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大的孩子一般心地比较单纯,喜欢直接坦诚地表述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为美国学生改作文,我常常会为他们在作文里豁然向你敞开的心灵窗户而感慨和震撼,甚至被他们独特而精彩的故事感动得泪光莹莹。 比如,前两年在一次题为“我学中文”的作文中,一位来自南部的出身破碎家庭的贫寒学生写道:父母离异后,他的母亲因为吸毒、贩毒至今仍被关在监狱,他从小就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度过,受尽了各种歧视和冷眼。 他是在上高中时决定选择学中文,用“学好一门最难学的语言”来证明自己,使他重拾人生的自信,最后以优异成绩被耶鲁大学录取的。 我没想到这位平日带点玩世不恭味道的学生,却有着这么令人动容的学中文的历程,从此对他学习上的关注就更加真切细心了。 另一位学生,则在记叙文“我最尊敬的一位女性”里,讲述了一段让我骇然、肃然的故事:上初中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向父亲提出离婚,并坦然告诉他们兄弟俩,因为母亲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并且爱上了别的女性,声称要做回一个真实的自己。 这场晴天霹雳般的家变,使他们兄弟俩和父亲一时间陷入了绝望的崩溃的境地。 但是,正是在这样殊异的情况下,也正是他的母亲,成为了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支柱:她帮助父亲走出了精神和事业的低谷,重建家庭并重攀事业高峰;她帮助他们兄弟俩在少年时期就能够独立直面人生的巨变,并且手把手地扶持、辅导他俩,使他们最后双双都考入了耶鲁大学;与此同时,母亲自己,则成为专业领域里的一位杰出的教授,甚至协助自己的新伴侣,很快就融入了兄弟俩的生活……这个学生写道:我现在更爱和更尊敬我的母亲,因为她让我懂得了: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同时这个真实的自己,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我当时读到这样的学生作文,再套用“我注六经”的句式———“我教学生”,难道不也是“学生教我”么? 当然,为美国学生改作文,最常见也最有趣的事情,是常常从他们因为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纠缠而造成的病句里,读出了一种天真、一种稚拙的谐趣,以及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错位和落差所无意造成的幽默感。 这样一类病句是不胜枚举的,譬如:“我很病”,“我一定要见面她”,“我对他不同意”,“你的问题很重视”,“我爱她为了她的美丽”,“我要使平静别人的痛苦”,“我的童年是食髓知味长大的”……还有一位更有趣,是查着字典写中文作文的学生写的真实段落:“……我很喜欢这个学校,这里没有笨的人民。 这里有很多党,党上有很多人喝酒。 我很高兴下个星期就有断裂回家,因为我会见到很多高人朋友,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没有秋天断裂……” 你能猜出这里面的病句的来源和出处吗?让我把谜底解开吧:“党”源自“Party”——政党兼派对、聚会;“断裂”源自“break”——断开、粉碎兼短期休假;“人民”为“人”之误,“高人”为“高中”之误。 说到此,你是否笑出了声? (作者: 苏炜)
由于天公作美,于昨晚结束的多伦多街头节活跃异常,三天来有一百万人参与,并为多市观光业带来了1300万元的收益。 随之展开的将是为期四天的第二届夏日美食节。 据世界日报报道,今年是央街举行街头节的第六个年头。 央街的五个主要十字路口封闭交通,成为行人专用区,同时增加了歌唱、交响乐、舞蹈、马戏及特技等表演。 这五个主要路口是央街与登打士街、与布鲁尔街、艾格林顿路、圣克莱大道、及劳伦斯大道。 今日开始的第二届夏日美食节将到本月 15 日 (星期四 )结束,全市有超过100 间餐馆参加,游客可以以最低价格,欣赏到本市著名餐馆的美食。 另外,还有优待旅客的套票活动 Celebration Toron-to Passport,包括全市 24 个景点,也是到星期四截止。 有兴趣参加者可以电话查询:416-338-0338,或上网:www.toronto.ca/spe-cial_events。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世界艾滋病大会即将在泰国召开之际,在北京发表讲话,表示要把防治艾滋病列为首要任务。 中国政府部门同时启动了一项全国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 中国在多年掩盖艾滋病问题后,在过去几个月里开始正视这个日益严峻的健康威胁。 中国政府使用的手段经常不稳定。 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在北京一家医院和艾滋病人握手的镜头去年十二月在国家电视上播出后,很多人大为震惊。 