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常晶伉俪在家中周璇肖像前合影
前言：
周璇是我国闻名中外的著名演员。
她离开人间已整整四十八年，但她那委婉、甜润、动人的“金嗓子”和真挚、自然、感人的银幕形象却仍然镌刻在广大观众的心里。
人们为她的艺术才华赞叹和迷恋，又为她凄苦的一生感到哀怜和惋惜。
本月10日，《周璇》音乐剧在上海美琪大剧院首演，周璇温润轻柔的嗓音，坎坷曲折的人生，又重现在夜上海。
周璇那谜一般的身世和谜一般的人生，在这将近半个世纪里依然让人们好奇，让人们猜测，让人们议论却又永远看不真切。
得知周璇的小儿子周伟，十余年前已经移居加拿大，至今仍从事音乐事业。
于是，在一个慵懒的周末，冒着朦朦细雨，《华报》记者飞云带着对周璇的仰慕和对周璇之子的好奇，来到了周伟先生的家。
这是一幢相当宏伟考究的大House，看得出无论是从整体布局到细节设计，甚至房前屋后的草坪和家中的摆设布置，都流露着主人高雅的情趣和对生活的热爱。
坐在宽敞明亮的小餐厅中，视线可以透过落地窗看见茵茵绿草。
常晶，这个家的女主人，带着一名中医特有的温文与睿智，与我们娓娓而谈，煮茶相待，屋子里满溢着家庭的温暖，在这样愉快的气氛中，周伟先生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飞云：大家都知道您是著名影星、歌星周璇之子，但是天妒红颜，周璇不幸早逝，失去父母的孩子生活艰难可想而知，能否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周伟：我是1952年生人，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文革、插队，后来又移民加拿大，经历了所有移民都有过的奋斗、求生……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由于我特殊的身世，我从孩童时起就过早地遭遇了人情世故、领略了人心险恶。
（飞云：能具体谈谈吗？）我承受母亲对我的朝夕呵护，这种幸福只维持了短短的2个月。
那时我刚刚出世不久，尚在襁褓之中，母亲却以检查身体为由被送入医院，从此“候门”一入深似海，她被转送精神病院后就再也没能走出那牢狱的高墙。
当时我尚年幼，后来才从父亲那里知道母亲在精神病院，就连我们这些骨肉至亲，想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
那时我随父亲一起生活，对母亲的印象仅仅来自于非常有限的几次接触，甚至有时只能隔着窗户挥挥手，但母子天性，即使仅是这样的匆匆一瞥，我也仍然能感受到一个慈爱的母亲，她压抑的痛苦和对我的殷切盼望。
我的噩梦始于母亲的去世，而我的父亲却忽然被莫须有的罪名收押监狱，本来我尚能称得上父母双全，却忽然之间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而且，尽管我还有奶奶、姑姑等亲人，却被强行送入了孤儿院。
不过，现在回想，孤儿院也只能算是一个悲剧的序幕而已。
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我被黄宗英收养，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被转给一名毕姓人家，连名字都被改头换面！虽然后来几经周折，又回到了黄宗英家，但一个小小的孩子，屡遭如此变故，简直是惊骇至极，完全不懂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飞云：那后来正式进入了赵丹和黄宗英的家庭，而且还和您的哥哥得以团聚，您的生活就变得相对稳定了？）呵呵，我从不认为那是我的家。
因为那里没人对我是友善的，或者说给过我人间的温情。
相反，我倒从学校的老师同学那里感受到了不少温暖，至今难忘。
文革开始后，我去了内蒙古插队，后来又通过考试，成了航天工业部属下一个单位的热处理技术工人。
后来又由于工作需要，我还当过警察，搞过刑侦和户籍。
80年代末，我移民来到了加拿大，至今已经十余年了。
飞云：您到加拿大以后，曾经成为首位华人地铁音乐家。
您当初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
周伟：或许是由于母亲的遗传，我从小就喜爱音乐，而且母亲生前也有希望我将来走音乐道路的愿望，因此我10岁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起先学钢琴，后来主攻笛子演奏。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笛子。
当年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笛子是中国民族器乐的精粹之一。
我从事音乐的时间越久，对笛子的感悟越深，就越能理解老师教导的深意。
（飞云：可是您插队内蒙，后来又回城参加了工作，笛子都一直伴随着您吗？）是的，即使是在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原野上，我的一管竹笛也无处不在。
草原粗砺的风沙磨掉了我身上那种上海滩的阴柔，广袤的天地赋予了我宽广刚强的心胸和气质。
我同样能用笛子去表达这种感情、这种变化，在马背上、草滩上……我用我的笛子怀念师长和母亲，也吹出内蒙古粗犷的民风民情。
