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人士指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大可在加拿大教育中心（Canadian Education Center ）找到有关加拿大各省升学的资料，无须事事靠教育中介机构。 昆特兰大学学院副校长范习之（Derek Francis） 昨日指出，教育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平参差，收费亦没有规范，学生如要取得升学资料，除了透过互联网外，亦可透过加拿大教育中心的资料，找到合适的学校攻读及进修所需课程。 范习之又指出，有一些留学顾问除了向学校收取介绍佣金外，亦会代办学生签证等文件而另外收费，只是这些附带的服务收费昂贵，可能比学费本身还要高。 他建议学生上网做资料蒐集工夫，比较后才作出决定。 加拿大教育中心每年举行同业博览会（agent fair），给中介人介绍留学教育新资讯。 但目前没有正式的专业资格认证机制，各学校要自行挑选海外招生的代理人。 昆特兰学院亦有依赖中介人协助海外招生，因为至少有四十一个海外国家的学生，有兴趣留学加国。 范习之指出，一旦中介机构在国外以失实的手法介绍学院，经学生提出，校方会很关注，如查明属实，便不会再与该中介人签约委托其做招生中间人。 他指出，以昆特兰大学学院为例，除了和中国江门一间以安省课程为本的中学合作，接受其保送的第十二班学生外，大学学院亦吸纳在省内各公校读书的海外生，至于透过合约介绍人招收的学生则在少数。 范习之亦说，在学生入学前，至少有八个月时间，让学生与校方互相沟通了解，学生有足够时间发问及认识学校是否适合，不是昨日到□今日便上课那一种。 他指出，留学生选择学校及课程有不同的理由，有按地点远近、有按课程的特色，但也有被中介机构介绍，就读某一学校的某种课程，其中可能涉及中介机构的隐藏利益，例如有股份在其中。 至于这种失实介绍，时有发生，亦不限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中介人亦有类似失实介绍情况。

无论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还是在网上论坛的讨论中，我感觉许多人都在争论来加拿大的对错。 其中，深深体会到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无处不在，比如说“在XXX混不下去才来XXX”等。 其实，心平气和地想想我自己，23岁毕业，24岁升科级，25岁移民，26岁拿加拿大的年薪，我的很多同学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但我这样就是混得好吗？不是！ 我一个同班同学24岁开公司，现在资产有600万，江泽民都到他公司去参观过。 看看人家在中国混得多好？但同时，我也可以在同班同学中找出一堆混得不好的，有人还欠一屁股债呢。 大家只要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就知道要论收入，论生活指数，中国是无法和加拿大比的。 所以，你来加拿大，应该比你同学的平均收入要高。 这就可以了。 回国去的人，看到自己朋友有了房子，出手大方，以为人家在中国混得不错，你又如何知道他不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就像那时候我的很多朋友，平时花钱绝对阔，可收入还比我少，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不去考虑退休基金、房屋计划、储蓄计划这些，等没钱了问老爸老妈要，这样的“阔”又有什么好羡慕的呢？而且，你回国一趟，可以出钱请你的，估计都是些有钱的同学。 生活困难的同学才不会来请你呢，这就造成了中国好发财的假象。 但是，如果你善于经营，善于中国的那一套，那回去也是有前途的；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如果你因为对加拿大还不了解就来了，你就是个糊涂虫，估计回国也不会有大发展的。 至于生活上，其实大家要转变观念。 比如，我们在中国喜欢逛街，可加拿大的店休息天居然关门，真是没劲透了。 一开始我也不适应，后来观察老外，才发现，他们休息天要滑雪，泛舟安大略湖，去野外烧烤，开party……我这才发现，加拿大的生活原来是这么有趣，你说逛街能叫玩吗？