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货币政策自断后路，将战略被动转换为战略主动
新华网三月十三日电，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1]目前中国仍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大约持有七千四百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包括今年一月份中国又增持的一百二十二亿美元美国国债[2]。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十四日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都应对其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性抱有“绝对信心”[3]，但随即美联储十八日在货币政策决策例会后发表声明决定“大规模定量宽松”，即将再购买相关房产抵押债券和机构债券总计八千五
百亿美元，这使其今年以来购买的相关债权额达到了一点四五万亿美元。同时，美联储在未来半年将购买总额三千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以降低房贷和其它消费信贷长期利率，这是美联储四十年来首次购买相关金融产品的举动。[4]这一消息的宣布使得已大幅下跌的美国长期国债上涨了近10%，但这并不能够阻止由于政府大量印钞而迟早升高的通货膨胀，导致美国国债的下跌，与此同时美元的贬值也使以美元结算的美国国债价值大幅缩水，因此在美国看来，“即使中国决定出售一部分手中的美国国债，它也几乎不可能大批量抛售。大量出售美国国债肯定会导致美国债市场萧条，从而使中国手中剩余美国国债的价值缩水。无论怎么说，温家宝及它的中国同僚们和我们其它人一样，除了观察、等待以及担心美国经济状况外，对美国经济都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5]”——显然廉价货币的制造数量完全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尽管美国为提振投资者信心而不断宣扬它的“新”经济政策，但其本质仍然走不出大规模发行货币和放松信贷的经济怪圈，因此，暂且不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给美元带来沉重压力，如此的货币政策一旦失去刺激经济复苏的推动力，那么美国又将遭遇一九九〇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糟糕境况。
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究竟缘何走出这背水一战的一步呢？我看来美国此举意含四方面的战略意图。第一，转换在国际经济话语权削弱和货币体系主导地位受威胁的不利地位为有利地位，战略被动为战略主动。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俄罗斯，作为美国主要的债权国和美元外汇储备大国，时刻威胁着美国在国内的货币政策和国际的战略主动权。法国欧盟也同样叫嚣重构全球货币体系和对美元主导地位提出质疑，并在美国的北约东扩问题上表示反对，指出北约问题不仅仅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对话，“法国和欧洲应该在这一进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法国表示在反导问题上欲与俄罗斯合作，以在欧洲建立应对核武器扩散和弹道导弹发展威胁的反导系统。[6]在此，无论是各国基于债信危机而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或外汇储备，抑或是美元的货币主导地位面临威胁，都是动摇美国强国地位的根本性问题。因此，选择进一步美元贬值和“大规模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元自断后路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回了全球战略和货币经济的主动权。
第二，通过美元贬值和低利率借贷吸引外国游资对美国的投资，或是美国的对外投资者返回国内，从而刺激美国经济、拉动国内消费，同时在国家贸易上提升了竞争力，减缓贸易逆差。但另一方面，如果国际游资无法在美国获得足够高的回报，那么将撤出美国市场对美元汇率造成进一步打击。因此，在就中国对美保有的贸易顺差问题上，预计美国将会再次重演克林顿时期的对华外交政策，尤其是在中美双边贸易问题上采取增加摩擦、大量制造对华倾销诉讼、进行贸易制裁、提升保护性关税等政策手段。事实上，美国政府一直声称人民币汇率太低，甚至无论是美国财政部还是《华尔街日报》都认定，“实际上，按照任何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看，中国就是一个汇率操纵者。”[7]显然，美国是在以自身美元的贬值作威胁，以期人民币的升值，这就如同廿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对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顺差后，美日贸易摩擦持久拉锯和越演愈烈，最终导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被迫升值和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失去的十年”。
第三，美元汇率的持续贬值和美元大规模定向宽松造成的通货膨胀降低了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同时导致美国国债的价格迅速下跌，这都会让美国的债权国和那些大规模美元储备国为次债危机买单。美国财政部已于廿三日宣布了一项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回收计划”，拟收购最终高达一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同时鼓励投资者购买这些被剥离出来的“有毒资产”[8]。显然美国政府的这一清毒计划是以国债为抵押而发行的货币为最终的买单者，而这些国债筹集资金则正是来源于美国国债的债权国，因此无论这些债权国是因为无法承受的亏损而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抛出美元储备和美国国债（对于美国或将策动的国内反华势力和民间公众舆论对政府外汇储备决策施压问题，中国方面要有所准备和应对），还是不为所动继续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和美国国债，都会面临替美国次债问题买单这一终究的事实上，而美国则充分掌握着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调节而在事实上操纵美元的外汇和国债市场的主动权。
第四，美国亦可通过在第三国发动战争，使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市场以规避风险，刺激美国经济和美元币值的回升。例如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建立了世界格局自冷战后的新秩序，使世界“重新发现”美国的同时，也使得美国脱离了一九九〇年的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同样由于金融投机导致储贷机构陷入危机、国债庞大、财政赤字急剧膨胀、通货膨胀同时出现），迎来了美国长达八年的股票市场牛市；而科索沃冲突也使得资本从欧洲迅速转向美国，美元汇率不断上升，道琼指数亦不断创出新高；随后的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战争，同样使美国摆脱了近三年的经济低迷，使资本市场再次出现了连续四年的黄金牛市。因此，无论是在阿富汗、索马里、以巴、印巴、朝韩，还是在中国南海、钓鱼岛、台海问题上，对美国而言都是一个在不断寻找“最合适契机”的切入点。
