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大约在去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妈妈很兴奋地宣布暑假将与一群朋友们组成小小旅行团，前往加拿大朋友的农场。 在她不停描绘着乡村景观，还有着吃不完的 生蚝、看不见终点的土地以及免费吸到饱的新鲜空气的强力催眠下，我这个怀念小时候在乡下快乐长大的半都市女生，当然就不择手段地央求妈妈带我一同前往。 就在机票订了，跟农场主人也预定好前往人数，一切看似很完美的时候，妈妈旅行团的成员们却临时有事一一退出。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我知道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居然还是毫不犹豫地执意前往，然后一手负起所有事前准备。 一种叫做WWOOF的旅行方式 当了解到这趟旅程只有剩下自己的时候，不知怎地，我更加坚定了决心要出去闯一闯，希望自己能因为这样的磨练而更加成长。 在准备阶段，农场主人介绍妈妈们一 种流行在日本、欧洲的旅行方式时，吸引了我的好奇及兴趣，而且更进一步地参加了─WWOOF（World Wild Opportunities on Organic Farms），一种在有机农场里以劳力换取食宿的旅行。 首先我必须说明，这种旅游方式适合所有年纪的人，适合各个国籍； 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农场里碰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加入的方式相当简单，前往其官方网站http://www.wwoof.org/，详细阅读并确定自己 了解整个组织运作的架构后，选定所要前往的国家，向其国的WWOOF机构付费申请加入会员（约略台币一千元左右），接着他们寄送一本有详细全国的会员农场 资料供你选择。 在数百数千的农场资料里，挑选中意农场，与农场以E-mail、电话联系，对方答应后即可按时前往。 这种旅行方式相当受到日本及欧洲青年的 喜爱，因其花费相当低廉，几乎只会花费到机票钱。 以我本身来说，在加拿大农场的一个月中，所有花费（除了欲望性的消费外）在台币一千元以下。 在一个月的旅行中，我接触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农场，但是两者给我的经验及感受，却都是相同的重要，当然，对我这短短的20年人生也给了很大的震撼及影响。 第一个农场：日本男孩意大利婆婆韩国奶奶 第 一个农场主人来自台湾，算是妈妈间接认识的朋友。 在他们大大的农场里（虽然在那儿的活动范围只有小小的一块），种了各式各样的蔬果：跟台湾不大一样的高丽 菜、只有在产地才吃得到的酸樱桃（Sour berry）、稀奇的山葵（Wasabi），还有一大堆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的蔬菜水果。 并且养了一些动物：好吃的羊（你只要咩咩几声，代表吃东西了， 不管它们多遥远，都会听到然后奔跑过来）、欺善怕恶但是胆小的鸡、几乎忘记它们存在的鸭。 当然还有一些令农场主人感到困扰，却寄生在里头的野兔（只要你早 点起床，或是傍晚到处走走，就可看见它们的踪迹）。 因为是第一次体验农庄的生活，对于我这个四体不勤的半都市女孩，坦白说，刚开始过得相 当辛苦。 体力不支导致的中暑；细皮嫩肉，只是拔个大蒜也让手指掉了块肉；由于在田里工作几乎都得弯着腰，没过多久就会全身酸痛；不习惯的工作，老做得四不 像等等，真的让我这个在家被惯坏的娇娇女，加上好强、又不甘心自己表现是如此差劲的20岁女生，偷偷在房里掉了几次眼泪。 当然农场的生活，不是只有这些辛苦的事情而已，在逐渐习惯工作后，乐趣似乎也跟着来。 整…

