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拍卖房与贷款诈骗案(Mortgage Fraud) (二) 笔者上期曾介绍过银行拍卖房中的大麻房, 收到大量读者的反馈, 希望了解更多银行拍卖房的知识. 因此现将银行拍卖房中另一类典型案例 – 银行诈骗房(Mortgage Fraud)做以简单介绍. 银行诈骗案(Mortgage Fraud)又称Oklahoma Flip, 起源于美国俄克拉何马洲一种典型的银行诈骗手段, 其主要做法是买家与卖家合谋或者卖家有意配合买家共同将房屋的最终售价蓄意大幅拉高, 买家以零首期Zero Down Payment 或极少的 Mortgage 首付(一般

在国内，一直对现行的中国教育深感不满，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只能以撰文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中国的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 当然，个人微弱的声音，面对强大的教育制度，也只能如一块小小的石子坠入空旷的山谷，甚至没有回响。 来到加拿大，来到华人众多的多伦多，我很想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在这里的脱离了中国教育桎梏的华人孩子，他们的成长状态是怎样的。 我知道，不少移民朋友就是为了孩子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 早在国内，就从相关资料中对外国教育有了一些了解，他们有自己的长处，当然也有不足。 然而，要从“人”的教育的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教育观念和方式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现在，我来到了这里，从一些朋友的孩子那里，还有亲访了一些学校，都坚定了我对外国教育的一些认同。 我们国内的孩子，日复一日地背着沉重的书包，肩负着父母的“希望”和老师的“指标”，在无涯的学海中艰难地沉浮着。 救救孩子们”，鲁迅先生曾在上个世纪初发出的声音，被多少有识之士用来提醒社会的注意，但是，无济于事。 相比之下，来到加拿大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终于可以甩掉沉重的书包，终于可以不再忍受不堪重负的痛苦。 他们因此而可以拥有快乐的童年，这对他们的人生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要知道，“一个人童年时对色彩的记忆，在将来的岁月里，他总会用另一种形式将这种记忆表现出来。 ”（尼采）遗憾的是，这样的道理却被一些移民父母所忽略，于是，他们的孩子虽然来到了一块可以让心灵得到自由的土地，却未能享受快乐的生活。 我看到，中国式的“素质教育”，在这里被一些家长照搬不误地实行着。 这里的学校没有那么多课业负担，孩子们因此而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但一些华人父母却以自己的“苦心”安排将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里，“钢琴班“舞蹈班”“图画班”等等等等。 我所知道的几个朋友的孩子，他们的周末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原本应该轻松愉快的假日成了“满场”转的忙碌。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这里也有“考级”制度，比如学钢琴的孩子，也要参加各种级别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水平。 而中国式的“辅导”之风，也在这里强劲地刮着。 不要说那些不同名目的“辅导班”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就是有些家长，也会费尽心思地从国内搬来各种辅导资料来给孩子加码。 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中国式的“价值观”，仍在这里大行其道。 已被国内批得抬不起头的“状元”之说，还有考试的排榜，居然也在这里的一些华文媒体上有大张旗鼓的报道，如此的舆论导向自然更刺激了一些家长望子成龙的欲念，而受苦的当然是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能够说明一切，如果我们仍然用国内学习的“好”与“坏”来评判孩子，那我们不是继续在畸形的“价值观”里徘徊吗？ 非常理解这些做父母的苦心，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出色，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光辉的未来。 但他们没有想到，走中国教育的“现实的路”，在让孩子得到所谓的成功的同时，可能让孩子失去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他们也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受到的中国教育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己为孩子来到这里的初衷。 