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千岛湖畔肯斯顿城的加拿大皇后大学号称是加拿大政治家的发源地，加拿大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都出自这个学校，加拿大现联邦政府总理马丁也是该学校的学子之一。
现在在这所学校里，有一名华裔学者非常引人注目。
他不但在研究领域有很多建树，还多次为加拿大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出谋划策，以自己的学识来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
他就是皇后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梁鹤年教授。
初夏凉爽的日子里，记者驱车来到皇后大学，采访了这位在中国及加拿大规划界都有很高声望的华裔学者。
贫寒家境萌生服务大众理想
每个少年都有很多愿望，但大部分少年都不会有梁鹤年教授小时候的愿望。
梁鹤年教授小时候的最大愿望就是：家中失火。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懂事孩子的淘气想法，这恰恰是一个懂事孩子为家人着想的最大希望。
梁教授小时候，住在香港的一个贫民区，几十万人挤在山边，没水、没电、也没有马路。
6平方米的地方，挤着父母和6个兄弟姐妹，还有全部的家当。
在他们住的房屋里，还有6户这样的人家。
这样的地方，当然最怕失火。
一旦发生火灾，大火就会迅速蔓延，人们逃命时甚至不知何方才是生路。
但梁鹤年教授那时却盼望自己住的地方失火。
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政府开始建立徙置区，一旦房子被烧掉，就可以搬到徙置区去。
徙置区的房屋一般都是6层楼，钢筋混凝土建筑，有水、电、公共卫生设施，对于贫民区的人们来说，那儿就是天堂。
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个理想：长大后多念点书，好好研究住房问题。
这个理想伴随着他步入香港大学建筑系。
但大学毕业后，他到建筑事务所工作后发现，服务的对象都是有钱有势的大主顾，与自己为贫民区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初衷不符。
这时他想起在大学四年级时学的一门课程“城镇规划”，想起了城市规划的社会性及“为市民大众服务”的使命，从而萌发了从建筑转到城市规划的念头。
随后，他就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学习城市规划，后来无论是到剑桥学习还是到皇后大学工作，都是把城市规划领域作为自己的专业选择。
城市应注重人文关怀
做了这么多年的规划研究与实践，梁鹤年教授心中当然有理想城市的概念：这就是人民的城市。
梁教授解释说，人民的城市就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就是以人是否舒服来衡量城市建设的所有东西。
他举例说，人们的眼睛只能看清楚25米左右以内的东西，在这个距离内能看到别人的脸和表情是什么样子，如果要使人际关系好的话，打招呼时当然希望能看到对方的表情，也希望对方看到自己的微笑。
人的眼睛往上看20度、往下看30度以内才会感到舒服，一座建筑与我们的距离有一定的比例，才能一眼看清楚，如果需要转动头才能看清楚，就会感觉不舒服。
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街道多宽，周围的建筑有多高，只有遵从一定的比例，才会让人舒服，才是以人为本。
当然，这是物理上的，以人为本还有心理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多个层面。
他当初到国内的时候，看到一个10万人左右的城镇，街道半公里宽，旁边二层小楼，这不是以人为本的城市。
梁教授说，他心中理想城市的概念，受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一个老师的影响很大。
这个老师叫凯文林奇，他只是本科毕业，但却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他写的两本书《城市的形象》与《最好城市的理论》，对自己影响很大，再加上亲身经历，才形成自己心中理想城市的概念。
建筑要体现自己的文化
梁教授近年来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他认为，中国城市与国外越来越没有区别。
北京越来越像香港，上海也越来越像香港。
中国的城市在外表上越来越像国外特别是北美的城市。
梁教授表示，北美的城市其实没有城市的文化。
就拿建筑来说，当初欧洲到北美来的移民都是穷人。
他们来北美是开发土地，因此初期所有的农房都像欧洲的农房一样，放在农庄的中间，是外望的。
这样可以看到有没有人偷走自己的东西，也能看到周围美好的景色。
后来人多了，把一栋栋的农房放在一起，就是排房，还是外望，人更多了，把房子搭上去，变成高楼，也是外望的。
所以，现在北美的洋房都是外望的，结果是把窗户打开，看见的是人家的卧室。
外望是农庄的建筑，不是城市的建筑。
国外特别是北美的城市建设方式，对中国的国情与生态都不适合。
中国的城市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在这点上应该像日本的建筑学习。
日本的建筑现在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因为它用现代的材料来表达日本的传统文化。
日本的建筑文化是木材建筑文化，这与欧洲的石头建筑不同。
石头是压力，木材是张力。
日本现代的建筑是用钢筋混凝土材料，但现代建筑的方向仍是横的方向，每个建筑都是重复，每个单元合起来成大的单元。
日本的建筑素材表露出来，如混凝土就是混凝土，不会涂上别的色。
