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员工ID刷开办公室的门,我一脚迈进去,里面那些喝着咖啡,或正看着电脑的同事们,齐刷刷的回头看着我,那目光不亚于面试时人事总监的审视。 我底气十足的一声问候:“嗨,我是新来的!” 窗外远处的登机口,正缓缓驶入一架波音737飞机。 …………… 我,一个新移民,来到多伦多刚满六个月。 这是我的第三份工作,而且是我的老本行。 经历了头两个月吃喝玩乐的体验生活,我于第三个月找到一份Tele Marketer的工作,为多伦多一家网上购物公司推销会员卡!面试时,那个印度阿三大叔,惊讶于我的英语,他以为我是本地长大的华人后裔,但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刚来三个月。 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三个月,把英文学的这么好?”我只好告诉他,在中国时,我在一家美国的航空公司工作,老板是美国人,而且60%客户是外国人,所以练出这口还算流利的英文。 他喜笑颜开的点头,草草问了我几个问题,让我回去等消息。 结果当天下午,就通知我第二天上班。 哪知,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三周,我就辞职了!我终于知道,Tele Marketer其实是个很残酷的职业。 你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屡打屡败,屡败屡打。 很多人在家,接起电话,一听是促销的,客气点地说声不需要就挂了;不客气地,“啪”的直接挂上,让你耳膜鼓噪一下;还有不等你说完,他就嚷嚷说你打扰了他,侵犯他私人时间。 我实在不具备超人的耐力和挑战失败的勇气,只好跟那副耳机子说再见。 接下来,继续我游手好闲的日子!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然后出门闲逛,缴获一堆花花绿绿的各色中英文报纸,回家来一一摊在桌上,寻找合适的工作。 我也曾去上过Workshop讲座,找自己的社区中心寻求帮助,甚至想过干一干在加拿大颇为流行的义工,谁让咱没有所谓的加拿大经验!好在老天长眼,三周后,我又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找到了一份旅行社的工作。 我的任务,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接客户打来的电话,解答各种关于报价,路线及回扣的问题。 我的老板,是一个胖胖的意大利裔的老头,很是慈祥可亲。 当时正赶上公司,开始宣传地中海游轮的项目,我每天除了接电话,就是在电脑里画各种各样游轮的舱位图,准备五花八门的宣传手册。 有时候,看着自己画的船舱分布图,自己都不禁哑然失笑!以前在航空公司干,飞机里好歹就分三个舱位–头等,公务和经济。 现在推销海上旅游,游轮里能分出六个舱位来。 以后不知再换什么工作,该分出多少个舱位。 这份工作,离多伦多的皮尔逊机场较近,每天上下班,头顶上经常有进出的航班,呼啸而过!那时,我的心也会随之怦然一动!想想自己当年在国内时,每年因为上课或者休假,三番五次往美国跑;亚洲各地,日本,泰国,香港,韩国,也是想去就去。 除了自己享用极其廉价的职员票,还捎带着分给自己的家属和狐朋狗友们。 航空公司的那些机票福利我算是一点没糟践,全享受上了!难道来到加拿大,我就不能重拾老本行吗? 说干就干。 三月初的一天,我提前跟老板请了假,带上自己的简历直奔皮尔逊机场。 事先规划了一下,这次上门求职,还是以美国的航空公司为主,毕竟和自己多年工作的环境相类似。 到了机场,一路打听着摸到3号航站楼的二楼。 这是一个窄窄的走廊,两边布满灰色的门,都紧紧关闭着。 走在厚厚的地毯上,都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声!我,又开始犹豫了!这几年,航空油价一路窜升,各航空公司都在苦苦挣扎,特别是美国的各大航空公司,由于面临逐年递增的安全费用,还要应付与飞行员,机械师等各种工会的减薪谈判,更是苦不堪言,大部分都申请了破产保护。 这里,会有我想要的工作机会吗? 低头望着自己手上的简历,我不再犹豫!既然喜欢这个行业,也为之付出了十年的青春岁月,难道不试试吗?纵然是异国他乡,即使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我也有选择的权利吧?我一边想着,一边加快了脚步,站到其中一扇门前。 这家公司,规模居这个行业之首,也是唯一一家,没有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的航空公司。 而且,今年四月份,马上要开通芝加哥直飞上海的航班。 我先侧着耳朵,拼命听了听门里的动静,当然什么也没听到。 又举起了手,准备敲门,扑通扑通的心跳声,伴着有些颤抖的手,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上门求职,毛遂自荐,能行吗? 敲过两下,门悄然开了,一位金发美女好奇的看着我。…
