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峰造极，必有一劫
我在写《袁世凯最后的日子》的文末，留了一个扣子，我说：回念当初之登基闹剧，果袁氏一人之责乎？实际上想说的的是，袁世凯登基称帝的闹剧，不是他一个人就能演成的，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速死，而那些推波助澜、高调劝进的各地方“将军”们呢？当时他们的丑态与媚态谁还记得？
袁氏之皇帝梦，是登临权力高峰之后的膨胀所至，但促成其将梦想变成闹剧的，则是他身边那些亲信和心腹，他将这些人的谄媚之词以及奉承假话误认为是历史大势所趋，再加上他只信奉武力和军权的万能，毫不在意民意取向，因此落得悲乎也哉的下场——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老百姓并不拥护他么？ 这真是千古一问呀！但答案很简单，就是他死后全国人民燃放的鞭炮……
1915年7月起，袁世凯开始做两件大事，一件是召集各省将军到北京述职，另一件事是借湖北和奉天两省将军对调而给各地将军晋级军衔。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在于试探诸侯虚实，而第二件事则是笼络人心，看起来严丝合缝，但实际上狗屁不是！他自以为玩儿着天下，而不知天下也在玩儿着他！
早在1月份的时候，袁克定，也就是袁世凯的长子，那个专门为袁世凯单独办一份《顺天时报》的人，请梁启超到汤山去“春宴”。汤山当时还属于北京远郊区，梁启超车马劳顿好半天才到达，但他看见作陪的只有杨度一个人，心里就明白这是专门为他设的宴会，一定是有玄机的，而在席上，袁克定开始大骂共和，并透露出变更国体的意思。
梁启超何等人也，袁克定一番对共和的责难他就明白了几分，而国体之变，不就是皇帝梦么？本来袁世凯是想获得梁启超的支持，但梁启超告诉袁克定，目前内政外交极不稳定，还是少折腾为妙。话，自然是不投机了，一个春宴不欢而散，袁克定倒是不在意，而梁启超这边就不平静了，他知道了袁氏父子急于恢复帝制的心思，印证了社会上盛传的流言，这样一来国家必有一场祸乱，而北京绝对不是久留之地了，于是在4月春暖季节，梁启超迁到天津，而且是住进了租界。离开的时候，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企图对之进行最后的规劝，其大意有几条：
1，国体之变骑虎难下，不便多言，但大总统四年任职，当初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就匆忙登基称帝，你到底是为国还是为己，恐天下人不再信任；2，威信的基础是信任，没有了信任，怎么能够号令天下？没有了信任，国家的根基在哪里？3，听说帝制的动议来自部分军人，好像是不得不顺从他们，不然会引起军队解体，但是元首不就是军队的最高首脑么？此时你不能统摄他们，难道称帝后就能阻止陈桥兵变？
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一大通……
文化人的絮絮叨叨，袁世凯当然听不进去，但也不能说一点没有触动，所以他就按照他自以为是的周密计划来开展工作了，大约“述职”就是这么来的，
述职，他搞得异常隆重，好像真的一样。
他搞了一个隆重的礼节，采用过去封疆大吏觐见总统的形式，在居仁堂摆下架子，自己穿着金线肩章的蓝色大元帅制服，头上戴着那我们常常在照片中看见的而且难看得要死的缨子高筒军帽，威武地坐在大总统的宝座上，等待那些将军一个个进来“述职”。
龟儿形式主义害死人!所谓“述职”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形式，他要的是其他的东东。江苏的冯国璋、山东的靳云鹏、江西的李纯以及陕西的阎锡山、奉天的张季鸾、湖北段芝贵他们一个个到来，但基本上不是他们述职，而是大头询问，而他询问的无非就是地面治安之类琐事儿，既不问百姓生计也不问地方发展问题，寥寥几句话而已，但他最终指向是拿“共和”说事儿，他问大家这共和办得咋样——意思就是我们是把这共和闹着玩儿一把的，现在问问大家玩儿得咋样了！
这些个将军，哪个不是人精啊？他们对总统的心思都摸得透亮透亮的，所以他们的回答都像一个模板刻出来的：
咱们办共和实在没有办出啥模样，老百姓都盼着大总统多多费心，将国家办得更好些……
看看，将军们自己拍马屁，都不忘借老百姓的名义，实在是鬼得很呐！
当然，老袁只想知道将军们的意思，管他们代表谁、以谁的名义呢！民意在他那里当然是无效的，他要的是“军意”，这是自大清“我们手里有兵”以来不会断绝的传统。所以借湖北段芝贵请调的机会，袁世凯将奉天的张锡鸾和湖北的段芝贵做了一个对调，你们要啥我就给啥，基本上就是他的治理办法，看起来朴素得很！他任命张锡鸾为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为镇安上将军。
但这一帽子的批发生意不能仅限于张、段二人呀，其他功劳和忠诚度都差不多的一批军头还要不要安抚？于是老袁就紧急擢升镇守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为壮威将军，为何要先擢抜王占元呢？这里其实是“二次革命”后留下的一个遗留问题，我们暂不表。紧接着他又任命了一大批将军，什么彰威将军、虎威将军、震威将军……所谓“威武”字辈，让人想起德云社的什么云字辈、鹤字辈来，但在袁世凯那里获得威武将军头衔的，无不个个都是野心家。他这一招“朴素”的帽子批发其实无异于以肉饲虎，培养的无非骄兵悍将而已。