那不过是没车，没时间的时候一种无奈的生活休闲罢了。 有钱当然要开车出去看看自然，享受阳光。 至于吃，我想这就比较难改了。 我从小也常吃牛奶面包的，所以，我现在一半吃中国餐，一半吃西餐。 不过我做不好饭，只好等以后慢慢解决了。 吃多了也能习惯，我上礼拜连着吃中餐，就特别想吃肯德鸡。 礼拜天特地去吃，还花了5块多。 当然，大家在这一点上可能比较难适应，但中国人多了，中餐总会多起来的。 我想，如果你在加拿大觉得无聊，我们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我自己会到电脑学校免费帮人补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喜欢讲些电脑上的课题，另外能给别人一点帮助也是很快乐的。 生活上呢，尽量简单，要知道平平淡淡才可以持久。 尽量善待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感情是最可宝贵的。 我还记得以前刚刚毕业留在上海时，寄居在舅舅家一间小屋里，那时，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人挤在一起，看电视，或凭窗欣赏南京路上的灯海，那是最快乐的时光。

安省滑铁卢大学注册主任 Peter Burroughs 于日前表示，本年度的大学第一年学生，考取入学的中学毕业成绩，创七年来最高纪录，整体来算，平均分数为85.5，在二零零一及二零零零年的分数为84.2。 数据显示，修读文科、工程学科、环境学科、数学、电脑软件工程学，以及科学等学科的学生入学分数比去年高，但应用健康科学就从去年的82.2稍微降至今年的82.0。 今年修读电脑软件工程学的入学平均分数高达94.1，工程学90.8，其他依次序是；文科入学平均分最高为79.3，环境学科平均分最高为81.5，数学科入学平均分最高为88.2，而科学最高入学平均分为82.8。 据注册主任透露，今年就读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人数总共有五千一百一十二人，比预计的四千六百三十人增加了百份之十。

即便真的移民成功，在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并发展也不是容易的事。 加拿大移民专家徐小平认为有三大问题是新移民必须面对的。 首先是文化观念上的冲突，移民国家推崇的精神是凭自己的双手和能力开创生活，凡是移民必须抱有白手起家、重新创业的心态，想到另外一个国家享福是不可能的。 中国移民中有很多人经过六七年的艰苦奋斗过上了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也有人不能适应最后打道回府。 其次是英语，用徐小平的话说“给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语言能力是一个人文化、素质、能力的全面体现，大多数移民出去之后因为英语不行，找不到工作，只好先学英语，其实等于辞职，脱产学英语。 在中国没有给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谁也不会这样做。 你可以试验一下，今天上班或逛街，假设身处加拿大或澳大利亚，能不能在心里用英语讲话，如果做不到，就应当在移民之前脱产拼命学英语。 当你满怀希望，穿着整齐，乘两小时公共汽车，好不容易赶到面试的地方，却因为英语不好立刻就被打发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英语对于离开中国的人是多么的重要。 英语没问题了，接下来就要解决靠什么吃饭的问题。 生物专业博士拿到学位，找不到工作，转学计算机的不是没有。 一位于先生，出国前先后在摩托罗拉、SUN著名公司工作了5年，也拿着微软工程师的资格证，在加拿大申请学校屡屡被拒绝，找工作也不顺利。 他认为，都说干IT的在加拿大待遇很好，工资5万元/年，但税也高，每月实际拿到的不超过3000块，除去租房、电话、吃饭、上网、坐车的开销，能剩一半的不多，实际的收入未必比国内的高。 徐小平认为是新移民在国内接受教育获得的工作技能与移民国家的需求不对等，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痛苦。 移民最好的结果是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最坏的结果就是找不到工作。 