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多伦多都市报》开设了读者投诉专栏以来，不断有读者与我们联系，反映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尽管很多读者也明白，记者不是包青天，文章出来后，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 但是，读者还是愿意将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告诉记者。 他们说，这么做目的不完全是寻真理。 更重要的，是提醒更多的人，少些挫折，多些经验。 读者吴先生所讲的经历，关于Bell电话公司。 Bell的高标准收费合法吗？ 根据吴先生介绍：他是Bell电话公司的忠实用户，之前参加了一个长途电话服务，同时使用电话公司所提供的信用卡自动划帐服务。 吴先生解释，他之所以选择使用信用卡自动划帐服务，一方面，他不想因自己负责繁忙的工作而忘记交电话费；另方面，他完全相信Bell电话公司。 但结果是，Bell电话公司辜负了他的信任。 吴先生说：“今年6月初，我发现Bell电话公司推出一个更好的长途计划，这个计划比较适合我，于是我通知他们取消原有的长途电话优惠计划，加入这个长途电话优惠计划。 到了7月15日，我收到Bell电话公司的帐单，上面标明，我必须缴交包括电话基本服务费共596.68元。 从帐单上可知，当月我打往中国的长途电话，是按每分钟3元多收费。 这事情令我很困惑。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目前市场上打往中国的长途电话，收费标准一般都在0.10元/分以下，Bell的长途电话优惠计划也就按0.16元/分收费，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收费？” 吴先生后来与Bell电话公司联系，电话公司承认，由于工作出错，他们只是撤除了吴先生原来的计划，并没有将他转为另一个优惠计划的客户。 换言之，在Bell的客户名单里，吴先生没有“参加”任何优惠计划，他只能接受每分钟3元多的计划。 就此，我们对Bell电话公司提出第一个疑问：在没有优惠计划前提下，加拿大打往中国的长途电话每分钟收费3元多的标准是什么时候制定出来的？依据是什么？是否符合政府的相关收费指引？ Bell为何一错再错？ 7月15日，当吴先生发现Bell电话公司发给他的电话帐单是错误的时候，他随即致电Bell客户服务部。 当时有位服务代表帮我查了，他承认是他们的错，并表示会报告给有关部门改过来，然后通知我。 但后来我并没有收到他们任何的回复。 ” 到了8月5日，吴先生收到信用卡帐单，发现Bell已经在7月21日自动在他的帐户里划走了596.68元。 吴先生随即再致电Bell电话公司，他们告诉吴先生，在他的档案中，确实有记录显示是公司搞错了，因此这笔钱将会退还给他。 为此，我们向Bell提出第二个疑问：既然7月15日吴先生对Bell错算他的电话费提出了投诉，经办者也承认了过错，且在吴先生的档案上作了标志，Bell的工作人员为何不即时将错误修正过来，还会一错再错，将钱转走？这种不负责的工作态度，难道是这间大公司所应取的态度？ 而到了9月5日，吴先生发现Bell电话公司并没有将钱退还到吴先生的信用卡帐户里，这点很令吴先生恼火，因为，按照他的理解，给Bell一个月的时间修正错误，怎么样也是足够了的，没想到一个月过去了，Bell依然固我。 结果，因着Bell公司未能及时将多收取的500多元退回，吴先生的信用卡因超出限额，被罚款20元。 他的另一个自动付费计划，也因为在他的帐户中转不到钱，而直接影响了吴先生的信用。 请问Bell第三个疑问：你们改正一个错误需要多少时间？假若因为你们的错误造成顾客的损失，你们怎样补偿？ Bell可以错得理直气壮？ 吴先生在等候Bell电话公司改正错误这两个多月（从7月到9月）里，不但没有结果，而且还因钱未退回来，造成他个人信用受损，对此他感到相当的愤怒。 Bell每次都向我承认，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错，只是他们并不能干干脆脆地给我个答复，什么时候可以改正错误，以及怎样改正错误。 ” 不知道Bell的管理者，当你们处于吴先生的位置上时，你们是否会赞同Bell的处事方式和工作作风？ 从9月5日开始，吴先生多次致电Bell的客户服务部进行交涉，该客户服务部经理Tracy后来告诉吴先生：这笔多收的钱不能退还到吴先生的信用卡帐户上，只能留在Bell的帐户里，作为吴先生付以后几个月的费用。 对此吴表示相当的不理解。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假如你去餐馆吃饭，埋单时，原本是100元的饭钱，侍应收了你300元，侍应告诉你，多收那200元不能退给你，留着你以后来吃饭的时候扣，你会作何想？这样的处理方式，和抢钱有什么不同？” Bell电话公司这个处理方法真是有意思，明明是多收了别人的钱，还要理直气壮地不予以退还，请问Bell第四个问题，你们改正错误的结果，是以别人的付出为前提？按照一般家庭的使用情况，近600元的电话费，将是好几个月的费用，你们依据什么样的条例，将多收顾客的钱放在你们帐户里？ Bell的“改错”方法自然不被吴先生所接受，在他的一再坚持下，Tracy告诉吴先生，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请求Bell用支票退还多收的费用，不过这么做吴先生需要等候4至6个星期。…
