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题目，不要一激灵。 我理解的加拿大主流社会，即不是收入天文杯觥交错的上流社会，也不尽是“多数民族”人的社会，是类似于过得稍滋润些的老百姓的社会。 衣食住行符合当时当地的潮流风俗，说平常话做平常事，想有的都有了或正在朝着奋斗，够不着的还是够不着。 我的工作岗位和职务，说自欺欺人也行，说感觉良好也行，一直在“主流社会”里混着。 位子，在中国的主流社会里，我就没能爬多高。 在加拿大，本也没指望。 1999年，在中国刚拿到加拿大永久居民登陆纸那时起，我就开始想，我夫妇俩，千人大设计院里的小工程师，为我国市政建设献计献策，照猫画虎地整过一张又一张锅炉房、各色管道、道路小桥的图纸，到施工现场被称为“指导”。 收入比下有余，衣着保守，不说脏话。 虽是俗人，但好歹算在“主流社会”里吧。 谁知道我这一去万里，还能不能在这个行业里干下去？出了国能吃到什么样的苦呢？我开始观察那些扫街的，收垃圾的，路边等活的民工们，今后我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像个外来妹似地，历尽艰难，夹缝里求生存？同时，在设计院里，我也做些换位思考，如果清一色的中国人里，有一位来自或印度，或非洲，或加勒比海某国的“技术移民”，即使和我做着同样的工作，说着磕磕巴巴的中文，我会把他当成“自己人”吗？ 我没有拼老命地去学过英语，倒是爱看些原版片和教学片。 落脚在加拿大8万人口的旅游小城，第一个感觉是英语变成立体的，而不再是喇叭里发出的了。 改天换地，一点好奇，多数是为了生存，一改害羞的性格，硬着头皮和人聊天。 从“办证”机构到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别人都说我的英语讲得好。 我到现在才领悟，当别人不吝赞扬你时，就像你夸一个西人会用筷子一样。 看你的穿着打扮眼神行为用词方式，内心里，才把你当成地地道道的外乡人。 好在，现在我已经很长时间听不到别人对我语言的评论了。 刚来不久，先做好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准备。 翻本地报纸，看到旅馆清洁人员，餐厅服务员的招聘广告，跃跃欲试。 自编了浓厚中国特色的简历，辗转找到地址。 人家问了不到三句话，就客气地说还要研究研究简历，请静候佳音。 我还静候什么呀，露馅了，我老老实实要回了满纸谎言的简历。 又看到一则启示，某西人小老板要在中国大陆拓展生意，招聘秘书一名，要求会讲汉语普通话，职责是操作电脑表格，订机票饭店，开汽车带着老板东跑西颠。 我琢磨，汉语和电脑表格是我的强项，但开车一窍不通。 又撞大运般前往应聘。 老板说咱俩交流不成问题，我相信你的汉语讲得更好，你学会开车再来找我吧。 又被婉拒了。 和朋友说起这些，被她骂得狗血喷头，说你以前哪在这些领域干过。 你会的不就是画图嘛，最大众化的软件AutoCAD，是全世界都通用的，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画图员的工作。 虽然工程师的高枝一时攀不上，吃不着猪肉，还能见到猪跑呢。 朋友一言仿佛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以前号称是工程师，其实大部分精力是在画图，少部分时间才在计算、设计等工程师的本分上，更少的时间用来指导江山参与施工。 以自己的绘图技能，找画图员这样的工作，算是“上马”对“中马” 吧。 我开始找对口工种的初级工作。 参加了个找工学习班，茅塞顿开，把简历改得简单明了，仿佛除了画图就不会别的。 那年加拿大大体就业形势尚好，没有太多地等待，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份目标工作。 上班后，想起了影星陈冲回忆录里写的话，刚到美国时，“牙膏的味道都不一样”。 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内容，不同的公司文化，统统像山一样地扑来，不适应也得适应。 人，肯定是没一个认识的。 我说的不认识，是几乎不认识他们整个民族。…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两篇关于加拿大教育的文章，在这里也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和体会。 本人来加拿大，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我的孩子，在国内时的成绩已经相当优秀，二年级的时候已经被数学老师看中培养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成绩始终遥遥领先，而且阅读面相当广泛，如果我继续在国内，也就是沿着多数人的路子，考重点中学，追求清华北大，但是我的心里却是越来越担忧这样的教育。 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的培养，他应该是有健全的人格培养，而不仅是知识上的灌输。 学校常常要接受教委的各项检查，而这些检查又往往是空洞无物的表面文章，因为有谈话内容，学校里的孩子们就会接受老师的的面授机宜，统一思想，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撒谎，而这种“心灵的培养”是贯穿孩子们的整个教育生涯的。 这只是冰山一角，像这种类似的和不同的事例数不胜数，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想到我的孩子也将接受这样的洗礼，我就不寒而栗，这将是一种扭曲的灵魂。 