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贴子，我们的同胞姐妹在抱怨自己的洋老公。 其实这种涉外婚姻的争议向来都有，而且争论起来通常都会和羡慕、嫉妒、不屑、金钱这些词联系起来，当然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爱情。 随汝也有位朋友嫁给了老外，恳求一番终于答应我讲讲她的生活，我麻烦朋友也帮我说服了两位同样是嫁给了老外的姐妹，于是就有了这期访谈。 三个女人，三种不同的心情，三个不同的故事。 洋围城里的幸福 受访人：刘芬，32岁，四川人，结婚2年 刘芬是我的朋友，她就是让人很羡慕的那一种，先生很爱她，两人过得很开心。 我也见过她的先生，一个白人，身材魁梧但是有点过早的秃顶，不大爱讲话。 刘芬说：“他是上天派下来让我重生的那一个人。 ” 我是和我前夫在五年前一起移民过来的，来加的第二年我们就离婚了。 离婚的时候我们都很痛苦，我们爱着对方，但却又不得不分开，原因在于我，因为我不能生孩子。 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像其它人一样，一起努力要在加拿大扎根，也遇到过挫折，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安慰和鼓励对方，两个人吃着一起做的饭的时候觉得幸福得不得了。 在第一年中我们俩陆陆续续地都找到了工作，后来又买了房子，觉得生活稳定了就想要个孩子。 我前夫是独生子，公公婆婆连做梦都想抱孙子，以前生活没稳定的时候就在催我们，生活好些了当然就更着急了。 他们的理想是让我们生两个，最好是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可是我什么却都生不出来。 我们折腾了大半年，去过西医院，求过中医，期间还回过国求医问药，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能生。 我公婆很快就知道了，当天晚上就把我们叫回了家，我婆婆说得很明白就是他们家不能无后，让我们离婚，而且给我前夫很大的压力。 他不愿意离，就带着我又回到了加拿大，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夹在两边痛苦的样子，也发现了他对别人家孩子的那种喜爱，于是我提出了离婚。 离婚的前天晚上，我俩抱头痛哭，互相祝福对方。 我现在的老公是我朋友的老公的同事，我们是在我朋友家开Party时认识的，那时我已经离婚半年了。 他当时主动和我聊天儿，他说他家是法国后裔，但他还没去过法国呢，他将来要带着他的爱人一起去法国看看。 他把电话留给了我，可我没当回事儿，都不知道弄哪去了。 一个月后，我们又因为我朋友而见面了，从此他就开始热烈地追我。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会和外国人发展什么恋情，说实话也不想接受他，毕竟两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思想观念也会不同，分歧可能会很大的，可他依然尽他所能地对我好。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本打算和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离过婚，并且不能生小孩儿，和我在一起就注定失去做父亲的权利。 他听了之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抱住了我，并告诉我他不在乎，我才是最主要的。 就因为这句话，我失声痛哭，当晚就决定试着接受他。 婚后我们互相尊重，生活得很幸福。 他的家庭也给了我无限的宽容，他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生子，让我在思想上也没有压力。 因为我们没小孩儿，再加上我俩都有稳定的工作，所以无论是时间还是生活上都很宽裕。 平时下班后，我们会一起做饭，我做中式菜他做西式菜，但每回都是他把我做的菜吃得一干二净。 周末我们就出去玩儿，夏天双周末我们会走得远一些，去年我们俩同时拿到假期，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法国。 大约是在半年前我们去买菜，在超市里碰见了我的前夫和他现在已经身怀六甲的妻子，我们寒喧了几句，他说是今年3月份会生，我和我老公恭喜了他和他妻子。 我的朋友和我说起过我前夫现在的状况，他的妻子没工作，我们以前买的房要还贷款，孩子刚出生，他在钱方面压力很大，但是他很快乐，做父亲的喜悦胜过了一切。 我也很快乐，因为我也找到了爱我的人。 洋围城里的无奈 受访人：张敏，37岁，上海人，结婚10年 张敏是很忙的一个，她在和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在忙。…

