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极一时的小虎队解散多年，“乖乖虎”苏有朋和“霹雳虎”吴奇隆如今都事业有成，而服完两年兵役后重回演艺圈的“小帅虎”陈志朋却艺途坎坷，2004年的他又是出唱片，又是演音乐剧，还写了本自传，然而也许是离开得太久，也许是太像“哥哥”，尽管陈志朋很努力，却始终徘徊在成功的边缘。 走进2005年，刚在上海完成某电视剧拍摄的陈志朋接受专访时将压抑心中的秘密一吐而出：原来“小虎队”已成困扰他多年的心魔，他也将一段不为人知的恋情娓娓道来。 害怕与另两只虎比较 曾经的小虎队是那样的亲密无间，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可是当他们解散时，这一切就像一个美丽的气泡，瞬间瓦解。 我用尽了一切的方法，却唯独遗漏对于真心的倾听。 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那是伴随成长我心底的魔鬼。 i9”在今天回忆“小虎队”，陈志朋如是评价。 不过他澄清：小虎队的友谊不存在任何问题，他们三人是亲密的好兄弟，真正困扰他的是“比较”二字。 “打从有小虎队那一天起，我就与吴奇隆、苏有朋赤裸裸地摊开被比较着。 在媒体前面，在歌迷之前，在公司里，以及认识小虎队所有人面前，毫不留余地残酷地被比较着……我们三人之间那份微妙的爱恨情仇也从那一天起开始。 ” 遇到用左手画画的她 在即将推出的新书中，陈志朋用整整一个章节讲述了他在加拿大的一段恋情，而章节的名字叫“我的左手”。 为什么叫我的左手？“用右手画画，你能随意画出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这些未必真实；你尝试一下左手画画，想画圆却成方，你画不出你要表达的东西，而这正是现实中不为人转移的真正艺术”，陈志朋如是解释。 陈志朋说，这段恋情发生在加拿大。 当时他的第三张专辑销量很不好，在事业上进入低谷时，陈志朋独自从温哥华跑到多伦多，再到纽约。 正是在纽约，陈志朋遇到了影响他思考方法，并教他用左手画画的那个她。 她缩衣节食地过日子，但对理想还抱以乐观的热诚，让我心仪。 ” 其实很简单喜欢工作 对于目前的生活状态，陈志朋形容“非常简单”。 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工作，每天去的地方不是工作地就是住的酒店。 我其实是个工作狂，不喜欢度假和休息，因为当演员是我从小的愿望。 我现在电话簿里的名册都是工作上的同事。 ” 工作之余如何调节生活？陈志朋表示，自己喜欢红酒，平时工作累了他喜欢喝点红酒调节自己。 提及爱好的体育运动，陈志朋的回答更让人大跌眼镜，“走路，我就喜欢走路，有时候一走就是五六个小时。 ”他表示，不需要什么原因，只要自己觉得高兴就会去走。 （茅中元）

美国有关押秘密囚犯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英国有伦敦贝尔马什监狱。 不久前，《华盛顿邮报》网络版文章披露，在加拿大多伦多也关押着至少6名秘密囚犯，他们没有受到正式指控，没有接受法庭审判，甚至没人告知他们被羁押的证据。 爸爸在哪里 已经4年半了，莫娜·弗里一直对她的两个儿子撒谎，因为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爸爸突然不见了。 弗里一开始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在工作，后来又说父亲在旅行。 直到不久前一天，她带着5岁和7岁的儿子见到了他们的父亲——隔着玻璃挡板——他们才知道，父亲被关在监狱里。 “妈妈，我能打破这个玻璃进去和爸爸一起玩吗？”7岁的儿子问道。 而弗里同样想问加拿大政府，为什么将自己的丈夫穆罕默德·扎基·马哈古卜关押起来。 此前，政府曾说马哈古卜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但弗里和律师认为，当局应该拿出证据来，否则就应放人。 “这一程序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痛苦……同时严重侵犯基本权利，”魁北克议员梅里·法耶在议会发表讲话，抨击加拿大政府使用“安全证”制度无限期关押马哈古卜的做法。 6名关押者 根据政府的秘密材料，44岁的马哈古卜被认为是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激进派别的成员，曾在一家属于本·拉丹的苏丹农场中工作，曾与“基地”组织高级成员短暂相处，并在1995年进入加拿大时撒谎，隐瞒了部分经历。 马哈古卜2000年被逮捕时，他正在一家商店作店员。 