该邀请南方周末来采访报道，其结果还是“不邀请”。
“不邀请”的原因还是担心，他们认为首先“要保证日本人正常地观看这部电影，不受到干扰”。“说是放映委员会，其实就是三个学生组成的。”陆川对“一丝不苟”的日本人也无可奈何，“在中国变通是很正常的。我们(按：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这么像，思维方式却那么不同。”
陆川最后告诉加藤：“必须邀请《南方周末》。”然而这个“必须”，也带来了额外的猜想。
加藤隆则直接质疑：“陆川说《南方周末》必须来，这个‘必须’让我觉得……你们之间要么是有商业性合作，要么是政府意志，《南方周末》也是受广东的政府管辖吧。”
5月22日，放映前一天，陆川做了最后的斡旋，南方周末记者最终和加藤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当天下午也是放映委员会的筹备会议。“光是这几次艰难的沟通，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日本人沟通的难度了。”陆川说。
你们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5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最终进入了观影现场。
观看《南京！南京！》是个漫长的过程。电影放映到字幕部分，片尾配乐在安静的放映厅中响着，没有一个人起立，没有一个人说话。陆川走上台向观众深深鞠躬，掌声随之响起。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鼓掌，一些人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陆川站到舞台中间，对着高脚话筒，等待观众提问。他后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实他更想做提问者，他的问题很简单：“你们看完后真实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日本观众的提问者并不多，大约有10个提问者。没有任何一个提问者问及陆川：“这是否是真的？”他们的提问大致有：“导演对各个国家演员的表演都有哪些特别的要求”，“我觉得陆川导演的很多风格和日本六十年代的电影有相似之处，比如说黑泽明的电影，请问您有没有受到黑泽明的影响呢”，“最后日本兵自杀，是用枪的，这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我看过很多讲以前日本人自杀的书，好像自杀是用刀的……”
现场有两个中国人提问，一个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徐静波教授，他说自己哭了，因为他想知道有多少日本人相信这是事实。然后用流利的日语说，曾有日本教授问他，日本的统计资料显示，南京大屠杀对平民和俘虏的屠杀数量是12万-13万；而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是30万，不知道这数据是怎么来的，如果这个数据都是不真实的，我们日本人怎么可以相信中国人关于屠杀这件事的所有描述呢。徐静波的回答是：屠杀12万-13万人，在日本的概念里算不算屠杀？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站起来哽咽难语：“我的丈夫是日本人，就因为知道南京大屠杀，他从来不敢去南京。在街上，他不让我和他说日语，因为怕周围人知道他是日本人。”她谢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只说了句：“我现在有点后悔我刚才站起来了……”然后迅速带着丈夫离开了现场。
在《读卖新闻》办公室，日本留学生问是否可以在刊发之前给他们看一下报道。为了舒缓这些可能被中国媒体“吓坏了的孩子”的紧张，南方周末记者承诺，刊发之前，可以给他们看一下文章，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中国的媒体并不像传闻的那样可怕。
学生们欣然接受这点，但是他们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请记者用笔和纸写一份书面的承诺。日本人的理解是：“既然承诺那么重要，写书面承诺次要一些。一个重要的事情你都做了，那么这个次要的举手之劳为什么又不肯呢？”学生们最终没有得到书面承诺，但看到了记者完成的稿件。
5月24日，新浪网刊发了整整一个网页的关于此次活动的报道。其中图片数量即有二十余张，网友跟进评论超过3000条。
5月24日，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媒体在非显著版面刊发消息，对《南京！南京！》和上海日本人集体观看活动作了简洁的介绍，字数均在300字左右，加藤隆则说：“这个事，不像在中国，是头版头条的事，在日本，能发这样一个消息就很不错了。我正在写评论，评论应该会长一点。”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报纸的三分之一版的面积。
日本人看《南京》 “启蒙”还是“救亡”？
“角川”的两面性，也恰恰成为电影饱受争议的原因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知能不能发现一点点重叠的部分？我们能不能拥有更加深层的感悟？
一个小时前，笔者刚刚在北京的电影院看完最近大家热烈讨论的一部电影《南京！南京！》。坐在笔者旁边的观众们都在哭着，感觉很沉重。笔者毕竟是日本人，评述当年中日战争中在南京发生的故事，又是针对中国导演拍摄的一部战争片，只好带着复杂的心态，也许不太合适。但作为目前在中国生活的日本青年，笔者也不能有意避开讨论它，就站在会写中文的普通日本人，而不是什么专业的影评者的角度，尽可能真实地表达看完这部电影后的直接感受。
首先，笔者不能不谈《南京！南京！》体现的“残暴性”。这部影片的大部分内容是由日本兵对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孩子的残酷、强暴行为组成。开枪也好，屠杀也好，投弹也好，强奸也好，日本兵给观众们留下的印象几乎都是“绝对负面”的。看完这部电影的中国观众必然加深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反感和厌恶。此外，从被强奸的妇女们的裸体反复出现的内容结构看，这部电影恐怕也不太适合儿童们去看，中国国内舆论，尤其家长对此也会有意见。
关于陆川导演对整个电影采取的立场，笔者是非常理解的。陆导作为中国籍导演，尤其对于抗日战争片的政治正确性要必须保证。在整个内容当中，描述南京的残酷性是压倒一切、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在这点上，他毫无别的选择，用笔者的语言说是一种“无奈”。而他的“意图”体现在角川(中泉英雄饰)的身上，陆导对角川的塑造是这部电影的亮点，甚至可以说是区别于以往抗日战争片的创新。无奈与意图之间争取平衡，使得观众们观看、思考的过程中增加不同的视角，持有多层的观念，在笔者看来，这是陆导的“高明”之处。