虽然中国在1985年就报告了第一起艾滋病病例,但是18年后的这一握手情景是中国高层官员第一次与艾滋病患者公开互动。 政府方面说,中国有84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是外国观察人士说,实际数字可能超过百万。 联合国艾滋病项目负责人彼得·皮奥特医生说,中国官方承认有艾滋病问题,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但是真正的工作在于教育公众,让全社会都意识到这种疾病。 皮奥特说:“第一步是打破在艾滋病问题上的沉默。 中国人口中大概有一半不知道什么是艾滋病,不知道这种病是如何传染的。 ” 中国中部的河南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1990年代在卫生条件不合格的官方血站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国官员起初试图隐瞒丑闻,遮盖真相,还禁止记者到艾滋病村去采访。 但是去年中国爆发萨斯病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卫生当局加大了压力。 中国卫生当局如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面对艾滋病。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最近宣布将为贫穷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或者减价的治疗。 今年五月,北京允许外国艾滋病专家到河南省和当地政府一同工作。 目前有两个外国组织参与在河南的艾滋防治项目。 一个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另一个是专门致力于制止传染病流行的国际组织[环球基金]。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叶雷(RAY YIP)医生。 叶雷说:“我们正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地区建立高水准的培训中心,在那里,资深艾滋病专家将训练当地的医疗人员。 如果医疗人员害怕艾滋病人,他们就会把患者拒之门外,那也就谈不上什么有意义的治疗了。 ” 三个月前,中国开始提供免费艾滋病化验。 政府上个月又宣布,从九月开始,北京的所有高中都必须进行艾滋病教育。 中国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那些主张改善治疗措施、主张把政府如何处理艾滋病的信息更加透明化的人,却继续遭到官方的打压。 胡佳的遭遇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胡佳是北京的一名活动人士,五月间河南发起艾滋病项目的时候,他试图和美国官员接触,结果被软禁在家。 活动人士说,中国官员威胁要强迫胡佳接受心理治疗。 [中国人权]驻香港办公室的裴克凛(NICOLAS BECQUELIN)说,胡佳的例子表明,中国政府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还不够开放。 裴克凛说:“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做法,几乎乃至完全没有外界的监督,民间社团或艾滋病组织受到限制,只能提供一些服务,发挥一些福利功能。 ” 活动人士说,为了遏制艾滋病的蔓延,政府需要建立起一种让妓女和毒品使用者也能参与进来的环境。 另外,观察人士说,艾滋病问题还是脱离不了政治。 裴克凛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希望通过让民众公开参与的方式来寻找解决途径。 裴克凛说,“政府希望民间社团帮助遏制艾滋病危机,但是又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批评,也不愿意接受公众或民间社团的监督。 ”…
2004雅典奥运是全球瞩目盛事,成龙成为首位艺人代表全球华人,于7月24日希腊萨洛尼卡担任传递奥运火炬手,届时与中国女子足球队球星兼前队长孙雯以及戏剧影视明星濮存昕代表全球华人跑过400米路程。 香港成报报道,中国奥委会和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联合宣布,圣火传抵雅典之前的最后传递阶段,三名华人代表将担任传递跑者,分别传送圣火一段路途,获选担任最后阶段圣火传递的三名华人包括成龙、濮存昕、孙雯,他们将一起到希腊参加圣火传递。 成龙由于身在上海忙于电影《惊天传奇》的拍摄工作,昨日未能前往北京,大会在活动上播出大哥特别录影的一段讲话,大哥说:“所有人对奥运圣火无比崇敬和向往,因为它代表人性最善良、最真的一面,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国界、种族、信仰,用它的那种光辉照耀社会进步轨迹。 ” 由于大哥忙于工作未能亲自回复,及后记者联络《惊天传奇》导演唐季礼,当他得知此消息也戥大哥开心,他觉得大哥能够代表全中国人传递圣火是值得高兴的事,《惊》片工作人员亦同样感到光荣,而且会全力支持迁就档期。