下面再来谈谈国内的基础教育，无可否认，在国内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孩子在这里的学习轻松自如，没有任何压力，确实，国内的基础教育无论从难度上和对学生要求上都要高得多，但是，这是一种填鸭式的课堂教学和大量的习题操练造就的，国内不也是在搞课程改革么？教材是简单了，要求老师启发教育，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但是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这一切就是表面文章，教委是根据一个学校的重点中学录取率和整个学校的平均分来主要评价一个学校的，而家长们也更是如此，迫不及待的给孩子选择好的初中，希望能考重点高中，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学校之间要彼此竞争，学生之间要彼此竞争，不加大习题难度行吗？学生到了初中就已经不堪重负了，晚上睡得很晚早上起得很早，整天坐在课堂里，这对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有什么好处呢？还有更可笑的是，体育列为中考项目后，为了追求成绩好，体育课上进行魔鬼式训练，老师也被学生称为”魔鬼”,本来是一项强身健体的全民娱乐活动，也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 事实上，对于聪明好学的学生，学习起来本身就很轻松，但是为了照顾绝大多数学生，也必须跟着做大量的重复试题，对于中等生，重点中学一般是靠不上的，而这些人将来能考名牌大学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国内的情况是，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如果是名牌大学毕业就也就不一样了，可是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占全国比率又有多少呢？求学之路用“血腥的拼搏”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因此，我的感受是这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路，更不要提人的全面发展了，哪一样不是通过分数来展现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加拿大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把孩子的教育的责任完全的推给学校，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有利弊，家长应该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吸取各种教育优势，剔除弊端，给孩子一个好的引导。 加拿大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大量的公共图书馆，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广泛的阅读，我的孩子就深得益处，词汇量提高的非常快。 国内也要求阅读量，可是孩子没有时间，条件也差得多。 只要有国内的学习精神，在这里考一个好大学不成问题，还可以考奖学金。 加拿大的教育是终身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上大学，找工作也不受年龄的限制，更可贵的是，即使高中毕业，只要有一技之长，生活的也不错。 至于一些社会道德问题，中国同样存在，哪里还有净土呢？关键是家长的引导和教育，看清楚教育的弊端，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主要目的，扬长避短，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朝着自己的理想发展！ （枕霞旧友）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22日消息，一位在美国生活了快20年的华人女性谈起跨国婚姻，她认为是成少败多。 如今尚是一位丽人的她说：“即使让我现在再嫁，我也要嫁中国男人。 ”至于原因，她说：“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差异。 ” 她认为，“差异是多元形式的表现，不能用好与坏、对与错的分界来判断。 然而，若是天天都在因为两人的差异而引起冲突，你会渐渐地在无奈与劳累中被打垮。 寻找伴侣时，我们都希望对方是天下最好的人。 如果在华人中寻找伴侣，彼此就能基本了解对方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优秀与否，如果对象是西方人，除非自己从小就生长在西方的土地上，对西方文化十分熟悉，否则很难掌握对方的真实一面。 ” 山东师范大学的张仁玺教授认为，婚姻一方功利心较强是造成跨国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 一些女性把与外国人结婚作为改变生活状态的手段，而不是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 一旦发现一切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心理上的落差较大，加之一般选择的配偶与自己的年龄、爱好等方面差别较大，使得原本感情薄弱的婚姻生活黯然失色，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往往会在痛苦中结束。 今年3月30日出版的北京晨报披露，近年，跨国婚姻离婚增长速度高于结婚增长速度。 