（飞云：后来您凭借笛子取得了地铁音乐家的资格，后来更是一路吹到了加拿大音乐厅、CN Tower，您是怎么做到的？）说实话，刚开始做地铁音乐家时还真是有些心理障碍，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和街头卖艺差不多，好像只有很落魄的人才会去操此业。
不过后来，随着对这行业的逐渐了解以及对国外环境的适应，我渐渐认识到这是个很好的职业，不仅能和很多兴趣爱好一致的同道朝夕共处、谈音论乐，而且还充满了机会与机遇。
国外并不像国内那样职业终身制，而是实行项目制，所以我经常可以得到一些演出机会，其中就也包括了在音乐厅和CN Tower的演出。
何况，当你吹笛子吹到兴头上，全身心都投入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哪里还会有心思去想什么丢不丢人的问题呀？（飞云：那您在这个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每次演出印象都挺深的。
我记得有一次演出，身边的人越聚越多，都驻足聆听，最后重重叠叠的人墙居然造成了交通堵塞，劳动了警察来维持秩序，呵呵，真是很有意思。
其实对于一名艺术家，这种知音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肯定和奖励。
飞云：您出国时已经是人届中年了，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离开国内，移民加拿大？
周伟：孩子的教育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我想另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我在国内和黄宗英的官司了。
说到那场官司，可能来自国内的朋友还会有些印象，在当时国内那种政治环境和法律条件下，我们真是觉得很难有自己的空间和说话的自由，似乎身边随时都有无形的阻力和压力。
要和国内文艺界的长辈黄宗英打官司，简直就是“螆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当时我太太常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为了能有一个稍微宽松些的，能让我们说话的环境，她自己一个人毅然先出了国，吃了很多的苦。
再说，由于童年时的遭遇，那时的我敏感、内向，还有些孤僻，我也希望能在国外的环境中找到自我。
说起自己过去的经历，周伟的声音变得低沉起来，似乎隐藏着什么压抑的情绪，尤其是说到自己当年出国的原因——这在移民中一定是相当特殊的——打官司时，我们不由转向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飞云：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黄宗英和她的先生赵丹都是中国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又曾是您的养父母，您究竟是为什么要与黄宗英对簿公堂呢？
周伟：我曾经与我太太常晶合著了一本书，名字叫做《为了母亲的微笑》。
我之所以要和她打官司，就是为了我的母亲周璇。
虽然这个案子的焦点在于周璇遗产下落的暧昧不明，但金钱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最希望的是还历史一个清白，还我母亲一个清白。
何况，如果真要追根溯源，这个案子也是由黄宗英本人而起的。
由于我太太的海外关系，当年我们也是偶然得知母亲有一笔数额不小的版税在海外，出于善意的愿望，我建议我当时的养母黄宗英想办法追回这笔钱，小到调剂家庭状况，大到支援国家建设，都不失为一件美事。
但黄宗英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蛮横拒绝，而且当着我的面侮辱我的母亲，甚至还威胁要剥夺我“周璇之子”的身份！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当时已过而立之年，难道这血缘关系也能由她一言以抹之？虽然当年的事已经过去，母亲也已经永远的解脱，但谎言不能永远掩盖真相，我岂能任由她继续侮辱我的母亲，又怎能由她任意篡改我的身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一个公正，对我母亲回国后的所有遭遇以及伤害，求得一个说法。
人活着就要活个明明白白，试想，如果你的母亲被百般折磨，如果是你从小就被戏弄、摆布，甚至被剥夺作为人子的权利，谁能无动于衷？
飞云：您的母亲周璇生前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影视明星，演技歌艺都造诣很深，代表作《马路天使》被评选为“中国电影90年优秀影片”之一，还有金嗓子的美誉，您觉得母亲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周伟：由于当时的一些政策，我甚至不能和自己的母亲多一些接触，以致成为我的终生憾事。
但仅仅是从那极为有限的接触和通过我自己后来的一些了解，我认为我的母亲实在是非常坚强。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让我快些长大，好去帮帮她。
后来我才得知，即使是我的出生，都是母亲对现实的一种抗争。
