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5月21日）《现代日报》，对昨天我在电台节目中就“李向东事件”对平权会的严重质疑作了报道。 有更多的人关心这件事，这亦是我所愿。 在5月母亲节到来前，平权会多伦多分会举办了记录片《破碎家庭》的首映宣传会。 据报道，拍摄这部记录片，是平权会多伦多分会和华人家庭辅导中心等机构合办的预防家庭暴力宣传大使培训计划的内容之一，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通过社区教育，改变华人头脑中“家丑不外扬”的观念，引发华社对家庭暴力的关注。 公正地说，平权会多伦多分会此番推行“预防家庭暴力宣传大使培训计划”很有意义，因为“家暴”问题是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加拿大在过去5年间曾有65.3万名妇女承受家庭暴力之苦，其中，有23％妇女表示被虐打、捏颈、用刀或枪威胁。 问题是，平权会的宣传计划，不但止要教育大众，同样地，对记录片中所涉及的案例，包括当事人的家庭，要予以保护，不能为宣传而宣传，不顾当事人的感受，令他们蒙受伤害。 记录片《破碎家庭》的首映宣传会召开后，报纸、电视都作了报道，之后一名自称李向东的男子，在本地的中文网站多咨处网论坛上留言，声称他就是记录片《破碎家庭》中其中一位自称遭受家庭暴力虐待的妇人的丈夫。 李先生指责平权会多伦多分会拍摄这部影片时，没有与他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和接触，只是听他妻子一方之辞，就推定他妻子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间接将他定性为施暴者，且拍成记录片用作宣传，令他身心饱受伤害，李向东要求平权会多伦多分会立即停止该记录片的发行，消除已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 据李向东介绍，他与妻子共同育有一名13岁的女儿，夫妻间过去曾就教育孩子等家庭问题发生争执，导致感情破裂，妻子过去亦曾数度向警方报案，宣称遭遇丈夫暴力虐待，李亦因此被警方数次拘捕起诉，但因施暴证据不足，李并没有被定罪，法官只是判决他必须与妻子隔离。 李向东认为，平权会宣传反“家暴”，他相当支持。 但在没有与他联系，没有采访过他，没有听他讲述事实的真相，仅凭她妻子一面之词，就将他们家的“故事”搬上荧幕，当着典型，用以教育社区，这种违反事实的创作宣传，是对他，对一个13岁女儿的父亲，对一个并没有解体的家庭的伤害。 李向东透过电话向笔者讲述往事时，数度泣不成声。 5月20日（星期天）上午，他应笔者邀请，在多伦多第一台周日国语论坛《通phone报信》中谈到他在电视上看到《破碎家庭》的片段时，情绪相当激动。 李向东说：这些天一直希望能与平权会多伦多分会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希望能获得这部记录片的DVD，并期待能与平权会的人有更多的沟通，但遗憾的，是平权会一直在回避他。 节目期间，平权会妇女大使计划项目负责人杨立华透过热线电话回应了李向东的投诉。 杨女士除了讲述“妇女大使计划项目”的意义外，还特别强调：《破碎家庭》并没有抨击李先生，该记录片只是借助几个真实的案例，说明“家庭暴力”的危害。 对于笔者质疑平权会在制作这个记录片缺乏公正、严谨、专业的判断，伤害了当事人，杨女士就此解释：平权会对李家故事的认可，主要是因为法官有个判决，李先生不能接近李太太，必须要隔离，根据这个判决，平权会相信李太太所遭遇的不幸的真实性。 她还认为：影片的制作，可以找夫妻双方采访，也可以不找，不一定就要听李先生的看法，用哪些材料，怎么用，制作者有自己的判断。 杨女士理直气壮认为：在拍摄这部片子时，她们曾尝试找过李先生，但无法联系上，对于李先生所提出的异议，杨女士说，涉及家庭暴力的双方，多数有不同版本的两个故事，如果李先生愿意，我们可以再补充他的故事，当然，李先生如果认为他是委屈的，可以取得法院的判决，我们会接受法院的判决结果。 对于杨女士这个解释，听众透过电话热线表示：不能接受这个解释，因为拍摄这样的影片，不能以偏概全，滥用公权。 笔者对杨女士的解释，只有八个字回应，就是：强词夺理，推诿责任。 具体理由是： 1、杨女士说凭借法官的一个隔离令，就认为李先生有对李太太施加暴力，这种推论科学吗？法官为什么要下达这个判决？试问记录片的制作者有否请教过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法官下达这个判决，是否等于判决李先生犯有暴力罪行？如果不是的话，平权会的影片向大众传递李太太被丈夫暴力虐待，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 2、杨女士说，她们曾经试图联络李先生，但没有办法联络得上，笔者对此解释深表怀疑。 