“要想让一个人破产，就让他去办报。 ”在加拿大，办报总被视为是免不了破产的命运。 然而，恰恰是来自中国古都金陵文静端庄的江南丽人张雁打破了这一“常 规”，不仅改变了办报命运，而且赢得了加拿大中文报界“铁姑娘”的殊荣。 张雁与《环球华报》的迅速崛起，既为新移民艰苦创业提供一个典范，也为海外游子构 筑了一个精神家园，“让加拿大华人能够听到中国真实的声音”。 她多次在中国举行的华文报刊论坛介绍办报经验，并受到外交部、国务院侨办领导同志的接见和鼓 励。 不久前，张雁在《环球华报》漂亮的办公室接受记者的采访。 听张雁讲办报的经历，仿佛在听一部传奇故事。 神奇的预言 张雁移民加拿大之前，在老家江苏南京学的是企业管理，后留学瑞典时研究地域经济学。 她并非传媒专业出身，何以又同新闻结下不解之缘，并成为加拿大华文报业的著名女报人？这还得说到她在国外的一段传奇性经历。 上世纪80年代末，张雁和丈夫到瑞典北部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大学城乌默奥求学。 这里靠近北极，极地奇观北极光令人难忘。 但在这个童话般的北欧小城里，华人 寥若晨星。 语言的隔膜和鲜有中国人的交流，让张雁倍感孤寂。 一天，家里给她写了一封信，并夹了一篇从国内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久未见过中国字的张雁如获至 宝般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一刻，她倍感祖国的母语是那么词达意顺，那么亲切美丽。 有时，她收到国内寄来的包裹里包有旧报纸，就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展开，对齐了 破损之处，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 周围的华人也和她一样渴望见到祖国的文字和声音，要求她复印几份，大家争相传阅。 那时，她就想，如果在北欧有这么一份中国 的报纸，对海外游子而言是多么大的精神慰藉。 随后，她做了一个难以释怀的梦：在北极光里，北欧有了一份中文报纸，好像是她自己办的…… 1992年，张雁到 了美国洛杉矶，这里的华人很多，华文报刊林立，张雁感到仿佛又从天上回到人间。 在初来乍到、四处找工作无果而烦恼时，一个朋友拉她去见一位据说是有通灵功 能的阿拉伯星象预言家，看看能否指点迷津。 那个阿拉伯老太太抓着张雁的手端详了好半天后，惊呼：“Oh,myGod!Lotsofpapers! Lotsofpapers!（天啊，很多纸张，很多纸张）”“我当时一头雾水，‘纸张’二字一直令我心里有一种困惑。 ”张雁笑着回忆往事，“后来我在洛杉 矶做保险业，也跟纸张打交道。 我想也许这就是同纸张有缘？现在想来，这个纸张指的就是报纸。 ” 踏上圆梦之路 1994年，生活之舟又把张雁一家推到了温哥华。 张雁真正圆 了她的办报梦。…

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个年头，每逢父亲节来临，我的心都痛得不能自持，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魂牵萦绕地在我心头。 因为父亲就是在三年前的父亲节我请他老人家吃饭时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离世的。 这三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而心理也充满了无限地愧疚，多少回与父亲梦里相见，醒来时脸上再淌泪，心却在流血。 父亲是最仁慈、最疼爱儿女的父亲。 他出身于印尼富商的家庭，博学多才，在日本读大学后，又回祖国继续学习深造，不但精通英文，还懂日文，俄文，写一手好文章，诗词歌赋，吹拉弹唱无一不晓。 我和弟弟也喜欢音乐、唱歌、跳舞，拉一手好手风琴，这都是爸爸的遗传。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颗赤子之心，虽然从小长在非常富裕的家庭，却不安于享福，一心要报效祖国，为国家效力。 父亲曾经放弃到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当翻译的职位而自愿选择到边远、贫穷、落后的地区工作，一干就是近十年。 父亲为人善良、正直，却一生命运多桀。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像父亲这样背景的人当时首当其冲难逃劫难。 父亲被打成“特务，资本家，反革命”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都加在他身上，抄家、挂牌、游街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次父亲因为被关押，交不出检查就不给饭吃，饥饿难耐的他偷跑出来，结果误吃了有毒的木薯，幸好被一农民经过路边时及时发现，要不真是回天乏术了。 我从小就敬重父亲的人品，他从不会因为高压、威逼利诱而出卖人格、良心，更不会去出卖别人。 