与马哈古卜类似，另外5名秘密囚犯也都被指控与激进恐怖组织有关系。 摩洛哥人阿迪勒·沙尔卡维，原在蒙特利尔一家披萨店工作，2003年5月被捕；30岁的叙利亚人哈桑·阿米莱，2001年10月被捕；穆罕默德·哈卡特，36岁，阿尔及利亚人，2002年12月被捕。 他们都被认为曾在“基地”组织阿富汗营地受训。 而41岁的埃及人穆罕默德·贾巴拉在2000年6月被逮捕的原因就是他曾在伦敦给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打电话。 还有一个人叫恩斯特·聪德尔，当局认为他是一个否认纳粹大屠杀、煽动暴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超级“安全证” 加拿大当局之所以能秘密关押这些人，所依靠的就是拥有超级权利的“安全证”制度。 这一体系规定，只要获得两名内阁部长的签名认可，就可以将不是加拿大公民的任何外国人投入监狱。 每个案件都由情报机关或警察秘密提交给内政部长们，而后联邦法官对其进行复核。 同时，证据不会透露给被羁押的嫌疑人，只要法官批准，被关押者就可以被驱逐出境。 加拿大副总理兼公共安全和预防紧急情况部长安妮·麦克莱伦曾透露，自1991年以来，这种“安全证”被动用过27次。 对于“安全证”，加拿大移民局前局长詹姆斯·比塞特辩护说：“我们情报人员得到的大部分关于这些人（秘密囚犯）的信息都来自海外，其来源不能透露。 但的确拥有相当确凿的证据。 ” 明显是侵权 不过，很多反对者并不认可加拿大情报部门的信用纪录。 “停止秘密审判运动”的协调员马修·贝伦斯称，不能指望加拿大当局提供公平证据。 他说，加拿大情报部门“有很长的不诚实纪录，弄错事实、隐瞒情报，或者用感觉代替事实。 ” “这是一种联合犯罪，”贝伦斯说，“你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们说：‘我们相信你是威胁，但我们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是威胁’”。 金斯敦女王大学移民法专家沙里·艾肯的话更为中肯。 他说：“我并不认为安全事务不应使用特别安全措施，但这（秘密关押）的确是明显的侵犯人权。 ” “应用于‘安全证’的嫌犯都已被认定不是主脑。 他们只是卷入其中的小人物，最多扮演提供资金募集或支持的角色，”艾肯说。 去年10月，艾肯和其他60名法律专家联名上书加拿大政府，要求取消“安全证”制度。 上月16日，英国最高司法机构——英国议会上院上诉法院裁定，政府在不起诉和不审判的情况下，不能无限期拘留外籍恐怖嫌疑人，并称政府出台的反恐法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

卑诗省的冰酒葡萄一般是在元月初首次采收，今年的情况可说正常，也可说稍早了一点，而今年葡萄品质之佳，有业者认为是近10年来罕见者。 那么，冰酒今年会不会大丰收，价格可望让更多人享用得起呢？ 知情人士都知道，冰酒葡萄本质上是一种稀有资源，不可能会有什么大丰收，酒价也难望调降。 首先，世界上没有多少酿酒葡萄的产区，能够让葡萄待到结冰脱水才采收。 传统冰酒生产国是德国、奥地利等德语国家（因此冰酒传统正式名称来自德语“Eiswein”），加拿大这个葡萄酒酿制的后起之秀国度，地处大北方，得天独厚顺理成章成为了冰酒主要产地之一，但产量毕竟有限。 事实上，葡萄成熟后要等到它结冰才采收，往往要待上两、三个月，且不说它会腐败，还要防范禽鸟动物略夺，费尽心思；冰酒的采收酿制也是劳力密集的作业。 因此，一瓶375毫升（ml）的冰酒（相当于一般750毫升的葡萄酒的半瓶），往往要价五、六十元，是有经济学上供需及劳动力成本等实质因素的。 还好，冰酒在性格上，是适合滴滴如甘露般细细品尝的。 它像法国干邑（cognac）白兰地一样，是餐后浅酌细饮的，所不同的是，它的酒精度低得多（约10%左右，比一般葡萄酒还要低）；而且它是一种甜酒（甜度往往达8~10度，也就是酒类最高的甜度），一般在摄氏10~12度的温度下品尝，更凸显其有如“甘露”的个性。 如此高价的酒品，开瓶后一次喝不完，可以存放多久呢？卑诗酒类专卖局的网上资讯，特别提供储存方面的须知。 酒类专卖局产品研究资讯编辑马斯森（Bruce Mathisen）指出，由于糖分高，冰酒开瓶后，假如重新盖紧瓶塞并存放在冰箱之内，可保存三至五天。 至于未开瓶的冰酒，究竟可以存放多久，就要看葡萄的品种，有些要及早尝鲜，有些可久存醇化。 马斯森建议，Chardonnay、CabernetFranc及Merlot等品种葡萄酿制的冰酒，应趁新鲜饮用，不宜储存；Gewurztraminer及Ehrenfelser品种酿制者，尽管可存上三至五年而酒质不损，但还是以早饮为妙。 此外，Vidal品种或可窖存五至七年。 能窖存更长时间者，则恐怕只有被誉为白酒之王的Riesling品种葡萄堪可当之。 （江先声）