读者诸君看见这题目一定以为我疯了，因为从来没见过一间报社的专栏人赞另一间报社，弄不好还以为我“擦”错“鞋”。 为什么要赞《大中报》？本周三早上，我刚进编辑部，同事报告说：刚接到《大中报》一位同行的电话，他，或者她（抱歉我没有了解来电者是先生还是小姐，不过这显然不重要）告诉我们：贵报派送报纸时，有些酒家还未开门，送报纸者将整捆报纸摆在门口就走了，而餐馆的员工上班时，只是将报纸移到一边去，由于报纸是没有开拆的，因而读者也不敢私取，结果无形造成了浪费。 这位同行说，看见辛苦印出来的报纸，不能及时送到读者手上，颇觉可惜，特意打电话告知。 《大中报》同行这个简单朴素的电话，令我们心热，感动。 在多伦多，华文报纸同在一平台上，彼此共分一个市场，说没有竞争是假的。 但竞争不等于就是你踩我，我踩你，这样非良性的恶斗，结果将一定不利于彼此。 作为媒体从业员，最讲究的是专业精神。 什么是专业精神呢？《大中报》这位同行所做的，就是一种具品格的专业精神。 看见报纸被糟蹋浪费，尽管这份报纸不是自己的报纸，但从爱护作者、尊重同行出发，给对方一个提醒，这样的品格，当然值得赞。 不知从何时开始，媒体间的合作似乎成为不可能，加上独家新闻成为抢夺“眼球”的必杀技，更催化了媒体间的对立。 记得过去我曾因头脑发热地在文章里赞过友报好，以及写过一些传媒人的专访，而被某公训斥为无知。 对于好为我师者的教导，我当然不敢耿耿于怀。 但是，对于秉承公正、不偏不倚的是非观，摒弃名利欲，却是誓死都应坚持的。 其实，媒体间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就如《多伦多都市报》这次举办的“华裔居民与三级议员对话会”，就得到了电台、电视台、友报、网站、网络电视等多家媒体的协助与支持，本地主要平面媒体都作了报导，两家中文电台拿出重要的广告时段予以宣传，大家如此热心，为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听众，我们所有的华裔华人。 像举办“对话会”这样的事情，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可用“没利可图”四个字来概括。 既然没利可图，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因为过去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高呼“融入主流”，但什么才是融入主流？仅是在大选时填几个姓名，履行一下选举权吗？或者，在网站论坛上争得脸红耳赤吗？很多华裔居民，平时抱怨政府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抱怨议员们忽略华裔居民，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创造这样一个平台，搭一座沟通的桥梁，让政府听一听大家的声音呢？这样的事情总应该有人去做，你不做，他也不做，谁做？都不做，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去抱怨？ 创造一个和谐发展的局面，需要每一位参与者协调互动。 人有品格，企业有风格。 同在一片天空下，创业者的机会固然值得珍惜，但与之相比，风格与品格，才是最最不可失的。 （林枫）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这里很多人的父母辈都来自其它国家。 加拿大人应当指所有加入加拿大国籍的人。 不过我这篇文章中的加拿大人主要是指能够代表主流文化的那部分人。 我曾经从美国海关入境加拿大，发现两国海关工作人员的说话风格截然不同。 这边的加拿大人开口谢谢闭口对不起，那边的美国人粗声大气直来直去。 我把这件事讲给一位在美国生活过的加拿大朋友听。 他说，如果在加拿大待时间长了到美国会不适应，因为美国人比较直率，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会照顾对方的情绪。 的确，温婉礼貌的加拿大人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说话做事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心情不好，我陪她去逛商场。 