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追溯20年以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甚至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
而用中国农民试药，不但成本低，如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要求」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而且农民病人多是穷困者，体内没有其他药物成分，可以取得最理想的试药效果。
因此在中国的外商都瞄准了穷困的农民为试药最佳人选。
更令人震惊的是，有的以免费治疗为名进行试药，患者根本不知情，得不到任何补偿与保障。
据中国经济杂志报道，每年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每种药需要30名左右的健壮人员试药，基本是国外新药为主。
在北京的这个试药群体规模庞大、组织严密。
估计有1万多人，临床基地有几十个，一些有名的大医院如地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人民医院、友谊医院等都参与其中。
医院前往艾滋村寻找「合格」受试者
一个国外企业与中国国内机构互相勾结，以药物治疗的名义对患者进行试药的典型例子是美国病毒基因公司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地坛医院合作进行人体药物实验。
一批来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在没有充分知情参与试药，造成十几人死亡。
后来，中国药监部门的表态：美国病毒基因公司的艾滋病防治药物没有经过批准就进行临床试药，是非法的。
2003年，北京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双庙村采集血样，身染艾滋病的村民们得知「检查合格后就能上北京治疗。
」后，都踊跃报名，希望免费拿到一些能维持生命的药物。
共有39名患者「检查合格」，也就是人体免疫细胞值（CD4）在200以下（属于中晚期艾滋病患者），其中包括李秀萍，一名普通的河南妇女，艾滋病毒携带者。
李秀萍说：2003年3月5日，她与其他38名感染者分别与医院签订了一份带有许多英文单词的《患者知情同意书》。
在签字之前，传染病区负责人对所 有的感染者说，你们能够得到这次治疗机会，可以说是你们一生的幸运，这个针剂（胸腺核蛋白）好得很，可以延长生命，保证你们20年没有问题。
因此，他们都毫不犹豫此签了字。
临床试验效果「不理想」
但是，在临床试验进行到第7天时，李秀萍给便家里打电话说效果「不理想」。
她说，针剂还没有用到一半的时间，其体质迅速下降。
医院则告诉她「这种药是先杀艾滋病毒，杀完了之后，免疫力便自然上升。
」
李秀萍的丈夫朱觉民担心妻子病情恶化，便买了几瓶抗菌的药物，让她赶快服用。
虽然医院发现她服用其他药物后，要求她停止，李秀萍还是偷偷地服用抗菌药物，撒谎说服用的是普通的感冒药，因为抗菌药物效果明显，使她不那么难受。
后来，朱觉民告诉《经济》说，正因为李秀萍在临床试验期间服用了部分抗菌药，才使得她的身体状况比其他受试者稍微好一些。
他说「如果她全部服用地坛医院给的药，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现在就不敢想了。
」
「打针打死人不负责」
感染者朱茂龙却没有李秀萍那么幸运。
他为了「能延长寿命20年」，以向医院做出「打针打死人不负责」的承诺而获得了「治疗机会」。
他带回家七针「TNP」针剂，还没用完就死了。
据说在试验期间，他一直发高烧，不能吃东西，只能喝凉水。
另外一位名叫朱瑞华也是如此。
据媒体报道，当他最后一次没吃早饭，空腹乘车去参加完抽血化验，当天返家之后，就一直卧床不起，成天发烧，双目失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在双庙村，目前还有５家左右的医药厂在那里进行免费的试验活动，而参加试验的「受试者」每天的报酬通常是一斤鸡蛋，十天一领，病情严重的可以十天领到一只鸡，然后一个月可以免费检测一次身体。
最佳药品临床试验地
2001年初，《远东经济评论》曾发表一篇题为「治愈疾病的渴望」的长篇报道，首次披露一些跨国制药公司在亚洲「偷偷」进行临床试验的情况。
这篇报道展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亚洲及其他医疗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正从单纯的药品销售市场演变为药品临床试验基地。
首当其冲的是中国。
国外医药巨头近几年蜂拥而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医药企业6300多家，其中有外资背景的企业近2000家，全球最大 的25家跨国医药企业中已有20家在中国建立了分支机构。
据专家估计，目前有60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进行著近100个项目的一期临床试验，直接参与人员数 万人，如果算上大面积的采样对象，至少在50万人以上。
据《经济》杂志调查的中国数家知名临床试验基地透露，近两年来接受跨国公司的临床试验任务越来越多，临床专家们的意见都指向一个判断：「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地方了。
」
跨国公司选择在中国进行药品临床试验，原因很多，包括：临床试验成本低廉；临床采样优质等。
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临床试验的费用比美国至少要低三分之一。
中国人口众多，疾病种类较多，而且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所获得的数据更具有价值。
中国「严进宽出」的新药审批，即只要获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最终绝大多数都能获得许可证书，也令一些企业有机可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