温尼伯警方没费吹灰之力就抓到了偷圣诞树的笨贼，因为他们在拖着“战果”回家时，忘了收拾在身后散落一路的松针、松果和树枝。 据汕头都市报报道，这场愚蠢的盗窃发生在圣诞节前，一群窃贼偷偷地把公寓管理员辛迪·彼得森说的公寓门前高达5·5米的蓝叶云杉拦腰截断，但她当时并没有发现，直至一位邻居提醒。 彼得森和邻居拉尔夫·穆罕默多夫随即开始了调查，他们沿着松果、松针留下的痕迹追寻，这些痕迹一直通向街边的另一个住宅。 他们还在这个住宅不远处发现了一棵被丢弃的小雪松。 彼得森说，一个人在圣诞节前丢弃圣诞树，很可能是因为他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 “这可能是本世纪最愚蠢的犯罪行为，”彼得森说，“你都能看到他们（贼）从哪里将树拖进了房子。 ”

据美国媒体4日报道，2004年12月30日，加拿大西南部城市卡尔加里市颇有影响力的《卡尔加里先驱报》在其头版刊发了一张触目惊心的“独家海啸照片”，照片中数米高的浪潮正向人们席卷而来。 该照片引起巨大轰动，甚至连美国著名网站“美国在线”也将其作为首页照片。 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后证明该照片并非是在12·26“世纪海啸”中拍摄，而是2年前于中国杭州拍摄到的“钱塘江潮”！ 谎言旧照片撼人无数 据报道，去年12月30日，加拿大西南部城市卡尔加里的《卡尔加里先驱报》在其头版刊发了一张触目惊心的“独家海啸照片”。 照片中，数米高的浪潮正向人们席卷而来，十来名男女正在海潮前夺命狂奔。 照片上方是两行醒目标题：“海啸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万。 ” 据报道，这张照片将大自然的暴虐和生命的脆弱表现得淋漓尽致。 发表之后立刻引起巨大轰动，并迅速被全世界多家媒体引用，甚至就连美国大型网站“美国在线”也将其作为首页照片。 来源照片来自于市长 据《卡尔加里先驱报》称，这张震撼人心的照片，最初是卡尔加里市市长戴夫·布罗恩康尼尔的一名助手交给他的。 12月29日，在卡尔加里市举行的一次海啸救援慈善募捐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布罗恩康尼尔市长特意向来宾出示了这幅照片，令现场许多人潸然泪下。 当时《卡尔加里先驱报》的记者也在现场，于是询问市长是否可以使用这张照片作为该报第二天的头版。 考虑到《卡尔加里先驱报》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力，布罗恩康尼尔市长欣然同意。 真相那是“钱塘江潮” 照片被媒体转载后，许多人怀疑这张照片中的巨浪太过“精彩”，很可能是由电脑软件合成。 美国《南佛罗里达州太阳哨兵报》的编辑尼克尔·波格达斯对此展开调查。 结果波格达斯目瞪口呆：照片中的浪潮倒的确是100%真实，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张照片并非是在这次12·26“世纪海啸”中时拍摄，而是路透社记者在2002年9月8日在中国杭州拍摄！许多人都记忆犹新，当天由于受“森拉克”台风的影响，钱塘江江潮猛涨并发生罕见风暴潮，令杭州数万名观潮者始料不及。 道歉紧急撤下旧照片 据悉，当《卡尔加里先驱报》得知真相并意识到犯下大错后，立刻从其网站上撤下了这张“独家照片”，并于2004年12月31日的头版正式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 声明中称：“我们被错误地告知该照片是在最近南亚海啸灾难中所拍摄，但调查显示它是2002年9月在中国拍摄到的钱塘江潮。 在此向所有读者表示最诚挚的道歉。 ” (袁海)

10月24日我工作的时候，不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眼镜撞碎了，双手手指划伤几处，伤口没有大于1.5厘米的，当时就接受了First Aid，Project Manager立即手机通知了主管。 问我要不要打911，我回答不必。 在我们从美国回来的车上，一个同事说同行的那位老一点的工程师可能要负责任，因为他是我们四个人里面到公司时间最长的，剩下的都是年轻人。 可能他有一点害怕，回到公司见到领导，领导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刚开口说了个字母 I，他就打断我，从他的角度叙述了问题，一再强调他警告过我不要上脚手架（其实他没有，虽然他说了一句小心。 而且我并没有想让他担什么责任，我们是平级的。 ）。 我非常不满意他的做法。 好不容易等他说完，我简短叙述了一下事实(他的英语比我好)，说我没什么问题，领导说第二天要感觉不适，就不要来上班了。 