着名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就象一朵耀眼的红花，几十年来在中西方歌坛上常盛不衰，她以自己独特的金色甜美的嗓音和谦卑仁和的胸怀，在海内外艺术舞台上闪烁出绚丽的光彩，赢得了音乐界无数专家的交口赞誉和广大观众的倾心爱戴。 尽管早就听说过这位享誉世界的顶尖歌唱家的一些故事，但一直无缘相见。 上个星期的一天来到胡老师家访问，看不到张扬的服饰，没有刻意的矫揉，她朴实无华率真坦诚的处事作风让人赞叹，她迭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更令人无比敬佩。 历史的镜头要回放到1982年隆冬，上海音乐厅内回荡着前所未有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掌声和欢呼声是献给歌坛新星胡晓平的。 这位不久前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第20届国际声乐比赛中击败七十多位世界各国名家，荣获一等奖和歌剧特别奖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刚以她优美舒展、纯净无暇的歌喉，唱完了歌剧《绣花女》里那段着名咏叹调《人们叫我咪咪》，此刻她正在台前向狂热的观众鞠躬谢幕，一次，又一次…… 这不但是首位东方歌唱家获此荣誉，也是该届音乐比赛中唯一荣获一等奖的选手。 世界各国音乐评论家给予胡晓平的演唱艺术极高得评价：“声音干净、甘美、自然、纯淳，表演真挚，台风大方，既能抒情，又富戏剧，更能花腔三者兼得”，“胡晓平演唱的玛格丽特唱段如此含蓄、柔媚、抒情、热切、豪放、华丽、欢乐，少女获得珠宝之後喜悦形象栩栩如生”。 在“布拉格之春”演出期间，世界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曾预言：“20年后世界的音乐中心将移到北京”。 从此以后，胡晓平的歌唱事业如初升的太阳蒸蒸日上，因获奖而带来了许多的演唱机会。 首先是在欧洲巡回演出3个月，回国以后更是无数次的演出。 最着名的当属参加《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剧中她演唱了《科学的春天》。 那首歌的高音区是如此的华美飘逸，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想和激情。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晓平的名字随着她的歌声飞遍了祖国的塞北江南，城市乡村，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偶像。 大凡一位艺术家成功的背后，必有其苦心励志的奋斗经历，胡晓平也不例外。 她出生在中国上海一个殷实的家庭中，父亲是摄影家，嗓音名亮，母亲曾是上海小姐，能歌善舞。 正是受到父母的艺术熏陶，胡晓平从小就喜欢唱歌，六岁的时候就召集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在自家小院里开演唱会，中学时代就在学校的广播站唱歌了。 胡晓平真正开始学习声乐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那年，她有幸认识了我国着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高芝兰教授。 当时，胡晓平还在上海国棉二十五厂做挡车工，却已经是高芝兰老师最为骄傲的学生。 有道是“梅花香自苦寒来”，胡晓平经艰辛苦练，於1971年考入上海乐团，开始了她梦萦神牵的艺术生涯。 为了不断攀登事业的峰巅，胡晓平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练功之中，竟然在15年期间从未看过一场电影电视，当然，对一些影星人物也就无从知晓了。 1974年她成为独唱演员，1978年获上海市青年演员优秀奖，1979年9月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在高芝兰老师指导下脱产进修声乐。 谈到那一段历史，胡晓平无怨无悔，因为她对歌唱艺术的追求已经如醉如痴，为精益求精和至善至美她永不知疲倦和满足。 八十年代初胡晓平在上海乐坛展露头角。 有一位法国着名指挥家让.皮里松来中国排练歌剧《创世记》，为挑选女主角从北京到广州，又到上海，最后点名胡晓平担任清唱剧中的女高音独唱，那次演出极为成功。 