自从北京政府取消了强制关押和遣送盲流回乡的法规之后,中国的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乞丐和无家可归者从农村蜂拥而入。 原来关押他们的拘留所,现在已经改为那些无力自己返乡的盲流主动前来求助的机构。 在上海著名的南京路街头,记者看到一个盲人在演奏。 中国各地所有大城市的街头,像这样的盲人演奏乞讨和用其它方式讨钱的乞丐越来越多。 这种贫富差异突显于社会表面的现象不仅是由经济改革造成的,也因为中央政府改变了对待所谓的来自农村的盲流的政策,导致大批盲流立即蜂拥而入富裕的大城市。 去年到深圳找工作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当作盲流拘押后被打死,这一事件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后,北京政府取消了强制关押和遣送盲流返乡的政策。 但上海的一位法律教授钟克家(音译)说,这一从人权考虑所做的改变带来的后果,是使当局对乞丐泛滥现象失去控制。 蜂拥而入的乞丐使大城市的居民也改变了原来对他们的同情心。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那些讨钱的残疾儿童是被故意搞成伤残之后,弄到城里的街上来骗取人们的同情,来赚钱的。 人们相信许多乞讨者被犯罪集团利用了。 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胡金(音译)就认为,这种街头乞丐泛滥的现象损害了中国的形像。 胡金说,有两种类型的乞丐,一种的确非常可怜,是因为太穷了,所以才出来讨饭。 但另一种并不穷,乞讨是他们的工作。 胡金认为这种乞丐很可恶,他们损害了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的形像。 在南京路另一头,又一个盲人乞讨者坐在街边吹笛子。 一曲结束,记者和他聊起他的过去。 这位盲人说,“我不知道我生在哪里。 因为失明,我的父母把我抛弃了。 一位好心的打扫卫生的女人收留了我,将我养大到18岁。 但后来她年纪大了,无法照顾我。 我就开始学习音乐。 ” 记者问他,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对在街上要钱的有些乞丐是不是真的残疾产生怀疑。 盲人回答说,”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无法谋生的人。 ” 不管是这位卖艺的盲人,还是其他很多乞丐,都很少到这些政府的收留中心来求助。 上海当局也拒绝了BBC记者到那些机构去采访的要求。 很明显,现在中国一些主要的大城市正在考虑对付目前越来越严重的街头乞丐现象。 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影响法律和秩序的社会问题,而且还损害了特别注重面子的中国的形像。 (马库斯)
加拿大的大学名额过去 10 年供不应求的情况似乎已过去,现在申请入学人数已显著下降,使得各所大学急谋对策,甚至各出奇谋来吸引新鲜人。 一些高等学府已提供校园免费停车、旧生打电话劝进和欢迎新生等做法,争取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学。 据世界日报报道,安省的大学所面对的情况特别严重,因为该省去年取消中学 13 年级时,当年的 13 年级、12 年级学生同时毕业,使得申请进入大学的人数骤然飙升。 不过,今年的申请人数则已大幅下降 30%。 然而,其他省份的大学也出现申请人数滑落的趋势,或至少多年来首度没有增长。 这样一来,一直在向政府争取更多经费,以扩充名额的大学行政人员,现在一时间也摸不着头脑。 稍早前,人口趋势专家还估计,加拿大的大学教育需求将持续成长。 据悉,即使在大学一位难求、申请条件全国最高的卑诗省,高等学府也突然开始接受一些成绩相对不是顶好的学生。 只不过是去年,卑诗省各大学申请入学所需的成绩标准,平均得有 81 分,三年之前是 75 分,现在又略降至80分。 以卑诗省的西门菲沙大学(SFU)为例,最新的申请入学数字下降了 13%。 此外,卑诗大学(UBC)、维多利亚大学(UVic)的同类统计也掉了2~3%。 维大发言人彼特斯表示:“我们真的不知道原因。 ” 魁省方面,康科底亚(Concordia)、麦吉尔(McGill)两家大学,申请入学人数也减少8%左右。 亚省方面,亚伯达大学(UA)、卡加利大学(UC)的申请入学人数持平。 去年,全国大学生人口上升了 8.4%,然而这个增加只是申请入学人数的冰山一角,许多年轻人对大学生涯只能望门轻叹。 而在过去两年来,全国的大学已增设了 10 万个新鲜人名额,这也是自五○年代以来,加拿大高等教育系统最大的一次膨胀。 尽管目前的申请入学数字呈现下降,但加拿大大学及学院协会表示,各院校必须在 2011 年前,再扩充 20~30% 的新生名额才能满足需求。 据指出,有关需求将继续增加的原因有二:拥有大学教育水平的家长,均期望他们的子女能进大学; 1974~1991…