1990年到1995年，结婚对数增长2.4倍，离婚对数则增长2.8倍。 一份来自上海市民政局和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涉外婚姻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和中国人结为夫妻的，离婚率高达60%。 1997年，日本丈夫和中国妻子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0%，日本妻子和中国丈夫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5%。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认为，“跨国婚姻面临的第一道考验，就是一方必须适应并遵从另一方所在国家或地区关于婚姻的习俗。 ” 日本男性最愿意娶中国女性 2003年12月9日大洋网披露，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几乎是逐年繁荣昌盛。 1982年，中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193对，而到了1997年已达50773对，涉及53个国家和地区。 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随着日本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国际婚姻也在与日俱增，特别是日本男子娶外国女子为妻的越来越多，其中娶中国女子为妻的比例最高。 随着日本人口增长率一年比一年低，40多岁的一般日本男性现在很难找到二三十岁的日本女性为妻，原因是如今日本女性都要求较高的生活水准，而一般的40多岁的日本男人的经济条件大多都达不到她们的要求。 于是，这些日本男子尽快解决单身寂寞的最佳办法就是把寻求配偶的目标转向国外。 一般日本人都认为，中国人的长相与日本人很像，饮食差异也不大，都使用筷子，都会写汉字，等等。 七成网民幻想跨国婚姻 今年3月30日出版的北京晨报披露，由新浪网举办的《当代中国人跨国婚姻心态大调查》显示，近七成中国网民幻想跨国婚姻，但现状是目前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非常高。 共有10381人参加了此次调查，其中62.78%的网民幻想过自己会有一份跨国情缘或婚姻。 同时遭遇一名中国男子和一名外国男子的求爱请求时，29.33%的女网民回答将优先考虑中国男子，10.59%的女网民回答将优先考虑外国男子。 75.61%的网民认为选择跨国婚姻最大的顾虑是文化差异。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陈光耀介绍说：“中国的跨国婚姻大致经历了两个典型的时期，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部分人处于留学、定居或‘崇洋媚外’的心态急于出国，带有很强的盲目性和功利性，跨国婚姻的质量并不高，主要是女的嫁到国外；第二个时期在二十一世纪，此时的跨国婚姻基本上建立在具有一定感情基础之上，当事双方都较理智和冷静。 跨国婚姻中中国男性娶外国老婆的数量逐渐增加，目前，跨国婚姻中中国男性的比例大体在四分之一左右。 ” （上官天乙）

中国移民商业发展机会论坛昨日在北约克举行，刚刚访问中国回来的省议员黄志华在论坛中介绍了安省团队中国之行的收获。 日前随省长麦坚迪访问中国回来的省议员黄志华，昨日中国移民商业机会论坛，畅谈安省团队中国之行，介绍此行给安省商业带来的机会。 黄志华介绍，省长麦坚迪首次访问中国，亲眼见到中国巨大的变化，令他感到惊叹。 安省团队了解到中国和安省存在的无限商机，为今后双方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黄志华还对参加论坛的华商说，本地华人在中加贸易发展方面机会很多，大家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集中发展，一定会有所收获。 中国移民商业发展机会论坛由中华商会、蓝天商务俱乐部和多伦多市政府创业中心联合举办，探讨中国移民商业发展中的机会、问题与发展对策。 活动中安排主题发言及答问，并发布生意合作机会和互动讨论。 其他主题发言还包括中国移民目前从事生意的基本类型和赢利情况，如何利用社会资源帮助开展生意，如何将现有的生意提高到更高的层次，如何选择商业位址及挖掘商业机会，创业成功故事等。 演讲者包括Sorab Pochkhanawala、Stephen C Wong和梅甄等。 论坛还安排发布一些生意合作机会，希望促成具体合作专案。 论坛中还介绍了一些提供政府和商业服务的专家，提供有实际帮助的资讯。

作为长线资金，大多寻求稳健的投资路径，因此，如何准确地判定一个品种的底部和如何分批投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但首先要说明，如果你想以接近最低价满仓某只品种作长线持有的话，那是不现实的。 一般来讲从成交量的变化去分析一个品种的底部形态，挖掘最佳买入点。 底部形态大约有这几种： 1、打压、下破平台，放量见底。 这类品种大多已经累积一定幅度跌幅了，然后再在低位横盘相当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放量下跌突破平台(大多借助大市下跌)，在放出巨量后再收一阴，底部形成。 2、标准下降通道，突然爆发性放量拉高。 这类品种大多有标准漂亮的下降通道，突然在某天放巨量收阳线，底部形成。 这类品种有时还能跑出短期黑马来；但大部分拉高后会再作调整。 3、构筑双底、三底、四底。 这类品种筑底手法比较老。 但有一部分资金的确是很喜欢玩这把戏，每一波浪的底部和顶部有高达50%的幅度，每年玩它3、4个浪，也不赖。 