正是那位指挥家在离开中国前向胡晓平提出建议，让她参加国际声乐大赛，争取在歌唱水平上更上一个台阶，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段情景。 那次从欧洲归来，还有一些国外的着名艺术团体要同胡晓平签演出合同，由於当时的政治环境，胡晓平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对於一位才华横溢，正值展现艺术最好年华的青年歌唱家来说，这比什麽都让她感到伤心和遗憾。 胡晓平说：“什麽名啊利呀的都不重要，我就喜欢有一个宽松的从艺环境。 ”我猜想，这或许就是她后来悄然出国的重要原因吧。 1986年，胡晓平获得美国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奖学金，这是一所举世闻名的音乐学府，培养出过无数的世界级顶尖音乐人才，我国着名的钢琴家殷承宗也在这里教学。 胡晓平拜声乐系着名的声乐教授Gabor Carelli为师，进修三年，演唱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期间，她还经常赴美国各地演出，获得广泛好评。 既然胡晓平作为很有成就的艺术人才留在美国很有前途，为什麽又要移民加拿大呢？胡晓平讲是源於来加拿大的一次演出。 她看到加拿大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与纽约曼哈顿拥挤不堪的状况相比犹如是天上地下。 这里正是她所喜欢的那种追求艺术事业的地方，於是便申请了移民，并於1990年1月迁移到了多伦多，加拿大从此增添了一位华裔女高音歌唱家。 实际上，艺术家是无国界的，胡晓平来自中国，更属於世界。 胡晓平说：“上帝赐给我一副美丽的嗓音，我要把它奉献给社会。 ” 这句话荡气回肠，使我们不仅看到胡晓平老师的谦卑，更看到她晶莹透亮的心。…
加拿大总理马田表示，如果美国不退还向加拿大木材征收的不合理关税，加拿大将停止向美国输出石油，并把这些石油输往中国等国。 美加两国之间因美国向加拿大木材征收惩罚性关税所引发的贸易纠纷进一步加剧。 星期五，加拿大总理马田与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但布什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马田在通话后表示，加美两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最高仲裁机构已经终审裁定美国对加拿大木材征收高额关税是非法的，美国应该向加拿大退还所征收的约50亿加元(约合42.5亿美元)的税款，否则，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就成了一纸空文。 马田说：“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家应该履行自己在10多年前所签署的协议。 ” 白宫努力淡化两国分歧 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星期五努力淡化两国的分歧。 麦克莱伦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讨论。 作为好朋友，他们讨论了加拿大方面的担忧。 总统表示，他相信双方应重返谈判桌，找到解决办法。 ” 但马田表示，目前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谈判，而是是否履行协议。 他并表示，如果美国不履行协议，加拿大也可以不履行向美国输出石油的协议，停止向美国输出石油，并把这些石油卖给中国等国。 马田说：“这肯定是我们打算使用的武器。 ” 目前，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麦卡勒姆正在北京访问，寻求扩大向中国的石油及天然气出口。 正全力扩大石油进口的中国已经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 加拿大三个最大省份的省长星期五已联合表态，支持马田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 目前，加拿大85%的石油出口是输往美国的。 一般认为，如果加拿大停止向美国输出石油将会加剧美国能源短缺的局面。 (严明)