中国的父母们“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实在是爱的非常辛苦。 一些移民朋友们在这里生存的很不容易，可他们却能够节衣缩食毫不吝惜地为培养孩子无私地付出着，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的好心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却并非有益，而他们的期望往往也不一定能够如愿。 就拿学钢琴来说吧。 我走访了一些家庭，也看到一些孩子的演奏，有时我问孩子，你喜欢吗？有的孩子会摇摇头，有的孩子会疑惑地看着我，极少有孩子会说喜欢。 看到有的孩子稚嫩的小手在钢琴上机械地弹奏而全然没有音乐的感觉时，我想起一个熟悉的学生，他是钢琴10级，他告诉我，自己的童年时代都在钢琴前度过，而没有其他的娱乐和活动，我便明白了他眼里忧郁的神情来自哪里。 他得到了10级的证书，但他失去了一个孩子在童年时代应该享有的更多的东西。 音乐，本应给人心灵带来丰富和美好，但当音乐和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就失去了其天性。 艺术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确实非常重要，但只有正确的艺术教育才会给人以成长的促进，而对于这一点，很多人并不清楚。 我觉得，不要把孩子的童年时光都消耗在钢琴上，更不要用“级别”的考试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人为的压力，其实，能当钢琴家实在是少之又少，更多的孩子学钢琴无非是以此作为走入音乐世界的一种方式，让孩子在学钢琴的时候感受到快乐，与音乐共鸣，是更为重要的。 当然，孩子在持久的练习中自然形成一种耐力恒心，则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其实，如此的心智培养方式不仅是学习钢琴可以达到，其他器乐以及歌唱和音乐欣赏等方式都可达到。 我以学钢琴为例，只是为了简要地说明“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应该是顺因孩子心灵的培养，而非强制下的约束。 这里，有那么蔚蓝的天空，那么广阔的田野，带孩子去享受自然，其实也是给他们心灵以另一种音乐。 顺便提一句，我知道，这里的一些“培训班”其实就是孩子们在那里玩玩，根本达不到学习“技艺”的目的，也许有人会说，参加这样的“培训班”怎么能说是给孩子压力了呢。 这正是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把假日留给家庭。…

失踪三个月的17岁华裔少女何绮华（Yee Wah Ho，音译，英文名Eva Ho或Eve Ho）一案又有新的发展，知情人指此案与去年发生的另一起华人失踪死亡案有关。 多伦多警方昨天也证实，何绮华当日是与另外两名华人男子一起失踪，但至今警方并未公布另外两名失踪者的信息。 多伦多警方证实，至今失踪三个月的何绮华是和两名华裔男子林凯文（Kevin Lim，音译）和李广文（Guang Wen Li，音译，英文名Jackie Li）一起于今年8月14日失踪，目前三人仍无音讯。 多伦多警方至今从未发出有关三个人同时失踪的消息，并在10月16日发出的寻人公告中，只称何绮华一人失踪。 然而，何绮华的同学却在一个网上论坛公布了三人一起失踪的消息，并且贴出了三名失踪者的姓名、照片和描述。 据了解，林凯文和和李广文都是18岁。 对于警方只公布何绮华失踪，而不公布林凯文和李广文两人失踪的作法，多伦多警局52分局警官麦卡拉兹基（Larry Mikalazhki）解释说，警方知道林和李两人确实与何绮华一起失踪，但这两个人不在多伦多警方的管辖地区。 多伦多警局负责媒体联络的Victor Paul Kwong并说，这两个失踪者可能是属于约克郡警察局负责。 但经向约克郡警察局查询，得到的回答是警方无任何有关林凯文和李广文的资料。 曾经透过博客向外界透露何绮华是与两位男性朋友一同失踪消息的多伦多博客写手S. J.，近日又公布此案的新消息称，何绮华另一名朋友发给他的邮件说：「何绮华于8月14日失踪，她在当晚7点45分联系过我，我是最后一个与她联系过的人。 她与她的男朋友Jackie Li和幼年时的好朋友Kevin Lim一起失踪。 」据这位何绮华的朋友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相信他们三人的失踪和Philip Ho Sing Sit失踪死亡案有关。 ” 据约克郡警方公布的消息，Philip Ho Sing Sit于2005年9月24日失踪，遗骸于今年8月19日被发现。 而这一天，正是何绮华等三人失踪后的第四天。 约克郡警方并未公布Philip Ho Sing Sit的死因。 何绮华的朋友在邮件中称，Philip…