怎样才能生活得快乐?富裕?高科技?英国一项探讨环境与生活关系的研究,尝试从环保角度,计算全球各地的“快乐指数”,人口仅20万的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成为“人间乐土“。 加拿大排名111,快乐指数39.8。 调查报告说,在衡量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寿命方面,加拿大人接近“相当理想”的分数,但是在生态环境方面无法令人满意。 香港排名88居中位 香港则占中游位置,排名88。 有环保组织认为,改善空气质素,加强保育绿色环境,可令香港人活得更加快乐。 研究由英国智库机构新经济基金(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进行,探讨178个国家或地区,计算其生活满意度、预计寿命、及环境承受能力(即要多少土地,才能维持人口消费、科技发展)。 亚洲区越南人最快乐 星洲人包尾 结果发现,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全世界最快乐国家,非洲国家津巴布韦排榜尾;亚洲区中,越南人最快乐,排名第12,新加坡最不快乐,排第131,香港排名亦不高,排名88。 调查亦显示,一个地方的发达程度,与其快乐程度未必成正比,八大工业国(G8)全部排名在50位以外,当中「最快乐」的意大利仅排名66,美国排150,俄罗斯更排名172,在G8中最低。 对于成为“人间乐土”,瓦努阿图的一名传媒人士认为,当地人民感到快乐,全因他们”很容易心满意足”,社会没有被消费主导,”这里的生活在乎社区、家人和亲善,是一个不需要烦恼太多的地方。 不过,即使这片乐土,亦未能达到预定83.5分的“理想快乐指数,基金负责人Nic Marks表示,这反映没有任何地方能在环境、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表现出色。 绿色力量行政总干事文志森相信,岛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有更多机会接触大自然,从中取得的满足感亦较大,快乐指数相对提升;反观日本的生活质素不差,但居民始终在”人工化”的环境中生活,令其快乐指数排名(95位)甚至低于香港。 文志森认为,要令本港变得更快乐,当务之急是改善空气质素,控制废气排放,同时保护既有的绿色环境,尤其想办法保育如□原、沙螺洞等由私人拥有的绿色地带,让市民有更多机会接触大自然。 调查网址:www.happyplanetindex.org
据明报报道,根据加拿大防癌协会的最新资料显示,与10年前相比,今年皮肤癌的新个案将增加超过30%,令皮肤病学专家急吁加国人切实作出防晒的措施,与这个被认为是最能够预防的疾病对抗。 造成皮肤癌最大原因是皮肤长时间在紫外线(UV)下照射。 加拿大防癌协会一名推广社区健康的医疗人员提醒市民,应注意天气报告中的每日UV指数,若指数是中度或更高时,便要减低在阳光下的暴晒时间和遵从「阳光警觉性」(Sun Sense)指引,因为在阳光下没有人是完全安全的,暴露在太阳的紫外线下一段时间会被晒伤,更能导致皮肤癌。 加拿大防癌症协会将紫外线指数分为:低0-2,中3-5,高6-7,很高8-10,极高11或以上,数值愈大,阳光愈强,中度开始已要减少暴露在阳光下的时间。 该人员指出,留意UV指数将有助免受阳光晒伤,减少患皮肤癌的机会。 协会更提醒下列人士注意:浅色皮肤;有眼疾和头发稀疏者;因工作、玩耍或运动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者;孩童时曾晒伤至皮肤起泡的人;有家族患上皮肤癌者, 这些人都有较高患上皮肤癌的风险。
联邦新民主党党魁林顿,昨日呼吁联邦政府广开移民大门,以总人口1%为年度移民目标。 林顿认为,开放移民政策引进各国劳动力,为提高加国经济竞争力最有效的方式。 他批评在自由党及保守党执政下,每年移民配额比实际需要,至少短缺五万人。 林顿建议,移民人数应以加国总人口的1%为计算基础,每年最多开放50万人。 林顿提出三项开放移民的具体措施: 第一,针对移民案件审查旷日费时,建议联邦政府增聘移民官员,加速处理移民案件。 其次,依据现行移民政策,依亲资格仅限直系亲属(祖父母、父母、子女)及配偶。 林顿将与新民主党国会议员戴慧思、朱理民、苗锡诚等人,共同推动“一生一次担保移民计划法案”(once for life time bill),降低依亲条件扩及旁系亲属,满足移民家族团聚心愿,并引进更多移民人口。 第三,加国移民拥有高学历、工作经验丰富,却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林顿提出透过网路培训的创新构想,让计画移民加国人士,事先透过网路教学在原居地进修,克服学历认证障碍,尽快融入加国社会,投身工作行列。 林顿目前正巡回卑诗各地,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行程。 昨日他在本拿比湖活动中心,参加欢迎新移民庆祝仪式。 (记者李宁)