她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精神失常，她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自己心爱的儿子能帮助她脱离困境。
母亲性情耿直，从不愿说违心的话，但是在当时文艺圈内复杂的宗派斗争中，一个不愿屈就的人又如何生存呢？也许“恃才傲物”是真正有才华的人的通病，母亲从来就没有屈服过。
她不解，她疑惑，她愤怒，她也恐惧，但是她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
后来她完全被孤立，连自己的亲人也无法见到，但她坚强地承受着所有不公正的待遇，坚强地等待着她想象中驱散乌云的一天，尽管到最后她也还是没能逃脱悲剧的命运，但我为我的母亲自豪，她是我心目中最坚强的人。
（飞云：那您觉得母亲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母亲影响了我的一生，当初我走上音乐道路，就是母亲对我的影响。
飞云：有成语说“天妒红颜”，周璇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她是个性情中人、又善良天真，却屡遭欺骗和打击，您觉得她的悲剧在今天有什么现实的社会意义吗？
周伟：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她的经历让人能分辨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社会在变迁，时代也在进步，但我认为最基本的人性却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权力、地位与金钱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人性的美丑。
古人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可见从古代起，人民就崇尚着不畏权贵、不贪金钱的美德。
如果我母亲不是这样的出名，不是这样的富有，不是这样的美貌，可能她就不会这样被无辜牵累。
母亲尚在病中，另一群人却以“组织”的名义，迫不及待地将她的房产充公，还“帮”她管理钱财，使她有家不能回，有钱不能用，如果说真是所谓的“帮助、教育”，请问此举又谈何帮助、教育呢？母亲不过是坚持了自己的良心，又何致遭此大难？以“黄宗英、黄晨、吴茵”为首的左派文艺工作者，他们各怀目的，以“帮助为名”，实际上却一手遮天，利用政府对母亲的重视和照顾，实际上是把母亲逼上了绝路。
人都有弱点，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丑恶的人性却在面临诱惑时暴露无疑。
所以我认为，母亲的遭遇就是一场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较量，即使在今天也有着它的现实意义
飞云：您曾经两次出版、再版了《我的母亲周璇》，还积极促成一系列记录、纪念周璇的活动和影视作品，请问是什么促使您这么奔波操劳？
周伟：还是那句话，“为了母亲的微笑”。
母亲含冤而逝，我这么做也只是希望历史能为我母亲正名，让丑恶的脱下崇高的外衣，让被侮辱和扭曲的恢复本来面目。
母亲去世时，我年仅5岁，如今我早已过知天命之年，难道时间还不能还我和母亲一个公道吗？
飞云：但同样是出书，您的哥哥周民，他的方式和立场和您都不太一样，甚至在他出版的《周璇日记》中还对您父亲、对您父亲与周璇的感情颇多不敬。
你们兄弟俩本应相依为命、互相取暖，但是你们的意见却好像不很一致，您能具体谈谈吗？
周伟：我的哥哥是我的同母异父兄弟，我想他可能一直就不太欢迎我的到来吧？！母亲既已有了他一个孩儿，又何必再添上我一个呢？想当年他被黄宗英领养，是为了给婚后一直不育的黄冲喜的，黄待他不薄，可后来黄宗英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他的待遇自然就要下降一大截，所以我后来又去了之后自然就成了他的出气筒。
在我面前他还是有优越感的，虽然比不上赵青、赵桔，可他的待遇比起我来那还是要好得多的，呵呵。
（飞云：那在对待母亲的问题上，您们意见也有分歧？）他永远是我的哥哥，毕竟在这世上，流淌着周璇血液的也只有我们两个了，我珍惜这种血缘关系。
不过在做人方面，我对他恐怕永远会持保留意见。
我们的生活道路完全不同，我从没认可过黄宗英那儿是我的家，我的母亲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周璇。
而哥哥在黄宗英家生活的时间很长，他已经认可黄宗英是他的“妈妈”，甚至他在说起母亲时，永远是“戏子”这样的评价，对此我绝无办法可以容忍。
不过，哥哥还是哥哥，该他有的，该放手的，我都会记挂着他。
飞云：对您童年的生活，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周伟：可能要算是小学时的“背书”吧。
当时我背课文的成绩最差，恐怕也要归咎于我那时的一副寒酸相。
我从1960年起生活在黄宗英家，从那时起全身衣服从里到外都是补丁摞补丁，短了接长，补了再补。
我穿过女鞋，还穿过旧式老太太的那种长长的袜子，甚至鞋子把脚顶得生疼，我只好自己割掉旧的补丁，又在前面缝一个“小兜兜”，好让自己处于发育中的脚能痛快地喘口气。
在这种情况下，我最怕的就是老师把我叫到讲台前去背课文，那种众目睽睽下的“现眼”让我的童年非常自卑，以至至今难忘。
我后来整个人的性格都是非常自闭、孤僻的，这一直维持到了我青年时代，直到我自己有了幸福的家庭才慢慢好转。