而在西方社会一个人的地位就是由他的工作决定的，工作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和生活质量，所以由工作产生的负效应也是每个移民不得不面对的。 谈到移民的回归，徐小平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宿命。 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自己是中国人，所以身处异乡的寂寞是永远都难以弥补的。 也正因为如此，移民们在获得了所能得到的一切后，还会把建设自己的家园作为最终的理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移民又回过头来参与中国的建设。 所以移民潮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追求社会完美中的一种缺憾，不管是国家发展还是个人发展路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加拿大三级政府都可以立法，使得法令多如牛毛，千奇百怪，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引发不少抱怨。 以卑诗省的惠色勒市为例，该市禁止骂人，违者罚款一百元，但立法归立法，骂人声仍不绝于耳，遂有有人要求严格执行，但执法者为抚平民怨，只好找些深夜喧哗的人开刀，算是交差了事。 渥太华市数年前立法，把鸡归类例为宠物的一种，准许市民饲养，却又规定山雀及蜂鸟不是宠物，不准饲养。 多伦多市更妙，最近规定停车必须熄火，如果停车不熄火超过三分钟者，即要受罚。 但这项规定也列出一些但书，例如塞在车阵当中的车子不在此限，或救护车、消防车不算。 还有，如果气温低于摄氏五度，或气温高于摄氏廿七度，也不受这条立法限制。 为什么地方政府会订出这么细，又难以执行的法？说穿了就是为选票，议员们为了讨好选民，只要有人要求立法，也不管执行是否有困难，干脆做个顺水人情，不得罪任何人。 由于法令多如牛毛，议员们又不愿得罪任何人，有时一些陈年立法或早已不合时宜的规定宁愿束之高阁，也懒得修改。 例如魁省胡尔市（Hull）有一则女生不得穿短裤及十五岁以下人士不得进出保龄球馆规定，早已不符实际，但这规定还是迟至五年前市民频频抱怨后，议员诸公才勉为其难修改它更有甚者，有的法令在制定前没有检查是否与其他法令相骶触，使民众感到困惑，不知该遵守那一项法令才对。 以多伦多最近开放的天体海滩为例，就与一条港口处的禁令相违背，这条港口禁令禁止人们赤条条的泡在水里。 换言之，天体爱好者可以在天体海滩享受阳光，然而一旦想要泡泡水时，天体客必须得先穿上衣服，否则就有违反法令之虞。 嘉德纳指出，一个城市如果有太多古老且无法实施的法令，将会让整个城市体系的运作处处掣肘。 他说：「多伦多市有许多法令，让多伦多人感觉生活在此处很好，不过总是有法令彼此矛盾，让人搞不清楚。 」

法院是加拿大的司法部门。 加拿大的法院基本上分联邦和省两级。 但魁北克省和新斯科舍省是例外，这两个省还有第三级法院–市法院。 联邦法院系统由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联邦法院、加拿大税务法院和加拿大上诉法院军事法院组成。 加拿大最高法院 加拿大最高法院是最后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受理联邦和各省的民事和刑事上诉案件。 此类案件必须得到联邦上诉法院和省上诉法院的同意，才能上诉到最高法院。 此外，最高法院还有权解释和裁决加拿大联邦和省的法律是否违宪。 加拿大最高法院由一名加拿大大法官和八名陪审法官组成，他们每年约处理一百二十宗案件。 按照惯例，这九名法官中，通常有三名来自魁北克省，三名来自安大略省，两名来自西部四省，一名来自东部沿海四剩最高法院的法官均由总理提名，总督任命，七十五岁退休。 加拿大联邦法院 加拿大联邦法院由审判庭和联邦上诉法院组成，一般受理财政和海事等方面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联邦上诉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十名其他法官组成，审判庭由一名副首席法官和十三名其它法官组成。 这些法官均由联邦政府任命。 加拿大税务法院 加拿大税务法院除了处理税务案件外，还处理退休金、失业保障、退伍军人津贴，以及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财务纠纷等等。 