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讯 酒吧里几个穿着妖艳的美女主动上去陪无聊的客人喝酒，然后要求客人买牛奶给她们喝，一问价格，牛奶是60元一杯！近日，1912的个别酒吧里出现职业“奶托”。 牛奶60块一杯小伙被宰 近日，在新街口工作的27岁小伙朱先生向晨报投诉。“没想到1912这样的高档酒吧街里也有美女托儿，她们主动坐过来吸引你，贴在你身边，陪你喝酒玩一会儿，然后就要求你买牛奶给她们喝。一杯牛奶要60元钱，那种情况下一般不好不给钱，又不好意思赶她们走。结果，60元一杯的牛奶她们能提成30元钱。牛奶端过来后，她们坐在座位上喝两口奶就跑了。” 暗访:“奶托”主动过来陪玩 3月25日晚10时，记者与江苏电视台的2名同行来到1912暗访，在某酒吧55号卡座坐下来。记者发现，靠近吧台的卡座里坐了3名年轻女孩，都穿着超短裙，套着丝袜，干坐在那里没有酒喝。刚坐下不到20分钟，她们就主动坐了过来。 3个女孩坐下就倒酒喝了一杯，喝完第二杯酒后，朱先生所说的那名金发女孩站了起来，娇滴滴地说:“给我们3个人，每人买一杯牛奶吧，我们喝完奶醒醒酒，然后再陪你们玩。”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3杯热牛奶。3个女孩喝了几口牛奶，就借口到其他卡座去陪朋友走了。记者看到，她们坐到隔壁一间卡座，陪4个中年人喝酒、跳舞，没多久又点了3杯牛奶。晚11时，其中2个女孩起身出门，来到隔壁的另一家酒吧。 “奶托”承认卖牛奶有提成 金发女孩自称姓陈，22岁，镇江人，她的奶奶是俄罗斯人，所以她看起来和普通女孩不一样。而其他几个女孩都是她的“手下”，大部分是南京人，都没有工作。聊着聊着，她借故离开了，到其他卡座陪客人。不一会儿，一个姓刘的南京女孩坐过来喝酒，同样是要求买杯牛奶。 记者故意说:“60元钱一杯牛奶，你们才拿30元钱提成，何必呢，客人直接给你钱不就行了？”女孩愣了一下，脸红了，她自称是浦口区珠江镇人，叫小丽，今年20岁，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就到市区来打工，朋友介绍她晚上来混酒吧钓“凯子”卖牛奶，一晚上能混到两三百元钱。“我们让客人买牛奶也是有选择性的，约不到女伴的三两个男人在一起喝闷酒，一开始就用眼睛盯着我们看，这样的人最好骗。” 不久，另一个女孩也坐了过来，她自称是大三学生，住在白下区常府街，家里很穷，所以就到酒吧来混点钱，“牛奶成本低，提成多。何况，我们陪客人喝酒玩，要求只是一杯牛奶，也不过分啊。在KTV找坐台小姐喝酒，找一个最低要200元钱呢。” 酒吧认为是小姐的个人行为 掌握到暗访证据后，记者找到酒吧的客服经理刘先生核实情况，他并不否认女孩卖一杯牛奶拿30元钱提成，但他认为这是女孩与顾客的个人行为，酒吧服务生没有强迫客人消费一分钱。“客人也可以不买，这都是双方自愿的事情。酒吧牛奶的明码标价就是58元钱一杯，客人自己买也是这个价钱，所以没有价格欺诈。酒吧没有和哪个女孩签订工作协议，她们向客人推销牛奶，每天量比较多，拿点辛苦的提成钱也是应该的。不是我们一个酒吧有这样的情况，有的酒吧，女孩坐下来就让你开洋酒，好几百元钱一瓶呢，提成拿得更多，那才是真正的酒托。”刘经理认为。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崔武律师表示，从法律上看，混酒吧的女孩陪男客人喝酒要求买昂贵的牛奶喝、然后自己拿提成，这一行为并不违法，但从道德范畴考虑属不道德行为。从心理角度分析，只要来酒吧的男客人对女孩不存有其他想法，应该不会轻易上当吃亏，完全可以拒绝任何要求。

英国昨天一项死因调查透露，纽卡斯尔大学1名华裔女博士生因肚痛和皮肤出疹，服食中药，结果不适送院，并很快陷入昏迷，肝脏和其他器官功能停顿，其后证实不治。虽然医生承认很难分析死者服食的是什么药，但医生怀疑是具有止痛效果的中药「金不换」。 7年前入读纽大的工程系25岁大学生王玲(见图)（译音）入院时严重不适，无法说出她曾服食过什么药物。但验尸官聆听过专家证词后，总结认为王玲死因无可疑，又排除是服食过量扑热息痛及受到感染等其他可能性。验尸官报告裁定为「死于意外」。王玲身处北京的父亲闻恶耗后赶赴英国。她的基督徒教友也对死讯大感震惊，表示失去一位乐于助人的好朋友。

