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专题)01报道：在台海局势再趋紧张之际，法国《回声报》（Les Echos）和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皆在4月9 日刊登了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日前访华期间从北京飞往广州时在总统专机上的专访，其中马克龙声明“在台湾(专题)问题上加速演变”不符合欧洲利益，警告欧洲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变成“美国节奏”和“中国过度反应”的“跟随者”，认为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对华关系和制裁问题上，欧洲必需有自身的战略，并重申欧洲应当保证自身经济的财源，不应依赖“美元的治外法权”。
马克龙4月5日至7日的对华国事访问，被广泛解读为马克龙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背离。马克龙邀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同道访问，以表“欧洲团结”，但访问前才刚发表过对华强硬政策演说的冯德莱恩显然被“冷落”，与习近平(专题)见面时间远少于马克龙，没有和习近平的联合记者会，没有国宴款待，更不用说马克龙在广州与习近平面对面长达四小时的私人谈话、在中山大学演讲时的“明星级待遇”。
背负着主张欧洲脱离美国的“戴高乐主义”，马克龙早在2017年的索邦大学演讲中提出欧洲战略自主的理念。经历过川普掌权、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的冲击之后，马克龙认为欧洲战略自主“己经赢得了意识形态战争”，指出“五年之前，战略自主尚是狂想，今天却得人人谈论”。
意识形态战争的后续
在俄乌战争持续和美国以《通胀削减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为代表的保护主义威胁之下，马克龙认为接下来要加快实现欧洲自主，就必需将欧洲的军事、科技、能源和财政计划加速付诸实行。如果欧洲内部未能加速回应，正如此刻在国防产业的层面上一般，部份欧洲国家就只会转向美国甚至亚洲（马克龙特别提到波兰从韩国的巨额军购）。
虽然马克龙未有用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词，但其言谈之间却多次透露出其与习平近在这种时代认知上是有共识的，两人都在谋求美国独大时代之后的多极化世界中的自我定位。在台湾问题上，马克龙警告欧洲要避免的陷阱是，正当欧洲“达成其战略定位的厘清之时”，却被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之中，“如果人们加速拥抱两极世界，我们将没有时间和手段去资助我们的战略自主，并将因此变成附庸；但如果我们有数年时间去做建设，我们则可以成为第三极”。
相对于美国的积极“援台”，马克龙则认为欧洲介入台湾问题无用亦无益：“欧洲人未能解决乌克兰危机，又怎能以让人信服的方式去谈台湾：小心，如果你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将会到场？如果你真的想加剧紧张关系，这就是最好的做法。”
而在类似俄乌战争的危机之中，马克龙也警告欧洲不要在欧洲战略自主的元素已具备之际，因为“某种惊慌失措的反射动作，而让我们跟从美国的政策”。他认为，虽然拜登(专题)相比起川普，对民主和原则有坚持，也认识和喜爱欧洲，但美国的两党共识是以美国为第一位，中国为第二位，其他都较不重要，欧洲必须将这一点整合到其自主战略之中。
要脱离对美国的依赖，马克龙认为欧洲首先是要统一各国散乱的国防标准，建立起自身的国防产业，其次则是要加速欧洲的核能和再生能源发展，使之不必依靠他国的化石燃料供应。在国际政治上，欧洲也应该摆脱“阵营对阵营的逻辑”，落实“去风险化”，不依赖他人，尽可能保持自己价值链的强大整合。最后当然还有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这些有关“欧洲自主”的表态，出自马克龙之口，其实并不新鲜。不过，去年爆发的俄乌战争重新振奋了跨大西洋同盟，连曾称北约“脑死亡”的马克龙也表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北约的一记“电击”，使之重新有了清晰的战略，外界也普遍认为欧美同盟关系变得更为牢不可破。此刻，马克龙在访华之际竟与中方一同大谈欧洲自主，才使其近乎老调重弹的言论有了新的意义——特别是在美国也帮助不了欧洲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节点上。
现实与理想的鸿沟
相较于2017年，欧洲战略自主确实已经变成主流政治论题，但人们讨论的焦点依然在于这种欧洲自主的意识形态最终到底能否摆脱“纸上谈兵”的困境。
从过去几年的发展来看，欧盟的确落实过一些创造历史的欧洲本位政策，例如在新冠疫情之中由全盟合购疫苗，取代了成员国的卫生政策权力，又例如是欧盟共同举债以富国之力资助穷国疫后复甦，甚至以此捍卫欧盟价值（被批破坏国内法治的波兰和匈牙利至今仍未获得其复甦基金款项）。这些行动都使欧盟各国变得更像一个命运共同体。
马克龙自己也举出了最近一连串的欧洲自主政策。例如面对俄乌战争的需求，欧盟就通过以20亿欧元的欧盟基金去支持欧洲军工产业向乌克兰输出弹药；面对美国拜登当局在半导体和新能源政策上的保护主义，以至欧洲在这些层面的对外依赖，欧盟更在数个月内迅速提出了自身的芯片法案（Chips Act）、净零排放工业法案（Net Zero Industry Act）、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 Act）等以作回应。
然而，上述的这些欧洲自主政策若非应付特定危机的单次行动，就是规模甚小、成功机会不大又或者尚在草创阶段的官僚程序，与马克龙将欧洲变成世界第三极、世界第三个超级强权的宏大理想相距甚远。