之前我写了《尼亚加拉音乐会锣鼓未响噪声起》，是为姜明吾鸣不平。 如今，这场名为“聆听中国”的大型音乐会，已于10月9日下午在尼亚加拉瀑布举行，我忽然发觉，该鸣不平的，不只是姜明吾一人。 我之所以为姜明吾鸣不平呢，原因是，邀请中国顶尖艺术家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举行音乐会这个设想，先由姜明吾提出来的。 姜明吾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联系和探讨，还邀请了中方代表到加拿大进行可行性考察，并向尼亚加拉市旅游局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管理委员会提出了立项申请，等姜明吾将一切工作做好后，中国方面的组办者，则踢开姜明吾，与另一个社团组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合作，组办了这次音乐会。 后来有读者对我说，从实力上，办事能力上，大多伦多文化中心当然比姜明吾要成气候得多。 姜明吾的能力，怎能跟大多伦多文化中心比呢？ 姜明吾能力是强是弱，为人如何，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所要“鸣”的，是从维护加中合作远景这个角度看，合作方过河拆桥的先例一定不能开。 作为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制片主任、中国唱片总公司艺术顾问的崔会民，既然你开始是与姜氏“谈婚论嫁”，之后你想“换码头”，总得把姜氏安顿好，该结算的费用要结算，退婚还须退聘金呢，何况你确实与姜氏有过“蜜月”关系。 不过，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姜明吾等也一纸将中唱总公司与崔会民给告了，结果如何，那就等法律来判决吧。 现在回到10月9日“聆听中国”的音乐会，仍有值得鸣不平的地方。 譬如，从旁观者角度来看，我就为“中国联通”等赞助商鸣不平。 那天有去听音乐会的听众大概都应该记得，“聆听中国”音乐会是以“中国联通”冠名的。 中国联通”究竟出了多少钱？100万？200万？或者更多？如果加上其他赞助商的钱，总数是多少？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建议中国有关部门查一查。 试想，这么百年一次难遇的机会，主办者（指中国方面，大多伦多文化中心属于协办）从请来中国一级交响乐团，请来一批顶尖的世界级艺术家，在世界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拉开架势，却把这场具有国际水平，千载难逢扬中国国威的音乐会，办成一个如社团聚会，或如庙会的活动。 就算是免费入场，观众也不过数百人，大部分是操国语的新移民，本地的老侨民少之又少，更不用说他族裔的听众了。 这样的结果，难道是主办者所期待的？如果不是，谁之过？ 也许有人说，老侨民或者它族裔的听众不屑这场音乐会，并非是组办者的错误。 这话似乎有些道理。 但是，我们的觉悟总不能把这场音乐会比之于多伦多的新年晚会吧？ 如果来自中国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音乐家（像钢琴家孔祥东）在多伦多举行免费的音乐会，出出入入只来了数百名观众，试问“聆听中国”音乐会的主办者，你们觉得这场音乐会在组织、策划、宣传上有没有问题？是否对得起翘首期待的海外侨胞，包括为推动此次音乐会顺利举行的所有朋友，还有端坐在草坪上的中国驻加拿大全权代表卢树民大使，陈小玲总领事，以及所有远道而来的同胞？ 我很惊讶主办者竟可以不上电视节目造势，不举办酒会推介，不在主流媒体上投广告，事前也不着力依赖本地华文媒体的宣传，就举办了这样一场具意义的，为纪念加中建交35周年的主题音乐会。 我更困惑的，是在音乐会举办当天，竟然有不少观众，如我那样在音乐会会场外来来回回找不到任何指示牌，大部分观众，是循着一墙之隔的音乐声找到会场的，这是不是件很搞笑的事情？ 中国唱片总公司的规模以及实力，怎么说也比“罗氏国际演艺公司”大吧？“罗氏”为了宣传《兵马俑》、《魅》和《热鼓热舞》，轮番在主流以及华裔的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平面媒体上造势。 罗氏”能做到的，“聆听音乐会”的主办者为什么做不到？假如不是能力欠缺，不是缺少经费，会是什么呢？ 再小家子气点假设，如果“中国联通”出了足够的钱，所收益的，只不过是在会场多了一条用中文字写的横幅（老外当然看不懂），我们是否该为“中国联通”喊冤？文章写到此，想起一名观众在看完音乐会后对我说的戏言：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姜明吾“壮烈死”，此话不值得深思吗？