因为联络李先生的途径有多条，包括可以透过李先生的女儿，或他的妻子，取得联络方式，最终总能找到李先生。 就算制作者真的找不到李先生，那他们面对李太太单方面可能存在不完整的表述，甚至可能会是一个误导他人的故事，“妇女大使计划”是否应该放弃这个典型？ 3、杨女士认为：如果李先生觉得影片对他的定性不公平，大可以透过法院取得（他没有施用暴力）的结论，制作者会以此改正。 这种表态是不是强词夺理呢？这等于我可以先诬蔑你，如果你觉得不服，可以找法官去证明你，有了这个证明，我再收回我对你的诬蔑，这是平权会的水平？ 4、当李先生提出他的投诉后，杨女士还坚持制作者可以找夫妻双方采访，也可以不找，不一定就要听李先生的看法，用哪些材料，怎么用，制作者有自己的判断。 根据杨女士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假如你的判断伤害了无辜呢？你要不要负责？ 5、平权会拍摄一部用以宣传维权的记录片，应不应该慎之又慎地追求客观、公正、准确呢？拍摄教育片的目的是什么？是教育大众，一部可能可以教育大众，但却会造成一个家庭解体，令孩子失去对父亲信任的影片，值得我们去推崇吗？ 作为为民众、特别是为弱者争取平等权益的组织，平权会应该坚持的，是平权、维权，而不是侵权。 过去数十年来，平权会坚持加拿大政府要有勇气平反历史上在人头税和排华法上所犯的错误，如今，对于自己犯有的错误，是否也应有勇气纠正呢？ 值得我们欣喜的，是杨女士在节目中表示，如果李先生愿意，平权会将会在下周约同华人家庭辅导中心、东南亚法律援助中心三方同李先生见面，共同商讨解决办法，李先生在节目中获得这个答复，当然心感鼓舞。 为此，我们期待李先生的诉求能及早获得重视。 当然，我们的良知以及职责，会指引我们继续跟踪下去。 这就是媒体要做的事情，追求公正，纠正偏差。 选自木然博客“茶余饭后”：http://blog.51.ca/u-6185/?p=634

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新闻发布体制建立，其中关于法院新闻发布的诸多规定，曾引发全国媒体一片热议。 倪寿明就是在这样的争议声中，作为最高院两位新闻发言人之一，在公众面前亮相。 倪寿明反复对记者强调：法律，是法院发布信息的惟一底线。 在这个底线之上，一切都可以公开。 新京报：这两年最高院对一些冤错案的报道给予了足够的宽容，比如佘祥林案。 最高院当时有没有考虑禁止媒体讨论？ 倪：完全没有。 我们认为充分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以后类似这样有争议的案件，最高院也会坚持这种原则，不会对正当合法的报道设定限制。 新京报：近年各地曝光了一批冤错案，最高院是否感觉到压力？ 倪：当然有压力。 我们对于冤错案件感到非常痛心，最高院曾就此专门召开研讨会，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一个冤错案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它是一个链条，从侦查、起诉到判决，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断裂，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出现偏差。 所以，公检法司几家在今年3月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共同防止冤错案件。 我们下决心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是希望确保不再出任何问题。 最高院对冤错案的态度非常明确，一旦发现，坚决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 新京报：最高院已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二审也全部开庭，目前进展如何？ 倪：我们去年一年都在为此做准备，进展非常顺利。 整个复核工作严谨规范有序，一切都按照设计进行。 两会时我们公布了五个案件，今后还会分阶段公布。 新京报：死刑复核的程序是怎样的？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 倪：死刑复核是一种特别程序，和一二审的程序完全不同。 目前的死刑复核依法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采取书面审查和讯问被告人相结合的方式办理，必要时也要到案发现场调查。 最高院已经统一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明确了一些多发犯罪类型的死刑适用标准。 