我回家发现问题不是很大，尤其第二天起来精神很好，就戴着备用眼镜去上班了，我也没想赖公司什么。 那天上午主管给我们四个人每人发一张表格，要求各自独立叙述事件的经过，便于他比较。 这一点我非常满意，也打击了那个怕担责任的工程师的气焰。 当天上午（事故发生24小时之内），主管就填了WSIB(Work Safefy and Insurance Board)的表格，我确认签字后就发出去了。 后来才知道，是否汇报WSIB有以下几个条件： 1、如果叫了救护车，必须汇报。 2、如果因为受伤耽误工时，必须汇报。 3、如果处方眼镜、假肢等损坏，必须汇报。 如果单位隐瞒不报，处罚是非常严重的。 那天我约了家庭医生，但是过了好几天才接受了检查，没有任何问题。 医生在WSIB的表格上签了字，打了一针破伤风，然后表格由医生发给WSIB（是Follow的表格，单位应该有，不一定要在24小时发，一式四份，WSIB、医生、单位、个人各一份）。 后来我发现我的损失，只是一副眼镜。 无论如何是在工作中失去的，rollor大虾说眼镜不管赔，我去问主管，他说不知道。 于是我给WSIB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回应得又快又详细，还有条款附件，说是处方眼镜被当成身体的一部分，可以赔偿。 但是太阳镜、非处方眼镜不算。 总结这次事故，就是体会到Walk In 诊所的重要。 在这里看病，约医生大都需要等很长时间，但是有很多clinic是不需要预约，只要Walk In即可。 好像开到晚上很晚或者24小时开门，用于紧急情况，但不需救护车的情形。 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早就去检查了。 如果在Mississauga，在 Qensway和HYW10就有好几家。 在多伦多也可以从黄页上找到。…

在国内的时候，当我看见少数民族的同学，他们如果不告诉他是什么族的话，从外表是很难看出了的。 多伦多则不同，一眼望去，五颜六色，立即能区分个大概。 说起种族歧视来，说句实话我们不少中国人还是很严重的。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多伦多早先定居华人对其他族裔的称呼和态度的影响，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把印巴人称为“阿差”、“阿三”；把黑人称为“黑鬼”。 即使对白人也不例外，把他们称为“鬼佬”。 我所在的公司是家本地人占绝大多数的单位，一年半以前机械处的一位同事，来自东欧的新移民跳槽了，新招来的同事是一印度人，在美国拿的硕士学位，原来在BC省做汽车行业。 他的工作态度特别的谨小慎微，早上差不多是第一个来办公室的，晚上也最后离开；对专业的态度及其谦卑，有时去不耻下问那个“爱为人师”、“以厂为家”，凡事都要参和一下，只比他先来三个月的技术员；跟我一样，印度人基本上不和同事聊大天，开会的时候也发言也较少，这点和我不同，虽然他的英语比我好多了，而且他上班从来不上网。 他这样努力的工作换来了什么呢？六个月的试用期结束以后，他的主管没有让他转正，而是又给延长了六个月。 由此可见，工作的态度不仅仅是认真负责、早出晚归就管用的，聪明的待人处世方法也非常重要。 说到这里不禁感到有些不爽，要在中国，我们大多数人从来都是炒老板，不用这些烦人的心机，不知印度的情况又是如何。 那时谈得来的同事还有好几个，我们在周五一起去吃饭。 同事一起出去吃饭挺能看出一个人的人缘的。 本地的同事往往拉我们去吃西餐，翻来覆去就几样，我本来也想向他们推荐中餐的，但是大多伦多的老外，哪个不知道中餐好吃，我也就懒得多说；俄罗斯的大姐则喜欢吃日本生鱼片，而那个印度同事一般是想让我们去吃印度饭。 有家叫“孟买餐厅”的，我们也去了两回，说句公道话饭菜倒是也不难吃，我尤其喜欢那种发面的白饼，有点像国内的葱油饼。 吃了印度饭，就是打起饱嗝来味道不好，和我们的韭菜有一拼。 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说得没有这么拘束了，我和印度同事谈起了政治，先对他的民主体制大大的赞赏一番，说得他心花怒放。 后来就接着问他既然这么民主，为啥还移民，印度还这么穷，那人就老实了。 后来他又忍不住质问我，说为什么70年的时候中国侵略印度。 我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事实是印度侵略了中国，反正这种事情一般也说不清，好在我们一般也很少谈这种话题。 信仰在印度人眼里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的同事虽然出生在印度教地区，来了多伦多后却改信了日本佛教日莲（SGI），这件事让人感慨不已，我一直怀疑他的种姓不是那种“高尚”的一类。 