当事人若不服税务法院的裁决，可以诉之于加拿大联邦法院的上诉法院。 加拿大税务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一名副首席法官及十六名其它法官组成。 这些法官均由联邦政府任命。 加拿大上诉法院军事法院 这个法院是根据加拿大国防法案建立的，由三名法官组成。 三名法官由总督从加拿大联邦法院和省高等法院的法官中任命。 军事法院没有固定的法庭。 它根据需要，可以到任何地方审理军事法庭提出的案件。 此外，由于西北地区和育空地区受联邦政府直接管辖，故这两个地区的高等法院也属联邦政府管理。 加拿大各省的法制和法院 由于历史原因，魁北克省的法制因受法国影响而采取民法制。 加拿大其它九个省和两个地区均采取英国式的习惯法制。 各省的司法机构由省高等法院、省上诉法院、地方法院和省法院组成。 省高等法院 各省的高等法院是省内的最高法院。 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省高等法院的名称也不尽相同。 例如有些称为最高法院审判庭，有的省叫皇家高等法院，有的省就称高等法院。 各省高等法院的法官均由联邦政府任命。 省上诉法院 省上诉法院也称最高法院上诉院，只受理经省高等法院审理而上诉的案件。 故它并不重新审理案件，而是调阅已受审理的案件的文本，听取两造律师的辩论，然后研究作出决定。 省上诉法院的法官也由联邦政府任命。 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是省设在地方上的法院，但法官却是由联邦政府任命的。…

曾以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而唱响大江南北的著名歌唱家蒋大为现移民加拿大。 作为一名在中国民乐歌坛上红了25年的成功人士，移民对他事业是否有影响呢？“要说不影响也不可能，比如说大的活动一定找不到我，那我就失去了机会。 但是为了女儿我认了。 我只是一个会唱歌的老百姓，要说贡献，造原子弹的比我的贡献大，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职业不同。 我们的工作就是露脸，时间长了就容易出名，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 移民加拿大是为了孩子上学，当谈到最初的移民初衷时，他坦言到，“我其实也不太了解加拿大，只是1996年去演出时才发现温哥华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挺好，那时正赶上我女儿高中毕业，想出去深造一下，考虑到那边的教育环境比目前的国内环境要好一些，做父母的也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我就找到了加拿大移民机构，但是当时的移民局不好通过，律师就建议我移民，因为你是一个名人，也不花什么钱，只要肯移民，女儿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再说将来做国际文化交流也方便。 诸多因素综合起来我就过去了。 ” “离开确实有很多遗憾，但是我年岁大了，也不想再在名利场上争来争去。 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国内，单位也不让我走，因为中央民族歌舞团除了杨丽萍、德德玛和我等几个人，现在能独当一面的新人还不多。 ” 到北京唱民歌二十五六年，蒋大为当了两年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团长，辞职后的他对歌舞团仍然有割舍不断的情感。 虽然加拿大的华人多，中国文化有基础，但还远远不能形成规模，大为坦言移民之后最大的感受是“干我们这行在国外生存很难，直观地说就是经济问题，可以赚钱，但是赚不到大钱。 作为生活的地方很好，但不适合经商，大多数华人都是把钱带到加拿大生活，做生意还是回到内地、香港或台湾。 ” “艺人去加拿大绝大部分都改行，好一点的，能做教员就不错了。 不是排斥，是没有市常因为内地去的人都在奋斗，经济条件不太好，一般不太会去娱乐。 移民的孩子基本都已经洋化，不听中国歌儿，港台去的人对民族音乐根本不感兴趣。 只有老的从内地去的移民是民族艺术的观众，也就是在华人聚会时把你请出来，还是义务的。 所以要是真靠这个生存，不太可能。 ”