其他制度也在完善。 新京报：去年年底，各地法院在最高院收回复核权之前执行了一批死刑案，有声音认为这是“赶时间”。 倪：不能这样理解。 这只是各高级法院正常的程序。 只是死刑复核权被收回了，大家格外关注。 新京报：赖昌星引渡后不会被判死刑，这是否会成为引渡外逃疑犯、特别是贪官的惯例？ 倪：不会。 要根据具体案情，一案一议。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这样违背司法公正的精神，似乎逃得越远越安全。 倪：所以才要引渡。 司法公正的含义首先要确保对罪犯实施刑事司法处罚。 有些情况下，能够进行刑事追究比判处死刑更重要。 你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拿到刑事处罚权的前提。 没有这个前提，法律就会空置，但是承诺了，就必须遵守，这是一个国家的诚信问题。…

大家好，我叫赖晨。 这个月的15号，我来加拿已满5年了。 回头一看才发觉时间过的真快！和许多新移民朋友一样，我也曾上过学、打过工还做过很长时间的义工。 2005年的4月份，我开始独立制作网络电视专栏节目《赖晨视线》。 两年来，《赖晨视线》以新移民的视角来看加拿大这个新家园，用镜头反映我视线所能触及到的移民生活。 刚作《赖晨视线》的那段日子真是艰难啊，因为那时网络电视还是个新领域，如何做？做成什麽样完全没有成功模式可参考和借鉴。 探索的路是艰辛的也是快乐的。 我努力着并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那种在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的快乐，那种在实现梦想的快乐。 赖晨在录制赖晨视线一年以后，我们成立了天世文化传媒公司，拥有了天世网络电视台（www.tsctv.net) 每天提供很多视频节目和文字新闻以及各类资讯。 尽管当时没有外来资金的支持，尽管每天事务繁忙，大小事情要忙到很晚，但当看到我们“天世”的节目丰富了大家的生活并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同和喜爱时真是开心。 透过每一个节目，我们与观众面对面，结识了很多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我们珍惜与大家的这种相识和这个缘份。 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的节目越来越丰富，观众群体也越来越大。 目前，《赖晨视线》只是我们24个视频频道中的一个栏目。 除了视频节目外我们还另有30几个文字栏目。 我们已有能力给广大移民朋友提供动态的展示空间了。 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很多，这里自然环境好，衣食住行也很方便，但美中不足的是华人的业余文化生活稍显枯燥。 看到新老移民中藏龙卧虎，个个都是“人物”，我们就想实现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为普通移民、特别是那些平时没有机会上台表现的人们提供一个舞台——办一个“才艺秀”节目（《show me》先暂且叫这个名字吧）。 赖晨采访周松年先生的照片我们要以网络电视的形式展示移民朋友的才华和技能。 假如能为丰富我们移民的业余生活做点事，让大家更爱生活、更爱家、更自信、更有成功感的生活在这里；让寻常百姓也发光、发亮，我们就很高兴了。 无论你有何等特长，无论你年长年幼，无论你是个人或家庭，只要你够自信，你就可以来这里展示。 比如你歌唱得好，你的孩子弹（拉）琴特棒，画画得不错，会曲艺，园艺搞得出色，有独特私家厨艺，有手艺绝活，化妆、剪裁、体育项目……，愿意与大家分享你的喜悦，你都可以来。 当然了，为了搞好这次活动，我们还需要广大商家的赞助与支持。 我们希望在朋友们共享欢乐的同时，让赞助商的产品和服务以电视或文字的形式走京千家万户，让它们在同行中迅速脱颖而出。 既然是给大家搭建的一个展示平台，我想问问大家：您需要这个《show me》节目吗？怎样才能把这个节目办好？您愿意来《show me》展示吗？除了“才艺秀”您能否为我们提出更好的创意？ 我有一个梦，想与大家共，这梦里有你們也有我們还有他们…… 《show me》这个节目该怎麽做，我们就听大家的了！ 请广大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在资本市场里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价格，在房地产市场里人们对价格就似乎更为敏感，每月地产局的市场剪报成为大家研判市场的第一手资料，房屋均价成为每一个考虑和正在买房的家庭最关心的数字。 