飞云：相对来说，家庭的悲欢离合又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挫折、磨难和打击的？
周伟：从小到大，我经历的磨难、挫折可以说是太多了，但是我又很幸运，因为我的太太常晶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支持。
温暖的家庭给了我依靠，也给了我力量，让我从一个孤僻、自我保护意识过强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宽厚、乐观、民主的好丈夫、好爸爸。
我认为年轻的时候吃苦那不叫苦，这所有的经历将来都会帮助你更有见地、更有忍耐力。
有时候我甚至很感谢自己年轻时的这些经历，他使我在人生路上永远都不会趴下。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坚强，因为我不但没有在摧残中死去，反而成长了。
现在我心胸更宽广，心态更平和，韧性更强，见地更高明，呵呵，我觉得这样很好。
在整个采访中，周伟先生真的表现得很宽宏，最能让他愤怒和激动的是对自己母亲的侮辱和迫害，是对他自己身份的侮蔑，而正如他所说，对钱财这种身外之物无须太过看重，重要的是历史的真相。
他要的是只是真实，因为他需要用这种真实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用这种追求真实的努力来给孩子们做榜样。
说起自己的家庭，周伟先生温情脉脉，言谈中对太太、孩子们的爱溢于言表。
飞云：您的遭遇使您一度孤僻、自闭，那您后来又是怎样找到那个在童年时失去的“自我”的呢？
周伟：我想很多因素造就了现在的我。
比如我的家庭的支持，比如国外宽松简单的生活环境等等……但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是书籍的力量，是加拿大丰富无比的图书馆资源重新塑造了我。
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从书籍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好的启示。
同时读书也让我的眼界更宽，更有底蕴和内涵。
飞云：您的两个孩子同样具有音乐天赋，请问在加拿大的环境中，您在个人发展、子女教育方面有什么体会吗？
周伟：加拿大的教育环境和国内不太一样，我曾经很信任这边的教育制度，可后来才发现一味西化或一味中化都是行不通的。
太西式，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符，毕竟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太中式，又的确无法适应这边的环境。
我太太常晶是个很好的中医，她的中西医结合、强调平衡的观点启发了我。
我觉得在孩子的教育上也要中西结合，找好平衡点。
尊重他但不放任他，引导他但不强迫他，强调努力的过程但不过分注重结果，这样孩子就比较容易接受。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大女儿周小璇从小学习钢琴，现在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小女儿周多多从七岁开始学习花式滑冰，还喜爱唱歌和弹钢琴，现在已经多次登台演出过了。
飞云：您的孩子们对奶奶周璇有什么样的印象？您会把这些风风雨雨都讲给他们听吗？
周伟：她们虽然没见过母亲，但周璇一直活在她们的生活中。
我们家里挂着母亲的大照片，还有很多周璇的影像视听资料，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
我们所处的华人圈里，一旦知道她们是周璇的孙女，都会表现出很大的尊崇，这种荣耀也激励着她们，奶奶在她们心中有很高的位置。
至于那些风风雨雨，我们并不会刻意对他们回避，事实就是事实，虽然他们现在还很不理解。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思想单纯极了，根本无法理解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这么坏的事。
但我想，这善与恶的分辨力已经就是最重要的了。
采访手记：
采访归来，我的心情很复杂，既很沉重，又有一些欣慰。
一个才华横溢、勤奋创作、成就非凡的艺术工作者在一个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横遭大难，乃至家破人亡。
这是历史的悲剧，也见证了人性的丑恶。
而唯一值得欣慰的也许是她的后人生活美满幸福，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她的后人一直在热爱着她，缅怀着她，却并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曾经侮辱或伤害过自己的人。
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方可知得失；以史为镜，才能明兴衰。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还历史一个真实，给世人一个评论、反省、借鉴的真实座标，让天国上的“金嗓子”能够真正的安息。
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