当年佛教在印度创立，后来式微，却在中国却发扬光大，现在在发达的日本又隔墙开花，传播到多伦多。 多伦多的印度人反倒去信日本的佛教，念日本人印的那些带英文发音符号的中文佛经，而佛经上不少地方本来是用中文发音念的印度梵文。 风水轮流转原来就是这样的，我相信经过这么一折腾，我的同事嘴里念出来的音，和原始的梵文发音，不知道还有没有一样的地方，更不知道佛祖知道这件事会作何想。 他对宗教的热忱也感染了我们，有一次我们两个白人、我一个中国人，去参加他们在多伦多的聚会。 那次印度同事的母亲也去了。 当我告诉他们中国人95%不信任何宗教，他母亲的眼睛瞪得很大，非常吃惊的样子。 在车上他对他的母亲问寒问暖，甚至半路还给她下车买了一次水；吃饭的时候，把盘子里的菜直往他母亲碗里拨，这种场景好像在哪里似曾相识，我们剩下的人都非常感动，尤其另外两个老外，回到办公室背着他还特别议论了一番。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印度十亿人口，出个道德高尚的也是可能的，呵呵。 传统行业的兴衰好像总是滞后新技术产业的，一年多以前公司的订单越来越少，那时正是大停电的前夕。 终于，某一时期公司现金成了负值，听说这是三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裁员的传闻早就甚嚣尘上了，公司的领导却出面辟了两次谣。 有一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发现气氛异样，原来传说中的大裁员已经发生了，好几个同事已经在早上离开了公司，连告别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 接着马上就是生产经理组织的全体员工大会，才知道连现任的总经理都被裁了，还有其他各个部门无一例外，我们处的一位老工程师被调到了市场部，其他人倒是还健在。 那个印度同事因为还在试用期，当然更不能幸免。 过了两天公司专门开了一次欢送会，离开公司的人们都被邀请回来，大家最后吃了一顿告别饭。 印度人没有来，我后来才知道公司根本就没有邀请他。 那时我实在看不下去，心想自己要是被裁，也不过如此，心中不免兔死狐悲了一番，资本主就是这样子的，那人还有老母亲要养……，我就请他在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 付账的时候他非要AA，我说留到你找到工作的时候，你再请我一顿。 ………

有的朋友说因为我这个时候找到工作，所以开一次由我主讲的找工经验的交流大会，其实我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倘若参加大会的人都已经是事业有成，而那些苦苦徘徊在找工一线的朋友们数量很少的话，还不如我把体会写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在我登陆之前，已经知道这里的经济一塌糊涂，因为签证要在明年三月份到期，与其在冰天雪地里来不如夏天来，再加上考虑到如果等下去的后果是经济仍然不好，还不如早一点来。 于是我就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开始发简历，现在想起来真是毫无用处。 关于简历，我觉得非常重要，一定要按照加拿大的习惯写，这是来加后我摸索了一个半月才得出的结论。 我原来的简历是自己做的格式，其实也经历了数次升级，自以为从内容到形式都无可挑剔了。 可是有一次和一个代理通电话的时候，她没直说我的简历很有问题，而是突然问，你的公司是一所大学吗？我都愣了，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在我的职责描述部分有一句话是说大学时的设计题目的。 她建议我放到教育经历里，后来因为没有地方，我只好把这一部分删除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顺序问题，我因为在好几家公司干过，所以采用那种先简单介绍各个公司及工作时间，然后在技能里面，针对不同的工作把相应的技能和职责放到最前面。 当我把毕业设计那部分删除后的简历第二次给那个代理发过去，她就看到了我的自以为是的顺序。 她又建议我改成按年代顺序排列，就是第一个工作单位放在最后面，但是我正好是用这个单位的经历找那个代理的职位，就有点担心，当然最后还是按照代理的意见，修改了简历，最后又跑到人力资源中心复印了一分类似的简历作为样板，对简历进行了大幅修改才发过去。 可是那位代理再也没有回应我，直到我又碰到现在这位代理在网上登的有关同一职位广告。 有一天接到一个代理的电话，问起了我的工作经历和职责，我就跟他说了一遍。 过了几天这个代理又打来电话让我去见他，这其实是跟我见面的唯一一个代理。 