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加丽(左)与《华报》记者飞云合影 前言： 低垂的大幕，仿如一个即将开启的谜；低回的音乐，仿佛诉说着一个亘古缠绵的爱情篇章……在首届加拿大华人艺术节上，由加拿大罗氏国际演艺公司策划制作的音乐歌舞剧《魅》先声夺人，演出尚未正式开始，整个剧场中已经充满了好奇、期待以及热烈的议论。 除了《魅》剧的剧情、服装、表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汤加丽。 汤加丽，出生于安徽，自幼习舞，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毕业后分配至国家级歌舞团担任演员兼教员至今，曾在电影学院表演系进修影视表演。 然而，在这段平平常常的简历背后，汤加丽还是中国挑战写真尺度极限的第一人，她充满生命张力的肢体语言感动了很多热爱她的观众，同时，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也为她本人招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什么样的女子才能拥有这种石破天惊的勇气挑战自我的极限？什么样的女子才能拥有这种直面一切的力量忍受几乎来自全社会的漫骂和羞辱？当我在后台的化装间看见汤加丽，这个素面朝天的女孩子几乎打碎了我头脑中所有先入为主的想象。 她柔弱、温和，说话甚至还带着小女孩儿的娇嗔。 在她的身上，我几乎看不到任何压力和挫败的痕迹，换言之，她不是我想象中英勇的女战士，而是亲切、随和的邻家女孩儿。 带着一丝诧异，本期《华报》的“名人访谈”从目前正在多伦多艺术中心上映的《魅》开始。 飞云：这次远赴加拿大出演大型音乐歌舞剧《魅》，请您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次演出的缘起以及《魅》的主题思想好吗？ 汤加丽：好的。 其实说起我出演《魅》也是源于一次巧遇。 当时罗氏国际演艺公司的董事长罗启仁先生刚好看到我的一本写真集，他认为我的气质和条件很符合《魅》剧的风格，而当时在另一出“罗氏”剧目中担纲舞蹈的正好是我在歌舞团的老搭档，在他的介绍下，我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成了《魅》的主演。 （飞云：那《魅》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应该说这是个爱情故事，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舞台语言来展现东方女性的典雅和妩媚，这也是《魅》这个名字的涵义。 它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歌舞剧那样有完整连贯的情节和故事线索，我认为它感觉要更抽象和现代一些，更像是电影中常见的那种视觉冲击强烈的“蒙太奇”。 《魅》中展现的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激烈、最动人心魄的爱情瞬间，是东方女性发自内心的坚强而温柔的美，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用我深爱的舞蹈艺术去诠释这种“魅”。 飞云：您曾经说过您自己是“专业的舞者，半专业的演员，业余的模特”，可见您的兴趣和涉足领域很广，能否向我们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 汤加丽：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 我是安徽合肥人，8岁起学习舞蹈，然后就是省艺术学校、舞蹈学院，省歌舞团、国家歌舞团这么一路走下来了，现在在某国家歌舞团当演员和教员。 要说插曲，那就是我还曾经练过体操呢。 那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被挑去学习体操，后来还在省青少年运动会上获得了两枚金牌。 （飞云：那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呢？如果那样的话，说不定我们就会看见今天您在奥运会上为祖国争金夺牌了。 ）说实话舞蹈和体操都是相当残酷的行业。 大家都说舞蹈是青春的艺术，正是因为那昙花一现般短暂的美丽才会如此有魅力，但我觉得竞技体育更加残酷，也许积蓄了很大的力量，却连昙花一现的机会都没有。 我敬佩那些忘我拼搏的运动员们，但是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更爱我的舞蹈。 （飞云：那您后来怎么又会去演电视、排话剧，乃至拍广告和写真集呢？）总体来说我是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并没有什么细密谨慎的人生计划。 起初我拍戏纯粹是为了好玩儿，后来觉得自己挺感兴趣就去电影学院专门进修了表演。 虽然我并没有多大的野心要功成名就，但是机会都已经到我身边了，我要做的只是抓住它而已。 后来的话剧也是差不多，既然我感兴趣，又有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试试呢？ 飞云：那您当初是怎样走上舞蹈之路的呢？对您这一选择影响最大的人或事是什么？ 汤加丽：其实我学舞蹈并没有什么家庭的影响，我只是从小就喜欢跳舞，而且对音乐很敏感，妈妈看我喜欢跳舞，就把我送到少年宫学习舞蹈。 要是非要找出一件“刺激”我学跳舞的事，那恐怕得说是我的“虚荣心”和“臭美”的天性使我选择了舞蹈人生。 记得那时我才6岁，爸爸妈妈的单位因为搞活动邀请黄梅剧团的演员来演出，当我看见那么多漂亮的叔叔阿姨，画着好看的舞台妆，在明亮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展现歌喉，我幼小的心灵中简直觉得世上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儿了。 也许，这个小插曲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像这些叔叔阿姨一样，在自己的舞台上起舞，获得属于自己的鲜花和掌声。 飞云：您认为舞蹈对您改变最多最大的是什么？ 汤加丽：学跳舞很苦。 真的，很苦。 也许身体上的苦还不算什么——毕竟我还有着学习体操的经历，相对于体操而言，舞蹈的运动强度确实要小一些。 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才慢慢体会到，与其说舞者是用身体舞蹈，不如说是用心舞蹈。…

6月20日，加拿大议会在休会前一读通过了《加拿大投资法修正案》。 在这个修正案中，开宗明义地表示此修正案就是为非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投资提供有关国家安全检查的法律依据。 乐鱼认为，待国会复会后，此案二读、三读通过应该没有问题。 值得令人回味的是加拿大工业部长艾民信在修正案一读之前和通过之后都急于撇清该修正案同中国五矿收购诺兰达一事之间的关系。 直到7月22日，艾民信还在上海再次澄清。 依据乐鱼的资料，这应该至少是一个月来的第三次了，可以说是澄清澄清，越说越不清。 虽然修正案不针对五矿-诺兰达一案，但是五矿-诺兰达收购案却是该修正案出炉的重要推手。 所以，要想展望未来的加中资源合作，还要从五矿-诺兰达收购案这一旧闻谈起。 诺兰达—加拿大的矿业大亨 诺兰达，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是全球第九大铜生产商，第三大镍、锌精矿生产商，已在多伦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在全球矿业公司中市值排名第19位。 截至2003年底，公司总资产82亿美元，股东权益为26亿美元，位列加拿大上市公司市值第41位，利润额只排在全部加拿大公司的第180位左右，但诺兰达依然是加拿大的矿业大亨，在2003年它是世界第九大铜厂商、第三大锌生产商，并拥有全球第三大镍业生产商鹰桥(Falconbridge)59%的股分；2003年，该公司的营业收入近47亿美元，铜、镍、铝、锌各项业务的比例分别是43%、28%、15%和9%。 诺兰达现有员工15000名，旗下矿山和冶炼加工厂遍布加拿大、美国、智利、秘鲁、多米尼加、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8个国家。 2000年-2003年是世界有色金属业的低潮期，诺兰达也未能幸免：2001年亏损9200万美元，2002年亏损更高达4.47亿美元。 此外，诺兰达还有一系列麻烦等待解决。 作为加拿大的传统企业，诺兰达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2002年7月，位于加拿大的铜冶炼厂Horne Smelter发生工人大罢工，延续10个月；复工不久，2003年10月，诺兰达对铜的需求行情判断失误，将Horne减产裁员，再次引发一系列劳资纠纷。 2004年5月，占据诺兰达精铜产量“半壁江山”的满地可CCR精铜冶炼厂又进行劳资双方谈判，历时两个多月方达成协议；7月，位于智利的铜冶炼厂Altonorte Smelter发生重大火灾事故，诺兰达宣布，当年的铜产量将减少约3万吨。 