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3年7月31日，众所周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苏关系有一段“蜜月期”。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问题，裂痕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1958年的这次会谈可能会提供一些参考。
1958年7月31日 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1
1958年7月31日这天的下午，北京的南苑机场降下了一架图-104客机。
图-104是苏联人研发的双发动机喷气式中程客机，刚投入使用还不到两年，在国际领域也是处于先进水平的。而南苑机场在当时属于军用机场，除了军事用途之外，也会用于接待外宾。
种种迹象表明，搭乘这架飞机到北京的，是一个高规格的外交使团。
但当时的欢迎场面却似乎又充满了各种矛盾：
如果要说规格高，机场停机坪上既没有安排仪仗队，也没有铺红地毯，更没有任何欢迎仪式或欢迎群众。
但如果要说规格低，当天到机场亲自迎接的中国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飞机舱门打开，里面第一个走出的是一个身材不高，头顶圆圆的苏联人。
他就是时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1953年到1964年期间担任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赫鲁晓夫走下舷梯，毛泽东上前与他握手致意——两人并没有拥抱。
随后，毛泽东把赫鲁晓夫一行人引向了机场的贵宾厅。
当赫鲁晓夫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他心里应该也知道，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访问。
2
这并不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以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周年庆典。
那是苏联自成立以来的首次由最高领导人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待的最高规格的苏联代表团，所以毛泽东等人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更是给以红地毯，欢迎仪式，各界欢迎群众等最高规格的接待。
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
那时中苏处于“蜜月期”，新中国视苏联为“老大哥”，处处以苏联为榜样，而赫鲁晓夫上台后也急需中国方面的支持，在国内力排众议，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的援助承诺。他在抵达北京后的一次演讲中当众宣布：到1959年以前，苏联将参与中国的141个大工业企业的建设和改建工作——当时会场掌声雷动，全场欢呼“北京-莫斯科！”
之后，中苏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体依旧还是在向前推进，即便是在赫鲁晓夫做出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爆发了“匈牙利事件”以及南斯拉夫的铁托问题之后，尽管中国方面对赫鲁晓夫的很多行为并不认可，但依旧还是以大局为重，奉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维护整个阵营的团结。
但1957年发生的两件事，成为了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3
第一件事，是“长波电台”问题。
1952年12月，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这也就意味着潜艇可以脱离海岸进行长时间的远洋航行。但由于苏联海岸线濒临太平洋一侧位置并不理想，于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电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是否可以在中国华南地区共建一个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中心。
苏联当时提出的方案是：总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
而中国方面的回复是：可以建，但钱都由中国出，所有权归中国，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
此后，苏联方面坚持要“共建”，但中国方面坚持“自建”——因为这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双方一直没有谈拢。
另一件事，是“共同舰队”问题。
在“长波电台”问题还在搁置的时候，7月21日晚，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称赫鲁晓夫同志托他转告中方几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
当晚，尤金除了转达苏联方面关于当时“中东事件”和“铁托问题”的几点意见后，重点谈了一件事：考虑到之前中国方面请苏联帮助建设新型海军尤其是建造核潜艇，所以苏联希望和中国共同建立一支潜艇部队。
尤金的这个提议让毛泽东当场“啊”了一声，后者立刻问：
“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
尤金立刻意识到了毛泽东的不快——当初毛泽东访苏，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斯大林当时强加给中国四个中苏合营公司，令中方非常不快，最终只能无奈接受。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理论家出身，苏联科学院院士。毛泽东曾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希望派一个懂哲学的人到中国来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发展情况，曾帮毛泽东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遂在1953年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1959年卸任。
毛泽东随后紧盯这件事，连续发问：
“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我们原来设想是请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
尤金不置可否，说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彭德怀到莫斯科去谈这件事。
第二天，毛泽东意外地再次召见尤金，针对前一天的“共同舰队”问题再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昨天你们走了之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
那场谈话，毛泽东自己就说了3个多小时，全程长达5个小时。其中有一些话让尤金听得后背冒汗：
“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是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
