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未成年和刚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去加拿大求学的路。 家长们对孩子寄予厚望。 虽然也担心，但父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适应力强，别看开头一阵撒娇哭闹，过几个月就能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可孩子在异乡，他们的感受、想法，家长真的知道吗？他们在电话里告诉给爸爸妈妈的，是真实的一切吗？ 我们拨通了每分钟3块钱的加拿大手机长途，找到了一些在加拿大漂着的上海小孩。 他们都有手机，因为，手机可以让爸妈随时找到他们。 “第一眼看到加拿大，我就有种感觉：好像我被人卖到了农村一样。 ” 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 阿长，18岁，2000年到加拿大正读大学一年级 阿长的爸爸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再加上阿长奶奶留下的全部遗产，才凑足儿子的学费。 阿长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争气的孩子，托福考了600多分。 2000年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一座小城念Business课程。 那座小城纬度较高，到了夏天，晚上10点天还是亮的。 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当地人都聚在各个酒吧里。 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我再一次产生了“被人卖到乡下”的强烈感觉。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冷清，沮丧得不得了。 但我不能对爸爸妈妈讲，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也知道为了我出国，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 这种失落感，每个初到国外的人都会有。 因此很多中国人就自发地聚在一起，结果又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小群落。 但我不想出了国还窝在中国人的人堆里，总有意躲开那个群体。 于是，还没有结交什么外国朋友的我，更加寂寞。 我就读的商学院在加拿大排名第三，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我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地方去业余活动。 每天就是拚命读书、读书。 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外国人看10页书的时间，我们可能只能读懂2页，这就是难以弥补的差距。 实在熬不住，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多好。 2001年12月13日，我回到上海度假。 在上海的1个月，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有活力。 逛街、唱歌，可以玩的花样多极了。 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找到让我欢乐的地方。 可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重回温哥华，是一个星期六的午夜。 从机场到学校的途中，我只看到七八辆车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又让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在加拿大教英语的老师，好多是中国人……一次次从头再读预科阿天17岁2000年赴加现仍在读语言学院阿天的声音里一直透着不满和无奈。 他说他的英文还是很糟糕，没比在上海的时候进步多少。 在国内，我们弄不清楚中介究竟有多大的能量。 其实，中介只能够帮忙介绍、联系学校；再收钱、帮着办理签证。 具体这个学校水平如何，他们一点不知道。 只有当我们到了这里，才会有切身感受、才会看清学校的真面目。…

第一个 来到加拿大，发现同系中居然有一个我的大学校友J。 一天这位老兄忽然问我：“狸猫，你认识不认识你们年级一个叫ZQ的女生？陕西人。 ”我左思右想也想不起这一个人，就问：“长得什么样？”“样子很土气，就象村姑似的。 我昨天在Chinatown遇到她，她嫁了一个加拿大人。 ”哦，是她？我立刻就想到一个人，她虽然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但相貌气质依然不改。 如果演电影的话，她不必化装，只要换上衣服，就可以胜任村姑的角色。 我就接着说：“我记得我们年级的陕西女生只有一个姓Z的，叫ZC。 如果你再见到她，问她是不是以前叫这个名字。 ”各位，恕我不能写出真实姓名，这个原名C也很土，听起来也是个村姑名，就如什么翠花巧珍秋菊之类的。 不出所料，果然就是ZC。 J在唐人街再一次遇到她问明了，原来，她老公曾在中国她任职的学校当外教，后来娶了她，回到家乡小城P。 她已经怀孕六个月。 她老公来到这个城市读大学，她也就跟着过来，在唐人街附近租了房子。 由于此城不大，中国人也不多，所以她和J在唐人街相遇之时，就互相聊起来，发现原来毕业于同校同系，于是自然就议论起共同认识的人，其中包括我。 又过几天，J告诉我说ZC打算我们三人聚一次随便聊聊天。 于是约定了时间。 地点在学校的Cafeteria，一见面大家自然很高兴，她依然没有变样，还是村姑形像。 然后自然就是寒暄，然后说起同学的下落，然后闲聊。 最后才说起她的婚姻。 对于恋爱经过，毫无新奇之处，跟与中国人谈恋爱没有两样，她还算满意。 但是谈到婚姻，她说来加拿大之后，夫妻感情尚好，但婆媳关系不佳，婆婆显然对她不满。 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嘛，嗯，总是觉得中国人很笨，所以对于儿子娶了中国人总是不满。 ”原来如此，看来这个老太太即使不是种族歧视，至少也是种族偏见。 幸好这里子女婚后不和父母一起住，否则如何相处？即使这样，这个问题仍然为今后她的婚姻去向留下了隐患。 稍后，她的老公也来到Cafeteria。 这是一个看来憨厚老实的加拿大人，中等身高，但绝对称不上帅，也是一个换了服装就可以扮演加拿大农民的人。 其实，人憨厚老实是婚姻稳定的最好最重要的基础。 我暗自祝福她。 第二个 来到B公司上班不久，就注意到一个女同事，将近四十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肯定不到160公分，皮肤黝黑，眼睛还算大，英语带着很明显的亚洲口音。 以相貌判断，我最初以为她是东南亚人，比如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之类。 其实，除了相貌之外，还有就是她没有跟我说过中文。 后来通过饭桌上聊天才知道，她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来自北京。 曾经跟公司里一个中国人同居数年，但是那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肯娶她。 她后来终于嫁给一个年纪虽不大但已经秃顶的白人同事，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时间久了，也就有机会和她本人用中文聊天。 问她她的老公是否去过中国，她回答令人吃惊：“没有，他也不想去。 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根本没有兴趣。 ”我想，既然如此，这样的婚姻是否能维持长久？我在当地中文学校遇到一些混血的孩子，但是她的孩子却没有上中文学校。…

