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与新凤霞
19岁时，吴祖光创作了抗战话剧《凤凰城》，被誉为“戏剧神童”。30岁时，他以其《风雪夜归人》等多部剧作蜚声剧坛。40岁时，他因一次简短发言跌落红尘，引出旧案“二流堂”，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
晚年，提及往事，吴祖光感慨万端：二流堂原本只是一句玩笑话，结果被一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运动家，将其编造为一个轰动全国的冤案。从昏天黑地的反右开始，到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以为会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到最后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四处内查外调，最终却证明只是一场闹剧，真是可悲可笑。
事情的由来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搭建简易房，供来自沦陷区的文化人居住。当年，唐瑜也在重庆自费造屋，招待流落于此的朋友。文化人夏衍住进简易房后，经过了一番改造装饰，将房屋布置得十分雅致温馨，并赋予“碧庐”的名称。住在旁边的吴祖光、盛家伦等人，受其感染，也纷纷效仿，将“碧庐”连成了一排雅致的“别墅”样房屋，吸引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目光，相约前来拜访做客。
客人中，以相距不远中央剧社、中华剧艺社的青年作家和演员居多，常常高朋满座。大家在这里探讨文学，关注时事，也举办舞会，成为当时重庆一个著名的文化沙龙。
此间，周恩来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曾家岩有个常设机构，与文艺界保持着紧密联系，主要是通过夏衍传达延安信息，馈赠从延安带来的毛衣料、小米和红枣。
有一次，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组，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从未见过，感觉十分新鲜。剧中有个情节，妹妹去地里送饭，开荒的哥哥假装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是一个从未听闻过的陕北名词，让人耳目一新，感觉非常新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恰好，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常常熬夜写作，日上三竿还在睡觉，吃饭也不定时。尤其是和大家相邻居住的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读了那么多书，却一字不写，大家都调侃他“光吃不拉”，很像一个“二流子”。
盛家伦才华横溢，口才极好，岂能吃亏，于是反驳说大家都彼此彼此，你们看夏衍做过几次饭？吴祖光穿的衣服，都一个月了，换过吗？还有胡风，早上可能脸都没洗。大家谁也别笑谁，都是“二流子”。
有一天郭沫若和徐冰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吵个不停，郭沫若便说：“我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欣然赞同。徐冰就叫人拿纸笔来，请郭沫若当场题字做匾，结果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好作罢。但“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
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诗人柳亚子向毛泽东索句，获赠手书《沁园春·雪》。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吴祖光通过多渠道获得了三份手抄稿，经过核对整理，吴祖光在他编辑的《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以《毛词·沁园春》为标题，率先发表了《沁园春•雪》。
此后，因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回迁南京，聚集在重庆的文化人士，也先后离开重庆，各奔前程。吴祖光在1947年去了香港，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吴祖光离港北上，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当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的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其中一间楼房分租给了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夫妇租住。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后，租住了进门一排六间的平房。
一群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还是当年的碧庐旧人。消息传开，都说“二流堂”在北京又重新开张了。
当年，吴祖光与评剧皇后新凤霞的婚姻，在北京可谓名动一时。
非但婚姻，这吴祖光在“二流堂”也是个著名人物，经常有艺术青年慕名上门拜访求教，杜高、田庄、陶冶就经常聚集在他周围。这批人被称作“二流堂”的小家族。
1953年，开展肃反运动，有人发现这个地方很奇怪，许多艺术家在这里进进出出。老的有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有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聚于一堂，到底在干什么？
有一天，吴祖光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的电话，要他去谈一谈”二流堂”的问题。吴祖光觉得有点不解，“二流堂”就是个玩笑，有什么问题需要谈的？
吴祖光不知道的是，前不久文艺界开会，周恩来在会上问：“今天到会的，有哪些是住过二流堂的人啊？”下来后，中宣部就委托田方打听一下。吴祖光听说是这件事，也没多想，就把当年“二流堂”得名的来历说了一下，并把在重庆时住过二流堂的胡风、夏衍、盛家伦等人的名字向田方做了汇报。
事情过了，吴祖光也就忘了。没想到1955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胡风本人被捕，随即，二流堂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没过多久，文化部就下发了《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认为二流堂参与了胡风反党集团，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但由于没有证据，包括吴祖光在内的二流堂成员，最终被周恩来保护了起来，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
1957年5月，吴祖光受邀参加“提意见”座谈会。当时整风正盛，新凤霞提醒他说：“这个时候你最好别说话！别去开会。”
文联来人接他去开会时，新凤霞叉着腰堵在门口，不让吴祖光出去。汽车在大门外按喇叭，接他的人在一旁催促，一向温顺的妻子却坚持不肯放行。一向温和的吴祖光无法可想，只能将新凤霞狠劲推到一边，头也不回地走了。座谈会上，吴祖光直言：没有专业知识的低能干部高高在上，这样的现象我们必须杜绝！
吴祖光的发言，被田汉加了一个《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标题，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了吴祖光右派的铁证。
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一起干什么？说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件事让专案组一分析，认为二流堂这是要办机关刊物。
很快，文化部发表了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的文章，对吴祖光和二流堂进行批判，并且给吴祖光扣上了一顶反革命右派的帽子，不久即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
新凤霞也受到牵连，被层层审问。有个领导对她说：“你是个好演员，前途远大，要跟吴祖光划清界限，别为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牺牲前途，太不值得了。你自己要好好想清楚！”
面对威胁利诱，新凤霞直截了当答复说：“不管吴祖光到哪儿，到什么地步，他都是我丈夫，我都永远等他。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我等他28年！”
那时，新凤霞依然是观众心目中的明星，大家就想看她演出。大幕拉开，新凤霞登台亮相，观众喝彩。演出结束，她还要去后台扫厕所、倒痰盂。
三年后，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久别重逢，新凤霞把家布置得如同过年，她要让整人的人看看，她与吴祖光还是恩恩爱爱的一家人。
1966年，文革降临，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派们统统被揪出来后，又才轮到老右派们。“二流堂”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二流堂被政治化了，从开初的思想意识问题，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而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将二流堂的人抓捕关押起来。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新凤霞成了二流堂堂嫂，黄苗子和郁风被关进监狱。盛家伦在反右前病逝，否则，一样逃脱不了。
当时，受二流堂案牵扯的文化界人士很多，除了吴祖光、夏衍等人外，就连抗战时去过重庆二流堂作客的阳翰笙、赵丹、叶浅予、田汉、聂绀弩等文艺界人士，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1979年6月，二流堂的事情终于有了新结论，文化部发文宣布，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已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未能熬过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则被整整关了7年的监狱。吴祖光、新凤霞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新凤霞腿被打残，再也不能登台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