“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海岸。”
说到最后，毛泽东也把话说开了：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搞斯大林的东西。”
他甚至说：
“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直接谈，或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全程不断擦汗的尤金，返回后立刻向赫鲁晓夫做了全面报告。
感到问题严重性的赫鲁晓夫，随即才有了1958年的第二次秘密访华之行。
4
7月31日下午，赫鲁晓夫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在一上来的礼貌寒暄之后，赫鲁晓夫不出预料地甩出了第一张牌：一切责任都在尤金。
赫鲁晓夫表示，是尤金误会了他的意思，并做了错误转达——而就在赫鲁晓夫访华前一天，中方被告知尤金“身患重病，不能出席”。
赫鲁晓夫的解释是：
“我同尤金谈话时就有顾虑，怕他不能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问了他几次：问题你听清楚了吗？他回答：清楚了。但我发现，虽然他转达了一大堆，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字也没讲。”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
“原来是这么回事。”
赫鲁晓夫打了个圆场：
“这也很难怪他，军事问题对他来讲，就像月球距离地球那么遥远。他从来没接触过军事问题。”
那么，苏联方面是不是想建设“共同舰队”呢？
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甚至连‘共同舰队’的念头都没有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赫鲁晓夫还强调，当初自己对斯大林要求在中国设“合营公司”这个提议是反对的，并且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取消了这个决定。
赫鲁晓夫再次强调：
“舰队不可能由两个国家共同管理。舰队需要服从指挥，假如有两个指挥的话，就无法作战了。”
毛泽东立刻点头：
“对嘛！”
在“共同舰队”这个问题上，原本中方已经接受了苏方的“解释”了，但赫鲁晓夫之后的一句“找场面话”，又让气氛紧张了起来：
“听了尤金的汇报以后，我们也很伤心，觉得中国的同志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做了很不正确的了解，这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根据当天现场中方翻译阎明复的回忆，这句话让毛泽东当场发作：
“什么？触犯了你们的自尊心？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但好在双方毕竟还是久经沙场的政治家，几个来回之后，毛泽东把火气也压了回去，赫鲁晓夫郑重承诺了“共同舰队”的问题：
“这个问题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尤金对该问题错误阐述而造成误会的结果。我认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毛泽东专门提醒身边人记录下了赫鲁晓夫的话，说：
“现在我放心了。”
赫鲁晓夫回答：
“我也放心了，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了。”
会谈期间的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共同舰队”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又一次甩出了一个套路的牌：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中央没有讨论过，是军方的意见。
但赫鲁晓夫也承认：苏联海军需要在中国南方有一个雷达站，一方面可以在战时指挥苏军在太平洋的舰艇，另一方面在演习时也大有用处。
不过，他也很谨慎地加了一句：
“如果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合适，那我们也不勉强。”
毛泽东让人拿出了之前苏联国防部长发来的全部信件，再一次表明了态度：
雷达站可以建，也可以给你们用，但所有费用都由我们自己承担，所有权归我们自己。
赫鲁晓夫在多次强调“双方共建”无果之后，只能表示：
“好吧，由你们决定。”
之后双方又聊了一些对米高扬和斯大林的看法，会谈暂告一段落。
中苏双方都知道，只谈一次，肯定是不够的。
5
8月1日上午10点半，第二次会谈开始了。
第二次会谈的地点是毛泽东建议的——在中南海室外游泳池。
在会谈开始前，毛泽东特地让卫士李银桥叫来了会议的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聊了聊昨天会谈的气氛：
“对赫鲁晓夫这个人，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当然也不是什么都要去碰他。”
相对资深的阎明复还专门提醒了李越然：毛主席在会谈中称“你”或者“赫鲁晓夫”，不要翻译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般情况下，这样称呼对方的父名是表示亲切和尊重，这在双方态度不一致的情况下是不合适的。
赫鲁晓夫一行到达后，毛泽东主动提问：
“今天谈些什么？”
赫鲁晓夫回答：
“由您决定。”
毛泽东于是就说：
“我们来个大会套小会，小会套大会，今天是大会。想谈谈国际形势、工作方法和两党的关系。”
于是，双方交换了对中东事件的意见，都认为不采取军事干预的办法来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是正确的，且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青年军官卡塞姆突然率部队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亲美的费萨尔王朝，史称“7·14伊拉克革命”。
在之前的2月，在埃及总统纳赛尔的牵头下，埃及先后与叙利亚和也门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共同对抗西方殖民势力。
伊拉克当时是中东最亲美国的国家，在亲美政权被推翻后，原本就已出现反西方情绪的约旦、黎巴嫩等国家更是群情激昂。美国随即将第六舰队开进了波斯湾，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直接出兵黎巴嫩，英国则出兵约旦。
图为当时《人民日报》声援中东各国的头版文章。
或许是因为在游泳池边，也或许是因为话题不同，第二次会谈的气氛明显要比第一次融洽很多，但还是存在一些小分歧。
比如赫鲁晓夫说：
“对亚洲、东南亚，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比较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多考虑考虑欧洲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考虑亚洲的事情。”
毛泽东当场反对：
“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你们比我们熟悉一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
会谈告一段落后，毛泽东提议：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们游游泳，凉快凉快？”
赫鲁晓夫表示同意，换上泳裤下了水，但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缺了一件东西，于是又上岸给自己套了个救生圈后重新下了水。相比之下，水性一直很好的毛泽东就相对潇洒很多，变化了多种泳姿。