这个故事是关于多伦多市长苗大伟,他今年47岁,1967年从英国移居满地可。 当年在英国那个叫做Thriplow的小城有一个养鸡场,一个养牛场,一所学校,一个教堂,一家小店和两个酒馆。 时年8岁的苗与他做教师的寡母,在铁路上做事的祖父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 到1967年他的祖父去世,他的母亲带他移民加拿大,离开了以阶级严格区分等级的英国。 他们只能拿两个箱子,里面有他的玩具熊和小火车。 他们卖掉了汽车,向亲戚朋友们告别。 坐火车到达利物浦后,他们上了一艘名为Sylvania的船。 船在海 上航行8天到达满地可。 晕车的苗喝了很多的Canada Dry汽水。 67年的世界博览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当时觉得加拿大是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地方。 ” 他说。 现在,这位当年的移民成了加拿大最大的城市的市长,反过来的话,同样的事不会发生在英国。 一个加拿大人是不可能做伦敦的市长的。 当年他和母亲移居渥太华时,那年冬天下了场大雪。 苗不会打冰球,他很聪明,说话有英国口音,学校里的坏孩子每个星期五都欺负他,他没对任何人说,但是脸上的伤痕是藏不住的,最后校方出面了。 他一直都觉得很孤独。 不久他参加了童子军。 苗说:“作为一个移民,你的心中永远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外来人。 当我学会了滑独木舟,看到美丽的大湖,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加拿大人,像每个出生在这里的人一样” 。 (Toronto Star,编辑翻译:唯一)
自从儿子得到他的第一份工作——送报后,虽说进项不多,但每月也有六十到八十块不等。 儿子对自己倒是很大方的,只要账上有点钱,就赶紧买书或玩具把它们花出去,仿佛那钱在银行放久了会“馊”了似的。 儿子的用钱思路好像已经全盘西化了。 儿子特别喜欢玩Lego,Lego公司呢,就投孩子们所好,只要你申请,就给你隔月送一份杂志来,其实就等于他们新产品的广告。 儿子就从最初二、三十到五、六十块钱一套的玩具,只要看上了,眼都不眨一下就出手了。 开始,想想孩子刚自己挣钱,就让他享受一下劳动带来的收获;可儿子好像没有收敛的意思,后来发展到一百块一套的玩具也敢出手了。 这下,他老爸可沉不住气了,先是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儿子呀,你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 “节约不算本事,要能挣才叫好。 ”——听听也不是没道理。 “儿子呀,爸爸小时候从来都没有买过玩具,你的玩具已经够多了……”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挣钱买?”儿子截住了话茬,一句话把人噎的半天不知如何给他解释才好,要细说起来,就像老婆子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他爸爸看这招不行,又对他进行现实主义教育,从网上找了些国内贫穷山村孩子的图片让他看,这次倒是对他有所触动,可好景没能持续一个月,儿子又故伎重演;最后老爸只好采取强硬手段,不给钱。 话说到这儿我还得解释一下,虽然给孩子开了账户,但因儿子不足十四岁,不能拥有银行卡,所以想取钱必须去银行。 而我作为监护人可以替他管帐,所以,懒儿子开户后从来都只是伸手要钱,然后看看存折以确定妈妈没有‘贪污’就好了,根本不知道怎样使用银行服务。 所以老爸那一招真把儿子给治住了。 这次儿子可不干了,你听,他也振振有词, “爸爸,我挣的钱为什么不能自已决定怎么花?” “也不是说不能花,但你需要大人指导。 ” “大人指导不等于可以替我决定,如果这样我为什么要挣钱?” “挣钱可以留着将来有急用时花呀。 ” “我会有什么急用,生活方面是父母必须提供的,学费将来可以贷款,再说我还小,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你没权干涉我使用我的钱,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 ”哈,提到了政治高度。 听他们辩来辩去,好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想想,老公的观点是绝大多数中国父母的观点,儿子攒钱不仅仅是有用,最主要是想让他养成节约的好习惯;可话说回来,玩玩具也是有年龄相应阶段的,过了年龄就没意义了,再说,那Lego也是练用脑和手的。 思前想后,我都搞不清我该支持谁了?(枫树)