可是当我们重新回顾市场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展开一个房价趋势图，我们的目光不单为房价高低变化所形成的波峰波谷吸引，那条静静的横卧在下面的时间轴同样让我们惊呼时间的魔力。 有多少次我们听到这样的感叹：如果两年前买同样的房子可就便宜多了！今年比去年真涨了不少呀！在目前这样一个趋势向上的房地产市场中，价格上涨是个简单的事实。 事实的背后是那些房主每月交付贷款，贷款利息作为成本随着时间的延续不断地推动着房价上升，因为没有谁愿意赔钱卖出自己的物业。 其实时间的重要性在每一个Offer中都有体现，小到Offer不可撤回的时限（Irrevocability），物业所有权检查的时段（Title Search），大到交割日的确定（Completion Date），表面上这些与价格无关却往往成为谈判成功与否的关键。 记得前一段时间，在富豪山庄我们的客户参与了一次多个Offer的竞价。 因为房价高，竞争当然激烈，通常六个Offer的竞价会很快有结果，因为谁的价格高，没有附加条件就会简单取胜。 不过那天却是个例外，谈判从下午四点开始，一直拖到午夜。 起初我们根据谈判过程了解到，在最后一轮价格上我们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客户也决定宁可失去也不再加价了。 看着其他买家还在等候，我们还是决定打道回府各回各家了。 但是刚刚到家，卖家经纪打来电话，让我们再回到谈判地，我们就又怀着一线希望赶了回去，可是到了之后发现还是不只我们一家在等候。 在与卖家经纪再次确认后，我们终于又见到了卖主，同时意外的看到另一个买家经纪还在与卖主解释，而卖主的回答是：你要让我们的孩子住在大街上吗？对不起，我要见下一个经纪了。 终于谈判在我们与卖家之间进行了，很幸运我们的客户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房子。 让我们后退几步，看看这个过程的全景。 卖家因为要离开加拿大回国定居，所以决定卖房。 他们计划好了行程，同时他们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希望完成这个学期，所以交割日对他们很重要。 在多个Offer的情况下，这看起来并不难，可是偏偏出价最高的买家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这让卖家左右为难，迟迟下不了决心选那个Offer。 我们的客户价格不是最高，可是最终凭着交割日好这一时间上的优势艰难胜出。 一个交易的完成，毫无疑问价格是最重要的因素。 可是由人来决定并且完成的交易又是充满感情色彩的，有谁能说这个物业就一定是这样一个价格，而不是这个价格之上或是之下几千，难以判断是吗？最终时间会给出我们答案。

“遭遇加拿大式抄家”的王兆栋牵动了生活在多伦多，同为土木工程专业的大陆移民的心。 5月20日下午，《有情说法》节目组邀请著名华人律师栗钧和”遭遇加拿大式抄家”事件的当事人王兆栋及二十多位从事土木工程专业的人士，组织了”《有情说法》面对面特别活动”。 在活动现场，栗钧律师与王兆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一一回答了王兆栋和现场嘉宾提出的问题。 随后，2006年移民快乐大使柳中满组织召开了帮助王兆栋的特别会议，20多位同行结合自身的从业经验，面对面为王兆栋出谋划策。 详细内容请关注CTTV近期即将播出的”同胞温暖王兆栋”有情说法”面对面特别节目。 CTTV ( http://www.cttv.ca) 王庆

苏丹青要卖房了。 这是苏丹青家早就计划中的事情。 他们八月份就要入住新房，在这之前，他们希望把现房顺利卖掉。 苏丹青的现房在离多市需要一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地区，据说这个地区居住者西人居多，算是富人区，地价是属于很贵的那种。 苏丹青的男宝宝刚刚两岁多点，我负责照顾他的全部生活，所以目睹了苏丹青卖房的整个历程，感觉苏丹青和其老公真不愧是高学历出身（博士），有头脑，有智慧，好价位快速度将自己的现房顺利出手，第一次卖房就大见成效。 杂物大清理 这是冬天最冷的月份，一月底。 周六，苏丹青他们俩将房产经纪人约至家中，因为买房子的为西人可能性大，所以他们请的经纪是一位在加拿大生长的印度人。 那位中年经纪人曼尼在他们家看过一通之后，大臂一挥，开始进行具体的指导：这里，这里，这里——统统都要重新收拾。 为什么要重新收拾？当然是想卖一个好价钱了，房子卖好了，经纪的提成也会多，是一个双赢的好事情。 苏丹青从来没有卖过房子，经纪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所以她和老公一切都听经纪的。 