面对着那么多不公平的非人待遇，他都咬着牙坚持下来，给妻子、儿女一副可以依靠的宽厚肩膀。 十年浩劫结束后，中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印尼的亲人一次次催父亲带我们全家出国，但父亲最终没有成行，他还有很多心愿没能完成，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为祖国培养多些人才。 他常说：一个国家如果民众的文化素质高，就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悲剧了。 父亲是这样教导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他在贫穷落后的山区教书，一教就是近十年。 后来他被调回省里的重点中学当英语教师，升为教研会会长，一生桃李满天下，家里的一个大木箱里装满了国内外学生写给他的信。 ，一有空父亲就一封封看着、整理着他的信件，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他的学生，这个如何有成绩，那个如何有出息，那洋洋得意的钟爱的神情，仿佛介绍的是他自己的儿女一样。 父亲，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给我们的爱像山那么高，像海那般深沉。 我记得刚来加拿大的第一年，我学开车，因为时间关系，我经常在晚上下班后才去学车。 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喜欢站在门口外面等我回来。 每次我看见他老人家大冷天的站在门口，总是心疼地埋怨他，而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冷一点怕什么，我可以早一分钟看见我女儿平安回来，我就放心了。 父亲，您在天堂好吗？妈妈是否和你在一起？您可知道，3年来，女儿一直为那个晚上的疏忽而痛苦万分，那份刻骨铭心的痛，那一揭就鲜血涌出的伤口，是无法用时间来治愈的。 如果不是女儿的大意，没有照顾好你，您是不会这么突然舍我们而去的。 父亲你可曾知道，你可曾听到过我们的呼喊：爸爸，好想好想你。 您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宽厚、仁慈、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都谨记在心，宽容地对待自己身边每一个人，去好好地珍惜他们。 父亲，尽管光阴飞逝，物换星移，尽管我们阴阳相隔，但那浓浓的父女情是隔不断的。 如果有来世，我真地好想好想再续我们没完的父女情，您永远活在儿女的心里，您永远是我们最敬重的父亲。 今天，我在这失去父亲的父亲节里做一番沉重的哀思，倾诉自己对父亲那深深的思念之情，籍以希望广大为人儿女者都要多点疼爱，关心父母亲，好好去珍惜他们。 否则“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那份痛楚，那份失落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在这里让我祝愿每一位老人家都健康长寿，安度晚年，尽享天伦。 （英子）

中国大陆移民社团近年新名称冒出很多，但比较其他族群的社区团体、服务机构，除了极少数年资较长的团体外，大多如长不大的“孩子”，本身就处于天资不足、援助匮乏的困境，而羽毛渐丰之始，又会爆出内耗矛盾，内哄、夭折问题不少见。 剖析其中，不难发现这是由“病垢”必然所致，内外亏损，虚浮在外，难以长久健康发展。 唯以对症下药，加以时间调养，方能有所转机。 药方就是必须顺应乡俗，建立规章，成为融入加拿大社会的团体，而绝非满足一小部份人私欲谋利的工具。 目前多伦多大陆移民社团数量并不算少，尤其近几年来新社团成长很快，可惜的是能真正服务社群、新移民的团体少之又少，与移民量完全不成比例。 很多社团流于一时之兴的活动，或是根本成了会长等人的个人秀场，谈不上任何社会服务项目，甚至有些冠名口气很大的社团，几次“超大型”活动后就消失无影。 更令大陆移民社团口碑受打击的是，一些很有发展前景，且已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团体，内哄不止，终将数年心血付之东流，例如以往的加中企业家协会、北京人协会，到现时的普通话联合会的纷争，都使大陆移民社团的整体形象受到影响。 