因为这类图形的底部和顶部都很标准，低位跑不掉，高位套不住。 4、在低成交量的水平下，升时放量，跌时缩量，振幅不大，横盘走势。 这类品种是一些比较老的吸货手法了，也最折磨人。 一般会出现阴阳相隔、两阴夹一阳或两阳夹一阴的走势。 这类品种的庄家一般实力不算太强，但控盘性很高，做庄期很长，起码一两年。 5、井喷行情。 这类品种看不出底部，庄家就是底部，运气就是底部。 这类品种只适合短线资金参与。 6、迅速拉高翻番后，向下调整近一年，价位到达黄金分割点处。 因此，从长线投资的角度看，第1、第3和第4种底部是比较适合长线资金参与的。 但第1种需每天观察，否则哪知道它哪天会破位？而第3种有一定风险，最好在前几浪参与。 因此参与这类品种一定要设好止损位；第4种风险最小，但时间可能很长，需很有耐心，还要说明一句，必须先看看其相对价位是高还是低。 而短线炒作则完全不同，不着重寻找底部，只着重拉升段。 短线炒作就要寻找高能量的品种，这类品种方能有振幅给你做短线，可参考的有几种： 1、在价位不太高的前提下，连续放量拉两条大阳线，阳线实体要足够大。 这类品种是我的至爱，要是不太贪心，大多有所斩获。 这类品种一定要仔细留意当天的分时走势，一般经验：开盘拉高，全天横盘的走势预示着后市潜力不大，那些上冲下突，左穿右插的走势才够黑。 2、博反弹—高位放量下跌。 哎，说起这类品种最伤心，成功率只有20%左右，只建议少量参与。 3、长期成交稀疏，跌幅不大，近期成交活跃，拉几条中阳后缩量回调2、3天，再放量拉高，而这些阴阳线的实体明显比前期大。 这类品种最适合稳健的短线炒手参与，成功率极高。 4、空头陷阱，标准上升通道被打破，稍作调整后重新拉高，而且大多能创出新高。 因为其调整期难以捉摸，不知该在何时介入，有失短线意义。 短线炒作必须要好好分析分时走势，多留意，多总结。

今天是个特殊日子，二女儿“小二”35个月。 我给她剪了个超短头，一如她姐姐多儿小时的模样。 穿上她姐姐当年的衣服，仿佛时光倒转：我的多儿，怎么又变回刚来加拿大时的样子了？ 大女儿多儿在中国的最后一天，是整整35个月。 两个孩子从今天开始，有了时空相同的可比性。 我教多儿的第一句英语“How old are you? I am three”，仍历历在目。 她刚来加国，看电视里人说“Come back! Come back!”问我：“妈妈他说干杯干什么？” 小二现在天天说：“我大了，我三岁。 ” 多儿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新移民的种种艰难尴尬。 一次去超市，她要尿尿，正在结账的我急得满头大汗，不得以她尿到了裤子里。 现在带着小二，我会对收银小姐说一句：“请等一下，我得带孩子上厕所。 ”即使超市里没有公共厕所，也可以使用职工内部的。 不够从容，但不会团团乱转了。 鼻子下面有嘴，就这么简单。 刚落脚，我连电话还没安装，就想申请托儿补贴。 带着多儿打公共电话，她四处乱跑。 当我得知，托儿补贴只给低收入的全职家庭时，二话不说放下电话，一手揪住了登梯爬高就要摔下来的多儿。 现在，小二的托儿费是每天33加元，我家除了每月每个孩子55加元的牛奶金，再无其他政府补助。 早年，带着多儿在雪地里等公共汽车，说：“以后咱有了汽车，一定要把暖气开得大大的。 ”现在，小二总唱“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却从未坐过公共汽车。 来加拿大第一年，我们是个家；第二年，家里有了车；第三年，家里添了一辆车，多儿添了个妹妹。 第四年，我们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房子。…

二00四年十一月至二00五年一月间,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在大多伦多地区对300多名中国移民就参加义工, 生活及就业状况,儿童中文教育, 及加拿大政府的中文服务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本调查的第一部分(参加义工状况), 第二部分（新移民社区参与）已分别在今年的五月份及八月份公布。 做为加拿大新移民生活状况调查的第三部分, 本篇公布的结果为华人移民对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的满意程度情况。 本调查采用面对面, 电话, 及计算机网络的联合方式进行。 受访者平均年龄为41岁, 其中55%为女性。 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占75%以上。 受访者在加居住年限中位数为3年，其中63%在加不足5年。 本调查要求受访者在“非常满意”，“基本满意” “不清楚” “不满意” 及“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的选择中，找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对目前自己的工作状况表示满意，对自己的工作状况“不满意”或“很不满意”者占20%。 在对工作满意程度方面存在着性别及年龄差异,为显著性统计学差异，女性对自己工作“不满意”或“很不满意”者为26%,而男性为14%。 相关的分析表明，受访者对自己工作及生活的满意程度与年龄和在加居住年限呈统计学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0.26）,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及在加拿大居住年限的增加,对工作及生活的满意程度也增加。 比如，40岁以下者和40岁以上者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意程度分别为22%及11%。 总体上来讲，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较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为高,为69%（包括满意，基本满意）。 但年轻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程度明显比中老年（40岁以上）的不满意程度高，分别为23%和6%。 当问及将来的打算时，选择“长期留在加拿大”，“回中国发展”，及“不确定”的比例分别为，41%， 14%及45%。 男性选择回国发展的比例比女性高一倍, 两者的比例分别为20%和10%。 中老人（≥40岁）和年轻人（