有人说5年的差距就会产生代沟，那我们和父母那辈人中间基本都隔着5条代沟，即使骨肉相连，要做到完全心意相通却也是难上加难。 曾经年少的我们都认为大人不了解孩子的世界，并为此叛逆和痛苦，而当我们长成了大人，是否会回想起小时候自己的心境，又是否会设身处地的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血脉只是生理上的关联，要和孩子达到心有灵犀，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小圣是个聪明调皮的男生，讲的一口纯正又流利的英文，反倒是中文没那么灵光，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和他的谈话经常在中英文之间转换，我们好几次都不得不停下来把说过的话再整理一遍，也好几次都被对方的误解逗的开怀大笑，直觉告诉我，这是个开朗又细心的男生。 小圣的父母都是香港人，1997香港回归前，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现在经营着和眼镜有关的生意，父母因为货源的问题经常往返于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没太多的时间照顾他，但好在他是个独立又坚强的孩子，所以生活和学习都还比较顺利。 明年他即将大学毕业，喜欢校园平静生活的他准备继续深造，而且所选的专业也是他自己一直非常喜欢的自然科学，但他的父母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小圣的母亲身体不是很好，多年的奔波已经让她筋疲力尽，好不容易等到儿子大学毕业，以为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让儿子继承家业是她最大的愿望。 小圣的父亲比较开明，他同意儿子继续深造的想法，但希望儿子可以在商务管理方面有所造诣，为以后接手眼镜生意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而小圣则对眼镜店毫无兴趣，虽然知道自己是家中独子，肩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无论怎样努力，他都无法让自己去做一份完全不喜欢的工作。 眼看临近毕业，家里的气氛愈发的紧张，小圣已经不只一次和父母因为深造或专业的选择而发生冲突，这一切让小圣觉得很压抑，也很烦躁。 小圣说，从小妈妈对他就有很高的期望，因为家庭经济比较宽裕，家里一直花很高的报酬为他请英文及法文的家教，周末还常常要去学习音乐及美术，在他的记忆里，好象没什么自由的时间，也因为这样，让他从小就很渴望大自然，渴望自由。 听到小圣描述自己的小时候，我告诉他，也许父母是限制了太多，但也要去发现父母这样做所带来的好处，流利的英文、纯熟的钢琴演奏，这些都是积累的结果，小圣说他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对过去他只是有点遗憾，并没有抱怨。 但现在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他不想让以后一直遗憾，他想把握自己的人生。 拿着小圣给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小圣妈妈的手机，当我尽可能简单扼要的叙述了我的身份及小圣现在的想法之后，对方警惕的再次核对了我的姓名、工作等等，然后说会再和我联系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20分钟之后，那个号码再次出现在我的电话上，这次的语气明显的平和许多，她说已经联系过小圣，知道我是《北美时报》的专栏作者，也看过几期我的文章，但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儿子有心事宁愿告诉外人，再让别人来和她沟通，也不愿意和妈妈面对面解决问题。 她的话语里透出了几丝落寞，我忙安慰她，孩子长大了会有许多心事，有些是和家人分享，有些是和朋友分享，这是两个互相都无法取代的角色。 小圣的妈妈仔细的听完了小圣最近的烦恼、想法，包括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沉默了几秒种后，她开始向我讲述这份家业的由来。 原来小圣的祖籍并不是香港，而是广东一个很偏僻的小县城，他的父母家庭都很窘困，为了生计，县城里很多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他的父母就是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彼此照顾、互相扶持才走到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家庭。 小圣的妈妈在电话里问我是否看过很早的一部电视剧《外来妹》，我说还有点印象，她说那时候的生活就和电视剧里描写的一样，住着破房子，吃着水煮青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就为了能在深圳站稳脚跟。 小圣的爸爸在一家香港人开的眼镜加工厂工作，因为勤快老实，技术又好，所以很得老板的喜欢。 眼镜加工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其中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虽然小圣的爸爸学历并不高，但因为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精密仪器的操作、维修等知识。 