走着走着，她伤心地对我说，她不是一个好运气的人。 所有的事都付出那么多，做什么都很用功很努力，可总是碰上坏运气。 朋友说的是英语，虽然声音不高，却正好被一个从旁边走过的白人听到，听完朋友的话，已经走出了四五步的他扭过头来大声说，可能你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好人。 祝你好运！ 加拿大人说话时习惯看对方的表情和眼神，一旦发现对方有不耐烦或反感情绪就会赶快改换话题或者是改变语气。 他们还避免当面冲撞他人，甚至工作面试之后，也不肯当面或者打电话拒绝那些他们不满意的候选人。 在加拿大，如果你对什么人表示不满，而且出于正当理由，他们也都会想办法化解。 人们在别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同事或是熟人，常用的一句评语是：一个好人。 时间长了，发现这句话并无实在意义，但这至少比背地里对人评头品足或是横加指责好吧。 加拿大人比较低调，做大事也不会很张扬。 在公共场所讲究秩序，不大声吵闹。 如果经常坐地铁，就会发现即便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地铁车厢里虽然人多但并不喧闹。 人们大多是看报纸或是看书。 很多加拿大人看起来性格比较内敛，但是在关键时候又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 他们很多事做得都很好，却不显山露水，比较内敛。 有一次我去CBC（加拿大广播公司）看一个很在当地比较有名的文艺节目制作。 这个现场直播节目每次都是在电视台附近的一个小酒吧里做，却只占酒吧一个角落。 采访，歌手表演，主持人录音都在这么大一点地方。 很多当天晚上在酒吧喝酒的人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出于好奇就围过来看，结果现场的互动气氛非常好，因为很真实。 工作人员和主持人做节目也非常娴熟。 看完节目，我的一个朋友请主持人签字照相。 他很礼貌，客客气气，没有一点名主持的架子。 其实他除了主持得好，歌唱得也很棒，听说都出唱片了。 加拿大人很注重享受生活。 这里周六周日不送信，重要的节假日该是挣钱的好机会，好多店铺却不开门。 他们公事和私事分得很清楚，办公用的电子邮箱和私人邮箱是分开的，在节假日不会查办公邮箱。 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觉得他们缺乏商业头脑，太懒。 可现在明白，钱永远挣不够，有心情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一些人哪怕是花着信用卡里的钱也要在最好的季节去渡假，事业再成功的人也不忘挤出时间陪家人孩子。 在多伦多短暂的夏天里，节假日到市里各处走一走，会发现有很多露天音乐会。 人们临时搭个台子，安装上灯光和音响，歌手在台上又唱又跳；下面的观众会在草地上席地而坐，或者干脆就站着，和着音乐的节奏左摇右摆。…

美联储6月30日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 至3.25%。 这是美联储在为期一年多的加息攻势中连续第9次上调利率， 以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进一步上涨。 美国经济有望连续第五年实现强劲增长， 但一系列问题仍令经济学家大伤脑筋。 特别是商品价格上涨和房产泡沫问题。 这也引出最令人关心的问题: 美联储何时将停止上调短期利率。 有56位经济学家参加了由《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主持的半年度经济调查， 这些经济学家在6月10日至17日提交的报告中预测， FED本轮加息攻势仍未结束， 但加息步伐可能放缓。 他们预计FED将在未来12个月内还会加息三次， 最终将利率提高至4%。 上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美国经济将在未来12个月内将呈现温和增长，但增势将有所放缓。 尽管他们预计通货膨胀将处于控制之中， 但仍有可能超出FED可以接受的范围。 FED当前需要把握微妙的货币政策尺度: 一方面要保证利率的上调能够将通货膨胀控制在FED可接受的范围内， 同时要谨防利率水平的上升最终拽了经济的增长。 