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上述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含有政治目的。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九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后代，日前对一系列涉及父辈的政治纪实作品提出强烈质疑，这些作品均出自一个名为“师东兵”的作者之手。
师东兵是谁？
师东兵网站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对师东兵文章的质疑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落马不久，他就频频出现在相关案件的报道中，他在博客中称，自己曾遭许宗衡迫害，后来举报了许。
师东兵自己也承认，许多人是经过许宗衡事件之后，才认识了他。
但他似乎应该很有名，他称自己已著述三千多万字，他所认可的个人网站，称之为“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是以写高层政治和军事风云、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为主的“纪实文学作家”。
师东兵还表示，当自己撰写《早逝的年华》后，胡耀邦夫人李昭赞他是“文学上的包公”。 但现在，胡耀邦与李昭的长子胡德平对此予以否认，并公开表态师东兵采访胡耀邦纯属造假。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一位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五位政治局常委（华、胡、赵、汪，加上陈伯达），九位政治局委员（五位常委加上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包括胡德平在内，上述9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汪东兴之女汪延群、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和陈伯达之子陈晓农。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已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
师东兵称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两度入狱。2006年师东兵再度身陷囹圄，则是“被许宗衡迫害”。许仕途起于湖南，本报记者查实，师东兵为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所作的传记，曾遭到举报。师东兵说他曾向上面推荐王茂林，而后，又推荐过许宗衡，但否认为他人买官。
被“迫害”的师东兵被一些人捧为“反腐斗士”，也被质疑是“买官卖官的掮客”。记者了解到，师东兵“被许宗衡迫害”，罪名是诈骗，而他目前正在打的一场官司，亦涉及诈骗争议。
师东兵并非个案。他写的政治类作品，绝大多数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内地，与领导人相关的著述还未能满足人们需求。因其稀缺，撰写高层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这种色彩很可能被人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一位相关人士说。
师对本报记者说，境外各种谣言很多，他的书可以辟谣，他还以“草根”的角度说：“不能只听当事人的话来编历史”，“列宁从来不相信回忆录”。学历史出身的胡德平说，他赞成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但坚决反对编造历史事实。
集体否定师东兵
胡德平质疑师东兵，始于去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电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学者对师东兵“歪曲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的质疑文章。
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去世，有网友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中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在网上传播。
在题为《“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称华国锋“其实一点也不老实”，“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 “谦恭在外奸诈在心”，“‘四人帮’所干的坏事，他几乎统统有份”；胡还对邓小平、陈云说，“如果现在我们给这个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们百年之后，他是非挖我们的祖坟不可！”《耀邦研究》所刊登专题，直指师东兵造假，力证胡耀邦对华国锋的尊重，胡始终认为华是“工作上优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实的人 ”。华后来因“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问题被批评，并辞去领导职务，师文的解释是，胡力阻华进政治局。“我父亲坚持应保留他当副主席，这是众所皆知的。 ”胡德平说。“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得到授权，转载发表华国锋家属今年3月在“华国锋纪念网”上发表的声明，求证并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网站发表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亲属联名的声明，均称师东兵所谓访谈系编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通过学者阎长贵，采访了汪东兴女儿汪延群和纪登奎儿子纪坡民，网站还转述赵家子女对师东兵采访赵紫阳一事的态度——“并无此事，看后很生气”。
自此，书中涉及的9位重要领导人家属都已经全部出面。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师所写胡耀邦访谈中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他说的情形是，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
胡耀邦的前秘书高勇回忆，1988年春节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当时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师不可能坐车进去，因为胡家有台阶，凡要见胡的人，都须经他联系安排，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门外；胡辞职后仍保留领导人待遇，李汉平负有保卫职责。
师东兵则认为，高勇、李汉平均无资格与其辩论。“你有资格跟我对话吗？你是当事人？工作人员，我见面没有经过你。”
他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在他撰写关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华》出版后，胡的两个儿子曾与其见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师东兵先是说胡德平“没有发表意见”，随即又说，“发表意见都是高度评价的”。
胡德平回忆说，他在1990年代末见师东兵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师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实，特别是胡与华的关系。
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说，1998年，有朋友从香港将《政坛秘闻录》复印回来，看完后，他感觉“都是杜撰”。师文未注明采访具体时间和地点。 “每次回家，我爸爸都会说谁来了。”负责照顾陈伯达的陈晓农说，其爱人长期在家，也未见师东兵造访。上海作家叶永烈1993年出版《陈伯达传》，叶永烈称，自己是“陈伯达的唯一采访者”，陈晓农证实，在叶最后一次采访七天后，陈伯达因病去世。