近年来,在加拿大,中国移民的增长已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戴丽丽初来加拿大时29岁,带着5岁的儿子,丈夫留在国内任一家外资企业的财务总监。 他们移民目的非常明确,妻子拿到移民绿卡就撤离加拿大,所以5年的家庭分离是必须的。 戴丽丽是个知书达理、坚韧劳心的女人,她在多伦多的5年生活中小日子过得舒服妥当。 她属于那种小富即安的人,房子当然没有买,以后要回去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戴丽丽不为生计发愁,每月花费2000加元左右。 车子买的是二手车,只花了3000加元,这点钱如在国内还不够一年的养车费用。 租的房是一室一厅,每月650加元。 在儿子身上她花钱毫不含糊,该玩什么玩具,该看什么电影,生日party,独独缺乏的是带着儿子去旅游。 她觉得一个人带着儿子出去玩没有心情,旅游这种事情一定要由男人来张罗。 但戴丽丽的丈夫是那种比较被动的角色,每次来加拿大匆匆省亲已觉疲惫不堪,哪有闲心再去张罗旅游。 所以戴丽丽的幸福生活在别人眼里稍稍的缺陷就是来加拿大5年,哪儿都没去过,就是在多伦多实实在在住了5年。 好在夫妻间依然忠诚于对方,谁也没有寻浪闻莺或红杏出墙。 儿子在5年期间,对父亲的感觉越来越淡薄,喜欢加拿大胜于其父亲,但小孩毕竟没有说话的份。 这倒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船到桥头自然直。 遗憾的是有些事情是逃避不了的,孩子的升学、父母的牵挂,桩桩件件都刻在生活轨迹上。 既然入了加拿大籍,孩子的西式教育是不会放弃的,问题是你能放弃相爱相守的丈夫吗?因此戴丽丽入了籍后义无反顾回了国,但她说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其实没有丈夫的日子也习惯了,毕竟没有生活的压力。 中国移民家庭空房太太的一群,在西方人的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 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家庭是至高无上的,总统也得每年陪着家人度假。 他们说,如果家庭需要分离,而分离的目的是为家庭赚钱,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物质之心人皆有之:从姑姑家的盛宴说起 上个复活节是去先生的姑姑家过的。 提起去姑姑家,我总是盼望的:其优美华丽的大房子看着爽目不说,每次享受的一道道菜肴甜点,也绝对是“MARSHA STWERD”风格的精品。 餐毕金童玉女般的一对表兄妹也会弹上几曲钢琴曲娱乐客人。 享受完这样的一顿盛宴后,回家的路上我总会长吁短叹:唉,什么时候我能有姑姑一半的成功也就心满意足了。 先生这种时候,多半都会不出一声,让我尽情陶醉在自己的白日梦里。 有时被我呱噪得受不了,才会慢吞吞地说:“着什么急,等到了他们那个年纪,说不定我们也会很不错哩。 ” 话听着安慰人,可是一扭头,看到他那幅永远都不急不火的样子,真怀疑我们究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要是我们永远也赶不上呢?”“咦,那我们就过不如他们的日子好了,为什么非要和姑姑比呢?再说我不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有什么不好。 ” 亏他还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坏,我真服了他。 他手里开的那辆去年才清债的二手车,大概就是我们唯一的“财产”了。 除此以外,除了每月的房租和饭钱,我连每月买面霜的钱都得斤斤计较。 为了鼓励他的斗志,我循循善诱:“我们清苦一点没什么,我也不是吃不了苦的女人,可是想想咱们的父母和家人,我们自己好了,不是可以帮助他们?” “上回我的岳父母不是说‘你们过得好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如果我们只为了赚钱弄得自己不开心,岂不是辜负了爸爸妈妈的美意?” 听着他的一套“歪理”,我无话可说,只有暗暗祈祷上帝:快快给我的先生洗洗脑开开窍吧,让他早日回到现实中来。 没想到后来被开了窍的,不是我的先生,而是我自己。 这还得从我遇到的两个移民家庭说起。 家庭之一:生意和快乐的冲突 话说我看先生在家里不慌不忙地等待“专业”工作的当儿,我们下个月的租金已成问题,不由得心慌,就应征了几个中文网站上登的工作。 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家便利店的电话,叫过去见面。 报告了老公这个好消息,谁知他一听是便利店,立即反对,理由是便利店遭劫的频率高不安全。 我费了好大劲才终于说服了他让我一试。 打电话来的是老板,但过去后只有老板娘在看店。 店不大且乱,生意倒还有,三三两两的客人不断。 没有客人的时候,抽空和她一聊,得知他们来加拿大已经十年了,前两年才买下这个店。 我忍不住问起了安全的问题,她没有正面回答。 后来客人渐多,我就抄下电话走了。 第二次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叫去培训。 一问条件,说是每小时七块,可以付现金,培训其间没有报酬。 先生一听就反对,不叫去做廉价劳力。 我没听他的,照去。 培训那天,和老板娘一起站了三个多小时柜台,其间看她招呼客人取烟收钱上货接电话跑上跑下取货(他们的家就在楼上),忙得像个陀螺,还是很佩服她的。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专心熟悉那据说有一百多种的烟名。 有我在,她才得空飞奔上楼,高声呼喝两个三岁和七岁的儿女。 每听到门铃响,她又会匆匆跑下来招呼客人。 六点多时,她拿了一个面包和一节黄瓜下来,边吃边收银, 说是自早饭后就滴水未进了。 客人一来,她又会扔下面包去干活。…