上述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剩余时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幅度可能略低于3.5%。 明年上半年将增长3.3%。 相比之下， 过去的8个季度中有7个季度增长超过了3.5%。 尽管经济学家对挥之不去的通货膨胀压力感到担忧， 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认为通货膨胀形势将会失控。 他们普遍预测， 在截至今年11月份的12个月中，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将上升2.8%; 在截至2006年6月分的12个月中将上升2.5%。 未来一年中美国经济每个月将平均创造18万个就业岗位， 按这样的速度计算， 2006年6月时美国的失业率将恰好从目前的5.1%降到5%。 令经济学家感到不安的还包括其他一些问题， 从油价居高不下到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

我家移民五年来不曾有过大病，但医生还是看了几回，与中国的区别是，少了划价交钱的原始方式，多了“等得急死人”的无可奈何。 就这点感想也不至于无病呻吟，换个角度，说说我们家的两位骨折明星，和我交通事故后“捏脖子”的故事，间或唱唱亲情和人权的高调。 大闺女的骨折：和我小时候相同而又不同的遭遇 大闺女才上小学没多久，我父母也探亲到期回国了。 一天，校长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她中午在学校操场玩“杠子”（monkey bar）时跳下来落地不稳，腿摔得不能动了，而且肿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骨折了！我小时候骨折过，深知其感觉症状。 飞速赶到学校，把女儿送往附近的“无预约诊所”（walk-in clinic）。 下午没多少人，倒是没多等，医生看过后说只有等照了X光才能确定是否骨折。 小诊所里没有拍片设备，问我是否介意他帮我叫救护车转到大医院，我连忙答应。 不等我转过神来，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我正疑惑我要是坐在车里一同去，回来怎么办，身着制服的救护小姐颇有经验地说“你可以开着车跟着我们一起走，但要保持好距离呦”。 就这样我跟着呼啸的救护车闯红灯，也许还超速了，一路杀向医院。 我把车停在医院停车场的当儿，救护小姐已经办好了手续，正和女儿说话呢。 她说我们刚说完七个小矮人的名字妈妈就来了，好，让妈妈陪你吧，再见。 就风一样地开着救护车消失了。 我只来得及想，要在中国，又谱写了一曲什么什么赞歌。 后来当然是等，等照了X光，等见到了望眼欲穿的大夫，等确认是骨折了，孩子已经直喊饿了。 最后，等骨科大夫给打上石膏，配了拐杖，并被告知两个星期后再来拍片换石膏，至少六个星期后才能恢复。 我看了X光片，和我小时候骨折的部位一模一样，连腿都是同一条腿，真是冥冥之中什么神的安排。 想想我骨折那阵，父亲背着我挤公共汽车，到了母亲的医院，照片子打石膏吃“七离散”，花钱如流水，有了医生处方还费尽巴力走后门才弄到几斤排骨，被告知“伤筋动骨一百天”，郁闷地在家呆了一个暑假。 父母埋怨我，为什么玩时不小心，给他们带来这大麻烦。 我为我的骨折而带来的劳民伤财内疚了很久。 真是时代不同了，地点也不同了。 我头几天陪着女儿在家里，练习使用拐杖。 她能拄着拐杖上学后，我天天中午都去看她。 洗澡只能我给她小心翼翼地擦洗。 我老公还跑到多伦多买骨头棒子。 她很想看关于骨折方面的书，我们又跑到图书馆借。 所到之处，有轮椅可坐，有残疾人的坡道电梯，人人争相为她开门。 接送她上下学的“阿姨”把车停在残疾人位置，总是抱她上车下车。 校长和老师还送了一个别致的花瓶。 我母亲电话里听了，有些不悦地说“花瓶有什么用，老师没看好孩子，得让他们赔医疗费”。 可是我并没有花一分钱的医疗费。 难怪我感觉不到女儿给我带来了什么麻烦。 心疼孩子，是要和时代的背景结合在一起的啊。 今日在加拿大，生活容易了，人活得有尊严了，才能腾出精力去爱。 又预约看骨科医生，一次比一次恢复得好。 换石膏时，医生“锯”下旧的，说你可以拿到学校去作“展示与讲述”（show and…