日本的建筑是现代的建筑，但体现的是传统的精神。
中国的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化。
科学的态度是规划的基础
梁教授介绍说，城市规划涉及到多个门类的学科，还要用多种科学手段和工具，其中涉及的最主要的学科有两门：交通与环境。
交通要用非常多的模拟，如居住在哪里，生活在哪里，生产在哪里，路上每天的交通量有多大，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路上车辆有多少，速度多少等，很多时候用模型。
环境，怎样保留湿地，怎样保护生态敏感的地方，都要用到许多科学知识。
比较中国与西方的规划人员，中国规划人员的科学素养要明显高于西方的规划人员。
西方规划人员的科学素养越来越低，他们关心的重点是政治，而对基础设施、交通和环境等学科中的科学知识了解较少。
他们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时会请专家团，请环境专家、物理专家作为顾问。
西方规划人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还有一定科学的素养，现在中国的规划师同西方五六十年代的差不多。
这不能说谁先进与落后，只是大家考虑问题的重点不同。
中国的规划人员多考虑排水，地形、地貌等问题。
西方规划人员重点考虑的是一块地方能盖多少楼房，有多少人反对，能产生多少税收等。
另外，梁教授还强调，在规划中要有科学的态度。
如国内的城市，现在流动人口很多，因为他们也需要基础设施，这一点在规划中要考虑进去，这样就要求有基础的资料。
他们的社会经济情况怎么样，基础资料都要确切。
现在国内的规划许多都是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是凭空想象的。
用法规保障规划的合理
在加拿大，为了保证城市的发展按规划进行，每个城市都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城市总体规划，一个是区划法。
城市总体规划是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但不是法律。
城市总体规划主要考虑两件事情：交通与土地的利用，大的城市可能考虑的多一点。
城市总体规划考虑的，主要是宏观问题，如城市是重点发展旅游，还是轻工业。
区划法就是把城市总体规划法律化。
但它是部地方法律。
区划法每段都是法律条文，它分两部分：一是用途，二是建筑。
用途把城市每块地的用途都定下来，不列明的不能盖；建筑则规定建筑的规模。
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划法虽然是地方法规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但它们也是可以修改的。
城市总体规划每五年要修订一次，另外还可以不定期修改。
差不多每项大的开发都会影响到总体规划和区划法。
土地规划修改是非常繁重的事情，所有地方政府每年修改区划法与规划的时间占他们工作时间的50%至60％。
土地规划的修改会牵涉到许多方的利益，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土地规划修改后，如果任何一方不同意，包括和开发没有关系的人，都可以上诉。
安省城乡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上诉事宜。
它不是法庭，只管规划的事情。
但它不是政府部门，是独立的机构，只向省议会负责。
它的决定是最后决定，政府官员不能改变。
中国是片难以忘怀的热土
梁教授现在非常忙。
他不但要进行学术研究，还是皇后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的负责人和由18个亚太国家驻加使节和专员组成的大使论坛的召集人，另外，还常常为政府做些咨询工作。
虽然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但梁教授目前的活动却越来越多地与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中国。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梁教授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在这二十年中，他多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他在国内的学术杂志《城市规划》中开辟有自己的专栏。
除城市与区域规划外，他还在科技、经济、资源、金融、贸易等多方面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
他在自己的学院里开设了中国项目组，专门对来自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官员进行培训。
最近，他又准备与加拿大联邦政府及中国外国专家局合作，资助更多的中国高级专家到加拿大进行研究交流。
由于学术造诣高及与中国的交流成果突出，他被中国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及多个城市聘为顾问，并于2002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国家友谊奖。
梁鹤年教授说，在离开香港到国外发展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等将来有机会再为中国的发展做点贡献。
如果他那时为国做贡献的想法是粒种子的话，今天这粒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了大树，并硕果累累。
（王心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