在大学毕业清一色四十九元人民币工资的年代里，我们中学里的四个同学抱着出去闯一闯的心态，来到了加拿大。 那时是1988年。 我们中一位学医，本来就以美国为前途，因签证不利改来加国，学成后便毅然赴美。 另一位的丈夫去美国就学，她跟着去了，在那里生根开花，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还有一位，读了化学博士，没有发展的机会，去了香港做生意。 唯一留下的，是学金融的我，在银行一做就是十年。 我没赶上六四移民大开放，自费留学学费贵，又没有打工卡，靠帮教授看看孩子，早上送送报纸，挣几个钱谈何容易。 长期半工半读，一天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到了周末才有机会多睡一点，多煮点食物，多做点功课。 给了三千多的律师费等了四年，终于可以学成后留在加国工作，所以对自己的身份，觉得来自不易，特别珍惜。 结婚后，有了孩子，生活很稳定。 两夫妇一起工作，攻房子，买汽车，请人照看孩子，收支平衡后的结余，就是想快速攻完房子，还有就是旅游。 但是，眼看政府的赤字日益加剧，我们对退休后的医疗和退休金不敢抱很大的期望，还有孩子的教育费用，让我们感到要积蓄一笔钱养老并不容易。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先生将他个人的事业插入了美国社会，从而在以往的五年里，我们有机会在美国居住，跨越在加美两国间。 在网上看到太多关于对美国和加拿大生活比较的文章，这些朋友中有些在美国读过书，没能移民，转来加国后对加国生活不习惯，尤其是加国经济不景气，让他们有怀才不遇的感觉，是能理解的。 另外一些朋友是将自己在加国奋斗中的不顺利，不得志，与他在美国的朋友中成功的比，其实是不公平的。 就我个人的体验，我想讲讲这两个国家生活中各有不同的地方。 我在纽约居住的时间较长。 纽约的生活节奏很快，这几年来，治安比想像中的好，至少没有遭到过偷窃，有一次下车忘了拔钥匙，一个小时后，车和车里的东西居然都在。 我的看法是，纽约适合贫富两极的人居住，穷的人可以头颈里挂满项链，手臂上套好手表，被单里包起一包假名牌皮包，当街摆摊画画，推一桶皮蛋瘦肉粥，到处都是生意，到处可以赚钱。 见警察来了，堆个笑脸敬个礼，嘴里说“ Yes, Sir ” ，心里在计划下一站到哪里再去做买卖，而纽约的警察司空见惯， 嘴里 嘟哝着，脚从不停步，也不开罚单，他们只是不停地走，身材平均比加拿大的警察 苗条多了。 纽约的富人大部分住在郊外，他们在第五大道买东西，有门卫打伞，代理停车，买东西是不看标价讲喜好的。 所有的名牌店，均有设计师为你度身订造。 在纽约，你真正感到有些地方是专为富人而设的。 纽约的中产阶层其实很辛苦，老板很现实，讲究学历外，有本事的就用，管你是谁，华而街的很多公司将工资设得很高，其中一部分是股票，让你拼命为公司干，公司有盈利，股票就上升，职工就多得。 每次约大公司的同事吃饭，都是晚上八点以后见面，大家的工作时间很长，所以纽约人在地铁里睡觉是出名的。 纽约人就这样在快节奏中多挣钱，又在无时无地不要钱的生活空间里花费他们的钱，纽约的面包，水果等好多食物要比多伦多贵好多，随处要付停车费，家里的电话也按时间收费，使得纽约人绝对不会象多伦多的人那样慢悠悠逛商场，也不会在家煲电话粥。 纽约人居住得很挤，房价和租金都要比多伦多高两三倍，地税很棘手，水电费也高，他们很珍惜门前几米见方的花草地，几乎很少有社区中心和街心花园。 另外，纽约的汽车保险也是贵的离谱，很多人只买保别人不保自己的汽车保险。 我们在美国被人从后面撞过次车，由于撞我们的人太穷，且没买自己的保险，法庭寄了张纸给我们，说撤销了这一判决，搞得我们至今莫名其妙。 与纽约相邻的康州，是个和纽约完全相反的地方，那里的房子很旧，但占地面积很大，以至人们要用拖拉机来割草。 每天，坐在临窗的写字台前，望着远处的山，和半山腰突出的教堂钟楼，我的写作灵感就会油然升起。 在不远处的耶鲁大学的校园里，有着和周围冷落的小镇截然不同的风格。 我最终没有在康州待下来，那是因为有一天我在图书馆和儿子一起读书，我儿子临时决定参加他们的读书故事会。…