师在博客中贴出与华国锋及其夫人的合影。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汪东兴曾询问华是否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华说根本没见过师东兵本人。汪延群质疑师与华夫妇的合影系造假。
在《政坛秘闻录》涉及的9位前国家领导人中，已经94岁高龄的汪东兴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师东兵在其博客中称，“师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号楼（现在分成蓉园宾馆），曾和汪东兴相见并谈话”。
汪延群予以否认。汪东兴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长沙只住了一夜，“怎么能见他呢？”而师的解释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认识我。”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直接指出，师东兵“在80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季节”不可能采访到纪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
师东兵描述了纪登奎“照本宣科”的样子：纪在师面前拿出一个又一个文件，念给他听，“我好像看到了纪登奎在给他的部下传达中央文件的样子，他俨然把我看作了是来听他传达什么指示的人了”，而纪坡民说，其父口才不错，从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辞职后，按照规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卡车，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叶剑英侄子叶选基看完《政坛秘闻录》后，指称师东兵没有基本准则，“他竟然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之口，对贺子珍个人生活进行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极大的伤害。”
“野史”为何飘香
如果不是因为旧事被重提，胡德平并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华国锋去世之际，师东兵书中的观点，在互联网被到处转载，“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胡德平站了出来。
师东兵称，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万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暂的春秋》、《庐山真面目》、《铁窗余生录》、《政坛秘闻录》、《选择突破口》、《怀仁堂政变》等，而这些图书，大都在香港出版。
这些书，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师东兵质疑胡德平等人：为何在书出版之时不出来澄清，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仍健在之时？
“把人杀死之后立即报案，和十年后报案能一样吗？杀人报案，现场痕迹很好破案，你不报案。二十年后，痕迹都已销毁，办案难度非常大，（现在）你报案，是何意思？”师东兵说，“你叫谁能够给你把证据、痕迹（保存）那么真实？现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已经变成行动！”
胡德平说，《政坛秘闻录》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经去世，这本书在香港出版，许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报记者查实，1998年，这本访谈录涉及的前领导人物中，胡耀邦（1989）、陈伯达（1989）、纪登奎（1988）、黄永胜（1983）已经去世。
记者问及采访胡耀邦时是否录音，他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如果我告诉他掌握了什么，都是从攻击敌人的薄弱点开始。”另外，他说，必须为信息源保密。
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多资料。
对于师东兵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描写华国锋的《短暂的春秋》，其传记描述，国内盗版不断，黑市上的价格暴涨又屡次脱销；“中央一位资深的老政治家”说：“没有对党的知识的透彻了解和对党的历史的潜心探讨，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访的前领导人子女以及学者，从“历史常识”角度，对师东兵进行批驳。
胡耀邦的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指出，师文说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高勇说，他不可能逐一驳斥师文，“我不可能给他重写一本书吧？”
陈晓农读完了《政坛秘闻录》，“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认为师文没有特别的诬陷和攻击，就不予计较了。即使他想要反击，也有困难，“他钻了空子，我们这些人比较背，拿他没办法”。
陈伯达在“四人帮”倒台后获刑，入狱。《政坛秘闻录》中所涉及的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几乎多为非正常离职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
即使在定论上未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也保持了低调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汪东兴辞职后，除了偶尔给《中华儿女》、《党史博览》这类杂志提供纪念性文章，他从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包括上门来的中央电视台。
“他不讲假话。因为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党不让讲的话他不能讲。”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说。
汪延群透露，汪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书已经写好8年时间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许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约，都被他拒绝。“因为他有一个紧箍咒念着，他是共产党的人，他的东西就要共产党人给他出，他的东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内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著述出版，是严格的组织行为。对于领导人的文选、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均有严格规定。
1990年，相关部门规定，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所述史实一定要准确，观点必须符合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指：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
出版单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几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机构选题须报批。
本报初步统计，出版选集(文选、文集)的党的领导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最高规格。