经纪给了他们两个星期的时间整理房子，然后在另一个星期对室外和室内各个房间进行拍照，再一个星期将拍好的照片挂在网上，不到一个月,房子就正式进入市埸了。 苏丹青的房龄十三年，是她七年前用三十二万元买的是二手房，据说和她一样地段一样面积的房子现在已经卖到了四十五万，所以，她们家卖房也准备往这个价格上冲刺。 这个星期，苏丹青请了两天假。 她的第一步是清理家中的东西，就是把多余用不着的东西该扔的扔掉，该存的则先存放在朋友家中，务使家里的空间显得大一些。 平时她和老公工作都非常忙，很少有闲暇做更多的家务，现在，她终于下决心大干一场了。 苏丹青扔床单，扔窗帘。 因为到了新家以后，这些都用不着了，新家已经做好了统一的样式和花色。 然后是扔衣服。 苏丹青是一位很会过日子的女性，她的衣服实在是很多，但仔细看看，大都是买的很便宜的打过折以后的衣服，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看上去还好但已经很过时的，另有一些则是老公说她穿上不漂亮不太喜欢她穿的。 苏丹青最后扔掉的一批衣服是她曾经穿过的孕妇服和孩子一岁之前穿过的一系列衣服。 这些衣服她本来是不想扔掉的，因为里边涵盖了许多的感情色彩，但是她想想再放也无用，送人又是旧的，已经在地下室放了很长时间了，干脆一闭眼扔掉得了。 虽然她已经扔掉了许多，但在我看来，还是可以再扔掉一些。 在国内，都说只要一年或是两年不穿不用的都应该扔掉，在这里，淘汰的速度会慢一些，但就是这样，我看她留下来的一些以后也不会穿的，因为有的样式实在是太落后了。 但我是没有权利发言的，所以只帮忙不吭气。 这些整理完之后，还有另外一大批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硕大的沙发和一些一时穿不着的衣服和用不着的被子，因为都太占空间了，所以要打包准备运到一个朋友家，这也有八大件了。 苏丹青是很能干的女人，她干起活来可以一直不停，连水也不喝。 她家地下室的东西大多是陈年老物，什么都往里放，所以又满又乱，我感觉那应该是男人干的活，但巾帼不让须眉，苏丹青一头扎进地下室，几个小时之后，又整理出若干纸箱和纸盒的乱七八糟。 其间孩子闹她她也顾不上逗一下，其实她三十大几才生孩子，非常非常爱孩子。 这样一整天下来，她总共只吃了十几个饺子，没喝一口水，没吃一个水果，真是佩服她。 小处巧妆扮 这其间，她老公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是刷车库门，是刷油漆的那种。 车库门可能是好几年没有油过了，看上去有些斑驳，这样的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一定要刷得好看一些才行。 这些活要是放在中国，就是请一个农民工或是钟点工来做了，但这里人工贵，她们家里不管干什么，我看大多是自己亲历亲为，所以他这位博士生就自己刷油漆，间或还这里修修那里补补。 接下来的重头戏是收拾厨房。 男主人发话说，凡是带有中国标志的东西一律要拿掉，比如那天天用的蓝色花边碗，喝茶叶水的大茶壶，还有众多的筷子和杯子，总之东西要越少越好。 他说，在这一带买房子的极有可能是西人，西人来到家中，观察最仔细的是家里人对房子的爱惜程度和家庭卫生的干净程度。 苏丹青在一个西人的大公司做事，接触的也基本上是西人，苏丹青也说，这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爱煎炸烹炒，油烟最让人受不了，所以一定不能暴露出这些痕迹，做饭要显得已经西化了一些，那么用具当然也应该是西人常用的那些。 而且厨房里的的东西放得精而少，灶台的空间就会显得更大一些。…

中国远华集团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获得移民及难民局解除宵禁条件后，上星期三离开温哥华，首度踏足渥太华及多伦多。 他向当地传媒表示希望在加西地区开设农场，并充满信心可以获得加国合法居留权。 根据电视台报道，赖昌星于上星期三在温哥华向移民部完成每星期的例行报到手续后，便启程东部之旅，首先前往渥太华，并在两名泰裔华人陪同下，曾与一名国会议员见面。 他其后前往多伦多，并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 赖昌星在多伦多街上亦被当地华人认得，有人向他打招呼。 赖昌星在访问中说，他很高兴可以自由到渥太华及多伦多，亦对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最终可以获得合法留在加拿大生活，他因为是务农出身，对农业有兴趣，很希望在温哥华从事农业工作，无论种植或养殖业都很有兴趣。 （原题：赖昌星访渥京晤国会议员）