有一次工厂花巨资引进了德国的一些精密仪器，起初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很快就出现了故障，技术人员检测不出问题的所在，运回德国又要花费不菲，就在老板头疼的时候，小圣的爸爸连着几天吃住在车间，终于找到了故障的原因，并和技术人员一起修好了仪器，从这件事开始，他开始在工厂崭露头角，1993年的时候，老板把工厂放心地交给了他，到了1995年，小圣的爸爸辞去了厂长的职务，开始个人创业，那时候小圣全家早已经办好了香港的身份，为了小圣有良好的学习氛围，父母把他送进香港很好的私人学校。 小圣的妈妈告诉我，为了孩子和这个家，他们夫妻就像上紧发条的闹钟，没有一刻的放松，尤其是创业之初，也有挫折也有困难，每当两个人几近放弃几近绝望的时候，都是儿子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现在的生意已经步入正轨，国内的加工厂也已经初具规模，这个产业不仅是他们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更是凝聚了他们夫妻无数的血汗。 说到这里，小圣的妈妈情绪很激动，还有些轻声的哽咽，我说我能明白创业的艰辛和他们对这份事业的感情，但孩子是个有生命的个体，严格意义上说他只属于自己，也许这样的说法很难让中国的父母认同，但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我们无权替孩子做出决定。 就像鸟儿一样，当幼鸟羽翼丰满，大鸟会把它啄出自己的家，不允许它再在自己的保护下生活，这样看起来残忍，其实是给它最好的生存保障，因为它早晚要独自翱翔，早一天找到自我就早一天拥有生存的能力。 小圣在跟我的聊天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傀儡这个词，当我把小圣的一些原话转述给他妈妈的时候，她哭了，这次不是轻声哽咽，而是放声大哭，她说没想到自己的用心良苦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不知道该拿什么话来安慰此刻的她，只能建议她试着去寻找有能力的人来承继他们的眼镜生意，毕竟在商业运作中，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与其勉强对此毫无兴趣的孩子继承，还不如挑选能干有魄力的专业人才来接管，也许这样的选择对于这个产业以及小圣全家才是最明智的。 小圣的妈妈表示会考虑我的建议，也要再和丈夫商议，而且她要和小圣进行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3天的时间很漫长，因为受这件事的影响，我也一直惴惴不安，周日的下午，小圣终于给我打来电话，一接通就连呼谢谢，父母和他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大家都坦陈了所有的心事，在了解到小圣对自然科学的热爱绝非3分钟热度或一时头脑发热之后，父母做出了让步，最后全家人周末还一起出去聚餐了一次，小圣说这是最近这半年来最轻松最舒服的一次全家聚会。 他还告诉我，其实父亲身边一直有一个很得力的助手，几乎是和家里的生意一起成长的人，有着和父亲当年一样的勤奋和热忱，现在父母已经准备把一些重要的工作逐渐交给他去做，希望他可以把产业越做越大，也希望他可以成为这个生意真正的一份子。 世界上最难跨越的距离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年龄、地域、环境的差异让我们的沟通充满难题，但我相信，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用真诚和爱去面对问题，没有什么距离不能跨越，也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征服，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专栏作者 心欣）

投资的逻辑不可思议―――富baby和穷baby 如果您想您的家庭经历一次出生的奇迹的话，考虑以下：把您的家人都聚集一个房间里，搜索每个人的口袋和钱包，集出7000块钱―――不管怎样，在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如果您能拿出7000块钱，并将它适当投资，您的孩子要退休的时候，将是百万富翁。 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吧？但是，实情确实如此―――这是复利（compounding）增长的魔力。 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复利（compounding）在任何时候都是数学上的最伟大发现之一。 当然，千真万确，复利只是一个基本的投资策略―――一个能让投资者非常富有的策略。 投资可以是很在趣，并且很具魔术性的： 1． 单利(simple)：就是只有本金才赚取利息，任何所赚取的利息不赚取利息。 2． 复利（compounding），就是利滚利，使投资增长速度令人惊叹！！！ 这是一个例子可以演示给我们看，单利和复利的巨大区别： 1.500年前，某人在银行里以5%单利存1块钱。 500年后的今天，他的投资现值是$26。 2.同样这个人，不同的是，银行愿意以5%复利计算利息。 500年后的今天，他的投资现值是9.6 million！！！ 投资成功的两个关键―――尽早开始投资和保持投资状态。 复利的关健是时间。 您投资您的财产越久，复利的影响就越大。 而且，越早开始投资，您从复利的效果中赚是越多。 如果您想知道，您的投资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翻倍的话，用72除以投资利息，这叫规则72。 