“多伦多的鬼天气真缺德,夏天气温太高。 ”左小姐一进教室便嚷道。 “气温高我倒不在意,主要是油价太高,高得我都不敢开空调,为了省点油钱。 ”雷达乙接过话茬。 左小姐:“真抠门儿,那能省多少钱。 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开车窗又热又脏呀!” 雷达乙:“开车窗,有风不热,脏点好克服.” “你没穿个三角裤,光着脊背吧?”左小姐嘲讽道。 “差不多。 ”雷达乙。 “你的车速是多少?”老里问。 雷达乙:“一般80~90公里吧,书上说这一速度最省油。 ” 老里:“你知道汽车的阻力来自哪儿吗?” 雷达乙:“当然是地面,摩擦阻力,这是小孩子也知道的。 ” “基本正确。 但你忽略了空气阻力。 当车速达到一定速度以上,汽车的主要阻力来自于空气,也就是风阻。 ”老里。 左小姐:“这个速度是多少?” 老里:“一般来讲是60公里/小时,超过这个速度,汽车的主要阻力来自于空气。 ” 左小姐:“但为什么很多车的经济速度是80~90公里/小时?” 老里:“80~90公里/小时是指自动档的车;手档车是60公里/小时。 因为除了要考虑风阻,还要考虑动力传递损失。 车速在80~90公里/小时以下,自动变速器的动力传递是柔性的,这时动力传递的损失是5%到10%;超过这个速度后,离合器被锁定,动力传递成为刚性的,几乎没有动力传递损失,近似于手档离合器。 达到节油的目的。 ” 左小姐:“超过这个速度,风阻就更大了,所以不经济。 手档车的经济速度为什么是60公里/小时?” 老里:“因为手档离合器的动力传递始终是刚性的。 在动力传递过程中,很少损耗。 所以一旦风阻变为最大的阻力,就是不经济的速度了。 ” 左小姐:“那超过这个速度开车窗,风阻不是更大,更耗油了吗?” 老里:“你说得对。 在仪表板上,有一个撞击风口和循环风口的选择键,在温度不是很高时,可以选择撞击风口;当气温太高时,选择循环风,并打开空调。 ”…
看了“大尾巴”发表在51网站上的文章《我们的老外房东,在多伦多租房的故事》,非常羡慕文章作者有这样的福份,这样的事真是可遇不可求,是人家前世修的。 但本人似乎没有那么走运,自己和朋友经历的租房故事都是以房东和房客的纠纷而告终。 这种事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清谁对谁错,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都会造成一些矛盾冲突,当然也不排除房东和房客中的一方或者双方想占对方便宜的心理,对于移民来说,尤其是新移民,租房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这些矛盾,这就要因人因事而异,一味的宽容和反击都不是办法,有的人因为你的宽容而感动,从而越处越好,但也有人认为你的宽容是软弱的一种表现,而变本加历,实在不行,那就三十六计走为上,犯不上反目成仇,我一家来加拿大20个月,搬过一次家,帮朋友找过两次房子,次数虽然不多,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已尝尽。 神秘的越南房东 我来自中国大陆河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邯郸,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地方,每当一些洋人问我从那里来的时侯,我不得不在邯郸后面加上一句,离北京很近,他们才恍然大悟似地明白过来,我过去在东南亚工作时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多伦多,他帮我租房在多伦多落脚,我又帮助其它的邯郸朋友来多伦多,我刚来时,一个邯郸人也不认识,现在则陆陆续续来了十几家了,帮我租房的那个朋友不是邯郸人,但却是他把这么多的邯郸人带到了多伦多,我家是他带的第一批,之后,连锁反应就开始了,我期待着有一天,我们对洋人及其他人种介绍籍贯的时侯,不再以北京做陪衬。 言归正转,我刚来的时侯是夏天,朋友租的是半地下室,凉爽,睡觉还要盖被子,感觉很不错,两室一厅,干净整洁,和房东分门出入,花园归我们用,晒被子,晾衣服,放自行车都很方便,我睡眠不是很好,以前在国内,太阳一出来,不管晚上睡得多晚,也要被阳光叫醒,现在则没有这个问题了,只要不上班,关了灯,任何时侯都是黑夜,尽情地睡,住地下室的那段时间,睡眠充足,精神饱满,不论别人如何说地下室不好,我就是死不改悔,心甘情愿住地下室,恨不得住一辈子,可惜好景不长,有那心没那命,半年后以我和女房东的一场吵闹而被迫搬走,我先生和女儿宁死不住地下室,我也只好妥协,搬到了公寓,高楼刺眼的阳光让我白天没睡过觉。 