享受这一规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叶剑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
即使是个人组织编写的作品，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领域，三十多年来，经过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数。比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而与“文革”史密切相关的领导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叶永烈的《“四人帮”全传》、《陈伯达传》等寥寥几本。
不过，本报记者发现，从地摊和旧书市场，却可获得不少人物传记。内蒙古的两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为“师东兵”的《汪东兴传》，但师否认是其所著，一些挂着正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领导人书籍，疑为假书。
华国锋、汪东兴所看到的师东兵的书，均来自地摊。师东兵抱怨，自己的书被内地大量盗版。
而许多假书，盗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图书。越来越多前政要选择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没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实真假，完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师东兵宣称，自己是“文责自负”。江青前秘书阎长贵说，自己确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后，他没再要。”阎至今尚未看到《政坛秘闻录》有关自己的访谈。
“野史”与假书现象，由来已久，现在新的传播途径是互联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东兵之争，正是起于网络。本报记者发现，师东兵的作品在许多论坛上被质疑，但也有部分网友说他“写出了历史真相”。
“野史”和假书现象，考验着正史解释历史和引导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说，在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曾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开发表的东西事实真假、黑白进行审核，事实绝不能错”。
中央党校党史部一位教授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为知名党史专家，这位教授并不排斥纪实文学，“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
这位专家和许多了解师东兵的人一样，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提及了许宗衡案。
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师东兵到底有何背景？
传记多次评价这个作家很“神秘”，这源于他与“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当他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后，“有人断言：‘师东兵是一个军队的神秘作家’”。
师东兵在各种书中，经常刊登一些他与“老革命”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前，他拿着黑色的手机，图片说明是：来自红墙内的电话。
按照传记以及师东兵助手的说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资料以及书籍，但师拒绝各路记者到他家里采访的要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里，他身边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师东兵网”，他说是某省台办有人帮其办的。师东兵还强调，自己的博客是网站帮忙开设的，非自己申请。
采访别人，或者被采访，师东兵经常使用“会见”一词，有时候，他不说“我”而直接自称“师东兵”。被采访时，师东兵习惯地掏出自己的录音笔，他还习惯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贴出“答记者问”。
尽管没有从政，作为作家的师东兵，未能摆脱政治的是是非非。传记引用“一位熟悉师东兵的记者”的评价，师东兵是一位“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在传记、网站、博客中的他，经常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座上宾。“什么级别的领导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过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领导见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书里某一个事的详细情节是什么。见了以后当然很客气，吃饭，师老师，林彪当时怎么回事？”师东兵说。他在博客中描述，许宗衡将他当大哥，甚至想拜他为师。
许宗衡今年6月落马后，师东兵就在博客上贴出相关文章，称自己举报了许宗衡。博文称，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许宗衡，通过中间人将其请到深圳，“甜言蜜语地让我尽力帮助他当市长”。许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职。师赠予许《今日湖南》画册。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向本报记者坦承，他将《从矿工到省委书记》寄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并发出举报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师东兵前往长沙主编画册《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的传记《从矿工到省委书记》，但未料到被当作歌功颂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败”举报到中央。师在王任太原市市长时与其结识。师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画册。
而师东兵举报许宗衡，则是因其遭受许宗衡“迫害”。两人在2006年3月“决裂”，2006年4月师东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传，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审。师东兵说，许报复他，是因为他拒绝替许宗衡索贿。
师东兵的博客文章以及与许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许多媒体转载，并被当做举报人采访。不过，在其树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时，却有网友开始质疑：师东兵是不是买官卖官的掮客？
师东兵还险被深圳检方起诉。他的女儿师建丽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称，其中一个“被害人”确曾给师东兵十多万元，但“那都是因我父亲往来北京、深圳帮他办事，他给的一些‘跑腿费’，我父亲从来没有主动向他索要或骗取过钱财”。
师东兵向本报记者承认，自己确曾给中央部门他认识的领导干部写信，但不是买官卖官，因当时许已被定为市长候选人，只是受到一些领导反对。在山西时，师就曾给中央写信，反映当地的一些人事安排问题。从传记中可见，给中央写信反映各种问题，是师东兵自“文革”以来的习惯。
而师认为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领导看到，是“因为我是个作家，我写的作品是高层政治，所以高层领导能了解”。但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许宗衡报复师东兵，是因为他发现师根本不认识什么中央领导。
