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土地资源专家王维洛：
中国今年在农管监督下强行推动的“退林还耕”、“水稻上山”、规范猪圈、拆除违规农宅等措施引发农村普遍民怨之后，中国自然资源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杜绝不顾农业生产实际，拔苗砍树、填坑平塘等“一刀切”行为，并对“水稻上山”作出明确规范和限制。虽然中共中央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被迫对政策进行了重新调整，但危害已经造成，公信已经丧失，旅居德国的中国土地资源专家王维洛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202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明确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等六种“非农化”行为，拉开了退林还耕的序幕。今年春季数以万计的农业执法大队农管下乡，各地频频出现毁林、毁果园、毁经济作物、甚至拆屋扒房等现象，农村出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惊人的倒退现象。
这些“新农村建设”运动都围绕一个主题：加强对农民的监管，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长期研究中国国土资源和水问题的王维洛说，中国根本不缺耕地，2019年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的结果，中国的实际耕地面积远远超过国家的期望值。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18亿亩耕地对应每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为24亿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约17亿亩，其余用于棉、油、糖、菜等种植。但是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中国的播种面积为32亿亩，不是24亿亩，比24亿亩多出8亿亩。之前陈锡文等的计算均不准确。”
如果中国不缺耕地，中国缺粮食吗？
王维洛认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政治口号。目前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没有紧急的粮食安全问题。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之后，中国就号称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怎么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又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了？”
王维洛介绍，1998年、1999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约为400公斤时，当时的中共顶层认为供过于求，中国有条件可以退耕还林、退耕还草。
到了2022年末，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已经达到486公斤。另外2022年中平均每人进口粮食104公斤。两者相加平均每人590公斤时，可是中共顶层却认定，需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退林还耕、退草还耕。
王维洛说：“中共顶层有它的判别标准，象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就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是一个伪命题。”
2021年11月4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我国粮食库存充足、口粮绝对安全》的报道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对记者说，从粮食生产、储备、库存、贸易等情况分析，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完全有保障。从库存看，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比例超过70%。以小麦为例，在连年丰收形势下，库存持续增加，目前可满足1年半消费需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如果中国耕地红线并没有受到威胁，“确保粮食安全”也是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伪命题，那么中国政府今年春季为何不惜激起民怨，在各地农管的配合下，毁林拔苗，平坟拆屋，搞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退林还耕，确保耕地红线的运动？
退林还耕、农管下乡意在控制农村
外界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习近平好大喜功，喜欢折腾，也有人说习近平居安思危，强调安全为大的底线思维，更有人猜测习近平为了统一台湾大业囤粮备战，并准备应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国际封锁。
但是王维洛认为，习近平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控制。
“从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他的一些做法，来推理他喜欢的是什么呢？他喜欢的就是控制，他要的就是控制。”
外界普遍担心，农管下乡，退林还耕，不过是习近平力图把对城市至上而下的控制和管理扩大到国家权力和影响相对薄弱的农村，人们担心退林还耕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措施将收回农民自实行土地承包制以来获得的一点有限的自由，今后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什么不种什么将再度由国家说了算。
王维洛说，目前中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可能只是一场更大的深刻变化的前奏。“现在的这个农管下乡，把你家的果园菜园给扒了，再把你家的鸡给抓了猪给杀了我认为这都还是火力侦探。因为我仔细读了中央政策的精神，它目标在于什么呢？我认为目标就是农民的宅基地，他要减小和剥夺农民的宅基地。”
控制农村的下一步目标是农民的宅基地
202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部署“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工作，要求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稳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确保改革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向前推进。
据中国官媒报道，第三次国土调查显示，2019年全国建设用地6.13亿亩，较2009年二调时增加了1.28亿亩，占用了耕地。
王维洛说，中国的专家们给中央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城市的2/3的人用了全国1/3的建设用地,而1/3的农村人口用了2/3的建设用地，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农民的宅基地也和我们城里人一样的话，那我们还能省下1/3的土地。”
目前中国一些地区现在都在试点制定宅基地的标准和宅基地继承法，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农民宅基地以后是不许继承的。宅基地的主人死了之后要把宅基地还给村政府，其子女需要到村政府那里按照新规定重新申请。
王维洛说：“他们不是继承人，不存在继承的关系 ……这就是说我是抄了你的老窝了,这比平坟还厉害,因为这是你们家祖传的。”
所以退林还耕可能绝不仅仅是一个土地管理政策方面的变化，它很可能会带来中国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农村和农民的担心。针对这种担心，中国官方和官媒不断出面解释澄清，指出退林还耕并不是开历史倒车，更不是胡乱折腾，而是为了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王维洛认为，不从农业生产和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把过去已被实践证明失败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生态恶果的东西拿出来重新推广，这不是折腾又是什么呢？
水稻上山是退耕还林走到极端的典型
以水稻上山为例，王维洛指出，水稻上山是退林还耕运动走到极端的一个典型例证。水稻上山之前的山地属于林地，是农业用地，而且多是坡度在25度以上的山坡地，不存在土地的非农化的行为。
但是在确保耕地红线和政绩的压力下，各地主管农业的官员纷纷把目光瞄在这些山坡林地上面。于是原云南农业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朱有勇的水稻上山实验便应运而生。
2015年朱有勇到云南澜沧县扶贫，“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作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开始进行在山坡荒地种植水稻的实验。
王维洛质疑“水稻上山”的可行性：“这位朱院士，他带着团队在山上种出来的水稻，有（亩产）788公斤，我一点不怀疑他。中国人干这种典型的事件，做某一个小的试验，他能做的很好。中国人可以把沙漠治得很好，只能是小块，大块的不行，大块的土地变沙漠，但是小块的沙漠他能给你变成土地。你要在小的一块山地上，你朱院士不顾成本，把所有的肥料，优良种子用上去，你种出788公斤，我绝对相信，但是你推广不了，在中国的大面积的推广，这是不可能的。”
面对外界铺天盖地的质疑，朱有勇回应，“眼见为实”，去年云南已经推广了50万亩山地水稻。
但是多年研究中国土地和水资源的专家王维洛认为，如果云南能搞水稻上山的有限推广，那是中央政府在那里搞了一个滇中引水工程，从金沙江引水到昆明的滇池，冲洗滇池中的污染，相当于把金沙江的水提至70层楼高的滇中地区。从滇池中被冲出来的污水不能再流回到金沙江、长江，只能用来灌溉农田，这才有了云南的水稻上山。
王维洛说：“所以朱有勇院士，他可以搞这个水稻上山，因为上面冲下来的这个脏水可以用来灌所溉农田，别的地方水稻上山那是朱有勇院士没有考虑过的，这是其他人在那里推广的。”
今年春季退林还耕运动的大举推进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以及农村各地的强烈反弹，现在看来，中共中央又变调了。新华社近日发文，称退林还耕是一个“伪概念”，不是定义严谨、按法定程序出台的政策概念。
文章说：“将目前各地开展的耕地恢复措施笼统地称为“退林还耕”，并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强行挂钩、混为一谈，是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策具有一定导向性的污名化误解误读，容易让老百姓认为政策朝令夕改、急转弯，必须予以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