打工或做生意?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 徽商的先导主力是在安徽的黟县。 境里西递村不少人在外创业，发财后不约而同地回故乡造房.西递的兴盛，是建立在商人成功经商的基础上的，按理在这里应高呼“第一等好事是经商”，而他们却说“只是读书”。 该村“笃敬堂”中的那幅楹联就很明白：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好一个效好便好!这很有点计划生育轰轰烈烈时期的”女孩也好”.连经商成功人士都如此,可见经商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可是我们如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度,我们在读书毕业找好工作与自我经商发展之间有了选择.那么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在此创业经商的优缺点,也许多伦多华人社区里有几百个李嘉诚,巴菲特式的人物在遂渐显现呢! 小生意的魅力: 根据北美人口统计局的数字在北美如果以100个雇员为分界线,那么小生意占所有生意总数的81%,如果以20人为限仍占总数的72%.而且小生意自1970年来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所有新创职位的2/3.由此可见小生意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对个人而言它也是为自已创造巨大财富的一条很好的途径.根据独立生意全国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小生意业主的家庭收入是$102,000,而相应的雇员之家庭收入为$44,000.而且小生意业主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是雇员的12倍. 为什么小生意在创造职业机会上有如此大的力量呢? 1.小生意业主不像大企业一样被迫搞短期计划.大企业的CEO的红利与季度性增长率挂钩，因而与华尔街一起只关注短期效益;2.高弹性:当整个经济发展方向改变后或新的机会敲门时小企业船小好调头;3.高适应性:因为他们不会投资很多资金到吸金工程上;4:创造性:因为很多时间开创新企业的动因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或发现. 小业主的风险:当老板自有当老板的苦衷.第一大风险是失败率很高,小企业死于第一年的比率为20-30%,而且只有20%能吃上7岁生日蛋糕.在加拿大工作难找,许多专业人士只能打体力工.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变思维自我创业应是一种选择.在走这条路之前,我认为在思维方式上要有几方面的调整. 一是如果你不喜欢它就不要动它,因为如果你不喜欢它就不会成功.不要抱着现在找不到工作先干着,边干边找工作的态度。 二是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因为起动资金的限制,像杂货店和咖啡屋成为许多人的考虑对象,不要小看一个小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边学问也不少; 三是要有version.生意买卖不像房屋买卖,生意是动态变化体,它在前业主里没有做好不等于这个生意不好,你能否发现问题并制定出计划改变它.我认识一位在餐馆上很有独见的老板,尽管他只是高中毕业通过购买濒于关闭的餐馆然后加工包装使其起死回生再出手的方法连续做了6-7次,完全改变经济状况.四是要有独到眼光.有时间变个思维就是笔好生意.比如明买生意实为设置是不是另种办法? 具体操作上买卖生意更复杂,要看租约;看营业情况,这里面又有许多报表要分析;要看支出情况;周围社区人口及其社会经济状态与你生意发展方向的关系等等.我的感觉是最好有专业人士帮忙.当然许多市场老手水准高得很也可自己搞定.不过也有“医不自诊”的说法.具体操作上的考虑不在这里细谈.因为你可以利用别人的专业知识为你服务,你自己专心于你自己的生意发展上.如有此方面问题,like always 乐意服务.刘晓红 416-878-3887本文曾在东方之星发表