1.适当的勤俭和吃苦 我们之所以把挤公共汽车排在第一位，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最大特点：勤俭节约和吃苦耐劳。当然，勤俭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绝对不是为了斥资购买小轿车，而强迫自己喝5分钱一碗的汤。适当的勤俭和吃苦会让自己过得快乐而单纯。 2.不断地读书 读书的最大好处是，获得未知的知识和技巧、接受他人的经验和教训、提高个人的素质和休养。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单身女人最忠实的情人应该是书籍，把书作为自己进步的阶梯，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魅力，不同时代脱节。 3.努力工作 工作最基本的需求是赚取生活费用，养活自己，补充家用。但是，现在更多的单身女人努力工作是为了释放自己最大的价值，在不断的进取和成绩中获得肯定和自我完善。她们那些放弃工作、走入家庭的女性成鲜明对比，更显独立自主、特立独行，为社会创造价值，是城市街头匆匆奔走的亮丽风景线。 4.锻炼身体 众所周知，锻炼身体能保持柔美的曲线、强健体魄、培养活泼好动的性格、建设开朗豁达的心情。新时代有口号说“流汗的你才是美丽的”，我们暂不论它的准确性与否，毕竟，它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失去的。 5.不同居 同居的女人以为同居能牢固爱情、换来婚姻，真是大错特错。不同居的女子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追求，有温馨的朋友圈……试想，一个没有婚姻保障的女人，整日做着柴米油烟的杂活儿，能有多美丽？ 6.不泡网 上网是本世纪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桩事情，有的网络公司还没打出“姐妹们，上网去”的口号来专门吸引女性浏览自己的网页。据调查，75%的人上网除了查询资料之外主要用来聊天，于是导致泡网的败笔：金钱损失，荣华流逝，错过身边的风景，走入幻觉，与生活脱节。 7.扇男人耳光 见过一对吵架的男女，愤然屹立街头，摇曳在路人好奇的目光里，女人高高扬起或大或小或嫩或粗的巴掌，在空中划出一条美丽的抛物线，”啪”的一声落在男人的左脸或右脸上。管他谁对谁错，姑娘潇洒的壮举，叫过路的人心里恨不得生出好几双手，鼓出响亮一致的掌来。 8.适度逞强 一本书上说“现代的男子更喜欢《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卡捷林娜那样挣强好胜的女子”。女人虽然不是天生的弱者，毕竟较男性性情温柔力气弱小。所以当别人明知你此事很难做得来，又看你偏偏要做的劲头儿时，你那青春倔强的美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眼前。 9.适度撒娇 与适度逞强相反，撒娇也要做得适度，撒得娇柔可爱。只要把自己特有的娇媚在爱人面前表现一番，他便会被你凝聚着千恩百爱的娇态所击倒，从而获得心理上的特有的满足。 10.不刻薄自己 一些离了婚的女人，往往会抱怨“我从前太傻了，赚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舍得花几百块钱给他买衣服，自己从来没穿过上一百的衣服：精打细算，为家庭计划未来，却没给自己留下后路……”而单身女人没有义务为家庭为爱人尽责任，应该该吃的吃、该穿的穿。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爱自己。你若不对自己好，谁又会对你好呢？

多伦多国际象棋学校自去年9月开校以来，已有2位学生加拿大国家等级分上升400点，2位学生加拿大国家等级分上升100多点，另有近10名学生从brand new步入中级水平，并有了各自第一个等级分。 学生在各大比赛中获奖情况： 袁元凌（女）13岁，先后赢得大多区2007高中冠军，安省高中冠军和大多区青年专业棋手赛冠军；可喜的是袁元凌被列入加拿大第二位女子棋手，将代 表加拿大参加今年在德国的世界奥林匹克国际象棋团体赛。袁元凌在刚过2008年元旦后，成为加拿大国家大师并成为加拿大最年轻的女子国际棋联大师。今年5 月还将代表加拿大参加泛美洲际女子个人冠军赛。 Kevin Wu 12岁，进步神速，是本校学生中等级分成长最快的一位，最近已全胜并提前一轮赢得Scarborough俱乐部冠军，成为加拿大国际大师指日可待。 