在资源方面，铝矿已几近枯竭，铜和镍已开发投产的矿区还有10到20年左右的开采能力，锌矿只有6到8年的开采能力；而开发新的矿区还需投入20亿美元以上。 由于，诺兰达在加拿大的矿产资源差不多开采完了，所以不得不向南美洲的秘鲁、智利等国发展。 目前，诺兰达除了在加拿大拥有10家工厂，还在智利有两家铜矿厂，一家铜冶炼厂；在秘鲁有一家铜矿厂，挪威拥有两家镍精炼厂，玻利维亚一家镍厂。 加拿大的资产约占诺兰达总资产的42%，智利和秘鲁的资产则分别占诺兰达资产的27%和19%。 其中，在加拿大的冶炼厂成本基本都比较高，同时，诺兰达海外投资的成本也在上升。 2004年初，智利政府向国会提出征收3%左右的矿产税，秘鲁则决定征收采矿权使用费。 所以，诺兰达并不是什么优质资产，其实诺兰达的大股东加拿大Brascan集团一直在寻找出手的时机，以便甩掉这个包袱。 借着2004年国际市场有色金属价格攀升之机，终于诺兰达获得3.93亿美元纯利，股价也回升至近20美元的高位。 对于股东而言，出让的时机成熟了。 2004年6月，Brascan集团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卖掉诺兰达股份。 诺兰达公开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约为2.94亿股，除第一股东Brascan公司居控股地位，第二大股东Capital Research & Management仅持股3%，其他公众股东持股比例相当分散。 大股东有意出手，股东们亦有意跟进，很快确定集体出售股份。 五矿――“蛇吞象”还是薛大少？ 2004年6月，诺兰达董事会委托专门机构，开始就股权转让进行招标。 最初也有一些公司竞标，比如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瑞士的斯特拉塔公司(Xstrata)、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美国的菲尔普斯道奇公司(Phelps Dodge)和来自俄罗斯的诺里亚斯克公司等。 可是，等到五矿使出全部收购，全部现金收购，保留管理层，尽快完成交易四招之后，大家也就立刻只好作鸟兽散，跟这种“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式的皇商买家实在拼不起。…

我今年夏天在加拿大里贾那大学计算机系读硕士毕业了，在这里，随便写些什么，以纪念自己这几年惨淡的人生。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加拿大里贾那大学计算机系吧。 里贾那大学的英文名字是University of Regina.坐落在加拿大撒斯克彻温省的里贾市。 以前是撒斯克彻温省省立大学的一个分校，后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大学。 在加拿大属于有完整研究生院但没医学院的大学。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是5年前在中国计算机本科毕业。 后来联系去美国读硕士，结果没拿到钱。 我的父母都是工薪族，没钱自费供我读书，只好改申请了这里，结果呢，让我慢慢说吧。 第一，这个学校的计算机系教授诚信度太差。 当时，答应要我的教授告诉我给我奖学金，每年1万2千加元。 这是这个学校规定的每年国际学生读研究生的开支数额。 第二年的钱，由第一年的表现决定。 结果，我来了以后，教授根本就不提给钱的事。 整个第一年，我的资助都是来自为系里批改作业，每个月不过大约是四五百块加元，而且，给的钱只是学期中间的两月是四五百块。 每个学期的首末两个月给的只是一部分，因为那两月不是整月都要批作业的。 后来，我问教授，为什么钱这么少，教授告诉我，说谁会给你那么多钱，不过是为了你方便签证。 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听说过，不过，应该事先告诉我呀。 我以为我是特例呢，可是后来，我问起其他学生，才发现，这样的例子还不只我一个。 但是，来了也没办法了，只好坚持下来。 家里有钱的到好办，可以家里贴补一些，象我，家里没这个能力，日子过的就很难了。 而且，这个学校的计算机系其它的资助也非常少。 自己没钱，在这里就非常痛苦。 教授水平臭，外面的项目就拿不到。 计算机行业不景气，学计算机的本科生锐减，所以系里面也就没钱。 研究生们除了批改作业，申请研究生院为数不多的奖学金，就再没什么其它可以从系里面得到的资助了。 