举个例子，如果您的投资利息是8%（年复利）（72/8＝9），您的投资每9年会翻倍；如果投资利息是3%（年复利），（72/3＝24），您的投资每24年会翻倍。 一万个理由从现在就开始投资！！！ 让我们再看看您的孩子怎样成为百万富翁。 如果您的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您确实为他/她存了7000块钱，这产生8%的年回报，年复利，利滚利。 当您的孩子65岁的时候，这将是$1,041,459。 并且，这65年期间，您无须再多存一分钱。 想想看，如果您还经常往里面继续存钱，您的孩子会有多钱。 但如果您当时实是担心投资风险，将这笔钱存于GIC（3%）年复利，您的孩子在65年岁的时候将只有$47,809.88。 这将意味着一个艰苦的退休生活。 或许，您认为小孩自有儿孩福，让他/她自己为将来打算。 如果他/她在30岁才开始拥有$7000，并将它投资，产生8%的年回报，65岁时他/她将有$103，497.41用于退休。 这7000块钱实在来之不易，以致他/她30岁的时候，还是决定投资于GIC（3%年利息）的话。 他/她65岁月的时候，这笔钱将只有$19,697.04！ 在今天所有可供选择的投资策略里面，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有效的投资策略是，买并且长久地持有投资。 而这策略成功的地方将大部分归公于复利的魔力。 多数人认为，投资GIC其实连保本都很难，投资Bond只能保本，而投资Equity是保本增殖的方法。 请联系您的专业金融顾问，看看，怎样寻找一个最有效的投资组合，规范投资风险，让复利为您的孩子和您，创造财富。 *** 作者简介：陈玉仁(…

美国明年开始实施飞机旅客入境检查护照计划，从2007年1月23日起，加拿大人乘飞机前往美国，都要出示护照。 这项保安措施本应1月初生效，但美国官员未能按规定，在措施生效前60天公布规则的细节。 美国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部长切尔多夫(Michael Chertoff)说，计划细节将于周三公布。 切尔多夫说，旅客从加拿大到美国，不少人都有护照，以2006年9月为例，从加拿大机场离境进入美国的乘客，90%都有护照。 而加、美陆地、海洋入境护照新例，美国考虑签发新身分卡，延期实施政策，生效日期推迟到2009年中。

有一些在加拿大以外的朋友，想在多伦多投资，或想在多伦多以自己的名义给亲属，子女买房，但是由于对多伦多的当地做法不太了解，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外国人可以买房吗？ 答案是肯定的，外国人一样可以在多伦多置业。 那么外国人和当地人买房，有什么不同呢？以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在看房，谈判以及签署购买合同，缴纳定金等过程中，并没有分别，可以和当地人一样看房，谈判以及签合同，如果本人不在多伦多，也可以通过传真形式签合同。 在多伦多，从看好房子，签好合同，到交房，最快也要１０天左右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是３０天，６０天或９０天后交房，时间是从合同生效日起计算。 那么，如果当事人，看好房子，等不到交房，要离开多伦多，则要在当事人离开多伦多之前，和被委托人到当地律师事务所，签署委托协议，委托分为一般委托和有限委托两种方式，前者，被委托人可以代委托人办理任何事宜，权力较大。 后者，受托人只能办理与房产交易有关的事宜，权力有限。 签署委托书后，受托人即可代委托人办理房子的交接事宜，如交定金，最后一次看房，交付余款，拿钥匙以及跟律师签署有关文件等等。 卖房的时候也有一些区别：卖的时候，如果业主仍然是外国人身份，律师会要求卖方预付一定的保证金，等结清水电，管理费，地税等杂费以后，再退还该笔保证金。 在贷款方面，外国人一样可以贷款，但通常会要求外国人身份的买家支付房价的35%做首期，贷款额一般不会超出房价的75%, 但是，对来自美国的买家，有的银行甚至可以提供0首期贷款。 在税务处理方面，当地人售房，如果是自住房，盈利部分并不需缴税；外国人则不同，卖房时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给税务当局，房屋售出，盈利部分的税务结清以后，再退还该保证金。 盈利部分，参照所得税率征税。 实际上，很多朋友以公司的名义购置物业，按照公司经营的税率计税，远远低于个人所得税税率，另外还可以把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等抵税，所以出租，盈利的收入，所缴纳的税额不好简单计算，最好咨询专业人士。 对于房屋本身，以给亲友自住，单纯投资而论，由于购买目的不尽相同，对房产所处的地理位置，房屋结构，空间大小，设施齐全程度等要求也会不同，会有所偏重，最好多搜集资料，加以认真分析，尽可能避免盲目投资。 以上意见， 仅供参考，以专业人士答案为准。 如有垂询, 请电：地产经纪 李丁Li Ding Cell No. 416-648 3678 e-mail: [email protected]