一份医生的报告指出,寻求“伟哥”帮忙的人,有的 20 岁还未出头,20 余岁的青壮年人也十分多,他们经常在赴约或开派对前,吃下这些阳萎药“以壮行色”。 据世界日报报道,现在要求医生开立阳萎药包括“伟哥”处方的“病人”,有日益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这些人士的性功能都很正常,并无障碍。 而如今许多女性在性方面的“攻击力”尤胜男人,因此许多的壮男,也得借助于“伟哥”等药物来降低自己可能力不从心或“临阵退缩”的焦虑感。 美国哈佛医学院泌尿科临床副教授摩根泰勒医生说,许多女性的性要求非常高,也清楚知道自己想性伴侣做什么,甚至如何做。 摩根泰勒说,这样一来,一些男性的焦虑感或至少担心自己表现“不及格”的情况就会增加。 至于 30-40 岁的男士,也乐于吃“伟哥”来改善“坚硬度”,因为据摩根泰勒指出,他们认为硬汉必须够硬,不然的话有损雄风。 此外,也有人服用“伟哥”的目的是缩短性高潮后至下一次再勃起的歇息时间。 安大略省皇后大学泌尿科教授莫拉尔斯说,阳具勃起的坚硬度在 20 岁过后开始下降,尽管阳萎药能对更坚挺、更持久略有帮助,但不至于很明显。 而摩根泰勒则指出,脑部仍是最重要的性器官,一些人吃了“伟哥”就深信自己变成猛男,所以才会虎虎生风。
一项市场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加拿大人这个夏天将在国内度假。 这无疑是本地旅游业的一支强心针。 据世界日报报道,这项雷杰市场调查(Leger Marketing survey)指出,五成八加拿大人今年会留在国内度暑假。 三成八表示,今年夏天他们不但会留在加拿大,还会在自己的省份找个观光胜地度过暑假。 另有两成说,他们今夏会前往别的省旅游。 该调查同时显示,7% 受访者今夏会去美国,2% 会去欧洲,2% 会去欧美以外地区。 24% 受访者说,他们今夏没有出游计划。 4% 说他们从来不度假,3% 不知道或拒绝回答。 在此同时,安省和卑诗省居民则最有可能去美国度假,比率达 10%。 至于加币币值对于加拿大人的旅行计划的影响,雷杰调查显示影响轻微,82% 的受访者表明,货币汇价不会妨碍他们的出游计划。 只有 17% 认为,汇率是一个“因素”。 各省民众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差异颇大;魁北克人打算在自己省份度假的比率,是其他省民的双倍,高达 61%。 相对之下,有 32% 安省居民计划在安省度过暑假,以及只有 26% 亚省居民有此打算。 雷杰公司在6月2日至8日,访问了1500名加拿大人,误差率为正负2.6个百分点。
多伦多一个建筑公司,获得合约在上海起建一座卫星城镇“枫叶城”(Canadian Maple Town)。 “六度建筑设计公司” (Six Degrees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nc) 于上个月击败许多角逐者,赢得此一合约,将在距上海约一小时车程地方,起建一个充满加国风味的城镇。 六度公司在全球各地设有分公司,加拿大国内公司名为“ Design Arc建筑设计公司”。 主持该公司的建筑师丽莎·贝特 将在九月提出具体的设计。 该区域占地约四平方公里,可容 2 万8000 居民。 建好后将成为全中国唯一具加国特色的新卫星城市。 贝特说,就像安省的奥克维尔镇(Oakville)一样。 上海市在历史上就具有国际风味,目前已经有德国镇、西班牙镇。 另外在北京,目前也已有雪梨镇,及一个仿加州的橘郡(Orange County)。 这座枫叶城将会有一个市政厅,一个文化中心、艺廊、博物馆、会议中心,一个五星级酒店,以及一个加拿大银行的分行。 预计在 2010年完工。 贝特两年前开始角逐在中国的建筑合约。 六度公司”于今年一月赢得一项“一揽子”合约,在江西省宜春市建设一个“生态城市”,之后又争取到在湖南省建一个巴士站。 接着就是上海市的卫星城合约。
出生性别比偏高一直是我国近年来关注度较高的社会问题,而且目前这一现象正从沿海部分省份向全国蔓延。 国家计生委近日表示,要采取措施和对策遏制性别比继续增高的趋势。 广州日报报道,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正在进行当中的《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研究》研究课题尤显重要。 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负责这一课题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解振明,他认为,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通常是“3000万光棍找不到老婆”的表面解读,实际上仍然关注的是男性,而掩盖了目前仍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损害女性权益的事实。 从2005年开始,性别比偏高造成众多婚龄男性找不到老婆的后果将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现状:从沿海向中西东部蔓延 记者:目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实情况如何?哪些地区情况较为严重? 解振明:目前出生性别比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偏高,上世纪90年代偏高还只是部分沿海省份,现在已由沿海蔓延到中部、西部、东部。