到了密西沙加代理的办公室，我们简单谈了二十分钟，他就出去给单位打电话约定第二天给我面试。 正如网上的朋友所说，代理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当时我穿便装，就问他用不用西服领带，他说不用，又说也许可以穿一件西服，领带可以不扎。 告别时代理才说，你得简历是怎么写的，错误这么多，是不是没有拼写检查？我听了一愣，说查了呀。 代理说是那个公司要给你面试的经理说的，我只好说英语不是我的母语，灰头土脸的逃了出来。 记得还是在国内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克服紧张的。 说句实话，我一直是很敏感的人，第二天有面试的话，头一天晚上总是睡不好，在香港面试就是如此，高考前夕也是如此。 别说高考了，记得大学考高数的前一个晚上，我两点了还没睡着，忽听宿舍老大问道：你们睡着了没有？我TMD睡不着，结果大家都没有睡着，纷纷答应。 不过后来我发现睡不好只有影响情绪，其实对你的表现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就不会紧张，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因此可以用想象的方法增强自信心。 晚上躺下以后，全身放松，深呼吸N次，然后脑子里过电影，想象你第二天面时一切顺利，你的表现很自信，越具体越好。 等到真的面试的时候，你的心理感觉就不象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因此可以发挥出较好的水平。 回到简历问题，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找一个象瘦猪兄这样的英语为母语的人帮你看看简历，到人力资源中心也许可以找到。 还有一个问题是Cover Letter，我的建议，如果发电子邮件，根本不用。 你只需几句话，比如“我在某某公司作为谋职位工作了某年”，或者你可以针对职位要求，列出自己的优势。 为什么这样呢？我一般看到留有电话的招聘广告，晚上发简历，第二天就打电话过去问问。 没有一个代理会立刻记起你，有的说，你能不能过几天打来呀？有的说，我现在很忙，一会儿给你打回去；有的说，你等一下，然后在计算机里找半天。 所以，电子邮件的内容，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别人的注意力，让他有兴趣去看你的简历。 还有一点是关于加拿大工程师协会的认证问题。 我看到的广告，很多不要求PEO的，最多也就是要求有资格申请（PEO Eligible）。 有的朋友就是喜欢钻牛角尖，说做培训中的工程师也不能随便叫云云。 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当我把移民纸传真给代理时，他看到了那一栏 “在加拿大打算从事行业”是电气工程师，他非常高兴。 我们中国来的技术移民，大多都通过了CCPE的认证，为什么不能做工程师？人家就是因为你能做才让我们来的。…

上 在加拿大从事所谓的专业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对办公室里发生的种种事情，以及加拿大不同于中国的很多习惯，从惊异到适应，现在快要见怪不怪了。 回想当初移民的理由，固然想逃避国内的生活，但是不太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一个理由。 然而到了这里才发现，人际关系在哪里都有，某个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异，无论从任何方面，都和两个中国人之间的差异差不多。 然而就整体情况而言，毕竟有一些不同之处，现在就举几个例子，说明加拿大的特色，当然，由于本人经历所限，很多现象无法推而广之，如果看官觉得不能苟同，就当我胡说，博您一笑罢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外资企业工作，但刚毕业时也在国营企业干过，想必各位对国内的人际关系之复杂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国内的国营企业里面，把自己的家人安排到公司里工作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人言可畏，也许很多事情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可能我并不知道。 至于外资企业，父子或者兄弟同在一个公司的情况，那就更少见了。 来到这里不久，我就发现电话联系表里的很多人的姓都是相同的，当时也不以为意。 