已故前联邦总理杜鲁道与现任参议员赫贝尔 45年前出版的“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一书，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中文出版，杜鲁道的小儿子亚历山德拉与赫贝尔已结伴经前往中国，出席于今日 (14 日 )在上海举行的新书发表会。 这本书的代理，同时也是译者之一的夏霖在临行前表示，此一珍贵历史资料终以华文年版，值得纪念。 这本于 1961 年以法文出版的书，记录了杜鲁道和赫贝尔在 1960 时“以同情社会主义革命人士身份”，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邀请，在中国访问的过程。 八年之后，杜鲁道成为了加拿大的总理。 在中国的两个月时间里，杜鲁道和赫贝尔由北京到沈阳、鞍山，又南下上海、杭州和广州，行程八千公里。 他们参观了当地的工厂、村庄、学校、医院，接触了不少中国的官员和民众。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西方世界冷战思维的围堵之下，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也不了解世界。 透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这趟中国之行对杜鲁道和赫贝尔所产生的影响。 正像书中所写，“黄祸不是我们的噩梦，黄种人更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与我们进行经济竞争”。 两名作者坦言，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重复错误”。 也就是出于这样的理念，杜鲁道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到中国访问的总理，并且在他的执政期内，1971 年 10 月 13 日，加拿大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于 1968 年再版。 虽然两位作者后来都成为加国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但是这本书始终未被中国人认识。 1997年，当时刚从安省温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夏霖有一天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此本的英文版，由于封面上有毛泽东的头像，使她有兴趣想看这本书，于是花了一元买下。 读后，夏霖感慨万千。 她觉得这不是一本中国的游记，而是有关中国、加拿大以及两国关系的珍贵史料。 2000 年，夏霖返上海探亲时，听到杜鲁道去世的消息，促使她萌生将此书推出中文版的想法。 回到多伦多后，她设法联络到赫贝尔和杜鲁道的秘书。 夏霖说，虽然两位作者方面都对出中文版表示支持，但赫贝尔对此书在中国的销路没有信心。 夏霖后来托上海的熟人联络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并将此书英文版的前几章翻成中文，出版社方面后来又请人将此书的法文原版翻成了中文，所以此书有两位中译者。 杜鲁道的小儿子亚历山德拉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他写道：“这本书对加拿大人提出了挑战，看待世界不能用教条主义，更要有开阔的胸襟”。 他还写道：“我父亲对中国的迷恋并不是从这本书开始，也并没有就此结束。 上世纪…
继上月底多伦多暴发军团病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维多利亚市郊区一所老人护理院本周也发生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疾病，迄今已有４人染病，３人死亡。 据加拿大通讯社１４日援引维多利亚市卫生官员默里·法伊夫的话报道，位于维多利亚萨尼奇区的路德·考特老人护理院１２日有３名老人相继因呼吸道疾病死亡。 他们年龄都在８０至９０岁之间，其中两人为女性，一人为男性。 １３日，又有一名女性发病并出现类似症状，但她的病情后来出现好转。 目前尚未发现新的病例。 法伊夫说，目前该护理院已对来访者关闭，里面近３０名老人也被禁止外出，卫生官员正对护理院进行检查，以查明疾病来源。 他说，目前的检验工作集中在可以导致呼吸道疾病的几种病毒和细菌，调查人员已经进行了流感病毒的检测，但结果证明是阴性。 ９月２５日，位于多伦多东区的赛文奥克斯老人护理院暴发不明原因的疾病，导致近１００人染病，１７人死亡。 卫生官员后来确定此病为军团病。 （记者赵青）
这些年房地产市场的兴旺，造就了这样一个群体，我们且把他们称之为“空头”吧。 他们早就具备了买房的能力但并没有买，相反依然在犹豫着，后悔着，有时也痛苦着。 犹豫– 现如今这房价都到这份上了，我还能买吗？ 后悔–想当初这房价那么低，我怎么就？痛苦–条件比我差的怎么也买了房子？ 如同在股票期货市场里，被“多头”一路压空，看着别人乐呵呵地做轿子，“空头”心里是五味沉杂。 对市场分析情有独钟的“空头”确信每一个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循环周期，那么从96年市场低点到现在近10年，感觉上这个上涨周期也该结束了。 且不论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假设它是对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下降周期，可问题是这个下降周期要多久呢？