在多伦多地铁犯罪的一个专门网站上（Toronto Underground crime）， 人们这样描述多伦多的TTC：“涂鸦满布，老鼠横行，地面墙壁和楼梯上是血迹和痰迹，这是个很脏的地方。 而TTC到处广告说这是个‘更好的路线the better way。 ’” TTC是不是the better way？ 最近发生在TTC身上的连续事件更是重创了人们的信心。 事件综述： 去年五月，TTC 工人进行的野猫式罢工，让百万通勤者“止步不前”，最后受到至少近百元损失的通勤者仅仅得到TTC二块钱的象征性赔偿。 而SPADINA地铁站的“金属小片”的突然意外，又让通勤者蒙受打的的损失。 今年上半年还没有过完，事情忽然一下子多了起来，接着来的四月，发生在TTC的一个凶杀案件，有令RT和地铁街口，交通十分繁忙的KENNEDY站不得不关闭一整天来应付调查，TTC调集所有巴士，依然无法解决排着长龙的人们的交通问题，之后没有几天，正在传说中的工会准备再次进行野猫式罢工的预谋，然而却发生TTC工作人员作业中不幸死亡的重大事故，更有另外两人严重受伤。 真是不知道，目前的TTC到底应该是优先解决工作人员的工资涨幅问题，还是得全面检讨安全流程，抑或是把安装监控录像置于优先地位。 而现在，属于公运范畴的TTC遭人诟病，于是，以前要求发展私运的呼声又起。 一句话，TTC到了内外交困、里外皆忧的非常时期，这个时期，就不能不让人更关注其安全了，毕竟，多伦多每天有多达百万人使用其“独此一家”的交通工具。 TTC 安全标准受内部人怀疑 远的就不说了，小的就不说了，就说发生在SPIDINA站的车辆事故导致地铁内部烟火刺鼻，老人小孩受不了，被送到医院，警方一度还认为是恐怖事件，事后TTC不好意思的说肇事者只是一个小小的“金属小片”，由于脱离主体车辆，它产生的摩擦力就导致让人窒息的烟火。 而TTC面对公众要求24小时运行时，他们的借口是“车辆要在半夜凌晨之时进行维修检查”。 而到底检查到什么标准，安全程序掌握到何种程度，大概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还不出一年，今年4月23日凌晨，38岁的 Antonio Almeida在TTC所属的地铁坑道中作业时因为意外不幸身亡，他的两个同事也身受重伤。 由于地铁涉及大众利益，所以一般都有非常严格的作业流程和安全防患程序，一般而言，事故和意外应当不在地铁的词典之中，然而，多伦多的地铁在营运时刻，竟然连出意外，不能不让人担心它的安全问题，让人怀疑地铁停运时刻的安全检修流程和工作是否保质保量完成，换句话说，TTC 是否真的很严肃的看待自身的安全问题，会不会真像工会领导BOB 说的，“TTC 并没有严肃（seriously）安全问题”。 在此情况下，今年四月份，即使是上任不久的年轻的TTC的主席Adam Giambrone在抱怨工会领导人BOB “认为我们没有为安全作任何事情。 ”的同时也不得不 “部分”的同意运转系统存在安全隐患。 他说，“很明显，我们已经产生了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它，同时采取步骤确保未来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 Giambrone还希望“我们需要局外人帮我们说话，比如说TTC…

平权会昨天组织亚裔参政论坛（Commu-nity Panel on Civic ParticipAsian），四位来自有色人种社区的政治代表畅谈自己的看法，认为少数族裔年轻人需要自己拚博，才能在加拿大政坛占有一席之地，但同时 他们所属社区的支持也是不可少的。 少数族裔年轻人想在加拿大从政，外部环境是很困难的。 约克地区教育委员Neethan Shan来自斯里兰卡。 他直言不讳地说：要在政治上成功，一半取决于你都认识什么人。 Shan表示，少数族裔年长一辈没有从政的传统，这造成了年轻一辈即使想要进入政坛，也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他们应该勇于展现自己，才能得到选民们的认可。 Shan还说，年轻政治家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资金。 他建议，可以向企业、工会或者私人求助，而另一个演讲者，省议员Cheri DiNovo的助手Rowena Santos则认为可以向移民服务中心申请资助。 除了这些难处以外，四位演讲者都表示，很多障碍居然来自他们自己所属的少数族裔社区。 首先，因为第一代移民较少从政，很多人对政治并不关心，也不支持儿女参政。 来自菲律宾的Santos更表示，亚裔父母大多数希望儿女成为 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不放心儿女去政坛涉险。 但是当她的父母看到她对政治的热情和为此做出的努力之后，就已经改变主意。 现在她组织的每一次宣传活动， 父母都会来给她加油。 其次，年轻的政治家们经常得不到所在社区的认可。 印度-加勒比（Indo-Caribbean）背景的Nadia Bello现任士嘉堡东区教育委员。 