大陆移民社团形态与本地传统移民社团同异互现，包括几大类：最传统的乡亲联谊类，同乡会、校友会等；社区服务类，目前极少数在起步之中，得到政府资助鲜见，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专业、行业类联谊会、俱乐部等。 还有一类比较特别，有别于其他族群的团体近年成长最大，即是以中加经贸合作为目的的团体，有些明打“中加”招牌，有些名称不显，但暗中实做，不少还以经贸营利为追求目标。 据一位大陆社团负责人称，有些团体3、4人一凑就成，名称也打得很大，就是为了回中国经商方便交往，也利于与本地的政客打交道。 以加拿大一个“协会”会长的名义在中加两地联络商机，往往比一个公司老板名义更让人容易取信，再以个人公司推展生意。 在加拿大成立社团很自由，并不会管你打多大口气的中文名称，但弄不清底细的人就会误认为是什么社会大人物。 实际上很多人是将社团当公司来经营，他们并不在意对本地移民社区的影响力或公益作用，他们只要个名称，不在于实质内容。 而在多年前，一个筹办同乡会的负责人就是以办会之名，实做个人中加贸易及移民生意，还自己出版一份只有一次的报纸，上面登满了自己参加“加拿大团队”访问中国的照片，最后结局自然是内哄一场，真正想办会的人，谁都不愿成其跑腿。 不过也有人并不排斥社团谋取经济利益或名声的做法，一位活跃于香港社团的人士就表示，经济利益问题很难分清，而个人通过社团扩大影响力，也并不为过，关键是有否为社团、会员谋利，有否付出个人奉献，而非仅为抬高个人社会身价，真正为社团、公益做出贡献者，取得名誉声望是理所当然的事。 自然较小圈子非服务型的社团，对社区整体影响力并不大，很少人会去关心今有明无的社团。 重要的是大陆移民族群中如何发展起有服务社区功能的非谋利社团、机构，如何育苗成长，为新移民援助送暖，这才是社区所关注的焦点，但现在确实困境重重。 缺乏热诚人才、政府资源及处事经验 最近一批原不相识的大陆移民，因诉求父母团聚移民而走在一起，联合社团自发组织了的示威活动，也为大陆移民社团开创了争取权益的新局面，其中Kalen Liang、Tiger Chen、William Ho等人都付出了大量精力时间，一点一滴做好各项义工工作，最终才达致共同诉求的目的。 社团本是由志趣相投，或有相同利益追求者自发组成的，以往大陆移民社团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都基于一批热诚义工及负责人的努力才成功，包括普通话联合会近年来的新移民调查、签名运动等。 但问题是社团工作是持之以恒的辛苦劳作，需要大量的付出才能团聚人群，这方面热诚的领导人才及义工仍远远不足。 熟识大陆移民社团运作的时安迪认为，现在大陆移民社团中有领导魅力的人才难得一见，而且还要能付出时间及精力，有社团管理经验，短期内很难培养出这种人才，出了纷争的社团需要人才来领导，但现实上人才难得，限制了大陆社团的成长。 大陆移民社团现在属于弱势团体，得到的资助是很少的，所以越易出现问题。 华谘处行政总监梅思伟表示，由于华人关心的是自己社区内的事，所以大陆移民社团出现内哄或是闹双包的新闻，大家就觉得很严重。 实际上这在加拿大任何族群的社团都可能发生的常事，并非是大陆移民社团独有的问题，特别是在少数族裔新移民群中易发生。 主要是因为得到资助很少，管理经验又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正规社团由董事会决策，再聘人执行各项目，但新团体没有资源，会长什么事都要自己做起，或很少钱聘请行政人员做事，人事间矛盾就易出现，有问题也不知如何循规去解决。 近一年来大陆移民团体不断呼吁三级政府增强对大陆新移民服务的援助，目的也是为获得政府正常性的移民服务拨款，增加社团资源，可以向正规化的非谋利社区服务机构发展，更切实帮助新移民解决居住、寻工的困难。 现在已有小幅进展，如在多伦多市议员邹至蕙关切下，多伦多市府已关注资助大陆移民团体的情况，多次开会商讨解决方法。 多伦多社区与文化中心 、普通话联合会等都得到拨款资助，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也与其他机构合作获得政府资助，去年成立的加中环境合作理事会，最近也获得市府的专项拨款，推广多伦多的“雨雪水管理25年规划”。 但这些拨款多是小数额的一次性的活动项目资助，还未踏入三级政府各设的常规性移民服务拨款计划之中，比如仅联邦移民服务基金拨款就有近3亿元，大陆移民社团根本无法从中获益分毫。 没有政府资源，仅靠为数不多的热诚义工，很难长期维持服务性的社团、机构正常运作。 自然诉求政府支持是一方的要求，但另一方政府也在审查大陆移民社团是否具备合格的管理结构、服务质量及审计制度，这方面同样存在很大距离。 规章不严成根本局限 目前一些较大型的大陆移民社团，如中国专业人士协会等，维持会务的费用主要是依靠会员费及社会赞助费。 慈善筹款是社团发展一个财源，但具备慈善账号的大陆移民社团罕见，有些社团只是属下中文学校或是教育基金会有慈善账号，筹款也较局限。…