电视广告作为影响力大、市场收效快的广告营销手段， 因其制作成本高，播出费用不菲，而为小生意人士所不敢问津。 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于舒梅，在多伦多从事保险经纪已有三年多，一直有心利用电视媒体来推广业务。 最近，在有着多年影视、广告制作经验的NOVA SKY 公司的策划下，首次推出国语电视广告。 于舒梅认为，选择电视广告宣传自己的业务，代表新移民在加拿大这个新家园上对未来事业充满信心。 NOVA SKY 的制片人朱靖先生说，”长期以来我们为各个行业的商业用户提供广告制作服务，但这是第一次与保险经纪人合作。 我们希望电视广告不仅为华人企业提供必要的宣传，更进一步推动和加快新移民的创业步伐。 “ 据悉，该广告将于9月25日起在OMNI2插播。

一年一度的多伦多龙节街头庆典将在本月25 日（星期六），在位于百乐汇街（Broadview Ave）和罗根街（Logan Ave）之间的一段芝兰街（Gerrard St.）上举行。 活动将于当日中午开始，于晚 6 时结束。 警方将从早 8 时至晚 10时对这一路段施行封路。 所有需要通过 Howland 街、Degrassi 街和Boulton 街的车辆将会受到限制。 此庆典是东方人的传统庆祝活动。 活动当天将有各种街头娱乐项目，还有集市买卖等。 两个大型舞台将被搭建在庆祝现场，届时会有大型节目表演。

联邦商业竞争局昨天为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扫清障碍，允许加航降低票价去和那些低成本的对手竞争，条件是只要它的票价不要低于竞争对手的水平就可以了。 商业竞争局在昨天发给加航的信中说，如果作为主要市场占有者的加航把票价降得比小航空公司更低，或者让廉价机票泛滥市场的话，那么，他们将对加航进行惩罚。 商业竞争局局长史戈特在她的信里表示：“作为总的原则，作为市场主要占有者对竞争做出的反应，就是把票价降到符合竞争的水平，而不是比竞争对手更低。 竞争局不会对此采取强制行动。 但是，如果大幅度减价，或者折扣机票大量发售的话，那么，这个‘安全港’就没有了。 ” 2003 年 7 月，加航为了扩展加东市场，在加航大西洋省份的两条航线上把票价降至低于成本。 联邦商业竞争局在接到卡加利的 WestJet航空公司的投诉后，裁定加航的行为是恶意竞争。 加航当时争辩说这是为了维持其竞争能力。 商业竞争局则说，加航把票价降至低于成本或者在几条航线上同时降价，以将其对手赶尽杀绝的做法是违反了竞争法。 加航对此裁决的上诉，因为正处于破产保护期而未有结果。 它的破产保护期将于下周结束。 商业竞争局在信中提到，自从加航从 1999 年接管了加拿大国际航空公司 (the Canadian Airlines) 以后，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的竞争局面已经出现，特别是在满地可-渥太华-多伦多的三角地带，折扣航空公司已经发展起自己的飞行计划。

联合国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受惠于高科技外包工作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周三公布的一份长达 436 页的报告，加拿大是四个吸引最多高科技外包服务工作的国家之一。 另外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爱尔兰、印度和以色列。 报告说，在 2001 年价值 320 亿美元的外包工作市场中，这四个国家占了大约 70% 的市场份额。 在 2002 年和 2003 年，加拿大吸引了 56 个电话服务中心，比印度的 60 个电话服务中心仅少了 4 个而已。 报告的作者-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署投资处主任兼首席经济家索温特说，这些数字打破了以往人们所说的，工作外包是从高成本发达工业国家转移到低薪酬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 例如，电脑服务巨头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加拿大分公司说，总公司效益良好，有贸易顺差，使他们把更多的工作从美国转移到加拿大而不是印度。 该公司在新斯高沙省的电话服务中心雇用了 1700 名职员。 而印度的科技外购公司 Tata 谘询服务公司最近在多伦多开了一个办事处，以开展美国的新业务。 该公司打算雇用 40 名顾问，主要是看中了多伦多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以及邻近美国的地理优越性。 索温特说，成本并不是这些环球服务行业考虑的唯一因素。 当跨国公司把他们的工作外包的时候，语言、可观的高技能人力资源和靠近主要市场的地理优势对于它们来说很重要。 而这是加拿大成为大赢家的原因之一。 报告特别提到加拿大的新布朗士维克省，该省因为投了重资在其电信基础建设上面，而成功吸引了 100 个呼叫中心，雇用了…