没到加拿大之前，总听说北美人穿得随便 “老土”，具体怎么个随便法落地后才有了切身体会。 刚来，被当地人的穿衣之道着实吓着了：和国内MM相比，虽然本地出品丰乳肥臀有看头，但大多属”过重”形，于是身形上已输了半个马位。 一到夏天，满眼的”沉甸甸”，有些吃不消……没有了衣架子的本钱也罢，偏偏大多本地的时装都颜色单一，款式单调。 青春少艾多是一件或长或短的T恤，或是露肩TUB TOP，衬一条牛仔裤，短裙或本地人特爱的七分裤。 好在有青春搭救，走在大街总有些回头率。 但普通上班一族就真是“乏善可陈”了：办公室后面有一间 REITMANT’S，开得倒是地方，周围都是办公大厦。 于是午休时间经常客如云来，高矮肥瘦的各路姐姐，阿姨们都来挑挑拣拣一番。 后果：每每在隔壁Food Court就餐，满眼望去，几乎全是此品牌的 “代言人”。 样貌不同，发色不同，肤色不同，其余的看来都是同类公司的出品。 一则见闻： 体育部一同事，自小练冰球，身材矮小，结实。 一年四季T恤短裤，休闲裤。 去年出征雅典报道奥运。 每日出入国际记者的营寨。 一日，听到保安的雅典帅哥哥竞猜各国际老记的出处，走上前搭腔，没开口，被帅哥哥懒懒瞄一眼，用浓浓口音嘣出 “不用问，加拿大”。 同事不知死活，笑问“何故？”，帅哥哥撇下一句“看你穿的那一身”语气语调，足另所有加人不爽…… 回国，同事与我们分享完故事，依旧T恤短裤，昂首阔步。 （闲人）

我和先生都出生在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家里都孩子成串儿，所以都是大的带小的，很能干。 我是家里的老大，按理说更应该是样样精通，可是我小时候被父母送到了上海的姑姑家，她家最小的表姐比我还大八岁，所以什么家务能轮到我头上？不仅如此，姑姑家里经济条件很好，全家人都对美食情有独钟，颇有研究，结果是我不仅懒做，而且还好吃，一天到晚嘴都不闲着，尤其是在看书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零食相伴，否则注意力没法集中。 多年以后，我的妹妹和女儿一致认为在吃零食的事情上我是她们的启蒙老师，都把这个归功于我，弄得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我先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又是最小的，上面的三个姐姐洗买烧煮，样样都行，可想而知他对家务更是一窍不通。 我们结婚后，鉴于我俩对家务的了解程度近于白痴，公公婆婆帮我们在他们的楼上买了一处房子，以便于互相照顾。 说是互相，其实是他们照顾我们。 每天早上我们洗漱完毕便下楼去吃早饭，楼下的公公早把稀饭小菜盛好晾凉，只等我们进门。 吃完了饭碗一推，各自出门上班。 中午我们俩公司都有免费午餐，下了班，如果没有应酬，到了家里饭菜自然都已齐备，不凉不热，正好入口，吃完了，收拾收拾，和公公婆婆聊会儿天，然后上楼回到自己的小家，读读书，上上网，看看影碟，小日子过的滋润极了。 当然，我和我先生也不会放过任何品尝美食的机会，公司里有应酬时自不必说，我们自己为了一张嘴也不辞劳苦，吃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身体力行地充分体会中华美食的丰富内涵。 三年前我们一家三口移民到了加拿大。 来之前我们特地买了好几本菜谱，粤沪川湘，无所不包，书中图文并茂，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忍不住要流口水。 我们则是摩拳擦掌，信心满怀，准备大干一场，让人刮目相看。 就凭我们的脑袋，大学都能考上，还能学不会做饭？ 刚落地的时候，天天跑来跑去地办SIN卡、健康卡、图书卡、考驾照、给我女儿报名上学、给自己报名学英语，忙得不亦乐乎，一日三餐都在麦当劳、肯德基解决，乐得我女儿天天嘴都合不上了，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了。 可是燕窝鱼翅天天吃也会腻，在我的一顿狂轰乱炸之下，我女儿对麦当劳、肯德基从忠心耿耿终于变成了望而却步，我和我先生则更是避之惟恐不及。 于是我们转移了目标，把矛头又对准了中餐馆。 但这次我们未雨绸缪，要在把中餐也吃腻之前彻底地解决问题，我们决定要在加拿大开自己的餐馆了，当然顾客只有三位。 一位有车的朋友在周末带我们去买齐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米面糖茶，后备箱里塞得满满当当地回了家。 一切就绪，该真刀真枪上阵了！可是我们俩也傻眼了，原来理论和实践是这么不同的两件事！下面条是最简单的了吧？可是把带来的菜谱翻了遍，就是没有教人怎么下面条的！再看看别的，总是说这个适量，那个少许，适量是多少？少许又怎么确定？这编菜谱的人怎么搞的，说的不明不白的？