特许加盟经营实际上是一种以知识产权许可为核心的,存在于特许商(Franchisor)与加盟商(Franchisee)之间的合约法律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特许经营的全过程，就是一份特许经营合同从缔结到执行的全过程。 请一位具有专业特许加盟经营法律经验的律师对于购买特许经营的朋友是至关重要的。 本人仅从商业地产买卖的角度,对特许加盟协议提供一些常识性的说明,帮助读者对特许加盟经营有更一步的了解. 特许加盟协议一般由特许人(Franchisor)委托的律师起草，基本包括如下条款： (1)导言:指明协议的各方、本特许加盟体系的性质，以及本特许加盟店的名称和标志。 导言部分还会包括本特许加盟体系的特殊材料、专利权、版权或其他重要部分。 (2)合同期限:会指出特许加盟协议的生效日期和最初期限。 许多特许人允许被特许人届时延长合同期限，这种情况下，说明延期的期限和条件。 (3)特许加盟费和其他费用。 说明最初的特许加盟费和其他费用。 解释周期性的费用，如使用费和广告费等。 这些费用可单独支付一定款额，亦可按被特许人总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支付。 可规定周期性费用变化的可能性。 如发生延期支付的情况，对罚金和利息的要求也应加以说明。 如果应交费用依被特许人的总收入而定，则应对“总收入”概念加以明确界定。 (4)出售给被特许人的商品或服务。 许多特许人向被特许人出售设备、固定装置、招牌、存货、促销材料、帐务程序、保险、管理服务等。 在这种情况下，会作出有关规定，包括索要和支付的要求，交送程序和保证条款等。 若从第三方供应商购买，则会规定有关收据、折扣和促销礼品方面的条款。 (5)财政报告和检查:协议明确被特许人报告商业交易的义务，规定其定期报告财政状况。 许多特许加盟体系有统一的记帐方式。 特许人常常向被特许人规定保持商业记录的方法。 大部分特许加盟协议中都会规定特许人有权检查被特许人的销售记录和收入税情况。 (6)地点选择和地区指定。 协议中详细说明被特许人是否只能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从事营业和促销活动。 (7)特许加盟店地点的租赁。 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提供营业地点租赁，并在协议中指明租赁关系。 一般来说，特许加盟协议终止之时租赁关系也同时中止，协议延期租赁关系也同样延期。 (8)商标、服务商标及其他商业符号。 在任何特许加盟体系中，与特许加盟店有关的商业符号都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协议会指明特许人是所有商业标识的拥有者。 并详细指出被特许人使用商业符号的规定和特许人保护商业符号的义务。 (9)贸易名称和操作程序的使用。 协议会详细规定如何使用商业符号、操作手册、产品、服务及其他特许加盟店经营方法。 会建立特许连锁体系的统一标准。 包括店址、装饰、菜单、制服、陈列、装置、设备、招牌等有关特许加盟经营的各个方面。 (10)促销与广告。 特许人常常会规定在本地、地区、全国乃至国际上进行广告宣传的内容和方式。 协议会要求被特许人定期支付广告费。…

地产百科A to Z: Broker,公安局局长及集体意向性 在自己的地产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新移民对地产经纪有趣的称呼,最普遍的一种是”地产中介”;也有人称”中间人”;”代理人”或”搞房地产的”.有几次在房屋私售广告中也偶而见到”经济免问”的字眼.文以载道,把”经纪”写成”经济”者,这是我见过的一种”最高尚”的称谓.把经纪叫成”agent”应该是来了些年头的人,能分辨”Broker”一词者更是进深了一步.正如只有律师自己才知道什么是”Barrister”和”Solicitor”. 每逢遇见西人问起我的职业,我每次都会说:” I am a realtor”.这虽只是个称谓的差异,却是有一个更深思维和制度文化层面的差别.几月前曾读到一篇报道,说是一河北地痞为了恐吓他人,常自称自己是”公安局局长”,最后还是被真正的局长逮到.在北美,在用局座的招牌已不管用.几年前,一华人律师过境美国,遭美国海关刁难,此人急喊:” I am a Lawyer”!一下制止了关员的威风.相信这套用在国内不会有效, 公安局局长是不会怕律师.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是2004年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获得者之一。 他对集体意向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上述现象的解释. 塞尔认为, 集体意向性概念与对社会实在的说明和建构有着直接的关联。 按照塞尔的主张，自然的、物理的实在（如质量、力、引力和电压）是不依赖于观察者、不依赖于人类心智而独立存在的；而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如货币、语言、财产、婚姻、政府、大学、律师、总统、体育比赛、鸡尾酒宴会等等）则依赖于观察者、依赖于人类心智。 