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因“庚子赔款”出现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以来，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历史已经有130多年了。
一百多年来，一批批优秀的留学人员为了实现中华强国梦，求学海外，学习、传播先进思想、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为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生生不已，在中华文明发展长河中形成了一支特殊的血脉。
这支特殊的血脉，是由众多鲜活的个体组成的，闪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光辉。
上世纪初有位中国留学生曾经这样写道：“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真可谓锵锵诤言掷地有声。
较之美国与西欧，华人赴加拿大留学的年代稍晚，规模也较逊色，但以其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先进的教学设施而后来居上。
20余年来，加拿大换了一拨又一拨中国留学人员，中加之间的交流也就在这迎来送往中蔚为大观。
念叨“总设计师”的英明
在距离加拿大广场不远的一座高层大厦里，记者约见到爱科索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总裁郑延友博士，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他将思绪伸展到早期的留学岁月。
出生在四川乐山的郑延友也许注定了漂流，上大学时到吉林大学物理系就读，1982年毕业后工作了两年，然后以公派自费的形式先赴澳大利亚留学，后来转至温哥华UBC，在名师指导下读博士后，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
郑延友说，从现在望回看，确实感到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正是他提出“科学的春天到了”，要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
那时中国封闭了很久，外国的一切似乎都很神秘，也带有一点畏怯。
而这时邓小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可以说是四个现代化的“后勤部长”，是他推动和加快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进程。
出国一看，郑延友讲的确来对了，国外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的教学条件，都要高出当时国内现状很多，特别是实验条件，国内当时更是没法比，这对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太有帮助了。
陈亚成先生是90年代初在曼尼托巴大学读历史学的博士生，对问题进行分析也习惯成自然地喜欢从历史角度考虑。
他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学浪潮可以说一发而不可收。
自1872年幼童留美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华女飘洋过海，游学世界，迄今总人数已达上百万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留学大潮可谓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晴雨表。
林华是80年代末来到加拿大的留学生，学成后回到大陆，又在国家教育机构负责留学生工作，因此对留学经历有着切身体会。
他特别强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留学生从数量上到层次上都发到一个新阶段，其中20%左右是公费派遣的，80%左右是自费留学生，特别近几年自费留学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学科分布上，三分之一左右在学习自然科学，三分之二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
憋着一股劲儿
讲到当年留学生活，郑延友侃侃而谈，他说那时的动机非常纯洁，就是出来一趟不容易，一定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这种使命感不是强加的，绝对是自发的朴素的。
当时的生活也很简单，从住处到教室，再到实验室，几乎是一条固定的路线。
平常也没有什么业余消遣，顶多几个同学好友聚餐一顿，生怕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力争多学东西，总像憋着一股劲儿。
学习上一定要比西人成绩好，实验也比别人更加努力。
当时的大陆还十分落后，尽快改变积弱积贫的状况就成为动力。
当时对许多初出国门的留学生来说并不是套话和空话，而是非常具体和实在的。
郑延友说当初在选择学校时就有这样的目标，一定要水平最高的学校和导师，学到货真价实的东西。
这点让他很满意，他的导师在所研究的领域出类拔萃，曾经入围过诺贝尔奖。
林华也介绍说，那时的中国留学生简直就是刻苦用功的代名词，当初虽然大陆的留学生数量还不太多，但很惹人注目，受到包括教师方面的广泛好评。
80年代初来加拿大的留学生詹建龙，就在名校UBC攻读机械博士学位。
他向记者回顾当时的情景，心情仍很不平静。
他说当时出来留学的人大多是自费公派，都已经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生经历，所以知道现有的机会来之不易，也就格外珍惜，实在不敢稍有懈怠，不达目的势不罢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早在上个世纪初叶，中国留学生就具有勤工俭学的传统，以留法勤工俭学最为有名。
像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邓小平等，都经历过那种生活的历练。
80年代初以后一段时期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中国留学生再现了勤工俭学的历史一幕。
许多留学生在没有奖学金或奖学金不足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或晚上的时间，打各种labour工，有的到餐馆洗碗，有的到超市搬货，来贴补学费和日常生活的开支。