一目了然，陆导对角川这位日本兵的塑造是“人化”。角川在这部电影里不是完全被机械化的魔鬼，而是跟大部分人类一样，带着性、情、心的人。人性、人情、人心，人有时动心、有时疯狂、有时脆弱，角川在战场上扮演着所谓“正常人”的角色。他听从上司屠杀的时候，命令部下投弹的时候，让晚辈“搞”百合子的时候……他的心是动的、摇的、乱的。之所以角川显得非常人化，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言行和表情作为军人过于软弱(笔者仍不知陆导为何这样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日本兵基本上都扮演非常“魔鬼”的角色。角川与其他日本兵之间明显存在的“对称性”是这部电影的看点之一，也是陆导用意展开的塑造点之一。典型的场面应该是结局部分，它是很深刻的，陆导故意采取“模糊法”，使得观众用自己的头脑探究当年南京发生的真实究竟何在。
角川带着一位部下，还有小豆子和胖胖的中年男人走到周围什么都没有的草地里，把两个被害者放走，等于“解放”了他们。然后，他在沉思中跟部下说了一声“活着比死还难”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做了部队特有的“告别”姿势。部下大喊，“角川兄！”他应该是整个部队里或多或少明白角川痛苦的战友，角川也比较信任他。角川看到他和两个获释的中国人都离开了一段距离后，忽然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的瞬间，终于“解放”了自己。部下回头看，知道了事情的发生，感到悲伤。小豆子和大胖子听到开枪的声音，起初以为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等到发现没事儿，便感到放心，带着笑容走开了。
角川的选择是有理由的。角川选择自杀之前说，“活着比死还难”。关于这一点，或许不断向部下们发出无情命令，向战场的被害者们施行残酷暴力的那位角川的上司也有所认知，与角川同样坚信“活着比死掉艰难得多”。
坦率说，笔者在观看的过程中早就预料到角川最后会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解放自己的。这也许跟日本人的传统民族性有关。无论如何，一个人在一辈子里做了违背自己信念、原则的事的时候，他会想到以自杀的形式向社会请求谅解，以生命为代价向晚辈留下希望，以牺牲来寻求自己的安慰。在日本“武士道” 中，“切腹”是过去比较普遍的自杀方式。角川的行为也许可以与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联系在一起加以理解。
笔者只是想相信，当年选择类似角川那样命运的日本兵应该不少，陆导塑造的角川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里，绝不是“个案”。笔者从当年被强迫遣送到中国战场的长辈们那里，亲自听过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心态的……
笔者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正视的是，角川的言行、表情甚至选择是否真实？是不是富于真实性的角色？笔者很清楚，通过这部电影的公映，陆导被观众以及舆论批评的，很有可能恰恰是围绕对角川这个“人”的塑造方面。中国人会抱着反感指出：“日本兵怎么可能有人性？！日本兵不是魔鬼吗？！”陆导有意塑造出的日本兵的“两面性”，也恰恰成为《南京！南京！》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如何理解陆导对日本兵两面性的处理？根据笔者的猜测，中国人会认为，陆导描述日本兵不够客观、全面，不能有像角川那样的“人兵”，太给日本人面子了，对日本、对历史过于软弱，不能接受。日本人则会认为，陆导描述日本兵不够客观、全面，把日本兵弄得一塌糊涂，过于残暴和无情，像角川那样的兵应该更多，不能接受。毕竟，中国和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立场是两个极端，作为历史的遗产，心理上的相反将永远存在下去。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后，都有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无法满足各方的需求，疑虑自己吃亏，用日语的方式说，“后味”难免别扭，让谁都感到不舒服和难受。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恰恰是陆导经过精心策划体现出的创新和高明。
笔者的思考是，中国和日本的观众应该如何理解陆导给出的启示？他在电影中，有对日本兵、被害者、平民、难民、妇女、孩子、拉贝先生各色人等一举手一投足的描述，但对整个事件残暴的程度、覆盖的广度、表达的力度是会有争议的。有人会认为，描述残暴的程度有些过分；有人会认为，覆盖的面太狭窄；有人会认为，表达的力度不够强硬。尤其在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之间，对这部电影的认识差异是根本性的。不过，笔者想说的是，除了对《南京！南京！》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产生两国民众之间的分歧，加剧相互不信任感之外，我们能不能拥有更加深层的感悟？中国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战争的残暴性、人类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贵性、命运的不确定性后，能不能产生某种共鸣？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知能不能发现一点点重叠的部分？得到某种共同感受是不可能的吗？难道历史认识是永远不会达成共识的吗？假如这部电影只是起到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感情隔阂，深化相互不信任感的作用，笔者认为，陆导的“愿望”不会反映于现实，艺术作品则只好沉淀于艺术本身。
但愿陆川导演拍摄的，票房将达到一定数字的《南京！南京！》对公众来说是一种“启蒙”，而不是某种“救亡”。
作者： 加藤嘉一 (媒体人，曾任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会会长)
丈夫是南京人的日本观众看完《南京！南京！》后，跟陆川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