7月25日，师东兵“第七次答记者问”，称他两三年前已经获悉“许宗衡余孽”要追杀他的消息，对于其作品真实性所遭到的质疑，他说，“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师东兵还说，其博客里天天攻击他的，是“某民航一个处级干部”。本报记者了解到，双方均指责对方诈骗，此案正在审理中。
致师东兵的公开信
作者: 纪坡民（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
我们虽然不认识，可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听说你是山西人，这样说来我们还是老乡了。十几年前，我就读过你写的《短暂的春秋》一书，这本书里关于别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其中关于我父亲纪登奎的一些记述，据我所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听说，你后来还写过不少关于文革时代的书，可我没有都看。近来，我看到你写的对我父亲的访问记，题为《“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一篇很长的文章。
作为纪登奎的子女，我要郑重申明，我父亲生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你的所谓访问，而且，我父亲以及我们家的任何人，过去同你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任何交住。因此，你的这篇对纪登奎的访问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对你这篇所谓的纪登奎访问记，我想指出几处明显的不实之处：
你在这篇纪登奎访问记中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和纪登奎谈了几次……”
按照这段话中的说法，你访问纪登奎的时间，是“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用语十分明确，应该是1989年的秋天。但是，我父亲因突患急性心梗，在1988年夏天的7月13日己经去世了，他怎么可能在去世一年多以后又接受你的采访呢？纪登奎去世的消息，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央关于他的治丧事宜，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988年8月初，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有公开报道。你是研究“文革史”的，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吗？你要把故事编得可信一点，也该去查查这些并不难找的资料嘛。
你的这篇访问记中还有这么一段话：“这个曾经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的省委领导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进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曾经戏謔地问道：‘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于是，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就拿纪登奎作为例子：‘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你这段话，说得还沾点边，对纪登奎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可以算是说好话的。不过，其中明显的不确之处是：
第一，纪登奎在“文革”中被“解放”出来并担任“河南省革筹”的副组长，是1967年7月末，而不是1968年。如今，“文化革命”己经被否定了，纪登奎在“文革”中的“受迫害”，不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还是点“政治资本”呢。如果你的初衷是要为纪登奎说点好话的话，那恐怕是说过头了，把他“受迫害 ”的时间多说了起码半年。
另外，纪登奎在“文革”中参加“三结合”，那时的说法，叫“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么个词；那时候有另一个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指的是“走资派”们的子女，不过那是稍为晚一些时间的事。
第二，毛主席称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从解放初的1951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十几年里，毛主席同纪登奎的个别谈话，主席是调查研究，他是汇报工作，有十几次之多，己经很熟悉了。因此，情况不是你说的那样，纪登奎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才“因祸得福，成了毛泽东的老朋友。”
关于你在纪登奎访问记中讲的内容，我想谈这么几点意见：
第一，你的这篇访问记，借纪登奎之口讲的话，大部份内容，其实都是毛主席的谈话，比如关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事，当年是党中央发到各级党组织的文件，还有关于1976年“批邓”的文件，更是在基层群众中公开传达的。这些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在那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事。
不过，你在所谓纪登奎的谈话里，也加进了一些中央文件中没有的内容，比如你这篇访问记的标题里“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这样的话，还有关于许世友和华国锋等人的一些话。你把这些话说成是纪登奎讲的。
我想澄清的是：我父亲在当“中央领导人”时，因为有“党的纪律”，对他工作上的事也是守口如瓶；不过他下台以后，成了老百姓了，同我们私下谈话时也很随便的。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听父亲说过这样的话。
第二， 你在这篇所谓“访问记”中还写道，纪登奎当着你的面，一会儿拿出一份文件，念给你听，一会儿又拿出另一份文件，念给你听，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使读者看了以后，颇有亲临现场之感。
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我父亲在中央工作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那时候，子女都不在家住，我们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加上秘书、警卫、司机等一大堆工作人员；因此，我们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中央的一处办公场所，大量的文件也都存放在家里由秘书们保管。
不过，在1980年春，自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之后，按照中央的规定，他己经把文件全部上交给有关部门了，听父亲说，拉了整整一卡车，并且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因此，如你在访问记里说的，好像我们家还保存着许多中央文件，纪登奎可以随时拿出来念给你听，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 你在访问记里一再说，纪登奎始终一本正经地给你宣读中央文件。