姑且说这个下降来得非常猛烈，如同89年那次一样，那么下降周期也要7-8年才能完成，这太可怕了，且不说这一跌，跌到哪里去，就单从时间上说也真够长的。 如果说当初96年市场低点时，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不是个先知先觉者，那也没什么，2000年身边很多人开始看房，你在犹豫间错过了，也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时光匆匆，渐渐的你的犹豫变成了固执，转眼近10年过去了，如果再等待下降周期这7-8年，这整个周期要有十七，八年。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七，八年呢？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十七，八年呢？如果按统计来说，人们买房的年龄大都在30岁到50岁之间。 而对我们华人移民来说，我们一踏上这片土地，也就注定我们要用我们一生中最精华最有创造的一段时光来换取在这新大陆上的生存空间。 时间对我们如此宝贵，谁又等的起呢？ 我们还可以做个最坏的假设，如果从你买了房的这一刻，房价开始下跌了。 很不幸，你的心里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然而只要你按时交付每月的房屋贷款，银行不会来拍卖你的住房，你不会得到(Margin Call)，你要承担的是一种表现在纸面上的虚拟损失。 在北美，投资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但有时候要跳出投资的怪圈，从投资的角度看，当然要论个胜败英雄，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你能给于你的家人一个稳定的居住环境，能给于你的孩子一个优良的成长环境，这也许会比一时的投资收益更有意义。 如果这个过程中，你既享受了生活，又能有所收益，那是双赢，即便投资不成，收获家庭的安定与温暖，也没有输。 记得小时候，土豆，大白菜是过冬的主菜，看见孩子们没胃口，父母常要提及“三年自然灾害”。 到了今天，我们也会对孩子提及从前的艰苦，虽然他们认为那是远古的故事。 其实我们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的不光是财富，还有很多。 时间是永恒的，但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又是有限的，能够挣一大笔钱，提早退休当然不错，不过享受有点压力的生活与工作，在你感叹岁月蹉跎的时候，也能收获一种普通人的快乐。
美元在过去的几周内连遭追捧，使欧元连连后撤，目前在1.19附近已形成双底。 英镑在1.74附近驻足，而日元最惨，见了115，是非美货币中最弱势的群体。 从技术走势来看，欧元这次并未破上次的低（1.1860）如果是第二个底的话，符合上升的条件，但关键是要破1.22。 因为那既是200天的均线又是前番的高点。 如果不能成功地突破1.22，欧元将很难看，很可能再创新低。 但是目前看来美元也失去了动力。 一方面财政官员来华，要中国政府为他们的赤字买单。 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加指责。 他们要中国做这个做那个，但他们能给中国的是什么呢?同时在台湾问题和日华关系上他们又大做手脚。 凭着智慧中国政府正在很好地化解周边的矛盾。 神六”成功地发射使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更具向心力。 与日本的关系也在中国高层的放低姿态中获得缓和。 只要中国赢得时间就会赢的空间。 这次本人回国发现上海比一年前进步了许多。 车多了，后来从财经新闻里得知，单单日产和中国的合资企业九个月就销了近12万辆汽车，创了企业的历史纪录。 又发现烟草专卖店多了，后来又从统计数据里获知，今年的烟草销售比去年同比增长40%。 抽烟不是好事，但从中可以看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商品期货方面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油价在欧美市跌得很厉害，到了亚洲市中国又把价格拉了回去。 同样金属期货也是如此，只要中国保持高速增长，铜铝等金属的价格始终下不来。 中国可以对世界说“不”了。 而美国除了逼人民币升值，已经显得有点技穷。 别看最近美元升得欢，从月开线上看美元还没脱离跌势。 只有破了1.11 美元对欧元才是真正的步入升势。 英镑的情况也是如此。 美金不破1.67不能算真的强势。 瑞郎不破1.39，也应看作是在升势里。 唯独日元现在的位置很关键。 破上去真得不好说。 日元的跌势日本央行之所盼，千万不要轻视这一点。 过去我们常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决定了全民的意识这句话。 在汇市里就是央行的意愿决定了货币的走向。 尤其是日本央行。 英国央行还有被索洛斯等大鳄打败的纪录，日本央行却多次叫投机家倾家荡产。 所以千万不要与央行对着干，更不要与市场对着干。 那种抱定宗旨死买日元的操作是犯了大忌的。 同是商品货币，加元比澳元更强。 只有破了1。 24才可以认为加园要跌。…