加拿大二零零一年吸纳的移民，以人数计算，中国移民仍然高踞榜首，为数达四万零二百九十六名，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一，而台湾则排第十九，且有下降的趋势。 中国移民稳步上升 联邦公民暨移民部长葛达理周三向国会提交了二零零二年度报告。 据报告指出，加拿大原把去年的移民额定在二十万至二十二万五千名的水平，但最后却吸纳了二十五万零三百四十六人，换言之，即超额完成，反映出加拿大受到移民的欢迎。 报告又显示，来自中国的移民正稳步上升，去年人数比二千年的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五人增加约三千六百人，若与九九年的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二人比较，相差更接近一万一千二百人，升幅超过百分之三十八。 在过去三年内，中国移民所占的总人数比率均超过一成五，九九年为百分之十五点三三，二千年上升至百分之十六点一五，而去年则稍为回落至百分之十六点一，但仍然比占第二位的印度高出近五个百分点。 台湾移民持续下降 台湾的移民情况则在实际人数及比率两方面均出现下降的趋势。 根据报告的资料，九九年，来自台湾的移民人数为五千四百六十四人，比率达百分之二点八八，但二千年时，人数已下降至三千五百一十一名，而比率亦相应减低至百分之一点五四，去年下降的趋势持续，人数进一步跌至三千一百一十一人，比率再跌至百分之一点二四。 事实上，在过去三年，中国移民均排在人数榜的首位，但台湾移民虽然於九九年排第八位，但二千年时已跌出十大，下降至第十四位，而去年则排第十九位。 另方面，报告又显示，安省仍然是移民开展新生活的首选之地，因为去年本国吸纳的移民，其中十四万八千四百二十五人选择在当地定居，超过总人数一半。 卑诗省吸纳了三万八千二百六十六人，虽然是第二个热门省份，但已比安省少了以超过十一万人。 魁省则吸引了三万七千四百二十七人，成为第三大的热门省份。 资料又显示，去年吸纳的移民中，以经济移民人数最多，原定的名额介於十一万六千九百至十三万零七百人，但实际人数则高达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二人。 家庭团聚的移民及难民则分别为六万六千六百四十七人及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人，亦均比原定的名额为高。

多伦多市中心人行道连接着10公里的地下购物、服务和娱乐场所。 无论你是去看客户，到商店买东西，去看电影，或是乘地铁，走市中心地下人行路，你就可以不受风雨、舒服的抵达你的目的地。 路标和地图上多功能彩色标识将为你指示哪里可以找到地下人行路，指示你要去的地方，保证你能去你要去的地方。 彩色的箭头——东西南北告诉你正确的方向。 城中心地下人行路指南：http://www.city.toronto.on.ca/pdf/path_brochure.pdf

破产法（BankruptcyAct）是联邦的法例。 其作用是： 1.容许确实没有能力清还欠款的负责人，包括个人和公司，在合理的情况下得以解除负债的法律责任。 2.容许负责人在债务重担下，仍可以有能力去养家和维持自己的基本需要。 3.保证破产者的财产会公平和有序地分配给债权人。 4.保证破产者的财产由专业的信托人接管和变卖以取得合理的价钱。 宣告破产，就是把破产者的所有财产转入破产信托人的名下，让他变卖和分配给债主。 一般来说，家具和日常生活的用品在可免之列。 持有抵押权的债主，仍然有优先权没收低押品，以偿还欠债。 但若抵押品可以售得超过抵押欠款的话，破产信托人可以安排出售，然后把偿还抵押欠款之后剩余的款项，按照其余负债的比例，分配给没有抵押权的债主。 在宣告破产之后，破产者的债务全部转由破产信托人按照财产和负债的比例，向债主提出还债方案。 如果得到占负债75%的债权人同意，又得到法庭批准的话儿，便把破产者的负债一笔勾销，而破产者的破产身份亦即解除。 不受破产影响的负债包括：法庭判决的罪款、瞻养费、诈骗赔偿的欠款以及购买家庭日用品的支出等。 如果是个人宣告破产，信托人可以在产权移交后三个至十二个月内，向法庭申请解除破产者的身份。 只要没有债主反对，无须通过偿债方案，就可以解除破产身份。 如果是公司宣告破产，则必须通过还债方案，或把全部负债清还，才可能解除破产身份。 即使解除破产身份，银行也会在至少五年之内拒绝予其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