以甜圈饼起家的Tim Hortons被誉为“加拿大人的咖啡店”，在加拿大全国的分店多达二千余家。 三年多前，美国的Krispy Kreme甜圈饼店进军加拿大，被视为Tim Hortons的劲敌。 据说Krispy Kreme的加拿大分店生意不振，近日已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令。 强敌一去，Tim Hortons又可以继续独领风骚了。 上了年纪的球迷都知道，Tim Hortons是由著名冰棍球球员Tim Horton（添·荷顿）在生前创立。 荷顿以自己的英文名字作生招牌，在1964年创立Tim Hortons，并根据自己的签名样式设计招牌的字体，从开业一直沿用至今。 不少人都以为乔伊斯（Ron Joyce）是Tim Hortons的创办人之一，但根据荷顿的遗孀娜拉（Lori Horton）所说，Tim Hortons首先由荷顿和另外两名朋友创办，不久公司出现资金周转问题，荷顿的朋友退出，由荷顿一人继续经营。 其后荷顿邀请乔伊斯加盟，故乔伊斯不是连锁店的创办人。 Tim Hortons的分店并没有张贴荷顿的照片或海报，原因与娜拉在丈夫死后不久，便将丈夫留下的股权全数卖给乔伊斯有关。 1995年，乔伊斯拟在各分店张贴荷顿的海报，但后来应娜拉的要求，将计划搁置。 荷顿死于车祸，但意外如何发生，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两年前，《多伦多太阳报》曾要求读者提供消息，试图解开疑团，可惜不得要领。 1974年2月一个凌晨，警方在QEW高速公路近圣嘉芙莲市（St. Catharines）一个公路出口发现一辆失事跑车，司机被抛出车外，当场惨死，而这名司机正是荷顿。 由于荷顿在肇事前喝了不少啤酒，故警方怀疑他醉酒驾驶，失控酿成车祸。 但有目击者坚称在肇事前看见一辆警车在附近紧追一辆汽车，并怀疑被追的是荷顿，进而怀疑荷顿可能为了逃避警车的追逐而出事。 警方否认这个说法，并说警车是在荷顿出事后才抵达现场。 不过警方承认在较早前接到市民投诉，说在QEW看见一辆汽车朝瀑布方向疾驰，并曾通知巡逻警员加倍留意。 此外，事发前一名警员曾在距离肇事现场三十多英哩外的地方，用仪器测知一辆汽车正高速行驶，并曾展开追逐，令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而此事更诡秘之处，是哪名据说曾经追逐荷顿的警员后来在同一路段遇车祸身亡。 荷顿为何在凌晨时分驾车出外呢？原因是他当时正效力美国水牛城的Sabres冰棍球队，并在前一天随队到多伦多作赛。 比赛结束后，他返回位于奥克维尔（Oakville）的公司处理文件至凌晨时分，然后独自开车返回水牛城的住所，谁料在途中遭遇不测，终年44岁。 （罗祥就）

对“同性恋婚姻”的反应 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报道，关于同性恋婚姻，普通加拿大人这样说： Rina Gray――居住于Thunder Bay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的弟弟住在多伦多，感染了艾滋病。 如果他不是我兄弟的话我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 我很爱我的弟弟。 但是我生活的圈子里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同性恋，更不要说同性结婚。 当然，如果(结婚) 能让他们高兴我也是支持的。 Gary MacDonald――两个孩子的单身父亲，Yukon地区原住民：我不关心(同性恋) ，也不喜欢他们。 Yukon地区人口稀少，要靠生育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同性婚姻做不到的。 Junad Amin[――37岁的穆斯林移民：(我)不赞同Stronach，也不赞同同性婚姻。 Linda McMahon――51岁，温哥华居民：我认为(同性婚姻)不对，不自然。 