Kevin Zhou 13岁，从Brand New起，进步很快，最近在大多区K-12级学生挑战杯中以5轮4分的成绩，并列第二名，并获得安省决赛名额的资格。 Patrick Yu 9岁，在去年KW冬季公开赛，获得U1400的冠军，并赢得奖金，在最近CMA学生大奖赛上以全胜获得组别冠军，有望获得本年度大奖。 其他学生的获奖和名次，这里不一一详述。 多伦多国际象棋学校从3月29日开始，每周六、周日公开邀请大多区的棋手（无论等级）免费来校切磋棋艺，但由于场地有限，每天限额10名，希望在email中预约（联系人：William/ email: [email protected]). 请在email中注明：棋手姓名（中英文），性别，出生年月日，家庭地址，电话和CFC/CMA等级分,（如果是学生，请注明学校，年级）教练姓名等。 有关多伦多国际象棋学校介绍请看点击进入： 文学城介绍：文学城介绍以及 51.ca介绍：51.ca介绍

（“上海”，shanghai，在英文里除了指称中国的这个城市以外，还有在被迷昏后诱拐及欺骗的含义。奈杰尔－安德鲁斯（Nigel Andrews）现任英国《金融时报》的影评人将要在下面讲述自己到上海期间的个人见闻，一切都与“上海”这个词汇有关。） 站在上海人民广场的一角，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看了看地图。但在中国，这就相当于发出了救援信号。人们马上围住了你，叫喊着要提供帮助。你坚持说，知道自己在哪里，但他们，作为古老智慧的继承者，知道得比你清楚。 体验昂贵的茶道 我在中国的第一个整天是令人吃惊的一天，一对男孩与女孩为它揭开了序幕。他们来到我身边，活泼地问道：“你好，迷路了吗？你是英国人吗？你从哪儿来？在中国要待多长时间？”他们大约都是19岁，女孩的脸很圆，眼睛很大，像个顽童一样，男孩则是一个瘦长脸型的年轻人，不停地说着话。地图在手中皱了起来，他们完全忽视了我的关于自己并未迷路的抗议。他们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茶道仪式，你也来吗？”所以我就跟去了。 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中国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传统，例如在上海被“上海”了。（译者注：shanghai除了指地名以外，还有在被迷昏后诱拐及欺骗的含义。）在前一天下飞机之后，我已经被“帮助了”好多次：被指向机场大巴站；被比划着带到出租车站；在试图拉着旅行箱穿过一条四道公路时，被人拉了回来，以免受到伤害。（我鲁莽地试图走到订了房间的金茂君悦大酒店Grand Hyatt，全然不知你不能在浦东步行，地面是汽车的地盘。这是一个摩天大楼的国度，一切都是向上、向上、再向上。） 所以，一个在河对岸的茶道仪式，位于繁华却更接近地面的上海街区，听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我将通过本地人的介绍，了解一种古老而值得尊敬的中国传统。但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为接下来的疯狂经历做好准备。一周后，在中国的另一个地方，我又令人诧异地重复了类似这一天的经历（往后看），这种经历强化了我对中国的直觉，即这里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或一系列的仪式一样，而新手一定要反复练习，直到正确为止。这与佛教的教义非常吻合，对于心甘情愿的人而言，也是有相当的教育意义的。 我本以为，仪式的举行地点会是一个巨大而威严的大厅。结果，我走进了一个大衣柜大小的地方，上首坐着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妇，一袭黑衣覆盖了整个身体。然后，一系列迷人但完全无法让人理解的动作开始了。她依次为我提供了几种茶水，每次都使用了不同的茶具。很多茶水被浇到了桌子上的一个排水槽里。（头几杯被倒掉了，我想，这可能和倒掉橄榄的初榨汁是一个道理。）然后，更多的茶水被浇在了一个像是三腿青蛙的雕像上。“我也该把自己的茶水浇到青蛙身上吗？”我问。那个女孩蕊蕊申斥我说：“那不是青蛙，是茶神。” 