二、中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若干建议
（一）美国国债和美元外汇储备仍然是中国对美的战略性核武器，这是一种较好的战术性核武器，具有特殊的性能，因此在思想上和认识上应具备高度认识和物质上的准备，正如同在朝战中国必须打过三八线不是出于军事的需要，而是出于整体国际局势的考量以谋求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政治战略的胜利一样。如果我们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只看到片面的一面，那么是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能够认识到中美战略主动权的相互转换和矛盾辩证的特性。过去我们不就在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中进行了很好的“核试验”吗？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费钱多、又不能乱甩，并且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在储备、资金流动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增强或减弱这个战略核武器的某些杀伤破环性因素，其战术技术性能运用的好，用途也就会更广泛。
（二）对于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所蒙受的可能超过八百亿美元的损失[9]，要总结经验，对金融战中出现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运动战和具体的实施要有个分析，资金的游击和正规战应相配合。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以牵制、迷惑、欺骗、引诱市场，事物如果离开了计划性，什么主动、进攻、灵活、防御等，都是不能实现的。要根据美国市场多元化、多种交易模式并存联动的特性，灵活地转移（变化）资金部署，例如远期合约和即期相配合、汇息套利、通过选择权交易风险对冲、应用国债和国债期货、外汇和外汇期权、股市和股指的联动效应，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等等，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资金的部署、战略和政治教育的实施、资金补给的筹划、装备的整理、环境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尽可能严密的计划中。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或许只有当美元出现德国马克那样的恶性通膨危机时，才会刺激它们国内的经济消费。那么作为喜好和平的中国是不是应该对美国政府予以帮助——为美联储提供大规模的国债以便于它的货币发行呢？又或者是同时抛出我们的美元储备，购买选择权交易对冲风险，推动美元迅速贬值，以增加美国国内市场的流动性？当然美国低利率的隔夜拆借也会通过热资推动美元进一步贬值。你瞧，当美元贬值得足够具有吸引力时，那些热钱自然会趋向市场的低洼，货币政策的大规模定向宽松和国外热资的流入使得美国国内市场的流动性增多，庞大的政府开支增长将拉高美国通货膨胀率，令美国国债价格下跌，那么中国显然又有了反手做空国债的主动权，不是吗？因此无论美元采取何种货币政策，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和美元外汇储备国，都应掌有对美战略的主动权。
（三）立足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战略主动权的高点，中国外交政策应做好持久斗争的准备。无论是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日本廿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一旦陷入经济萧条，对美国贸易顺差问题往往成为了美国政府转移公众不满的聚焦点，因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问题也必将成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那么，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是不是对中国全然有害的呢？我看也未必，这里面就要有一个矛盾相互转换和辩证的分析。过去美国对中国采取过经济封锁，对古巴也进行过经济制裁，但最终的结果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站起来了，制裁者反而失去了被制裁者的市场。中国这么大个国家，就像一个小的联合国，过去美国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我们也这么说。欧洲的国家就好像中国的一个省，我们省和省之间不是也可以搞内部贸易嘛，对外贸易我们要争取，抵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内我们也可以搞区域经济发展，拉动国内经济，等美国贸易保护个几年回过头来看，后悔失去了这么大一个市场。所谓的经济制裁说穿了不过如此，制裁者失去了市场，逼得我们要自己搞生产、提高科技发展，老实说我们还要倒过来谢谢它们哩！
（四）提议“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在大国间进行高层次战略对话和谈判，同时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回响。中国廿四日提议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便最终取代美元[10]，货币体系的重构势必将导致现有的国际货币组织重新洗牌，话语权的争夺将成为重点，而作为提议者的中国势必也将在国际经济货币的话语权问题上占有更多主导权。事实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法国欧盟都无不希望能够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以削弱和颠覆美元的霸权地位，这就有了大国之间区域化货币双边、多边合作的基础，从而完全取代美元的货币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十七日消息，斯蒂格利茨对外汇储备本身提出了新的观点，即“对各国各自保持外汇储备的体系进行重组”，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储备体系，从而在原则上允许一个国家使用另一个国家的资金，例如双边货币互换的清迈协议。[11]如此一来，捆绑性的区域货币互换使得各国货币相互牵制，同时也使得过去巨额美元的外汇储备国在该储备体系达成全球共识一瞬间，丧失了其重要的经济战略武器。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是不是能够另开一局谈判桌，重点在于“谈”重构货币体系，而非“重构”货币体系，并通过这一高层次战略会谈和对话，把俄罗斯、法国欧盟吸住的同时，亦能够战略威慑和牵制美国的货币体系政策。此外，以货币话语权为饵吸引日本，从而使美日两国在经济货币问题上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到相互对立。
（虎踞龙盘1986／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