今天星岛日报以“8成新移民两年内找到工作” 为题，报道了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所指出的“可喜”现象：可不是么？通过跟进在2001年至2002年抵达加国的12,000名新移民在加国安顿的经历，调查数据显示，25岁到44岁之间的新移民，半数在抵达加国后6个月内找到了工作，而8成新移民两年内也找到了工作！ 但仔细阅读这篇报道，发现情况并不容乐观：首先，它显示，还有两成的新移民两年内没有找到工作？！两年中都没有找到工作，这意味着，他们靠什么来养家糊口？另外，“80%新移民抵达加国后两年内可以找到工作，但只有5分之2得展所长”。 这意味着找到工作当中的人士，又有60%的人不是专业工作，而是专业工作之外的Labour工！ 这么算下来，这份报告事实上是在表明，20%+80%X3/5=68%的新移民，或者是没有工作，或者是在干与专业工作无关的Labour工！找到了专业工作的，在新移民中只占32%…… 可见，如何帮助大部分是具有专业技能的加拿大新移民找到专业工作，目前仍是加拿大社会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缺乏加国工作经验以及外国学历很难获得承认，成为移民寻找发挥所学和具前景工作的最大障碍。 但愿这些障碍能够有效地克服，这需要我们新移民和各级政府共同的努力。
新移民初到加拿大时，最大的恶梦是找工作困难。 公营机构和大机构，不像在香港，会在各大传媒刊登招聘广告，俾众周知，而是只在内部出一通告，让员工介绍申请人，选取后再约面谈。 一些非技术的体力劳动工人，譬如垃圾收集工，修路工，邮差等等，你要不是工会会员，或者没有人介绍，别想获得录用，就是临时工也不行。 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新移民感叹，都说大陆找工作要讲关系，没料到到了加拿大，还是要讲关系。 最近多伦多市政府牌照部门的主管科本女士，被告密者指责用人唯亲，据说她安排了一个邻居进了省政府工作，为她相熟的一家超级市场的三个员工，在市府找到职位。 她当然一一加以否认。 不过，她承认跟她的副手，有妻子儿女的卡纳维尔发生超友谊的关系，卡纳维尔进了她的部门当临时工，为期不到一年便屡次获得提升，直至不久前升为部门副主管，年薪高达十万多元，为此科本和卡纳维尔两人被勒令停职留薪，以待调查。 但是科本在记者会上表示，爱情与卡纳维尔的升职无关。 不过科本承认，她曾听从一位高层人士，安排一位人士进她的部门工作。 一般说法是，市府的招聘程序大有问题，用人唯亲的现象，所在多有。 因此市府的总经理下令改革，尤其针对雇用最多临时工的牌照部，公园与康乐部和运输部三大部门，把招聘工作统一于中央处理，并由人事部门直接控制，以杜绝用人徇私的勾当。 市长苗大伟也跟省长麦坚迪讨论，拟定新的多伦多市法例时，赋予该市的操守专员和监察机构以更大的法律权力，以杜绝徇私，维护廉正。 机构招聘人手时依靠员工介绍，是有其好处的。 员工清楚机构的需要，在推荐或者介绍申请人的过程中，无疑起了初步审核的作用，机构聘用时比较安心。 然而不公开征聘，把广大群众排除于选任的程序以外，也就减少了机构选取最适合人才的机会，公众中众多合资格的人选，也就被剥夺了备选的可能，这对两者都不公平。 公营机构管理的是众人的事务，每一举措都会影响着公众的利益，更加不容偏私。 如果一个机构充斥着家族成员，乡党邻里，相熟知己，这个机构的管理一定失效，方向迷失，甚至被小圈子利益所挟持操纵，公众利益蒙受极大的损害。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太子党和下海干部的官商勾结，是其明显的例子。 经验告诉我们，政客一旦有权在手便容易方便自己和亲信。 联邦历届执政者，常常委任党内下野的国会议员或亲信，出任参议员或国营公司的总裁，或驻外大使，以作酬庸，最近皇家铸币局总裁丁沃尔就是最新的例子。 他被指责滥用公款，随而辞职。 这样的分肥职位，是否可以考虑取消，或者改由公开聘请，让能者居之呢？ 政治就是人事，要政治不偏私，人事首先不能偏私。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透明度极高，公正公平的公开制度，选贤与能。 加拿大虽然是个民主国家，也不是毫无弊端。 有人指出加拿大的选举制度，难以选出绝大多数人民所心仪的领袖，所以新民主党主张改革选举制度，务求众人的利益得以充份反映到政策中去。 毕竟人事清明，政治才能清明。 (徐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