每种不同的茶都有着不同的好处：“这个对心脏有好处……这对脚和肾有好处……这个对大脑好。”主人将一种非常烫的茶水浇到了杯子外侧的黑龙图案上，它马上变成了红色与黄色，然后又变回黑色。有意思！ 所有的东西都让人膛目结舌，包括账单在内，总额为1700元，或是110英镑。面对这令人苦恼的打击，我只能认账，这还包括一部分购买变色龙壶的钱，我感觉，这把茶壶实在让我无法拒绝。Shanghai的另一种含义在这里得到了完全的诠释——被（茶）迷昏，变得无力抵抗——我很快又听到自己同意和蕊蕊与姚强（他的名字）碰头，一起去吃晚饭。他们是如此的有趣，以至于我已经不在乎他们是否是茶道仪式骗局的掮客。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蒙古餐厅，去体验一种全新的“民族风情”火锅餐饮。 蒙古餐厅的晚餐经历 在这项仪式当中，很多打扮地好像要去参加一个乌兰巴托盛宴的服务生们为桌子中央的煤气灶点着火，然后放上了一个满是汤汁的大锅，之后又送上了各种食材，食客必须将所有食材倒在沸腾的热锅中，锅中满是辣椒和大蒜。我将筷子伸入一塌糊涂的肉汁中搅动，然后夹起了软软的带骨羊肉、难以明辨的海鲜、让人不安的球状物体及其它东西。但一切都非常美味，而且似乎无穷无尽，再配上蒙古啤酒，我的朋友仍然在不停的谈着。 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成为了毕生的挚友，所以我问姚强和蕊蕊，为社么中国人对圣诞节如此感冒。此时正值12月下旬，节日装饰品在上海随处可见：圣诞树、彩灯、音箱中传出的圣诞颂歌。你们又不是基督徒，这都是为了什么啊，我问道。他们说：“我们喜欢圣诞树和装饰。” 我耸了耸肩，转而告诉他们，他们的英语水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称，中国的很多年轻人都学习英语，这是与老一辈非常不同的一点。蕊蕊想要找一份说英语的工作。姚强则是在为找到一份“I Chi”工作而学习。 “I Chi？像太极(Tai chi)似的？”我说，想到了那些在公园中进行的锻炼方式。 “不是，不是，” 他说，“是IT。”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高速增长经济体。作为一个被冲上上海海滩的漂流者，我被捡了起来，送入了快速消费服务程序，被质询了关于西方的情况。然后我被这两位冲劲十足、精通多国语言的主人所折服，他们将成吉思汗的活力和美国传奇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经营天赋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顺便说一句，晚饭的价格是170块人民币，或是11英镑，茶道仪式价格的十分之一。 领略桂林山水 历史可能会重复自己，但是歇斯底里却不会。反正我的祖母是这么说的。但她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一周后，我在广西省的经历是又一次“民族风情”狂欢，附带着有些浪费的开销项目。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同事敦促我，一定要去桂林一游，这位同事狂热地描述了漓江山川的美丽，而许多诗歌图画早已对此广为传颂。这些线条流转的石灰岩山峰直插云霄，就像是自然界中的浦东高楼。中国的画家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墨笔轻挥、抓住了它们的神韵。作为一名影评家，我知道另一种艺术形式也早已多次以它们为题。 我一心想着，要花一整天泛舟江上，尽管12月份的河水很浅，因而漓江只有一半的长度可以乘船通过，另外，如果你乘坐专门的游船，河的长度就更短了。我的精明计划就是在杨堤(大型游船的起点)上游的村落草坪找一个船夫，然后付钱让他载我到小船可以到达的最南端，新平。（我从企鹅出版社的《中国》(The Rough Guide to China)学到了这个方法。） 但很巧的是，在漓江顺流而下也是一个人间只此一家的经历。我们就像是进入了一条奇幻巨龙的大嘴，明亮的天空就像是龙的上颌膛，两边的山峦仿佛是嘴里的臼齿，而河水则是翻滚的舌头。 