我的房东是年过半百的夫妻俩,华人,从他们说的口音很重的国语就可以判断祖籍是中国南方,女房东说她来自香港,男房东却说来自澳门,我自然地认为他们的英文都没问题,除了交房租,我们没有过多的接触,即不冷漠,也不热情,互相不帮忙,也不打听私事,有点敬而远之的意味;交房租时,碰到女房东不在,男房东不收,并解释说这是他太太的房子,钱要交给他太太,联想到俩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我猜测可能是二婚。 刚落地时,对加拿大不太了解,认为能拥有这样一栋小楼的人一定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生活也一定很雅致。 住的时间长了,慢慢发现,女房东是在打GL,男房东没有工作,天天在家依赖房顶上那口大锅看中文电视,从未发现他看英文频道,因为他开的声音很大,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在地面上,想去卧室和客厅得下楼梯,木制结构的房子隔音效果都不太好,我做饭时都能听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男房东每碰到好天气就出去转悠,有时拿把扳手,钳子之类的工具,拣一些旧自行车和一些配件,回来组装修理一下,然后在YARD SALE出售,时间长了,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家卖自行车,不是YARD SALE的日子也有人来问。 我也弄不清楚他在哪里“拣”这么多旧自行车,我怎么“拣”不到呢? 我是在一偶然的机会发现男房东不会说英语的,有一次ROGERS的技师来安装高速网,找不到CABLE的插头在那里,只好把男房东请来,我惊讶地发现男房东和洋技师不能交流,在我的想像中,来自港澳的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而在一次交房租时和女房东的闲聊中,她提及刚来时读ESL课程的事,我没好意思问,来自香港还用得着读ESL吗?进一步的接触才知道,他们来自越南,我猜测也许是虚荣心作怪吧,说自已来自港澳,这实在是没有必要,从言谈中也可以看出,房东夫妇受教育程度不高,男房东还算说得过去,女房东却绝对不是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那种人,对钱财看得较重,我和她的冲突也就发生在房子的漏水上。 我早就发现抽水马桶的后面滴滴达达地漏水,对房东提了几次,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后来男房东修了一次,效果也不太好,直到我发现因漏水地下室的顶篷都湿了,才引起房东足够的重视,这时才把漏水的地方修好,但从此卫生间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滴水,因为我不想搬家,所以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要溅出水来,就立即擦掉,而女房东更是多了一件心事,经常找理由来查看,我和先生都是在CIBC开户,有时STATEMENT明明是在同一天到的,她必定是分两次送来,以便多看一次卫生间地面上是否有水,我对这种行为厌烦至及,好像自己是个贼似的被人防着,但也无可奈何,她总找理由,总不能不让她进来,如果不开门,反而更会引起她的疑心,我也知道,这样下去,冲突迟早会发生,有一次我刚洗完澡,还没来得及擦地上的水,她就敲门进来了,可能是听到了洗澡的水声,当一看到地上的水,根本就不容我解释,好像积聚已久的仇恨在瞬间爆发一样,蝶蝶不休地就数落起来,话越说越难听,使我想起了童年在家乡时因丢了一只鸡而走街串巷骂街的泼妇,而怀疑自己是否在文明的大都市-多伦多,此时我已忍无可忍,情绪冲动地和她吵了起来,也就是这一次,她提出了让我们搬走的要求,我告诉她我会尽快找房。 大约两天以后的一个周末,早晨我要加班,女房东在门口等着我,拽着我的袖口不让我走,又絮絮叨叨地让我搬家,我告诉她找房需要时间,我现在要上班,就不理她径直往前走,她却一直跟着我,拉拉扯扯,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又是一场大吵,但这次吵架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无论如何,我是怎么也说不出脏字来,而她,脏话连篇,一付斗胜的公鸡的样子,直到我返回,把从被窝里熟睡的先生叫起来,给她一个出气的对像,我才得已脱身上班,事后后悔得直骂自己,装什么斯文,吵架也不会,活该受窝囊气。 而有些矛盾和冲突并不是谁刻意要怎么样,纯粹是因为观念和看法的不同造成的,比如房间里的灯泡坏了,我和房东相处得并不是没事总爱在一起说话的人,也就是并没有处到朋友的份上,能不与她接触就尽量不与她接触,因此我自作主张买了个新灯泡把旧灯泡仍了,谁知在退房的时侯,男房东坚持我把旧灯泡拿出来,否则就从押金中扣5加元,他认为灯泡坏了应该找他,他负责换新的,不应该自己做主买一个,当时我觉得很委屈,为你省钱,省事,你还认为我做错了,要罚我,世上哪有这样的理,但押金在人家手里,也没办法,只好认他扣,事后我才觉得这是不同思维方式的问题,但若按他的思维方式,他应该把我买的灯泡拿下来给我,但他没这养做,我宁愿相信他是忘了,我也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否则在争执中我应该勇敢地把我的灯泡摘下来,就为争一口气,现在回忆这件事,反觉得很无聊,为了一个灯泡,双方竟然发生争执。 