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怕什么？生活永远的一成不变。如果今天只是重复昨天，明天只是重复今天，可能当皇帝也没劲。当然那是痴人说梦啦，皇帝老爷不是你我做得上的。
中国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往往一干就是终身，设想如果在一个办公室早早晚晚的埋头一辈子，会不会某一天突然感到此生过得有点太窝囊？现在大锅饭越来越少了，人们又开始怀恋起那种安全感来。是啊，今天永远知道明天在哪里，不为衣食发愁，这不是一种很安逸的人生吗？
然而，在国外，这种今天永远知道明天在哪里的人，可能是为数太少了；即便有，也是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看过无数英雄们的尸体倒下；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少数的佼佼者中，也还有一些是身子放定了，心却依然悬在半空。
人们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有的就是找一个饭碗，有的为了出人头地，有的觉得自己已经贵为人上之人，举手投足都流露着傲气，只是有点“高处不胜寒”，有的在这个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位置，只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
敢于正视现实和自己需要勇气和智慧，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我有个和我同时出国的老乡，95年我去的美国，他来的加拿大。他出国时也就28，9岁，科里的骨干，正要升为副教授。我刚去美国时，查过他的科研文章，从海外医学索引上竟查出16篇之多，可以说在我们国内那个大学名列前矛。他真是个做科研的好料子。在加拿大因生活所迫，为了几个奖学金，他不得已又读起了医学博士学位，虽然他在国内早有了个硕士；读了俩年，他冒着和老板彻底闹翻的危险，又拿了个重复的硕士，坚决不再把这个博士读下去。以他的经历，找个公司或实验室的科研工作应该易如反掌，可他在生活已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用贷款又读了个MBA，并把太太送去美国读了个财会的硕士。前不久，他背着一身的债务离开加拿大，去了美国。行前，我们举杯话盏，感慨人生。我问他会不会再找实验室工作，“从我走出实验室那天，我就绝对不会再回去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不是名校的MBA，在北美工作并不好找，我知道的好几个MBA都是回头去读计算机或找一个与MBA没关系的工作。但我确实打心眼里佩服这个老乡，佩服他的闯劲，佩服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不管他前途如何，他已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无怨无悔。
还有一个来美国十几年，已做上教授的朋友，因种种原因，2年前离开了教授岗位，毅然去某名校攻读MBA。在美国时，我经常和他聊天，听他谈种种宏伟的理想，很明显，他的目标不是做在实验室呆一辈子的教授。他拿了MBA后，处境并不顺利，目前还在到处挣扎，可我觉得他也是值得敬佩的。以他雄厚的医学背景，到哪混一碗饭吃不是小菜一碟？可他就是敢于把自己投入到人生的汪洋大海中，任自己漂泊沉浮，按一位朋友的话说，即使失败了，在50岁的时候，也可以对自己说，我曾经奋斗过！
其言豪也，其行壮也。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
如今到北美的大学走走，哪里中国人最多？计算机系和医学院。有些计算机系80%甚至更多的学生都是中国人，一个朋友说，他们一起上课的，除了一个印度学生，老师和其他学生都是中国人，有次老印子没来，老师就用中文讲起课来，真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再到医学院实验室看看，老中的面孔随处可见，多少人在瓶瓶罐罐中消耗着生命，做着于国于家无望的事情。我想起多年前中国的宣传，某某人拿了一个生化的洋博士，好象举国都要为之荣光。真是井底之蛙，滑天下之大稽。现在你要跟谁说我在美国读生化的博士，人家不把你当垃圾股就算给你面子了。
我有个住在隔壁楼的朋友，出国已十几年，从欧洲到北美辗转了大半个地球。号称有生物方面的双博士学位。他来加拿大俩年多，换了俩个实验室，从今年初，就再也没有工作。他太太是学档案方面的，在加拿大更不可能有工作。昨晚我在路上碰到他，“整天没事干，真不知道如何打发时光。”他满面愁容。他的事迹曾在几个月前被多伦多的世界日报报道，并在中文网上广泛转贴，有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忆犹新。
我现在所在大学管注册的女士有次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学计算机，计算机固然重要，难道其他科学就不重要吗？真是可笑的问题，学别的科学，我们中国人能找得到饭吃吗？前几天去一个老外家，我问他兴冲冲从学校回来的儿子，“你学什么专业？”“宗教”，他很自豪地说，“马上就毕业了，我要继续读硕士”。我想这小伙子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海外中国人万众一心学计算机的火热情怀。
我们和老外区别在哪？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活，这就是区别。