加拿大总理哈珀近来对中国放出狠话，引起加拿大朝野的强烈批评。 加拿大自由党党魁的两位热门候选人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和鲍勃－雷（Bob Rae）都认为，发狠说硬话不可能改变中国，哈珀的对华政策是一种“愤青”（juvenile）式的外交政策。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朱毓朝在接受多维独家采访时指出：“他们用的词是‘青少年’或‘毛头小子’，毛头小子搞外交，我更愿套用一个中国词汇‘愤青’来形容哈珀的对华政策。 ” 曾任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主任的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教授获得了加拿大自由党30％的支持，很可能在两周后当选自由党新的党魁。 朱毓朝赞同他关于中国的人权观点：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在人权方面有相当大的进步，目前存在的人权问题必须在适当的场合用适当的方式来沟通，站在道德高地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方式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复杂，不能简化成政治迫害之类。 归根结底中国人权的改善和与国际的接轨还是要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自己来做。 哈珀自2月执政以来，在人权等问题上多次挑战中国，但中国政府的对加政策并没有大的变化。 获得加拿大皇后大学政治学博士的朱毓朝告诉多维：“哈珀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也很有意思，有改变世界的志向也有调整自己的能力，但缺乏做总理的经验，下一步他如何调整对华政策，我们拭目以待。 ” 沟通有误导致哈珀放狠话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导，11月15日哈珀乘飞机前往河内参加APEC峰会，在飞机上，随行记者问他：“是不是因为保守党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政策，才导致哈珀本人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冷遇？”哈珀借机对中国放出了一连串的狠话，他说，加拿大不会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降低抨击中国人权状况的声音。 他说，尽管遭到中国的冷遇，他的政府也不会放弃“重要的加拿大价值观”。 他甚至用上了“我们不会向万能的金钱出卖自己”这样口号性的话语。 朱毓朝认为尽管哈珀口出此言没有明显的理由，但几种因素巧合性地凑在一起还是导致他说出这番让人觉得意外的狠话。 朱毓朝所说的几种因素包括沟通有误和媒体的炒作及诱导：“原本中国和加拿大准备在APEC上有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见面，加拿大提出要求要讨论人权等问题，而中国认为APEC会议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双方对要讨论的东西存在异议，在沟通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加方有人解释成中方不想和加拿大总理见面。 这个时候，加拿大媒体用耸人听闻的话形容这是中方十分轻蔑的反应，又一个劲儿地压他表态，这就导致了哈珀在去河内的飞机上放出狠话。 ” 朱毓朝在九月接受多维专访时曾认为“保守党的执政党心态不到位，哈珀不是特别有经验”，在这次狠话事件之后，朱毓朝认为哈珀办公室的人没有很好地理解和中国打交道的方法：“我觉得他们之间沟通的不好，中国根本就没有说不会面，加拿大就解释成被拒绝会面，沟通有误导致了哈珀放狠话。 ” 在APEC会议之后的加拿大议会辩论中，中国问题成了热门话题，反对党对现政府的中国政策是狠打猛追，朱毓朝告诉多维：“反对党提出的对中国外交的意见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想哈珀会对此有所考虑，但说出狠话之后，哈珀能做出多大的调整，估计得慢慢来。 ” 朱毓朝对多维分析说：“中国政府可能正在观察加拿大国内政局，保守党政府毕竟是少数党政府，它最近在外交上的所为并没有使它在加拿大国内政治上得分，最近的民调有接近五成的受访者不赞成哈珀的外交政策。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政府把哈珀政府作为一个过渡政府来看待，但因为政策具有持续性，中国政府还是很郑重其事地和哈珀打交道。 ” 朱毓朝告诉多维：“在对哈珀政府的观察中，中国政府也在调整两国关系的联络渠道，邀请更多的加拿大部长访问中国，由于哈珀面临国内政局变化，访华行程目前无法确定。 但保守党政府也在重新评价一些对华沟通渠道，如人权对谈，战略小组的活动，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和加拿大沟通。 ” 京都协议附加立法使保守党政府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旦无法通过，加拿大就会面临着一次新的大选，而就目前情况看，任何一个党都无法在下届选举赢得绝对优势，对华政策正成为选战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加媒体无缘加中首脑会面 中国的新华社在11月18日发自河内的一篇报导中指胡锦涛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有关国家领导人会面，一口气罗列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加拿大总理哈珀和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的代表阿兰达副外长，报导仅将加拿大总理放置于总统交接中的墨西哥之前，并使用了最为简短的篇幅来描述这次非正式会面：在同加拿大总理哈珀会面时，双方表示高度重视中加关系，愿共同努力，加强互利合作。 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没有给加拿大总理一个类似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布什的地位，胡锦涛与他们的会见都有单篇报导并配以图片。…

51编辑注：本文选自《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孙欣有关移民系列文章的两篇，文中既有当事人自己移民加拿大之后的感受，也有国内非移民从旁观者视角对移民生活的评价。 编辑时加上了小标题并对原文题目有所改动。 ～～～～～～～～～～～～～～～ 移民小桔说“家没了，还有幸福可言吗？” 早在去年，因为要组域外栏目的稿件，记者就已经跟全家移民加拿大的小桔建立了联系。 从她的文章中，从与她的聊天中，知道了那里环境优美，福利优厚。 她有了自己的花园洋房，有了她想要的两个孩子。 可是，她也真累呀，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做饭，打扫卫生，“幸好这里干净，屋子一个星期擦一次就可以了”，她乐观地说。 我问她为什么不请个保姆或小时工，她说：“加拿大人工昂贵，只先生一人的工资每月刚好持平，哪有钱去雇人？”老二因为早产，总是生病，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孩子严重缺铁，她自责不已。 老大上幼儿园后也总是生病，把病菌带回家老二也会被连累。 隔一段时间家里总会出些状况，她说自己流年不利，又奇怪当年自己的妈妈是怎么把他们兄妹三个带大的。 那时候她盼望自己的父母过来搭把手，可签证并不是很顺利，从五月等到六月，从六月等到七月，当时她已经发现自己身体不对劲，可不敢去医院确诊，“如果真是病了，先生一人又上班又带孩子怎么办呢？”后来突然一连几天在网上不见她的踪影，记者有所预感，去信询问，回信的是她先生，说她得的是“甲状腺亢进”，已经很严重了，正住院治疗。 她终于累病了。 对于移民，小桔说过，“如果在国内生活中等，就不要出来了”，因为到那边从头来过，不是一般的辛苦。 她还说，如果不是一家人一起出来，也就别移民了。 因为她见过数对分居两地的夫妻最终劳燕分飞。 就在她生病前的两个月，得知好朋友的丈夫自杀的消息。 她的好朋友在加拿大，其丈夫在南非，“正努力挣钱要过来跟她团聚，可是时间太久了，她有了别人，要跟丈夫离婚，她丈夫越想越难受，就自杀了”。 说完这个悲剧，小桔唏嘘不已：“本来移民出来是想过更幸福的生活，家没了，还有幸福可言吗？” 小于的妻子说”可这不是为了孩子吗！” 就在记者将要截稿时，听到一家邻居又要移民的消息。 本来是五年前当时还是单身的小于递的申请，后来娶妻生子他已经淡忘了，结果今年年初接到通知。 现在房子也买了，工作也稳定了，年龄也大了，去还是不去，一家人犹豫很久，他的妻子说：“主要担心到那边不好找工作。 ”一度他们甚至想放弃。 但小于母亲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想法，老太太对他们说：“当然要去，别光想你们，想想孩子，再过几年他就要上学了，学业压力多大！想上好点的学校又要多少钱？车接车送你们时间上又应付得了吗？”小于的孩子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她说：“想想过完年他们就把孩子带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心里难受着呢！可是这不是为了孩子吗！” 为孩子移民的大有人在，摇篮网上经常会有妈妈出来发帖说：“已经放弃的移民打算在有了孩子后又强烈起来。 ” 要享受首先需要付出。 移民后的艰苦是必然的过程。 适应新环境，学习新语言，寻找新工作，交往新朋友，对一名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成年人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几年不是频频传来移民者自杀的事情吗？一位移民者说：“国外跟国内一样，有竞争，有压力，不努力照样会被淘汰。 ” 移民顾问杜先生对照多年的案例，总结说：“在国内能干的人移民到国外照样会表现出色，自己不想努力只想享受人家的福利是行不通的，西方国家的‘奖勤罚懒’更是体现在法律体系中，想钻空子不容易。 ” 邻居秦大爷说“移民就那么好吗？” 10月29日，下午4点多，老吴蹲在家门口摆弄摩的轮胎，他告诉记者：“得抓紧修好，明天一早还有活要拉。 ”借着住在同一院里的便利，老吴把几名邻居变成了自己的老主顾。 看着老吴一手的油污，记者问他在加拿大的儿媳和两个孩子过得怎样，他立刻咧开嘴笑了：“好！好！刚拿到10多万人民币。 ”记者表示不明白，他解释：“孩子们不是在国内呆了很长时间吗，这次回去人家给补的牛奶金。 一个孩子每月300多加元，两个就600多元，合人民币三四千呢。…