在这样情况下移民可以申请贷款，但是国际学生却不能，如果教授也不给资助，几乎就活不下去了。 但是，也许是现在移民们失业太多，无数人申请读书，所以教授们也不在乎了。 因为就是不给学生资助，也不愁生源。 第二，这个学校的计算机系教授学术水平总体说非常差。 几年前，由于这个省太穷，教授大跳槽。 现在系里面的教授大半都是些刚毕业的，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研究上，根本没形成自己的东西。 研究方向上，都是纸上谈兵的题目。 带我的教授以前就是在一个毫无名气的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来的。 学术上差的一塌糊涂，根本不知道做什么，教授自己没想法，结果我们做什么就朝令夕改，课题改来改去，白耽误了很多时间。 很多东西，教授自己都不明白，在做以前又不进行可行性分析，却要我们必须完全按他们的想法去做，结果，可想而知，当然不出成果。 但是，作为教授，不分析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却首先是批评我们不按他们的想法去做。…

有句外国话说“ALL’S FAIR IN LOVE AND WAR”，说的是在战争和恋爱面前人人平等。 而我在加拿大几年生活的经验告诉我，这句话也适用于找工作。 彷徨、沮丧、失望、甚至绝望和怨恨，是许多新移民在找工作过程中都经历过的，有的人因此怀疑自己当初选择移民是否正确？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像自己认为的那么有能力？更有些人会认为其之所以找不到好的工作完全是因为当地人歧视新移民的缘故。 说实话，我也这么想过，因为我所学的专业，在当地很难找到对口的行业，专业工作就基本上没什么指望。 打LABOR工的结果不但是身体累，精神更累，完全没有了对自己的信心。 我有过很长一段这样的挣扎时期，而且现在也归属不到任何一种“专业人士”当中去。 但是现在的我至少有一个平衡的心态，因为我意识到求职的艰难，其实并不只是一两个人的个别现象，也不是中国移民这一个群体的特殊的问题，要知道，其他族裔来的人其实也不容易，如我所认识的亚伯拉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在多伦多打工的时候，女朋友见我一个人挣扎得可怜，就介绍了一个她的朋友的朋友给我，告诉我说“这个人有很好的工作，人也很大方，不像一般小气巴拉的外国人，连一杯咖啡钱都要掰开了付，对你一定会不错的”。 受到这样的安慰，我就去赴约了。 他叫亚伯拉罕，阿拉伯人的长相，但他的眼睛并不像一般的阿拉伯人那样又大又亮，而是充满疲惫和无奈的样子。 他的个头和容貌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当时就没有了什么兴趣。 他也许看出来来，也许没有，总之他仍旧点了意大利面和沙拉，还有红酒，举杯祝我健康。 他说，今天是周末，让我们一起享受一下美好时光吧。 气氛有些感人，我也觉得不应该太让人扫兴了，就留了下来。 晚餐当中，我了解到他在一家大的公司作市场推广与发展部门的经理，公司的待遇和福利都很令他满意。 想想我自己成天站柜台，伺候各种各样的人群吃喝，我私下里就有些羡慕他的好运气。 等我告诉他我的工作时，他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惊奇与态度的不同。 为着他的良好的态度，当他提出我们去“喝一杯”时，我也没有反对。 于是我们在靠近湖边的一条街上找了一个酒吧，加入了周末狂欢的人群。 几杯酒下肚，他开始告诉我一些他自己的事。 他说他是三年前从美国读完MBA后移民来加拿大的，刚来的时候，他雄心勃勃，觉得凭着他的美国MBA，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几十份简历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他不得不修改简历，把它们修改成高中低适合不同档次工作的经验背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于是他决定“上门推销”，背着一摞简历，他几乎跑遍了市中心和周边地区的所有大公司，所发出的简历不下千份，但还是霉运当头。 几个月后，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快餐店的工作也不嫌弃，可是人家又说他“OVERQUALIFY”了，仍旧将他拒之门外。 他说自己绝望极了，真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也许是他的悲哀和辛苦终于感动了上帝，有一天，他在一家公司又遭到“NO”的答复后，心灰意冷地乘着电梯下楼。 