一款T恤在安省圣嘉芙莲市刮起一场风波，不单惹来愤怒的示威者，也惊动了安省政府。 这款引来不满的T恤印上血淋淋锤子，而图下附印一句：“她自招的…” 这些T恤在该市的另类服装店CHERRY BOMB发售。 示威人士在该店的橱窗看到后感到愤怒，认为是煽动向妇女使用暴力。 经营市内唯一的妇女庇护中心的杜莉(GILLIAN DOOLEY)说：“对我们来说，所发出的信息是可以用暴力，而行凶者可以把责任推到受害人的身上。 ” 不过，该店东主们却指出，这款T恤已经出售了1年，之前一直都没有收到投诉，且也有另一款为妇女而设计的类似T恤，以血淋淋的剪刀为图案，印了“他都有今日…”的字句。 讽刺的是，这家服装店实际上由一班妇女拥有及经营。 霍绮(KRISTIN FALLE)说：“冒犯了人家，我感到抱歉。 但很多人的看法不同，不认为一批妇女正在试图鼓吹向妇女使用暴力。 ” 然而，杜莉则不接受这种解释。 她认为必须要列为仇恨罪行，加以禁止。 今次的争拗亦已惊动了安省政府。 对于这些T恤在该店出售，省府的回应是该受到指摘及叫人作呕。 省长麦坚迪已经把今次的事件交由司法厅长拜仁特处理。 拜仁特表示，将会调查是否可能属于仇恨罪行。 拜仁特形容这些T恤“叫人作呕”。 司法厅则表示，这些T恤是否受到仇恨法例所规范，乃由警方决定。 另方面，尼亚加拉区警队发言人表示，不相信这些T恤涉及仇恨罪行，且不认为符合任何其他罪行的定义。

加西烈治文双重凶杀案中遇害华裔母女的丧礼，昨日在温哥华一间殡仪馆举行。 死者家属孟氏父子，在六名专程从中国赶来的亲友陪同下，与华裔各界人士60余人送死者最后一程。 灰云蔽日，绵绵细雨，令在温市百老汇东街（E. Broadway）Roselawn殡仪馆举行的丧礼平添悲伤。 这宗轰动华裔社区的命案，本月一日于烈治文弗罗比舍径（Frobisher Dr.）7900号屋段发生。 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户主李艾娟，和前来温市探望她的70岁高龄母亲王淑芝，在住所内被人残杀。 楼下的黄姓租客两母子听到异声前来查询，同遭疑凶打伤。 疑凶张宇凡（Yu Fan Chang，译音）翌日在机场离境大堂被捕，并遭起诉两项二级谋杀和两项蓄意伤人罪。 告别仪式昨日上午十时开始，持续一个多小时，由来自本地福慧寺和慈济的佛教人士，为两位亡者诵经超渡。 本地传媒仅个别获准以私人身分进入。 仪式完毕后，遗体在家属护送下，送往温哥华火葬场火化。 据殡仪馆主管李居士称，参加送别仪式的有60多人，包括孟家父子和专程由中国赶来的六名亲友。 遗体火化后，母亲王淑芝的骨灰，将由家人带回中国，至于女户主李艾娟的骨灰，则会留在温哥华安放。 中侨行政总裁陶黄彦斌亦有前来参加送别仪式，她事后悲恸地说，这宗不幸事件令孟家受到沉重打击和伤害。 孟家不想曝光，事件发生后也从未公开向社会求助。 不过他们确实需要支持，许多社区人士自愿出来相助，前日还有一对不愿公开姓名的老夫妇捐款1000元。 她表示，孟家父子办妥后事后，仍会留在温哥华，中侨会努力向孟家提供帮助。 她认为，社会应该反省，进行公众教育，防止这类暴力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