要跨越这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使马克龙夸夸其谈的欧洲战略自主变成现实，当中有着至少四个大难关。
成员国心各异
其一在于各欧盟成员国的“心”，也就是说，不是每个成员国都有像法国这种让欧洲独立自主，特别是独立于美国政策之外的意志。在欧洲安全的问题上，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就一直认为美国地位不可或缺，主张乌克兰危机的长远解方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以挡俄罗斯的野心，而非马克龙心中让俄罗斯也有一席位的新的欧洲安全框架。
而在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无论是前任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还是此刻的朔尔茨（Olaf Scholz），也从来没有马克龙般的宏大志愿。默克尔对于马克龙的“欧洲军队”主张从来是“口惠而实不至”，朔尔茨上台后虽然曾与马克龙共举“欧洲自主”的旗帜，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朔尔茨就马上向美国大手购入F-35，破坏了德法共同发展独立空战系统的图景。其后，朔尔茨更多次以德国利益凌驾欧盟利益之上，明显没有马克龙对欧洲本位的坚持。在其三党联盟政府的领导之下，德国各派外交政策冲突不止，连用以调和外交部和总理府外交战略的国安机构也迟迟未能成立，更遑论配合法国主导欧洲自主的大方略。
马克龙实力不足
困难之二，则在法国实力上的缺乏。没有人会质疑马克龙在欧洲自主战略上“纸上谈兵”的能力，但马克龙执政六年以来，在对外政策实作上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川普掌政期间，马克龙曾尝试巴结川普以作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超级联络人”，最终两人闹翻，甚至陷入隔空对骂的境地；2019年，马克龙借法国G7峰会之机，先邀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古堡相聚，希望推动俄罗斯重返G7，又请来伊朗外长突访法国企图为核协议破冰，两者皆属无功而还。
在川普时代的对欧不屑氛围之下，欧洲自主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实际行动却少之又少，上文述及的合购疫苗、共同举债全都是疫情迫出来的回应。而马克龙希望将法军在西非萨赫勒（Sahel）的反恐行动转化成欧洲名义的对外军事投射，最终也在西非多国军事政变、俄罗斯反法宣传的背景下失败告终，欧洲军队被多国排挤，马克龙自己最后也决定减少法国投入，将法军改作支援当地政府军的角色。
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两周，马克龙还以为自己与普京沟通外交成功，曾表示得到了普京不会升级对乌行动的保证，其后不只马上被克里姆林宫否定，更遭2月24日开展的战火完全推翻。
马克龙对于法国和自身实力不足并非不知情。可是，他拉拢其他欧盟国家的行动却一直成效不彰。2021年默克尔离任在即，马克龙曾成功争得在欧盟层面德高望重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与之签订法意两国在欧盟统一立场的双边协议，但好景不常，德拉吉的半官僚政府旋即在意大利各党政斗之中陷入倒台危机，至去年10月更正式被极右党派取代，自此法意关系甚入低俗，在难民等各样问题上争持不下。德拉吉之去，在后默克尔时代的欧洲，相当于马克龙被断了一臂。其与朔尔茨的关系也只停留上表面上的“和好”，去年的两国政府峰会更曾因重大政策分歧而被押后。
对法猜忌与理念分歧
困难之三则是欧盟各国对于法国的猜忌。法国是欧盟唯一一个还没有放下殖民主义遗留的“帝国梦”的国家，从拉丁美洲到印太地区依然有大量法属海外领土，在非洲则以法语区的名义连系大片国家，而法国也是欧盟唯一的核武国家，其军队也具备较能独立作战的能力，于是欧洲的军事自主，在不少人眼中其实就是法国主宰的计划。再加上马克龙的欧洲自主政策往往巧妙地与法国国家利益一致——例如对核能的坚持、主张放宽国家补贴限制、在法国国债高企时推广共同举债等等——实在难免他国猜测马克龙的欧洲自主只是一种法国优先的包装。
而与身负二战“原罪”的德国不同，法国在欧洲层面往往有着不知自量的跋扈形象，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国对于欧洲议会要在布鲁塞尔之外维持其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总部的坚持——此举徒具象征意义，却造成不必要的行政浪费。马克龙本人在国内已经长期被批专横，在欧盟层面就更难使其他国家心悦诚服。
最后，欧洲战略自主的抽象概念，往往可以包含不同的解读，实作起来大家的具体主张可能互相抵触。例如冯德莱恩与马克龙都高举欧洲自主，然而，至少在这次访华前后的表态中，前者的自主是针对中国的，后者的自主则更多是针对美国的（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公关上的差别，马克龙在其访问中谈及的一个欧洲自主案例，就是2018年以来法国的非欧洲通讯设备供应商的市占率已有减少，但这个“非欧洲”岂不是中国吗？）而在德国，欧洲战略自主往往不是要取代北约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体制，而是要让欧洲国家在这些体制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在上述种种难解困难之中，对于六年来锲而不舍的马克龙，我们大概只能说一句“道阻且长，行必将至”又或者“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定有我”以作勉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