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北角大山子地区，有一片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旧工厂，而今被称为“798艺术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片充满后现代气息的街区中，静立着一座古朴的艺术空间——“菊香书屋”。它的主人，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798”里的女老板
“我们这个空间，大到整体设计理念，小到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老板精心布置的。你看，这是切·格瓦拉，这是甘地，这些摄影作品非常珍贵，很多是老板从国外收藏来的。”正当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时，“老板”孔东梅走了进来。
她一身简洁的黑裙，一条长长的鲜红色围巾，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显出独有的高雅气质和艺术品位。虽然之前从未谋面，但记者早有耳闻：“毛泽东有个漂亮的外孙女，长得和他很像，下巴还有一颗和他一样的痣。”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孔东梅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给了它新的诠释。这里的一切，都充斥着多元的融合与强烈的对比：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巴洛克乐曲回荡其间；书架上，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整齐地排列着；大厅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毛泽东画像，熠熠闪光……新与旧，中与外，理想与现实，记忆与未来，在这里交融。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从中学到大学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也是校杂志社的一员。上中学之前，读过大量17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书籍，还经常听广播小说。我也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孔东梅还介绍了她所写的书籍：从《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到《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再到《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孔东梅说自己希望做一个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自如穿行的女人。她也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视角追寻先辈的足迹：“对于外公外婆，我心里有许多的谜团和疑问。通过写书，探访过去的一些事情，既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他们，也是对我自身心路历程的梳理，可以释放自己。”
“这个地方很特别。你母亲来过这里吗？她喜不喜欢？”望着眼前个性而前卫的一切，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与毛家联系到一起。
“来过。她对这个空间，还是挺满意的。不过走在艺术区里，看着一些行为艺术的雕塑，母亲有些不能理解。”
如今，孔东梅和母亲李敏一起生活。谈到现在的日子，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同时也很感慨：“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找寻回来的，我一直在找回‘普通人的日子’。”
与外婆独处的日子
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妈妈李敏把她的照片带给外公毛泽东，又把毛泽东的照片带回给她看。“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面，外公为我取了‘东梅’这个名字，‘东’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欢的植物。”
孔东梅自小与外婆贺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她们居住的湖南路262号，成了她童年最重要的记忆。“记得那时上学回家，门铃太高够不着，每次我都要用书包垫脚才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个院子非常大，还有假山。我和外婆在花园里种了四棵橘子树，每年都可以收获橘子；还有桃树，枸杞子树等等。” 每当孔东梅想起外婆，都会想起那个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望着远方沉思。在家中，孔东梅衣食无忧，工作人员对她照顾得很周到。
“然而，我没有真正的童年，那时我就是一个深宅大院中的小女孩，不自由。哪怕是过马路买一个五分钱的冰棍，都要费尽周折。”孔东梅说，童年的她渴望像普通孩子一样，有父母在身边，可以随意去玩耍。“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又都在北京，工作人员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随便出去玩，童年的那种孤独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某些心理，也受到了那时候的影响。觉得吃别人家的饭就特别香，有什么东西也特别愿意与人分享，都是出于童年对这种回归普通家庭的渴望。”
孔东梅6岁时，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她说，如今自己对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源于母亲和家庭的教育。“母亲很古典，喜欢欧洲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可能因为她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受俄罗斯古典艺术的熏陶比较多。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随便出去玩，母亲就给我买了很多书。”
让“红色经典”有个性
1992年，孔东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她说自己更喜欢文学，天生对油墨纸张一类的事物感兴趣：“那时候，我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过着读海明威的小说、喝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
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创办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孔东梅告诉记者，在泰康人寿的3年中，她从端茶倒水打杂干起，几乎在各个部门都干过：“随着泰康人寿变成十几万员工的大企业，我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孔东梅渐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她还有很多梦想，渴望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1999年是孔东梅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她想过办企业，做自己的生意，“当时公司都注册了，又碰巧遇到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当时我跟妈妈说三个月就回来，可一去就是两年多，快三年。”刚到美国的孔东梅从找房子开始，半年内搬了三次家，才慢慢稳定下来。
“下了飞机，拎着皮箱，谁都不认识你，你就是孔东梅，沧海一粟，淹没在人海中。这个时候你才能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我开始安静下来，逐步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美国读书时，孔东梅感觉到西方年轻一代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程度非常好。他们不仅深知历届总统的经历，对过世的总统每年还都去凭吊。“《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爱国、反战题材的电影上座率都非常高。我就开始反思，我们的红色经典文化应该以什么形式出现，才能让年轻人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和喜欢？”
孔东梅坦言，她也是到了国外，才开始真正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角度来看待外公、认识外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特别对毛泽东这个人，尽管基本上都听说过，但毛泽东到底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现代中国什么样，他们并不了解。课堂上经常因此发生辩论，碰到他们不理解的事儿，我就讲给他们听。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那时，母亲李敏寄来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深深触动了孔东梅。“我一看就哭了，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很多细节令人难以平静。毛家三代女性都有在异国学习的经历。29岁出国的外婆算是‘老’留学生，4岁出国的妈妈是小留学生……从外婆到母亲，她们有太多我不知道的历史。”孔东梅开始思索，如何将“红色经典”传承下来？
回国后的孔东梅开始一边走访，一边写书。2001年，孔东梅注册成立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开始传播和推广“红色经典”。在写书的探索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外公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一种执著、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因为一些小的挫折而放弃。”
王行娟老人向记者谈到孔东梅时，一下舒缓开原本沉重的情绪，笑着说：“东梅啊，一个很外向，很阳光的孩子。他们毛家第三代的两个外孙，都外向，而且都漂亮。东梅有学识，视野开阔，希望她能够生活幸福。”
不管怎样，经历了风风雨雨，毛家第三代的人生，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