我的印象，这完全不是我父亲的谈话风格。父亲下台以后，时常同我们在一起聊天，对他谈话的习惯和风格，我还了解。我父亲属于那种很健谈的人，性格很开朗，记忆力极好，谈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简明扼要、反应敏捷、相当干脆，我没有听过他讲演，可他谈话的口才，还是很不错的。像你访问记里描述的那个样子，他在私下里谈话，也只是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读文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看了你的这番描述，对我这个爹，不仅变得相当陌生，而且觉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亲去世后，《燎望》杂志刊登过王灵书（他当时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对纪登奎的一篇访问，曾向我核实一些情况，我对《燎望》杂志编辑部和王灵书说：父亲同王灵书的谈话，我不在场，因此无法核实。不过，那篇访问里，有些情况我还听父亲说过，而且也像是他谈话的风格。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燎望》杂志那篇文章找来，比较一下。
师东兵先生，您现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绍你的材料，我该比你大几岁吧，在这个世上经的事也稍多一些，这里就给你介绍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也参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红卫兵一样，东跑西颠的，到处串连。1967年1月，我在海军大院看到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的谈话，有群众的提问，主要是陈伯达的回答，全文一万多字，大字报贴了好几十张。这份大字报，是从北京的大专院校传来的，据说，北京到处转抄，当时十分轰动。这篇“中央文革领导讲话”，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陈伯达在接见某群众组织时，回答实际上是反驳他们的提问时，当面痛斥他们是“保守派”、“保皇派”！这让当时的“造反派”们看着十分过瘾。
当时，海军大院里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张”的是“造反派”，这一派的情绪狂热、势头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们对陈伯达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自然感到非常振奋！他们把这篇从别处来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在海军大院里，无疑为了给自己这一派壮声势，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如今人们的印象，觉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终就是一个样儿，实际上，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一会儿一变，有时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样。在1967年1 月，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分野和对立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己经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还只是群众的语言；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并不这么讲，对“两派”的称呼，他们那时的说法，叫“多数派”和“少数派”。显然，这个用词，是非褒贬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显。
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陈伯达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觉得很过瘾，可又多少有点诧异。这大概是因为，对“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怎么进入状态，而且，我是空军的，到海军大院只是看热闹，比较超脱，有点“旁观者”的味道，所以才会有诧异的感觉。
谁知道过了几天，陈伯达出来“辟谣”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也讲了，陈伯达根本没有这么个“讲话”！而且，这篇所谓的“陈伯达讲话”，真正的“作者” 也被“揪出来”了，原来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编造出来的。我当时的感觉，这个北大的学生也不简单呢，编得还挺像的。当这个学生被追问，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想表达我对文革两派的观点，可是我说的话，没有多大社会影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说话影响大，我编造他的讲话，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
这是我在“文革”中亲见亲闻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在不怎么“诚信”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而随之斩草除根、消声匿迹。我在猜测，师东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学生抱有同样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你这样随意编造纪登奎谈话的行为，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不过，咱们是老乡，用不着这么板着脸说话。虽然不是由于老乡的缘故，可我向你明确表个态，我不打算将此事诉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证说话算数。理由嘛，可以说上这么几条：
第一，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立法不完备，执法又混乱，司法也不独立，这也难怪，人们听说“法制”这个词，还没有多少年呢。现在去打这种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窝里，纯粹瞎耽误功夫；中国建成个现代法治社会，恐怕还得几十年吧，我不想给我们的国家出难题、添乱。
第二，关于“文革”的事，国内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当正规的出版物，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相当不少，甚至十分离谱的胡编乱造也不鲜见；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许想法未必同你一样，可只追究你一个人的责任，显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愿意让人家背后议论，说我这个人欺软怕硬，柿子专拣软的捏，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后台。
第四， 应当承认，你写的纪登奎访问记，内容全都是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涉及我们家的私事。纪登奎是我的父亲，可他既然当了什么“中央领导人”，管得是国家公务，就不是我们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这个人说话，有时粗俗得不像个领袖的样子，他不正儿八经地说是“为人民服务”，而说个什么，当领导的人，是头毛驴，就是让人骑的。自然，当了毛驴，就得听人吆喝，挨骂是常事，有时还得挨鞭子。
谁让他纪登奎当那个什么“中央领导人”呢？何况又赶上“文化革命”那么个倒运的时代！国家搞成那个样子，挨批判、作检查、辞职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杀头坐牢，给他编派个故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还打什么官司呢，算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编造这种访问记了，这对自己的名誉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