多伦多华人作家余曦的长篇小说“安大略湖畔”出版以来，受到中国文坛的普遍好评。 最近，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俊撰文指出，“湖畔”是北美华文文学史上一部“独特而又重要的”作品。 刘俊是中国研究华文文学最具实力的评论家之一。 他以一部“白先勇评传”享誉海峡两岸。 刘俊在评论“湖畔”的长篇论文《斗争•爱情•语言》中，回顾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 他指出，北美华文文学的发端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以白先勇、于梨华等为代表，其特征是“融入的艰难”，其作品的主人公不是遭受歧视，就是深感处于边缘。 80年代以后，大批大陆留学生和移民到来，并成为华文文学的主力。 但是，这一波的文学发展，则以“不融入”为主要特征，许多作家们虽然人在北美，作品则相当多地借助大陆经验。 除了极少数作家如严歌苓、查建华和张翎等能在融合北美和大陆经验的基础上跳出区域界限，探究普泛人性外“，其他人基本上可以说是“身在北美，书写大陆“。 同期也有一批北美内容的作品，但这些作品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炫耀”的意味。 刘俊说，将“安大略湖畔”放到整个北美华文文学史的背景看，它的独特和重要意义就显示出来了：这是又一个“融入的艰难”的故事，但其中的人们已经敢于为正义和尊严而战，并且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整部小说，塑造了一批新型的海外中国人形象。 刘俊的评论刊登在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双月刊今年第四期上。 该期杂志专门开辟了一个《“安大略湖畔”研究小辑》，除刘俊的文章外，还收录了北美著名评论家陈瑞琳，以及上海大学硕士生王军珂、华东师大博士生王琼合作的评论文章。 这些评论，研究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赞赏“湖畔”所提供的生动丰富、个性突出的新华人群体形象；其中后者的文章标题就是“新华人形象和中国式叙事”。 刘俊指出，虽然作者的价值立场是站在“中国人”一边，但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却没有简单化；而是对新华人形象“进行了立体的、如福斯特所说的‘浑圆的‘处理”。 虽然中国移民们在斗争中都表现出顾全大局的一面，但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复杂性。 穆求思对于自己的“责任”（被选为董事局成员）由敷衍到认真的转变、林莺在感情上的动摇、刘有道在婚姻问题上的软弱、金奇芬的自私、杜家琪的暴力倾向、汤嘉钰对真正爱情的退缩和回避、郝永福在生存压力下的猥琐、尤杰的性苦闷、爱丽丝的有勇无谋、姜梅英小市民式的琐碎、顾继佐的狡猾和深不可测……所有这些，都使这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中国移民血肉丰满，各有特色。 “安大略湖畔”出世以来，受到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郜元宝和公仲等的高度评价。 公仲和郜元宝还先后在中国南北两大文学报章“文艺报”和“文学报”撰文，推介“湖畔”。 他们两位的评论也集中在“湖畔“提供的海外新华人形象上。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公仲指出：早期的 《 北京人在纽约 》、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等还主要还是观感性、渲泄性、经验性、即席性的浅层次的尝试，而 《安大略湖畔 》已不乏思辩性和哲理性，余曦笔下的新移民们，已走出了孤独、悲观的阴影，逐步能冷静地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走向抗争求生存发展的道路，他们已更富有积极、进取、乐观、奋斗的精神和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思考。 这也许可以说是新移民文学的一个可喜的新起点，预示着新移民文学未来的美好前景。 ” 复旦大学博导郜元宝的评论，则集中在余曦塑造人物的特点上：“人物塑造基本上遵循就低不就高、就小不就大的原则。 作者好像立志要将他的人物写小，写低，不是写大，写高。 ” 郜元宝写道：作者的目的，是想揭示不同人物参与”维权”的动机，以此刻画其灵魂。 但作者没有一句拔高的话，只是照实写来。 不同人物同意采取一致行动，心理动机各不相同。 有的为了虚荣，在漂亮的异性面前炫耀自己；有的为了鼓励对自己有好感的男子；有的只因为受到公寓保安的污辱而奋起反抗；有的则为了借这件事情走出糟糕的心境。 维权行动逐渐将大家凝聚起来，成了孤寂无聊的侨居生活中唯一的亮色，但就在这时候，也有人中途插进来，竟然是因为濒临破产，想从中捞一把。 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虚玄。 “湖畔”看似平实，但比起吹得胀起来的”丰富多彩”，却别有一种实在、安稳、妥帖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