我们两个大眼儿瞪小眼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我女儿仍在旁边上窜下跳，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 没办法，只好给国内打电话，公公说先要把水烧开，多少水？再放面条，多少面条？然后放盐，放多少盐？可以放两个鸡蛋，什么时候放？还可以放点青菜，菜怎么切？煮一会儿就好了，面条什么样是好了？我和老公下巴夹着电话，在公公一步一步地指挥下终于做成了一锅稠乎乎的面条。 再看厨房，铺天盖地，一片狼籍，好像刚刚遭了劫。 出师不利并没有打击我们学习的热情，我们反而越挫越勇，抓住一切机会，不怕别人笑话，虚心求教，每个朋友的厨房都有我们努力学习的身影，从怎么买，怎么洗，怎么切开始，我们一点一点地学，一点一点地练。 后来我先生找了份工开始上班，我女儿也开学了，剩下我一个人没事就对着书研究，或者干脆照猫画虎。 米饭好办，我去买了一个日本的电饭锅，把米洗好，按照锅里画好的标志放上水，盖好锅盖，按下按钮，大功告成了！后来我先生说饭有点硬，那好办，再多加点水不就结了？接下来开始学炒青菜，我严格按照以下程序操作：把锅烧热——放油——将蒜末炒香——将青菜入锅——出锅前放盐，不管什么菜，都可以如法炮制。 现在想想幸亏我们一家不吃韭菜，要不然估计当时炒韭菜也会放蒜末的。 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 这话还真是没错。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做的菜还真开始有模有样了。 当然那时候我们还只是停留在青菜鸡蛋豆腐阶段，想吃肉的时候就得等周末一家三口去饭店打牙祭。 有一天晚上，对着一桌子的青菜豆腐，先生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老婆，我们不能一星期只吃一次肉啊，又不是小白兔，我们要吃肉。 ”女儿也在旁边凑热闹，一边用筷子敲着碗，一边脆生生地嚷着：“我们要吃肉！我们要吃肉！”好吧，需求决定市场，你们要吃我就去学，现在的我已经久经沙场了，这点小事不在话下。 过了没有多久，我做的糖醋排骨和红烧肉已经让我先生和女儿赞不绝口了。 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做面食。 先生是山东人，特别爱吃面食。 怎么样和面发面，放多少水，放多少面，什么样的面是发了，什么样的面是没发，什么样的面是发过了，我们觉得好像永远也弄不明白。 好不容易蒸出一锅馒头，掀开锅盖一看，两秒钟之前还又大又好看的馒头眨眼间就撒了气的皮球，眼看着瘪了下去，不仅如此，蒸出来的馒头疙里疙瘩的，有的地方发起来了，有的地方没发起来，难看极了。 我们四处求教，虽然屡战屡败，但是仍然热情满怀地屡败屡战。 在朋友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终于掌握了一些武功密笈，比如发面时间不能太久；刚做好的馒头不能马上点火蒸，要放一会儿；蒸好的馒头不能马上掀锅盖，要等几分钟等等。 最后我们终于做出了一锅又白又胖的大馒头！我和先生在欢呼雀跃的同时马上拿来数码相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发回国内，题目就是“我会蒸馒头了！”。…

7月4日，已成为加拿大“邪恶象征”的卡拉•霍穆尔卡在服刑12年后刑满出狱。 由于所犯罪行极为恶劣，霍穆尔卡的行踪一直受到加拿大人的关注，从接受审判，被捕入狱到刑满释放，都逃不过媒体的视线，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虽然霍穆尔卡获释后仍将受到自由限制，同时，她随即接受媒体采访为自己的罪行道歉和辩解，但安加拿大民众仍然忧心忡忡。 具有天使般面容的金发美女与阳光般灿烂的帅哥走到一起，本应是佳偶天成。 可是这对加拿大夫妇却变成了魔鬼的化身。 女的明知丈夫强奸了10余名女性，竟为其喝彩，还帮助丈夫共同奸杀了自己的亲生妹妹。 为了满足丈夫的变态性欲，她更是与他一起绑架两名豆蔻少女并残忍将其杀害。 7月4日刚出狱的她是加拿大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女魔头”，被犯罪专家称为既有脸蛋又有头脑的最漂亮的杀人犯之一。 霍穆尔卡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与她的前夫保罗•伯纳多密不可分。 现年35岁的霍穆尔卡曾经是一个漂亮、智慧而且自主的女子。 在认识了伯纳多之后，霍穆尔卡非常迷恋她的这位英俊健壮的男朋友。 为了获得伯纳多的欢心，霍穆尔卡愿意做任何事情。 