双方在游泳时的气氛更加放松，毛泽东游近赫鲁晓夫，像聊天一样说了不少话，在岸上的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都尽力每句都做了翻译。阎明复对毛泽东的一段话记忆比较深刻，当时他对赫鲁晓夫说：
“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到这段话的翻译后，并没有回答。
6
8月2日和8月3日，毛泽东又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两次会谈。
由于原则性的问题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后两次会谈双方只是就一些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其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分歧，是毛泽东提出干部要下放劳动，军队里首长要当兵，“受排长、连长管一管”，中央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但赫鲁晓夫不同意“干部下放劳动”：
“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就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出来补课。”
当然，这些问题都不是双方要争论的原则问题，整个会谈的气氛还是相当友好的。
双方的最后一个分歧，是如何欢送赫鲁晓夫。
毛泽东的想法是：
“我们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搞四五千群众，有仪仗队，并通知各国使节。”
但赫鲁晓夫并不同意：
“怎么来的怎么走，搞得简单一些嘛！我们商量好就别变了。这样我们不会给那些歪曲言论提供更多口实。否则西方将报道说，代表团秘密到达是因为对谈判成功不抱希望。看来，苏中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后来，说是举行了会晤，达成了协议，并决定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最好让他们猜谜去，让会晤本身产生影响。”
毛泽东退让了一步：不搞欢送仪式了，但还是希望能公开回国，并且双方能发表一个公报。
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就在第四次会谈之后，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党进行了会谈公报的签字。
这份公报并没有特别实质性的内容，只是说中苏双方对国际和中苏双边关系的问题充分地、全面地交换了意见；谴责美国和英国出兵侵略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要求他们撤军；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中苏两国将继续发展两国间的全面合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签字仪式上
同日，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国；
第二，苏联在设计和建造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中国不能解决的器材，向苏联购买，同时中国承担苏联来华专家的费用；
第三，苏联若需要使用该电台，双方另行谈判。
也就是在8月3日这一天，赫鲁晓夫一行返回莫斯科。
毛泽东一行到机场送机，但还是没有相应的欢送仪式。
登上舷梯的赫鲁晓夫向送行的众人挥手告别，那时候他其实还没有搞明白一件事：
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他公开回国？
7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揭开了著名的“金门炮战”序幕。
炮声一响，赫鲁晓夫顿时急了：
自己刚到访过中国，两国还发表过公告，现在全世界肯定认为中国在炮轰金门前，预先告知了苏联。
但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半点信息都没有向苏联透露。
赫鲁晓夫急忙派遣外交部长赴中国了解情况，面对可能引发的美国干涉，苏联政府最终只能公开宣称：
“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
至此，赫鲁晓夫的第二次访华之旅，才算正式拉上帷幕。
（本文完）
馒头说
中苏关系当初从“蜜月期”到分道扬镳，有没有关键的节点或标志性事件？
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已经做过很多回顾和分析，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无法回避的一点是，毛泽东自己后来不止一次地指出：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因为“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两件事，从后来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看，他自己是感到有些委屈的：
我们针对的是美国，从没有想干涉中国主权，而且我们只是提出建议，中国人不同意，我们也没有坚持，我还亲自来解释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那么生气？
在我个人看来，站在他的角度，可能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委屈，但如果要站在全局来看，他也不冤——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对待自己最重要的盟友这件事上，完全没有做好功课，自然也无法换位思考。
在接见赫鲁晓夫之前，毛泽东和尤金有过好几次长谈，期间说了很多他自己内心对苏联多年来的不满：
“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革命胜利后又不信任我们，他（指斯大林）大吹特吹自己，说什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们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
这些话，我相信尤金肯定都一五一十报告给了赫鲁晓夫。
如果充分理解了这些并换位思考，赫鲁晓夫其实根本就不会提那两个容易引发中国人情绪的建议。他虽然做出“秘密报告”全盘推翻斯大林，但在对待其他平等国家甚至是重要盟友的一些行为上，依旧不自觉地继承了斯大林的风格。
他后来曾对自己的儿子说过：
“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
多年以后，赫鲁晓夫更是在回忆录里承认：
“（自己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
但有些裂痕产生了，是很难在短时间内修补好的。
1959年，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但那是一次让他觉得更糟糕的经历。后来又出现了多个标志性事件导致中苏两国迅速交恶，从媒体上的互相指责到珍宝岛上的公开冲突，如果一路回溯，一个关键节点可能确实出现在1958年。
这一年的赫鲁晓夫访华，是奔着修复对华关系去的。
但恰恰是这次访华，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越过了顶峰。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