她说，加拿大的黑人媒体因为她的印度背景而拒绝为她做任何报导，印度社区又因为她的母语是英语而不认可她。 Santos则说，她面临的最大困难即来自自己所属的菲律宾社区。 社区里有些人有嫉妒心理，认为你也居然敢从政？你怎么会比我们强呢？她说加拿大的菲律宾报纸也给她做过报导，对她反倒造成了负面影响。 加拿大韩国学生会主席Laura Kwak也表示韩语媒体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她指出，少数族裔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往往年龄偏大，对年轻人的想法了解不够。 他们应该吸收更多的年轻记者，并支持自己社区的年轻参政者。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对移民生活而言，此话就更有几分先见之明。 生活在加拿大，对男人来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第一位的。 女人同样也需要工作，但是相比较而言，家庭和婚姻显得更为重要。 如果把移民生活看作是一座房子，则男人的地基是工作，而女人的地基是家庭。 现代社会不同于农耕社会，男女在职场上的地位差距日趋缩小，在有些行业里，女人甚至还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可是，男人的收入水平通常还是高于女人。 更重要的是，传统观念并没有变，人们通常还是把男人看成家中的顶梁柱，养家糊口的责任主要在男人肩上。 这就迫使男人必须在职场上站稳脚跟。 现实情况往往与人们的预期有出入。 来到加拿大后，许多人发现男人找工作的难度很多时候大于女人，在许多新移民家庭中，常常是妻子已经有了工作，而丈夫还没有找到门道。 我的朋友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情形。 有一对夫妇，丈夫来加前在某大学从事计算机工作，妻子在银行工作。 来多伦多后也跟许多新移民一样，打过短期的体力工。 后来妻子找到一份财务助理工作，工作过程中有了新想法，于是重新学习、培训，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司，经济状况很快有了改观。 不久前他们一家刚买了一幢新房。 妻子把家撑起来，丈夫心里则甜苦各半。 比较同时来加的人，他没有理由对现状不满意，但是毕竟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帮妻子做点杂事。 他曾经做过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这使他颇有点心灰意懒。 妻子很温和，可是看到他的现状，有时也流露出抱怨的意思，觉得他眼高手低，不肯踏踏实实吃点苦，许多事都是半途而废。 在外人看来，这个家现在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丈夫的职场位置。 还有一对夫妇也有类似情况。 两人原来都是大学老师，来加后两人重新上学充电。 毕业后妻子有幸进入某著名大企业，工作稳定，收入很好。 丈夫虽然也找到工作，但收入与妻子相差不少。 妻子于是成为家中重点，丈夫包揽了照顾孩子和其它许多家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模范丈夫。 闲暇之余，现在多伦多的旧友偶尔会小聚一下，可是发现大家很少去他们那里。 问起缘故，一位同学说，以前去过他家，可是看到他在妻子面前事事请示，低眉顺目的样子，大家都没了情绪，后来就基本不去他那里了。 我有一位女友，丈夫在微软工作，薪水很好，她本人上过学，也找过工，可总是找不到感觉，于是在家中搞起电子商务，平时到家附近的教堂里学点英语。 我问她，真的有销路吗？她笑道，就是给自己找个事做。 她说的很实在，她的那点收入的确于家中的开销无补。 她家中的情况和第一对夫妇的情况几乎一样，只是角色对调了一下，可是状况却迥然不同。 他们夫妇感情很好。 丈夫从未有过任何埋怨之词，相反，把她搞电子商务、学英语、做园艺都看成是家中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给予充分的支持。 而我也从未见她唉声叹气过，倒是整天高高兴兴的，日子过得轻松快乐。 与前面那对妻子抱怨、丈夫窝心的夫妇以及小媳妇般谨慎的模范丈夫的情形产生鲜明的对照。 对男人来说，工作就好比农民的土地，如果这土地贫瘠，日子便会过得艰难，心情也很是阴霾。 家庭永远是男人的后方，而社会的规则使男人的目标总是向外，同女人相比，男人几乎很少有后退的空间。 有人说做女人难，其实，做男人更难。 女人是水，聚起来是水，散开来还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