不是上帝的安排。 我有四个孩子，如果其中一个是同性恋并且想结婚，我一定不会支持。 我仍然会爱他，但是不会支持这种做法。 渥太华一位21岁的珠宝设计师：这件事情不过是与性有关。 如果(同性恋者)少说些性，也许大家还能多理解他们一些。 Thomas Cheng――35岁加籍南朝鲜人：我支持同性婚姻，生活应该是快乐的，人道主义很重要。 Darren Elliott――38岁，Saskatoon一家服装店主：我曾经见过一个得了唐式综合症的女孩，人人都怕接近她，其实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此我很同情弱势群体。 Edwaed Lemond――N.B.一家书店主，63岁：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美国人权运动的时候我生活在那里，1969年我迁居加拿大, 我出於本能总能识别出受压迫的群体。 Brad Sackfield――居住于Aurora的18岁高中生：在学校里，我们也争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允许同性恋者结婚是违背人权宪章的。 Robin-Joel Cool――25岁，演员，作家，现居N.B.：我记得小时候推出冰球课去上芭蕾舞课时别人惊讶的表情。 我不是同性恋，但其它人都以为我是。 十几岁的时候我骗父母说我是同性恋，他们虽然没指责我，但也很难接受，一个月后我才告诉他们，我其实不是。 Karen Harder――B.C.居民，已婚十四年，38岁：我有一对女同性恋朋友，她们在一起已经七年了，也许她们将来会结婚。 如果有一天我受到她们的婚礼请帖我肯定不会吃惊。 我可以理解同性恋者，但不知道是否应该允许她们合法结婚。…

多伦多大学华裔学生李博涉嫌杀害前妻尚葵案17日庭审进入第三天，尚葵邻居出庭作证目击嫌犯与尚葵打斗，最后并听到尚葵持续尖叫20秒。 昨日首先出庭的是控方第四位证人，案发地点卑街 (Bay St.)1101号柏文大厦的华裔管理员孔得龙。 他在法庭上回忆了在案发一个月之前，即 2003 年 7 月 27 日他当班时，尚葵遭到李博殴打后跑来求救的情景。 检控官费鲁拿 (Robin Flumerfelp) 请他辨认了尚葵事后所照照片显示的眼部及面颊的伤痕。 辩方律师薛达龙 (Dallen Sedroff) 立即对形容伤痕的用词表示了异议，因为此词隐含连续击打之意，而从照片上看，不能断定伤痕是由于连续击打所致。 检控官费鲁拿还向法庭说明，在此次暴力袭击后，嫌犯李博已被法庭颁布禁制令，禁止他再同尚葵联络及进入尚葵寓所。 但据孔得龙回忆，他之后至少两次看到李博站在尚葵寓所外徘徊，有时长达 3 小时之久。 在 2003 年 8 月 14 日大停电当天，李博还曾前来寻找尚葵。 之后，他又多次看到李博和尚葵双出双入大厦。 控方的第五位证人，警员Quoc Nugyen则在法庭回忆了他和同事接到尚葵被殴打的报警后前来处理时的情况。 最后出庭的是控方重要证人，受害人的邻居弗莱明(Ann Marie Fleming) 。 她是专程从温哥华赶来出庭作证的。 她在案发当晚透过门镜目击一对亚裔男女在楼道里争吵，并听到了女子长达30秒钟的尖叫及类似颈部被勒时喉咙里发出的咕咕声。 弗莱明在法庭回忆说，2003…

加拿大警方6月17日宣布,他们决定重金悬赏一名在逃的连环杀手。 这名残忍的杀手涉嫌在加拿大艾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先后杀害了25名女子,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这宗系列连环杀人案由皇家加拿大骑警负责调查,最早的案件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自从1975年以来,加拿大警方在埃德蒙顿郊外先后发现了25名女子的尸体。 今年5月初,现年33岁的埃利·梅·迈耶斯又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警方认为,她很可能已经遭到了这个“杀人狂魔”的毒手。 接连发生的凶案使得埃德蒙顿人心惶惶。 随着调查的进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杀手应该就是同一名男子,可能有几个帮凶,因为25名遇害的女子都有共同的特征——她们不是妓女就是吸毒者。 综合大量的案情和线索,加拿大警方的犯罪行为专家描述了这名连环杀手的特征。 杀手可能驾驶着一辆卡车、面包车或者运动型汽车。 他喜欢打猎、钓鱼和野营。 他平常时候的举止都十分正常,不会让人起疑。 为了缉拿这名连环杀手,加拿大警方决定悬赏10万加元,奖励提供嫌疑犯线索的人员。 警方发表的声明说:“你们中间肯定有人能提供重要线索,帮助警方破解这些凶杀案的谜团,因为杀手就是你们中某个人的邻居、朋友、兄弟或儿子。 ” (冯俊扬)