塞尔把集体意向性、功能的赋予和建构性规则作为建构社会实在的三个基本要素，而集体意向性又是功能的赋予和建构性规则发挥作用的前提。 塞尔认为你要使人们合作，你就有集体的意向性，你要使人们共享他们的思想、情感等，你就有集体的意向性。 集体意向性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 ”可以说，正因为人有集体意向性这种心智状态，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人，才能组成社会，才能交流，才能合作等。 人类正是通过集体意向性赋予事物以地位功能，从而创造了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的。 也就是说当人们把某事物认为、接受为、承认为或用作为某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就成为一种社会实在。 比如公安局局长,律师、地产经纪等等这样的社会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人们的态度、意向。 集体的意向性又必须通过语言来表示某种对象具有某种功能。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实在，同时，它又通过一种执行话语和建构性规则来创造和建构制度性实在。 按照安省的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Brokers Act 最标准的定义, Broker 是通过自己或自己任命的代表进行地产交易并受取佣金的人(原文全文如下: Broker means a…

讨论话题 中国 中国移民 邀请嘉宾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Salaff Janet 特稿记者 木然 访谈时间 2005年11月11日 Salaff Janet教授现在是多伦多大学社会系教授，移民问题研究专家。 50年代末期，她因为向往中国“愚公移山”精神而学习中文。 60年代中，Salaff在香港从事妇女问题研究。 中国开放改革后，Salaff曾与内地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研究。 在她的客厅，可见到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赠送给她的横幅。 她先生是挪威大学的经济问题专家。 Salaff有个很正气的中文名字，叫沙真理。 被“愚公移山”精神鼓舞学中文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50年代，正是中国与美国关系最僵的时候，你怎么会选择学中文的呢？ Salaff：哈哈，那时正是中国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正在大学读书。 我们都有种反叛的性格，不承认美国的政治，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控制。 我们那代人对美国最大的反感，是他们在控制我们的思想。 他们不但向我们灌输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而且还剥削我们。 当时我们觉得政府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们希望能找到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时候美国有些资料介绍中国，当时中国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种观点很令我们兴奋。 因为我们的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中国的观念给我们鼓舞。 记：那是大跃进时期。 尽管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这种脱离实际的作法，不但不能迅速地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而且还起到了破坏的反作用。 Salaff：可我们不这样看。 我们觉得政府敢于“自力更新”，这正是加拿大政府所缺少的精神。 记：后来什么时候发现这条路有问题的呢？ Salaff：1964年我获得了一个奖学金，后来我在加州Berkeley大学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到了1967年，我到香港去作研究，同时准备我的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年青人怎样找对象。 那时中国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亲眼看到顺着珠江飘到香港的尸体，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 包括毛泽东的反右，大鸣大放，引蛇出动。 我在香港呆了两年，既在中文大学学中文，同时也在香港大学当助教。 之后回到这边来完成我的论文。 中国改革不能算成功 记：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我希望你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谈谈今日中国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