船夫老曹带着一种阳光而快乐的表情，不断的用“哈罗”（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英文单词）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让我去看沿岸哪些形状像是骆驼或是大象似的山峰或是一袭黑衣的渔夫载着一船鸬鹚划过，这是非常超现实主义而又有些阴暗的一幕。鸬鹚的脖子被线系住，因而无法吞咽自己抓住的那些较大的河鱼，那是属于他们主人的收获。 在经过一段风光宜人的景色之后，老曹大喊“哈罗”，比划着吃饭的姿势，然后停下了船。爬上了岸边的斜坡之后，我的眼里出现了一个四面无墙，竹草为顶的建筑物，宛若《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里的一些建筑物。这是为当地人服务的一家餐厅。 我简直无法相信任何欧洲人曾在此驻足，考虑到中饭之前的两次预演完全有可能让一个白人尖叫着逃回河里，这丝毫不足为奇。首先，这里的老板走了过来，抓着一只羽毛油亮的禽鸟，仿佛是要我在下锅之前摸一摸它。吓得我连退了好几步，要知道，我的急救包里可没有什么能够治疗禽流感的药。然后，这个人的老婆兼厨师，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妖精系着围裙从厨房那边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金属碗，里面满是眼睛大大、不停跳跃着的小鱼和蠕动着的鳗鱼。我感到有些惊慌失措，于是伸手到自己的包中，拿出了一个迷你字典，磕磕巴巴地用中文说出了“米”。我还大方地说出了“tofu”(豆腐)，以防万一，相信这个词是相当国际化的，他们应该能够听懂。 结果，全都是白费劲。鱼和鳗鱼还是被端了上来，另外还有一个火锅。有那么一刻，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上海，身边又是姚强、蕊蕊和搅动着的筷子。然后，你猜对了，一切都是相当美味。我还拿着筷子穿过鱼头，慢慢啃吃鱼肉，在志同道合的伙伴陪同下，这也似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通过短语手册的帮助和老曹好好地聊了一会。最后，一碗米饭像是美国骑兵一样姗姗来迟。(译者注：意指美国西部片中的常见情节，以便让剧情有着足够的发展空间。) 饭后，我们又回到了船上。在最后一段，河水已经很浅，我们下了船，上了一个装有发动机的木筏。坐在船篷下的椅子上，我凝视着那些自然创造的奇迹、那些仿佛正在跳舞的山峦及雀跃在天际的线条。 那天晚上，回到桂林之后，我又被绑架了。我在市场和一个会说英文的男子交谈了起来。他说：“你想喝点什么吗？”我说好啊。他就把我带到了胡同中一个大衣柜大小的商店中。一个女人把茶水浇到了桌子上的一个排水槽里和几套不同的茶具上。她把一个杯子推到我的面前，说道：“这个对大脑有好处……这对眼睛和胰脏有好处……”我马上拿起了自己的财物，夺路而逃。 就像我说的，中国是一段上演着各种事情的学习经历。为了健康与教化，生命周而复始。就算坏事也有好的一面。而好事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60%墓穴面积超标，最豪华型标价34万 荆州市八岭山公墓位于八岭山镇新场，是荆州市最大的公墓。因靠近辽王墓，风水好，面积在几平方米至30平方米不等的“超标墓地”在该公墓有成千上万座。 清明前夕，当地群众纷纷反映豪华墓地每平方米价格远超房价。3月27 日，本报记者前往调查发现八岭山公墓墓地价格，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近乎“天价”。该公墓除了壁葬墓外，最便宜的一款特惠型墓地也需要2880元。据介绍，该公墓内最大的一处家族墓，占地约30平方米，是国家规定标准的30倍。荆州市民张洁说：“这里的墓地使用年限为20年，照此方法计算，死者的墓穴价格已超过了生者房价十余倍。”亲人离别之痛后，是“天价墓地”之痛。 目前，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已要求有关部门深入调查此事。本报记者实地探访调查天价墓地真相。 死者“房价”是生者房价十余倍 当地居民介绍，八岭山因崇岭八道得名，山势蜿蜒曲折如龙，又称龙山。八岭山公墓宣传册上写到，该公墓依山而建，又名“八宝山”，毗邻辽王墓，占地192.8亩，“海拔最高风水最好、规模最大起步最早、品种最多款式最全”，是一处“先人营造千年、安宅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 3月27日，荆州市市民张洁想将父亲的坟墓迁往八岭山公墓。 