后来和同事聊的时间多了，才发现亲戚关系充满了公司的每一个角落：生产部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是我们处八十多岁的一个老工程师的儿子；现场服务部有兄弟两个，当然不可能是同时加入公司的；后勤部的一个小伙子，是工艺处的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儿子。 在我加入公司的几个月，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部需要招一个系统维护员，我还想有可能再来一个中国人呢，然而来的小伙子是我们处第二老的工程师的三儿子，高中没毕业，拿了一个电脑培训证，一看就是个小毛孩子。 寒假来临了，学生们到处在找工打，我的房东的小孩很能吃苦，由于没有关系，到处找工都没有找到。 然而在我们公司，项目经理的儿子来到公司做管理助手，帮着校验设备；我们部门经理的女儿来到公司，帮着复印文件和分发通知。 那时的公司真像一个大家庭，哈哈。 我早就知道加拿大很重视推荐，找工作、上学，没有人认识你还真难。 有一次我和主管谈起此事，他告诉我，在多伦多东的小城彼得堡市的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公司工作，接下来他的妻子子女，家里所有人都为这个公司工作，甚至好几代人在一个公司。 加拿大的人际关系我可领教了。 他们重视推荐，看来对自己的家人最为了解，所以一有机会，全都推荐自己人了。 加拿大人表面上非常重视同事关系。 我到公司不久，工艺处的那个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犯了心脏病，我们处的同事除了我没车，全都私下去医院看望过他，然后我们每人出点钱买了礼物和贺卡，委托美丽的俄罗斯大姐送到他的家里。 又过了几天，市场部的一位女同志要生孩子，就有采购部的她的铁姐们给除了她本人的所有人发了邮件，说要给她一个惊喜。 不久这位孕妇的朋友就送来了收钱的信封和贺卡，然后秘密买了很多婴儿用品，最后要生孩子的大姐参加工作会议，突然宣布给她礼物的事，然后让她当着所有人一件一件打开礼物，说些感谢的话，她说她完全惊呆了。 不久现场服务部的女黑人（公司唯一的黑人）的孩子病了，在医院做手术，就又有人来收钱，买礼物…… 几周后我们处的小姑娘要结婚，机械处的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把一个信封交给我，我一看贺卡上的签名，只有他一个人交了钱，再看看里面，仅仅放了三块钱的硬币，才想起来上次有人生孩子，我交了20元，怪不得收钱的人问要不要找钱：现在我才知道可能给得太多了。 不过几块钱也太少，结婚毕竟是一件大事呢，何况我一般不会给少于10块。 几天后我们接到IT部发给所有人电子邮件，说要举行全体大会。 我还以为是关于计算机的问题，结果会议由我的主管主持，议题就是宣布小姑娘要结婚的消息，又让她当众打开所有礼物，小姑娘非常拘谨和激动，小心翼翼，哆哆嗦嗦，半天没有撕开塑料包装，别人在旁边就喊用力，有一个同事更说他想再结一次婚。 最后是切蛋糕，每人分一块。 除了这种重大事件，每逢主管过生日，就会有处里业务不是很好的同事来收钱，买贺卡和礼物，然后把大家纠集在一起，把礼物送当面送给领导。 中 我想起在摩托罗拉工作的日子了，离下班还有十五分钟，人们就匆匆离开办公室，有时是为了看车上的放映的VCD，抢个好座位。 那些在快发车才上来的人，基本上都是E10以上的级别。 外国人走得更晚，有专车嘛。 刚刚来到加拿大的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上下班基本上都是朝九晚五。 与一位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的朋友聊起此事，她说加拿大就是朝九晚五，而我所在的是传统行业。 我匆匆离开公司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我得赶公共汽车：如果我晚五分钟，我就要等半小时以后的下一趟，六点以后更是每一小时才有一趟。 虽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灵活的，并不需要打卡或签到，但是我还是很自觉地干够午餐外的七个半小时。 不久我就发现，很多同事都是来得早，走得晚。 在我有车开了以后，我听说个别同事有工作到后半夜好几点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拿加班费，但是公司的业务没有忙到这种地步呀！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主管提到员工的表现的时候，很委婉的说什么有人快到下班就看表，都等不及离开公司的话，我就想起他总是工作到很晚：每天早上我来了办公室，他和很多同事基本都来了。…