现在的公寓虽然没有了房东的限制,水电随便用,但因为是老房,便宜,很多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住在这里,老鼠,蟑啷很多,不得一次又一次采取灭鼠,灭蟑措施,即使这样,仍是很难灭尽,不得不与它们共舞,争夺生存空间,但脱离了房东的束缚,没有人整天指手划脚,检查这,检查那,老鼠与蟑啷也就不成为什么大问题了,如果非要在老鼠蟑啷和房东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老鼠蟑啷,也要脱离房东的限制。 先热后冷的福建房东 第一次帮朋友找房是我刚来多伦多不久,对周围环境也不太熟悉,朋友机票订的很仓促,没有给我留下很多的时间找房,根据他们的情况,三口之家,刚来都想节省点,我又描准了地下室,也很凑巧,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条街上,正好有一套两室一厅的地下室出租,房东是福建人,电话打过去,谈好价格,看了房子,基本上满意,交了订金,万事大吉,就等入住了。 朋友一家三口下飞机已是后半夜,男房东非常热情,一直等着没睡,帮着搬行李,我朋友一家也很感动,满以为一踏上加国的土地,竟如此顺利,碰到了一个称心的房东。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带朋友熟悉一下周围环境,顺便买一些日用品,可到了家门口,才发现家里没人,我还在纳闷,这么早就出去了,刚来能去哪呢?我料定他们走不远,就在门口等,不久看见一辆车拐了进来,车门打开,朋友一家三口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下了车,原来是房东开车带他们出去了。 朋友对房东赞不绝口,说房东很热情,开车带他们出去买东西,还去唐人街申请了电话,并希望他们在此长住。 说得我都有些羡慕,我的房东和我及我的家人很少说多余的话,他们也没车,就是有车,也不会帮我们忙,没有那个缘份。 可惜好景不长,刚过一个星期,朋友就向我报怨男房东有事没事就过去闲聊套近乎,而且房东和房客之间文化素质以及以前在国内的生活背景都相差很远,也很难聊到一起,为了讨好房客,以便让他们长期住下去,房东就不断地恭维,一直说技术移民合算,才花了几万元人民币就来了,而他们,冒着风险乘船偷渡,还要耗费几十万元人民币,登陆以后还要躲躲闪闪,他这样说无非是先贬低自己,增加房客的优越感,以便让房客高兴,从而长住下去,事实上,和房东比,朋友也曾有过刹那的优越感,随后这种优越感就被工作的不如意击得粉碎。 不仅如此,房东在说完自己多么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之后,话锋一转,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不断地炫耀现在总算熬出来了,车和房子都买了,而且还陆陆续续把一家人都带了出来,尤其是老人,不用工作,每月拿社会福利几百元等等,颇有点小人得志的意思。 写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有点悲哀,社会福利本来是为帮助弱势群体而设的一种非常良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被一部分人曲解,滥用,不惜做假以便得到社会福利,同时另一个群体却认为拿社会福利丢脸,走投无路了也不去申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期待着有一天人们的心态都趋向正常,需要帮助时坦然地开口,有能力时尽量工作纳税,以便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不仅如此,房东的功夫不在嘴上,而在他的“侦察”能力,一天到晚提醒房客现在水电费有多贵,要节约,水龙头要开小,养成随手关灯的习惯,每当他来时,嘴上说着话,眼睛却到处搜索,厨房的水龙头开得太大了,浴缸里的水太满了,溢出来浪费,卧室里没有人怎么还亮着灯,那探头探脑的样子,好像在偷着找什么东西,厨房里的炉灶半来是四个灶,有一个总是不能用,房东说是线路坏了,朋友怀疑是故意的,最重要的,新移民刚来都有一堆事等着做,办手续,学英语,找工作,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而房东的生活则很简单,除了上班,就是休闲,总来借着闲聊“侦察”情况谁也受不了,朋友一家越来越厌烦,再加上地下室漏水,经常水漫金山,他们提出减房租,而房东说半本来想加点房租,还没来得及说,他们却要减,以此冲突,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搬家的时侯,东西还没搬完,房东家的老太太就来清扫了,朋友忍无可忍,现住的房子也是HOUSE,非常旧,不过不和房东住在一起,每个月只有交房租时才和房东见一次面,因为房子旧,免不了有老鼠洞,不过朋友一家仍是很满意,只要不和房东住在一起,老鼠的问题也就微不足道了。 