国际人权委员会经常在全世界就男女平等问题对各国家进行调查，在这一点上，中国倒是排得比较前的。 中国政府自建国以来所推行的级别工资制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中国妇女在社会上能顶半边天不是说说而已，女性脱离了旧社会那种“张氏李氏”无名无地位的形象，一生都工作，与男性共同承担养家糊口培育下一代的责任。 中国现代女性结婚后绝对不用改姓，民政部门也不提供这种服务。 然而这只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不乏见到女性在自己名字前面加用丈夫的姓氏，比如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就算跟了夫姓，总还是个女强人的形象。 我去年第二次结婚，丈夫是个CBC。 我问他对女人婚后随夫姓的看法，他坦白地说：“你不改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愿意改我会很高兴。 ”我考虑了一下，认为文化传统不如我配偶的快乐重要，再说姓名只是个区别个人的符号，改姓不等于丧失了我的个人身份和地位，于是决定按本地习俗改随夫姓。 为此我也体验了由改姓引起的中西文化的不同反应。 首先不高兴的是我的家人，特别是母亲。 我的母亲是绝对的女权主义奉行者，她一生中无论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都是和男性平起平坐，顶了超过半边天，可以用“英雄一世”来形容。 小时候我家里大小事情都是妈妈说了算，我们姊妹三个都随母姓凌，有不知情的人以为我们不是我父亲的亲生子女。 到加拿大后，父母家里银行户头，电话号码，日常账单都是由我母亲姓名登记，所以每次有函电往来，母亲总是被称呼为“凌太太”，她对此十分反感。 有次有个中文电话推销的打来，母亲接电话。 那边说：“请问是凌太太或者凌先生吗？”母亲已经略带不悦，说：“这里没有凌太太也没有凌先生。 ”那边说：“噢，对不起，请问您贵姓？”母亲答：“我姓凌。 ”那边纳闷了一下，说：“噢，凌小姐你好！”母亲没好气地说：“我快七十了，不是小姐！”那边真的有点不知所措，犹豫地问：“那您是？”“我姓凌，先生不姓凌，为什么女人结了婚就没有自己的姓了呢？” 我在旁边很想笑，内心同情推销员，本来想推销什么的，结果出师不利变成接受女权教育了。 到底是受过专业培训的，那推销员愣了一会儿，小心地问“那么该怎么称呼您？”幸好母亲并就此问题纠缠下去，回答“叫我凌女士就可以了。 ”在各种社交场合中，母亲都拒绝被称为“王太太”。 我现在的丈夫对中国这种男女平等的情结一无所知，所以我在刚认识他时第一时间警告他千万不可称呼我母亲为“王太太”。 由此你可以想象母亲如何能理解我改姓呢？ 在中国的好友知道了，特地在网上严肃地问我：“你要改姓？是他要求的吗？这是结婚的条件吗？如果是的话这样的男人要不得。 ”她一番好心，我有点哭笑不得。 我回答说，“我是完全自愿的，没有半点勉强。 ”“那么你一定是非常爱他。 他一定有什么超常之处才会让你做出如此的牺牲。 ”在我好友眼里，改姓是对个人身份的放弃，是一种牺牲。 而且，好不容易到了西方自由社会，一向独立前卫的我怎么走回从属于男性的老路去了呢？ 记得十年前我在广州加入一家美资公司，有个本地女孩结婚后向IT部门申请改她的电子邮件地址，把她的夫姓加上去，这件事引起了许多中国同事的讨论。 系统管理员拒绝给她改，说没有这个先例，也不会提供这种额外的服务。 最后还是由美国外派来的部门经理，一个白人女性一言定夺：“女人婚后改姓天经地义，是她的权利。 你们吵什么！我批准给她改。 ”这下大家只好闭嘴，但是私下里都说那个女孩“多此一举莫名其妙”。 对我改姓，本地同事的反应完全不同。 他们第一时间就问，“你要结婚了？终于肯改姓了？你的新名字是什么呀？改了邮件地址后告诉我。 ” 安省婚姻法规定，男女结婚后，双方可以不改名字；改的话女方可以加用男方的姓，男方可以加用女方的姓，男女也可以共同使用双方的姓。 改姓如此平常，还成为一项业务。…