曾在加东纽芬兰留学的钱仲宁，回忆起一次暑假跟当地渔民出海的经历，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为了在假期挣点钱补交学费，给渔船帮工捞外快，结果其间遇到大风，船本身倒没危险，只是钱仲宁有生以来没有经受过那样的阵势，差点把肠子给吐出来。
上岸后又大病一场，人憔悴成个鬼样了。
他说那段“洋插队”的日子真是令人难忘，能苦中作乐的是，学习上会有回报。
当时人们都说中国学生聪明，其实在这聪明的背后，中国学生付出的许多代价都不为人知。
詹建龙说，如果仅就生活状况来看，我们那一代老留学生和现在有些小留学生是无法相比的。
当时国内刚从十年动乱缓过气来，谁家也没有多少积蓄，出来的学生全都靠自己来解决开销问题，有时不得不从牙缝里节省费用。
他那时在UBC校园里头找到助教工作，还算是幸运的，毕竟能有一些与教学相关的收入。
据林华介绍说，在加拿大奖学金很有限，而且很少能够完全支付学费，有时也不容易找到它。
对于具特殊成果的学生，有些加拿大机构提供外国学生奖学金。
奖学金金额因各机构而异，且通常只能够给付一部份的学费与生活费。
加拿大每一所大学的校历包括奖学金的清单，而且通常可进入学的网站查询。
奖学金竞争非常激烈，如果需要申请就应该向各大学提出入学申请时就一并提出申请。
其次，社区与生涯学院通常不提供奖学金，学校董事会或大部分私立学校也不提供奖学金项目。
在加拿大，有特定的管理各国奖学金的组织，但它们通常只适用于研究特定主题的研究生与教授。
各行中坚骨干
80-90年代的留学生大多都已届不惑之年，有的已知天命，他们不管是留在加拿大，还是回到中国，或者去了世界上别的地方，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像詹建龙，学成后在加国创业，在高贵林创办高科技开发公司。
非典肆虐那年，经他研制成功的仪器在检测和防范非典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效果，为此还荣获了加拿大政府的特别嘉奖。
作为前联邦总理马田在加西的特派员，袁薇女士也是当年从大陆来加拿大的留学生，现在成为联邦自由党的骨干力量。
郑延友研究物理多年，他说却曾把诺贝尔物理奖认真地当成一个努力的方向。
在UBC当研究员前后，他在国际上著名权威刊物《Science》等发表过80余篇论文，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
也曾在加拿大留学的练子乔，现在是商会的负责人，为增进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友好关系而奔波劳碌，许多大陆代表团来到温哥华，他代表商会都要尽地主之谊。
前不久加中金融协会演讲团到大陆访问，其成员分别来自加拿大5家主要银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曾在加拿大留学，目前都在金融界的管理层任职。
会长是加拿大道明银行副总裁黄厚本，王体博士是加拿大皇家银行投资副总裁，杨宏杰博士是加拿大皇家银行高级经理，而王勇博士则是加拿大皇家银行高级经理，谢虹博士是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理，卢晓辉工商管理硕士是加拿大满地可银行高级经理。
如果时间再放早一些的话，像原国会议员梁陈明任从大陆到台湾再到加拿大UBC读书，安信房地产公司的老总郭陈雅佩由大陆到香港再到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攻读经济学位，都可以算得上是老一代留学生了，她们如今都是加拿大社会的巾帼英雄。
报国心切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精神家园的最深处是对故乡的眷恋。
可以这样说，不爱自己故乡的人，不会爱祖国；不爱祖国的人，不会爱人类。
留学异乡，情系故里，了解世界，为的是更好报效祖国。
郑延友在加拿大学有所成后，不但经常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而且还在北京清华大学当兼职教授，带研究生，并主持成立电子动量谱实验室，当时是国家的重要攻关项目。
这中间的牵线人是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他是中国化学界的泰斗。
每逢郑延友在国内作学术报告时，只要有可能，唐敖庆老先生都要主持会议。
后来郑延友和同事一起创办加拿大爱科索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着眼点也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的环保事业，虽然地点在温哥华，但实际上是为中国环保量身定做的。
经过分析，他们又把水污染处理作为发展方向，经常游走在大陆各地，考察评估。
近两年又开辟新的领域，帮助国内矿业公司海外上市，经过包装扩大融资渠道。
近期刚刚完成云南金矿上市的工作，下一步准备将目前经营的环保公司包装上市，以便突破现有模式和框架发挥更大实效。
林华和钱仲宁干脆选择回国，前者在教育机构工作，后者曾在政府部门就职，参与对外宣传；随后又到一家国营公司，负责对外营销，将在加拿大所学的知识进一步落实到实处。
为留学加国进言
林华认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留学生有了更多的自信。
这种信来自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就，来自于对国家前途的向往，也来自于对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挚爱。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对他国文化的宽容。
在实践中，这种文化自信就体现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广大留学人员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新一代的留学人员则面临前辈不曾有的机遇，肩负着比过去更加重要的责任。
政府方面将继续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和“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大力引进海外各类专业人才，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就现在的留学状况，詹建龙认为年龄越来越小，学习目的越来越不明确了。
现在的留学生应该更多地培养自立能力，少一些浮躁心态。
（萧元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