贪心不足的东北女房东 与这一任房东接触是帮朋友找房子,我的朋友母女两人从邯郸来,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找房子的任务,在看了几家都不合适后,从网上找到一家电话打过去,竟说一口标准的国语,我不禁喜出望外,以前也曾帮朋友找过房子,虽都是华人,但还从未遇到说国语的,我天真地以为,即然国语说的这样好,一定是从中国北方来的,那么生活习惯也一定差不多了,虽然还未看房,我心里已经做了决定,就是这一家了。 看房的时侯,男女房东都在,男房东带我到楼上看房,比较满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房租降了20元,男房东是个老实人,事后得知,幸亏是男房东带着看的房,否则,房租绝对降不下来。 住进去才知道,事情远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第一次见面,女房东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说话不急不慢,声音不高不低,很斯文的样子,然而,一旦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本性便暴露无遗。 我的朋友是和别人同机来的,大家都来自同一个城市,刚来时互相联络是很正常的,朋友听我介绍房东人不错,打算在这里长住,因此登陆时留的地址都是房东的地址,要求移民官把枫叶卡寄到这里,但和她同机来的父子两人因为是临时地址,怕枫叶卡收不到,很自然地就在登陆时留了和我的朋友同样的地址,我也认为这是很自然,正常的事,谁知,当朋友对房东提起有另外两个人的枫叶卡要寄到这里,帮忙收一下时,女房东开口要60元钱,理由是与报税有关,否则不能帮这个忙,父子俩的枫叶卡儿子的先到,女房东要求先付30元,我朋友拒绝,房东就一直拿着枫叶卡不放,不得已,我朋友给移民局打电话,改成了我的地址,才给她的朋友帮成了这个忙。 我没有正式查过租房的有关条例,只是听朋友说过,房东把房子出租给房客,房客就有使用权,房东不得擅自进入,我不知道我帮朋友找的这个房东是个法盲还是漠视法律,竟演出了两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闹剧之一是邯郸的另一位单身女士来多伦多,事先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我的朋友去接机,因为晚了,就和她们母女俩人凑合了一晚,说好第二天去找房,第二天早晨还没出门,这位女士就被女房东堵住了,不给30加元别想出门,她刚来加拿大,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懂,乖乖地拿出30加元给了女房东。 碰到这样的房东,我的朋友也住不下去了,就只好另找房子搬家,和我同住在一栋公寓楼里,当我告诉她这栋楼有老鼠和蟑螂时,她竟然没任何反应,反而对我说,就是有豺狼虎豹,她也认了,就是不能和房东在一起,可是当东西倒腾地差不多,只剩下电脑时,最后一趟去拿电脑,才发现电脑已不翼而飞,女房东理直气壮地说电脑是她拿的,理由是我朋友住楼上,洗澡时漏水漏到楼下,以前是不漏水的,所以是我的朋友把房子住坏了,要拿出250加元才能归还电脑,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房东不经房客允许开门进去拿房客的东西,这是什么行为?再者,这250加元是根据什么标准算出来的,房子漏水了房东不修反让房客赔,不赔就拿东西做抵押,在我认为法制如此健全的国家,女房东竟敢这样做,是想以身试法,胆大包天还是真的不懂,或是利令智昏?我朋友说,她电脑硬盘里的东西自己都能准却无误地说出来,即然现在到了房东家里,要通过法律途径还是有证据的。 但最后我们商量的结果还是先与男房东谈谈,男房东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实人,我们去时,正好女房东不在,男房东一听说电脑丢了,先是诧异,随后就要报警,可见他不知道这件事,我的朋友不得不说电脑是女房东藏起来了,男房东一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直说对不起,并说趁他太太不在,赶紧找,最后总算找到了电脑,我朋友才把电脑搬回来。 夫妻两个为人迥然不同,朋友也是看在男房东的面上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当我们搬电脑回来时,才发现皮包忘在房东家了,男房东随后电话就打过来了,让我们立刻过去拿皮包,等他太太回来,不但皮包拿不成,还要有一场吵闹,并告诉我的朋友,他太太发现电脑不在了,肯定和他闹,说不定还要打我朋友的手机吵架,若发现是她的号码,就不要接了,事情已解决,再吵一架也没意思。 男房东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然而其所作所为自有一股男子气概让人敬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