本人以一个牙医的身份，来美国加拿大“留学”5年，竟然也在实验室鬼混了5年，真是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党。记得考大学那年，生物医学工程可是个红透半边天的时髦词汇，因为分数不够，我没能如愿以偿，十年后，到美国倒过了把小瘾，可惜这时她已早不是青年的偶像。做了9个月的分子生物学，因老板没了资助，我被迫换了个实验室，做老鼠的脊髓损伤手术，一做就是俩年多。那实验室同样的试验已重复了十几年，当然世界各地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在向同一个目标冲击。说他有成果吧，4-5年没出过象样的文章；说他没成果，我走前几个月，用胚胎脊髓移植治疗瘫痪病人首例获得成功(注意，这里的成功是，移植后损伤面不再继续扩大，但原来损伤也没有消失)，成了轰动全球的新闻，几乎全世界的大报都做了报道(现在情况怎样了，我没有跟踪)，老板拿到了几百万的资助，整个组拿到的当然更多。演电影的超人因车祸瘫痪也捐了上千万美元。可对于我来说，回头看看，真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是牙医出身，他们给了我一份做动物显维手术的工作，因为所有关于人的试验都必须先在动物身上完成。说白了，就是在那混碗饭吃，为了在美利坚多磨噌几天，镀点铜光。
来加拿大后先在一个医院实验室做肺病研究；半年前换了份新工作，做肿瘤研究。本人何德何能，竟然从牙齿做到脊髓做到肺再到肿瘤？问出这样的问题，足见老兄你没在这圈子混过，举目遥望，几个敢在实验室混饭的老中不是全能冠军？“老板骗grant, 我们骗老板”，已成了很多人的共识。听有个很富有的大实验室出来的人说，他们做了3年，花了几百万美元，什么结果也没弄出来。当然，科学研究总要付出代价，就象爱笛生老先生说，我虽然失败了1500次，但我证明了这1500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当然，在这一行成功的中国人不是没有，不过比起总数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我搞不懂老美哪来那么多钱给大家浪费？可我老板却不这么看，政府花在我们身上的钱太少了，少造几颗核武器，就能再多建多少个实验室？此言妙也。
我新任老板是个波兰人，据说小有名气，华盛顿邮报还报道过他。这是一个新实验室，我去时，一无所有，于是我就一家家公司打电话搞采购，比较价钱，花了 2 -3个月才把大小家当添置完全。大概都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缘故，老板和我非常亲密，宛如亲兄弟一般，我们一起咒骂美国的种种不是(他也是美国来的 post-dog)，热情讴歌加拿大社会主义的优越。老板还用他那双毛戎戎的大手给我描绘了一副广阔的前景，好象肿瘤这东西总有一天会被我俩拿下，他有香的吃，我也会有辣的喝；现在虽然实验室只有咱俩，但3年后，就会有10个甚至更多。还好，他老人家在另一个楼，很少来实验室，我便常有机会泡泡中文网。不久前又来了个co-op的学生，小伙子虽然是个黑人，但长的非常英俊，比那叫旦苏华盛顿的一点不差；更斜的是，他竟是个大富商的儿子。多富？你去问问多伦多是什么房价？我看过有俩室一厅的公寓标价100万加元(将近600万人民币)。这孩子家里在多伦多有20多幢楼，最高的一个是18层。他老爸是肯尼亚移民，早年做电器买卖，把电器进口肯尼亚，赚了很多钱后，转身房地产。我说，你小子凑什么热闹？我是要碗饭吃，没办法。你家那么多楼，拧一栋你一辈子也吃不完。可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对黑人也不能一棍打死。小伙子上礼拜没来，在家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也许只是想换个活法，也许是他老爷子说，光有钱还不够，要做人上人，还要有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啊，当医生终究不一样，想当年我在上海做牙医，有一次科里人手不够，我把病人一字溜摆上4把椅子，这边钻一钻，那边上麻药，再那边开处方，大家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俺。现在呢，嘿嘿，算了吧，别坏了“留学”的好名声。
话说新老板新官上任三把火，总想快搞点名堂出来镇镇大家，我这半瓶醋越来越觉得晃不起来。我扪心自问，难道就这样在坛坛罐罐中打发余生吗？可不干这，又能干什么呢？我想起在美国的俩个老校友，一个已40多，在美国什么猴都玩过，打工当中医坐实验室，前年终于改邪归正，又去念牙医的执照；另一个哥们已有 50岁，做了无数年的post- dog，2年前也去宾夕法尼亚大学重捡旧业。“是不是太老了点？”嘿，我知道有个小国家的移民，3年住院医生做完，就差不多60了。不过也有运气好的，另一个医疗系的校友，拿了个贼万(J-1 visa)来美国，那美领馆竟忘了在他IP-66表上盖“必须回国服务俩年”的敲头章。这小子自己也争气，很快考过board，做起了住院医。三年一做完，起薪就有十几万，还有地位。那医生在国外就是不一样，哪天咱中国医生也这么受人敬重，我们这些人就不会象半老徐娘，骚首弄姿，欲诉还休了。我在加拿大也有个中国来的朋友，她老公先读博士，再做若干年post-dog(博士后)，然后毅然去考本科(医生属于本科学位)，并金榜题名，读完本科，作三年住院医，去年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第一份工作在阿尔伯特，15万加元，今年又在美国扒罗找到第二份工作，20万美元，虽然老人家而今已50高龄，但多年的卧薪尝胆总算有了个说法。
会当凌绝顶啊，一览众山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