电梯里的一个中年人主动和他攀谈起来。 第二天他就接到了那家公司的录用电话。 那个电梯里的中年人原来是那家公司的总裁。 讲完了自己，亚伯拉罕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微笑的面孔下面仍然掩藏不住昔日的疲惫与无奈。 结帐的时候，我坚持要付一半，他说，让我来吧，我现在是好运时期，应该和人分享才对。 后来我虽然没有再见过亚伯拉罕，但他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中国移民以外的其他种族的人们，在新的土地上建社新生活同样经历的艰难和辛酸。 后来渐渐接触的本地人多了，我发现即使是本地人，在求职与就业上，也没有一劳永逸的“铁饭碗”好端。 结婚以后，我的失业的沮丧也有了一个具体的发泄对象。…

“做小留学生就像做家猪，永远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们每天担心会上当受骗，成了别人碗中的火腿或红烧肉。 可是还有人会说：看看家猪多幸福啊，无忧无虑的。 ”一个正在多伦多留学的中国小留学生，近日在当地一家中文网站自由论坛上如是说。 这位自称“乌鸦”的小留学生埋怨道：实际猪很聪明，可没人相信。 没人相信小留学生的家族没贪污犯，没人相信你是祖国的栋梁之材，没人相信你不是考不上大学出来的…… 在多伦多，一些华人习惯将小留学生简称“小留”。 小留学生又简称中国来的移民为“老移”。 在“乌鸦”看来：大留学生不喜欢小留学生，因为人家是考出来的，自己是家里送出来的。 老移”也不喜欢“小留”，他们只喜欢骗“小留”。 还有，媒体喜欢看“海龟”变“海带”，即海外归国留学生回国后找不到工作待业。 “乌鸦”虽不能代表正在加拿大留学的三万多中国学生，但确实有人为“乌鸦”的说法叫好。 一位四年前到加拿大的小留学生也像“乌鸦”一样愤愤然说，他发现自己被骗过，自己原来什么都不会做，很需要朋友，没法依赖万里之外的家人。 在陌生的留学路上，除了他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信赖的人。 他全靠一路摸索下来，走错路，走弯路，陷入泥潭，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位少年慨叹，社会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喜欢只看结果而忽略过程，习惯批评别人而推卸责任，只注意到我们是留学生，忘记了我们还是孩子。 他说，你是否见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拿着地图在偌大的陌生城市走，你是否见过他怎么面对有歧视的眼光，是否见过他们在酒吧迪厅放肆后眼中的迷惘，是否见过他们互相照顾的样子？ 有人说，加拿大的“老移”和“小留”互相瞧不起。 究其原因，是近年来，随着小留学生人数的膨胀，关于他们的负面报道与日俱增。 尤其是小留学生被杀和杀人、贪官子女云集海外，以及这些孩子生活奢侈、沉迷玩乐、无心向学，甚至赌博、卖淫、入黑帮……有人被遣送回国，有人读不下去转到其他国家，有人最后“黑”了下来，有人继续在各个学校间混日子等等，不一而足。 多伦多、温哥华发生过中国小留学生赵巍、唐文峰、余震、陶琳等被害案。 一些杀人凶嫌就是他们身边的熟人。 去年，多伦多又有九岁华裔女童张东岳在家中离奇失踪。 女童的遗骸后来找到了，加拿大皇家骑警也逮捕了一位疑犯——中国小留学生陈敏。 小留学生的形象在一次次的负面报道中受损，一些报道甚至斥之为“留学垃圾”。 但也有“老移”表示，做小留学生只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有一天你们也会长大，也能成为大留学生或移民。 有些人骗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小留学生他们才骗你们的，这些人什么人都想骗，只是你们资历浅，容易上当罢了。 出门在外，多小心就是。 刚毕业一年就顺利转换成加拿大居民身份的一位前“小留”也告诉“乌鸦”：凡事不要以偏概全。 每个群体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只不过比例不同而已。 就象小留学生，其中很大一部分会成为日后的有用人才，而其中也会有一部分“垃圾”。 无论有多困难，无论过去怎样，小留学生应该用勤奋和出色来证明，自己是人才，不是垃圾，当然也不是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