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9,海南和广东是全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两个省份,广东的性别比高达130以上。 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来说情况较好,原因是这些民族有很好的传统,不重男轻女,甚至像西藏地区就有喜欢女孩的传统,而且如B超等技术在当地不普及。 如果只是个别省份出现出生性别比高,到了婚育年龄的男性可以通过从别的省份移民来解决,但是现在全国都面临这个问题就很难办了。 广东近几年经济虽然发展上去了,但像出生性别比这样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包括现在对男女平等的宣传教育,以及相关法律政策都应当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等。 后果:男性多造成婚姻挤压 记者: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很多媒体报道“3000万光棍找不到老婆”,真实情况是否如此? 解振明:国家现在非常重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因为这也反映了妇女权益的问题。 在查出胎儿是女孩时,不想要的父母就把她给流产了,有的女孩出生后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女孩的死亡率比男孩高。 媒体炒作“3000万光棍找不到对象”,实际上关注的对象还是男性,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 有些女性生了女孩,父母、邻居等周围的人还会歧视她们。 所以,应当从妇女权益的角度去关爱女性,从生理、心理、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照顾女性。 出生性别比偏高造成的后果,专家们预测会造成婚姻挤压。 因为男性越来越多,找结婚对象时年龄相当的女性不够,就向低年龄女性人群中找,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造成婚姻流动,进而造成流动地区的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 这就是“3000万光棍”形成的原因,而3000万的数字是经过研究测算估计出来的。 尽管实际的后果还要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出来,但2005年以后,1985年出生的那批孩子进入婚龄,就慢慢会形成对婚姻的挤压。 究竟会对社会、对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目前无法下定论,可能中国的情况将会为全球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首个案例。 原因:重男轻女是祸根 记者:目前,造成出生性别比高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对此是否采取了措施? 解振明: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偏高有三个原因,一是弃婴现象导致一般福利院女孩多。 二是1985年以后B超普及,有些人查出是女孩后不想要的就做人工流产、引产。 现在除了B超也可抽取孕妇的羊水进行化验,通过查看染色体判断胎儿的性别,这种方法准确率很高,也不伤害身体,但因为成本高目前还不是很普及,一般只在生殖健康研究的单位可以做,如果以后一旦成本降低,有的老百姓也许就会选择这种方法来鉴定胎儿性别。 所以,国家对B超进行管理也应该对其他的技术进行管理。 还有就是出生的漏报、瞒报和错报。 我们《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研究》课题偏重于干预研究,直接干预就是控制B超和人流,间接干预就是宣传教育,如果直接干预的好当年比例就可以降下来一部分。 借鉴:严格执法降低性别比 记者:其他国家是否也存在偏高的情况,他们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 解振明:出生性别比偏高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和中国一样,出生性别比达到114,但现在已经降下来了。 主要措施就是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先对医生进行培训,明确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如果违法终身不得行医,罚款额度也很高。 印度现在的情况也不好,从目前趋势来看它以后可能会比中国还要严重,因为印度妇女地位低,重男轻女的观念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