她唯一害怕的就是失去这个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人。 把妹妹当礼物送男友 伯纳多不但喜欢刺激而极端的性方式，还对霍穆尔卡不是处女而耿耿于怀。 为了讨好丈夫，1990年圣诞节除夕夜，在兽医诊所工作的霍穆尔卡用麻醉剂将自己年仅15岁的妹妹泰米•霍穆尔卡迷倒，在妹妹昏迷之际，这对恶魔将她强暴。 谁知由于麻醉剂用量过多，这时泰米突然醒来并呕吐不止，最后窒息而死。 虽然霍穆尔卡无心对妹妹下毒手，只是想把如花似玉的妹妹当圣诞节礼物送给伯纳多而已，但事已至此，她和伯纳多为了掩饰罪行，立刻帮泰米穿好衣服，藏起麻醉剂，并打电话叫救护车。 当时，霍穆尔卡的家人和警方都认定泰米是意外死亡。 妹妹的死并没有让霍穆尔卡有所收敛。 据悉，霍穆尔卡是个双性恋。 为了满足伯纳多和自己过剩的性欲，她开始寻找泰米的替代者——年轻貌美的处女。 霍穆尔卡心目中已经有合适人选，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孩。 珍妮与泰米长得非常相似。 霍穆尔卡要把珍妮当作结婚礼物送给伯纳多。 珍妮一直视霍穆尔卡为偶像，觉得她美丽又世故。 当霍穆尔卡邀请珍妮前往她与伯纳多新租住的房子时，天真的珍妮欣然前往。 那个晚上，霍穆尔卡和珍妮吃过晚饭后，聊了好几个小时。 其间，霍穆尔卡不断地诱骗珍妮喝下放了迷药的酒，很快珍妮就晕倒，不省人事。 随后，霍穆尔卡致电伯纳多，说有件惊喜的礼物要送给他。 当伯纳多看到珍妮与泰米竟然如此相像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两人开始施暴，伯纳多就这样夺走了珍妮的初夜。 陷入昏迷状态的珍妮对自己所遭受的折磨一无所知。 事后，霍穆尔卡负责清理现场，把珍妮“完好无缺”放到床上去。 第二天醒来，珍妮觉得下半身疼痛。 那天她第一次看到伯纳多，但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霍穆尔卡全心全意地付出让伯纳多感到非常高兴，他开始考虑跟霍穆尔卡结婚。 而当时，霍穆尔卡已经过了21岁生日，恨嫁的心思怎么也掩藏不住。 没多久，霍穆尔卡和伯纳多就举行了盛大、奢侈的婚礼。 一对新人坐在马车上，风光抵达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教堂，宴请的宾客多达150人。…

人文地産繫列（之二）： 波蘭之心 说到波兰，无论你是不是喜欢古典音乐，马上联想到的肯定是肖邦。 身体瘦弱而相貌英俊的肖邦不但是波兰音乐的代名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波兰的代名词，肖邦一生不离钢琴，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钢琴曲，被称为“钢琴诗人” 肖邦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 由肖邦各類作品的主題就可知道，波蘭人有強烈的愛國情懷，《bA大调波兰舞曲》 ，《幻想波兰舞曲》等。 在來到多倫多之前，對波蘭的認識幾乎全倚賴在肖邦一人身上，后來又加上一個教宗保羅二世。 在Bay街上品味過地道的Polish 熱狗后，有一天纔知道大多市有三十萬波蘭之心。 波蘭人在多倫多的歷史，幾乎和多倫多城市歷史一樣長。 Casimir Gzowski (1813-1898) 是早期的波蘭流亡者,比肖邦小三歲，1830年他因參加波蘭革命反對現政府(肖邦的悲剧性作品，如《降b小调奏鸣曲》正是這個歷史事件的錶現)，遭當侷放逐，從歐洲一直顛泊到新大陸。 最后纔在多倫多落腳，這個天纔型的建築工程師在客居多倫多的歲月大放異綵. 1842年起他主持脩建安省內幾項重要的工程, 如連接美國水牛城的和平橋;Welland運河;央街北段; 東部大鐵路(Grand Trunk Railway)等數十項鉅大工程. 1890年他被維多利亞女王封為爵士,1896-1897年Czowski被任命為安省總督. Gzowski 晚年在多倫多過着極其悠閑的生活, 他后來在Dundas和Bathurst附近買下七英畝土地,建造起自己的安樂窩. Casimir Gzowski 是后來波蘭移民的榜樣和自豪,今天 在多倫多西区湖邊還有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園—-Sir Casimir Gzowski Park. 當代加拿大CBC電臺主持人Peter Gzowski是他的曾孫. 象今天的新移民一樣, Casimir Gzowski初到加拿大時英文不好,隻有靠打一些零工和教小提琴為生.后來英文提高纔在政府工作.在多倫多,早期波蘭移民主要集中在Roncesvalles Ave一帶( King St.…