但短期效应看起来很不错，让他好不高兴！这就是他自以为摸清了各地都督的态度，又笼络了军头的人心，于是就真的准备在明年元旦登基了。
而那些前来述职的人呢，他们只要自己的权力不被削弱，管你是啥国体，管你当不当皇帝，而且既然你要当皇帝，我就干脆支持你当皇帝，我也落得个开国功臣的“荣耀”，于是争先恐后的劝进运动就开始了，在受到召见后的几天，他们就纷纷发出通电，痛斥共和弊端，请总统早日建元称尊。
第一个发来通电是湖南汤芗铭，他的通电几乎就奠定了后来山高水长的基调，他说：
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蹲（错别字），申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果然是文采飞扬，言简意赅！真的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接下来是野鸡军阀张作霖，不改他大炮隆隆的炮筒气质，又增加了絮絮叨叨的话痨病，他说：
东三省人民渴望其殷。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
后面还有一大堆感恩戴德的废话，实在肉麻，我不愿再引用了。一个野鸡军阀，又不是北洋嫡系，你说张作霖这是吃了什么药？
但这些话受用不？当然受用！袁世凯听了这些话，即赶紧定制龙袍。天啦，早就盼望这一天啦！
段芝贵这原湖北大(专题)将军、后镇守奉天的镇安上将军，由于他是袁世凯的干儿子，因此江湖上又称他为“干殿下”。他不但自己表忠不叠，还联合十四个省的将军上了一个“请速正大位”的密呈，这十四个省包括广东、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西、江西、安徽等等，一时之间，段芝贵功勋卓著，袁大头好不开怀！
最有趣是张勋。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张勋复辟是个历史大事件，但此时他倒是没有及时表态，直到袁世凯派人去徐州询问，他才慢慢吞吞说什么“君恩不能悖”之类不着边际的话，让袁世凯搞不清状况：他说的君恩到底是什么？清廷的还是我的？无论段芝贵他们搞得多么热闹，这张勋就是不表态，直到10月底他看清了袁世凯想干什么之后，才发出电告称：
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王（错别字）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
他赞同帝制为什么又是勉为赞同呢？他想的是恢复旧的帝制！就算是民国了，他的兵都还留着辫子！他借历史而言历史，断然地从“历史上没有”这角度来否定民王（错别字）共和，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算是第一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人！
冯国璋有些例外，前一篇文章我说到过，他其实是想自己当皇帝的，二人尔虞我诈形同水火，他迟迟不发通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敌对势力日本(专题)的报纸时不时地载文揭露一下袁、冯两家的恩怨情仇，还说冯暗中与革命党人合作，接济陈其美在上海搞事情……本来敌对势力的报纸在于将袁大总统的治国描绘成笑话，但这么一来吓坏了冯国璋，他不得不赶紧出来辟谣，电文也很长，先是历数两人之深厚情谊，后说自己如何受惠于袁氏，然后表忠心：
……饮水思源，戴山知重……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扰，纷乘外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
因不得不辟谣而又不得不拥趸，冯国璋好难！而外媒，没一个好东西！
不但冯国璋自己出来辟谣，接着总理大臣段祺瑞也通电为之辟谣、山西阎锡山也通电辟谣，一个辟谣接着另一个辟谣，在袁世凯登基之前，将军们的通电辟谣似乎成了一个通病，上演了好大一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戏剧，他们都将谣言的来源归于日本，无不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分化w瓦解中国的狼子野心……
但老百姓都知道了，凡辟谣必有事儿，他们通过将军们的辟谣就知道军阀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了!
就算如此，袁世凯还是要顶风折腾，接下来就是所谓筹安会组织各省“公民代表”请愿的事儿了，然后就是筹备丑态百出的登基大典，关起门来当皇帝……然后各地反叛独立，然后死翘翘……
这一系列折腾都应验了当初梁启超写的那封长信，那些谄媚劝进的军头，最后真的举起了独立大旗，一拥一叛，仅仅就在短短的一年之间……民意不可违，军意不可靠，其实这是天意，中国有时、运、势之说，时、运有时可控，但势则万万不可控、也不能控，势之至，无人可挡也，所谓登峰造极必有一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