最早认识卓然是在报上的汽车销售广告上，那张照片上，年轻的他带着初出茅庐的锐气和自信。 不过，当面对面的和卓然聊天时，他倒更多的是谦逊和真诚，只是说到汽车时，我强烈地感到了他那份无形的自信。 也难怪，可没有几个卖汽车的象他那样实实在在学了两年多的修车专业，更没有谁像他这样已经成了一家汽车销售商的合伙人之一。 有时我不由的想，也许年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对汽车的了解也许比对他自己还要深一些。 不过，吸引我做这次采访的并不完全是卓然和他成功的汽车事业，更多的是我发现作为一个第二代移民的华人子女，卓然走了另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他没有像其它孩子那样上名牌大学，考硕读博，而是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早早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就象他母亲告诉我的那样，像卓然这样的第二代移民，他们的成长环境与第一代移民完全不一样，他们发展的空间也比他们父辈们更宽广，多一些更多的尊重、理解也许更能帮助孩子们在这个新社会里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14岁来加拿大打工学自立 卓然是标标准准的第二代移民。 数年前和父母移民来到加拿大时，他才14岁。 象许多年轻人那样，他有着各种各样的爱好，其中一项就是音乐。 他爱打鼓，听摇滚乐……这些都要花钱。 虽然卓然的父母是以投资移民身份来加拿大，家境并不差，但母亲并不轻易给他零花钱，而是鼓励他自己去挣。 于是，为了买鼓、买ＣＤ，年纪小小的卓然很早就开始打工了。 他告诉我，早期不太会说英语、法语时，就到广东人开的衣厂干活，剪线头，钉扣子……工资低不说，人家见他小欺负他，有时一天下来的工资就是一顿饭。 气得他暗暗发誓，一点要学好语言，有机会找别的活干。 没多久，父母在南岸买下了一家便利店。 当时父亲常常回国，年少的卓然成了母亲的好帮手，看店、收银、送外卖都干过。 家里的便利店关了后，卓然又给别的店送外卖，到餐馆做侍者，菜店卖菜等。 听他说起那段非常辛苦的经历，我实在忍不住问了他母亲：“他小小年纪就这样打工，你不心疼么？”他母亲笑笑说，其实这样做她有她的用意。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和中国不同的社会，她发现自己的传统中国教育方法并不能很好的帮助孩子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发展，作为第一代移民她显然已经没有可能重新学习所有的新规则了，所以决定干脆让这个社会来教育卓然吧，他还年轻，会在这个社会中慢慢学会他所需要的一切的。 事实证明，这样的决定是有远见的。 那些日子里，卓然挣来的钱除了卖乐器，还有一部分被他投资到学法语中去了。 小小的他很早就明白语言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第一要素。 于是他自己花每小时20元请了学校里的法语老师做私人家教，专门学法语。 每小时20元都是上课前就必须付的，有时身上没有足够现金，小卓然不得不数出一元一元的小费给老师。 法语老太太教课很认真，在钱上也一点不马虎，一元一元数清了照样收下才开始上课。 现在再想想，卓然发现学会的不仅仅是法语，更是明白了这个社会的做事原则，一是一，二是二，承诺就是合同，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必须遵照执行。 法语上有了长进，卓然自然找到了工资高点的工作，在咖啡厅打工，在市里最大的一家清洁保安公司打工，最高时还在读书的他工资拿到18元1小时。 那时候除了上课，他一周要打三份工，餐馆一天，咖啡厅周末，每天晚上则到公司指定的大楼打工。 他曾在市中心的伊藤购物中心干通宵。 诺大的购物中心晚上只有他一个人，从洗地、擦玻璃、到修灯、修电梯，所有的活一个晚上全得他一个人做。 每当一大早，商店开门迎客，看着一个个满意的客人陆续走进这个干净亮堂的大厅里时，在角落里的卓然是欣慰和骄傲。 这些年来，他体会到劳动的辛苦，更品尝到了踏踏实实工作后收获的甘甜。 与汽车结下不解之缘 说到汽车，卓然的话多起来。 像每一个男孩一样，他从小就喜欢汽车。 一到16岁他就考了驾驶证。 第一辆车是小姨送的，91年的尼桑。 他从来不说开车，总说“玩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