像很多母亲一样，说起孩子的事，我总是两眼放光，不管别人感不感兴趣，径自拉着人家念叨一阵。 没孩子的时候，我听起那些分娩故事，尿布奶瓶，陪练钢琴，作业写到十一点，觉得恐怖，肮脏，无奈，无关痛痒地说一句“这就是生活”。 最近几年，总琢磨的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含义，这与年龄的增长有关，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有了两个女儿。 早在移民面谈的时候，移民官背台词一样问我们为什么要来加拿大，我见这女移民官貌若中年，身材微胖，戴着结婚戒指，赌一下她八成有孩子。 找引起她感兴趣的话头，我说，我有一些梦想，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一部分，我和我丈夫的其中一个梦想，是再有个儿子，这个梦想在中国目前是实现不了的，而在加拿大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这就是我们要移居加拿大的目的之一。 女移民官立刻笑成了一朵花，说“这倒是个很好的理由，你可以在加拿大合法生十个孩子！但做很多孩子的母亲，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呦。 ” 斗转星移，来加拿大后，上天又给了我一个天使般的女儿。 两个孩子追逐嬉戏的时候，我体验到了梦想实现的幸福感。 收拾孩子们乱扔的玩具时，我嘟囔“这个家要是没有我，早就乱成一锅粥了”，老公总要说“这个家要是没有你，就没有孩子，哪来的玩具？这是鸡生蛋的关系。 ” 鸡生蛋，蛋生鸡，生生不已。 刚来加拿大时，一家三口，七个皮箱 ，几个孤零零的朋友。 这五年多，我们有了糊口的工作，买了车买了房，添了“小二”，朋友家也添丁进口买房买地。 我们这些中国“树”，“移栽”到加拿大，就算落地生根，也慢慢抽枝长叶了。 如果没有大的能力和目标，“加拿大梦”竟是如此的简单古朴，很像我嗤之以鼻过的“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梦想又是如此温暖和触手可及。 有几个故事，都是我周围的人们生生不已的俗事儿，大都没什么戏剧性，就算聊聊家长里短吧： 先说我自己：计划外产品“小二”，对她的爱一点不少 感觉怀上“小二”那时，正是来加拿大不到两年，历经两次“下岗”，刚找到心仪的工作，夹着尾巴做人的时侯。 情况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还由于感冒吃了些药。 这孩子是要还是不要，心里没底。 先做负面的准备，电话打听到只能去多伦多某医院做流产手术，要我占用上班时间大老远地跑到人地两生的大城市，术后还不能自己开车回家。 当时我老公也在刚工作没多久的小心翼翼时期。 这一折腾就是俩人，而且电话接待小姐的态度也不好，我顿时对“做掉”失去了信心。 又请假去看家庭医生，医生的一句常规语言让我感动至今：你可以工作到70岁，但你不能到70岁还生孩子。 药物的作用，如果不导致自然流产，就是上帝给了你珍贵礼物，收下吧。 老公也说既然他（她）来得早了，就一起和我们体验爬坡时期的艰难和快乐吧。 怀孕五个月，我和老板同事们处得熟了些，对工作也找到感觉了，肚子也“纸里包不住火”了。 我尴尬地告诉二老板我的情况，没有后嗣的他眼睛笑成一条线，拍拍我的肩膀，说“恭喜恭喜，我们应该早些知道的”。 这是我来加拿大转变的无数观念中印象较深刻的一次：原来，怀孕后的女人也可以不受领导另眼看待的。 回想在中国刚怀孕时，傻呵呵地向全世界宣告，领导立刻半命令地让我请假，我的“坑”让给了新的“萝卜”，真是辛酸，不提也罢。 怀孕八个月时，公司明显地不景气了，我已经够资格领取政府的怀孕/父母金。 及时退出吧，给老板省些工钱。 大老板皆大欢喜地说“我多希望我能怀孕一次，我还从来没有过一年的有薪假期呢”。 同事们一起送了我一张贺卡，其中一个家伙还写了几个名字，说供我给孩子起名参考，都是A字打头，字典上查不到的，我不了解其背景，猜他可能是在调侃我。 老板娘买了套中性的黄颜色小衣裤，我的感觉不亚于第一次怀孕，原来孩子是从这么丁点儿长大的啊。 歇假待产时，我带女儿天天去YMCA游泳，女儿练就了相当好的水性，我也难以置信地在怀孕九个月时学会了深水游泳。 那时，除了天热，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