2005年6月9日，将注定成为加拿大历史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七名最高法院法官以4比3的比例，对于魁北克省的一起案件做出判决。 最高法院这纸备受争议的判决将对加拿大医疗体系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起案件的起因是在1997年左右，魁北克的George Zeliotis因为他的臀部手术等待了一年而提出起诉。 他认为魁北克省政府没有为他提供有效的服务，对医疗服务的漫长等待不仅痛苦，而且危及了他的生命。 与此同时，他的医生Jacques Chaoulli也站出来挑战魁省的不准医生在处置医疗公费所包含的项目上使用私人医疗保险来收取费用的法律。 最高法院将两案合一，于6月9日做出终审判决，认为魁省有关法律不符合人权宪章要求，须停止使用。 这样，备受争议的加拿大医疗系统的改革序幕终于被最高法院拉开了一角。 让我们看看这个判决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从法律上规定加拿大，首先是魁省的居民和雇主有权为自己或雇员购买包含现时属于公共医疗项目的保险，以便届时支付其所需医疗费用。 其次，既然这些项目已经被公共医疗所支持，人们再自己掏钱看病的原因只能是为了获得比现在有公共医疗体系更好的服务。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加拿大将出现两种水平医疗服务。 一是服务水平低，轮候周期长的免费公共医疗和服务水平较高但需要患者付费的私营医疗体系。 虽然在判决当天，马田总理就表示不会在加拿大推行两级医疗服务体系，“因为没有人喜欢它” 。 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却在法律上使实现这种体系成为可能。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广大加拿大和最高法院法官们一样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 一方面，每一个人不论其财富和地位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并且免费的医疗服务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加拿大人权和平等的重要标帜，现在最高法院的判决等于是为摧毁这个体系提供了法律武器。 而另一个方面， 所有的加拿大人也都知道，现行的公共医疗体系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首先，就是服务等候时间已经漫长到公众无法忍受的地步; 其次，公共医疗的费用猛涨，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占加拿大GDP的10％以上。 而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这个负担将更加沉重，有增无减，所以加拿大医疗体系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改？本来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小心翼翼地过雷区，而最高法院就索性把雷踩炸了，毕竟法院不用考虑选举，地位超脱，做事的时候自然就少了很多顾忌。 其实，现在最高法院是在帮马田趟地雷。 本来，医疗改革虽然已经刻不容缓，可是在朝小野大的情况下，马田绝对不敢在这方面动手的。 只要马田敢动一点点这方面的脑筋，新民主党肯定立刻撤回对政府的支持，这样就只有大选一条路了。 现在，法院的判决出来以后，马田可以在一方面表示保证现有公共医疗体系和发誓保卫所谓的“Canadian Value”的基础上，顺势做一些小步的改革。 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将发现2005年6月9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个判决掀开了加拿大医疗体系改革的序幕，将影响整个国家和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 （乐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