导墓人对张洁介绍说，根据面积和款式不同，墓地的价格分别有3880元、12980元、39880元不等，最便宜的一款特惠型墓地也要2880元。对于做小本生意的张洁来说，去世亲人的“房价”几近“天价”。“不是亲人去世，不会明白丧葬之‘痛’”，他算了一笔账，“荆州市繁华地段的房价每平方米约为1900元，这里的墓地使用年限为20年。据此推算，该公墓墓地每平方米的价格已超过当地房价的十余倍。” 清明将至“公墓还在扩建” 自荆州城区往西北方向前行20公里左右，就到了八陵山公墓。3月27日下午，在导墓人田小姐的带领下，记者以订购墓穴为名，前往墓园查看各种不同类型的墓地。 这座开发较早的陵园可谓“气势恢宏”，进入墓区首先要穿过140多米长的通道，通道两侧仿照古代帝王陵园建造了巨型的石马、石虎等雕塑。高达61 米，用来存放骨灰的灵皇宝塔抬头可见。 公墓里的马路边遍地是大理石等石材。在马路左侧几间简易房子里，发出切割石块的刺耳声音。“这是在加工墓碑，清明节快到了，购买墓碑的人多了起来，因此加紧施工”。田小姐透露，“公墓还在扩建”。 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以琉璃瓦作顶，几根柱子支撑起来，六个角翘起来伸向天空，俨然一座小亭子。与平时所见的亭子不同，里面是一块树立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墓主人介绍。这就是八陵山公墓的“六角亭”墓穴。 一款极乐苑“六角亭”的墓穴，标价为6万元。田小姐介绍，这款墓穴占地有6至7平方米，加上周边绿化带，约有10平方米左右。另一款2006年建成的更豪华型“六角亭”墓价格则高达20万元。记者看到，墓区里有六角亭10余座，墓穴面积均有6至7平方米。 在田小姐的介绍下，记者看到一款“很早之前”就被预订了的“家族墓”，“这座墓穴面积是整个公墓里最大的，也是最气派的”，尚未启用。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墓占地面积约30平方米，价格为34万元，还设有地下室”。 根据价格表，该公墓只有极少数墓地的面积为一平方米，三四平方米的墓地成为最普遍的墓地类型。 私人买断公墓20年经营权 荆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科熊克诚科长3月28日说：2005年，浙江的陈老板出资1800万元（分期支付），买断了八陵山公墓20年的经营权。当时约130亩墓园中，可继续经营的面积约为90亩。记者了解到，这名浙江的陈老板以前在全国各地做石材生意，还经营公墓，在广州等地还有公墓正在经营之中。因此陈老板很少出现在荆州，公墓的事务委托冯大耀（现任该公墓主任）负责。 “陈老板40多岁，生意人嘛，狡猾狡猾的”，荆州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用“狡猾”来形容陈老板的精明。 熊克诚说，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经营公墓必须是殡葬部门独立经营，或者由殡葬部门与其他机构合作经营。因此，陈老板经营的公墓实际上与荆州市殡葬所是合作关系，“每年要向荆州市殡葬所缴纳一定的合作经营费用，但不是占有股份”。据他介绍，殡葬所尽管是公墓的合作方，但只负责政策法规方面的指导和管理，并不插手具体的经营。 浙江老板经营八陵山公墓是否赚钱？熊克诚说，赚钱是肯定的，但前期的投入也很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商人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八岭山公墓内，标价6万元的“六角亭”墓地，这样的墓地全公墓有十多个 5000个平价寿位只卖出500个 动辄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豪华墓地？到底是哪些人在买？ 记者就此询问八陵山公墓的导墓人，导墓人指着那些豪华墓地说：“这个墓地当地一位镇领导父亲的墓碑，那是荆州李老板爷爷的墓穴……”记者调查发现，前去选购豪华墓地的人大概分三种情况：一是当地部分干部或者其家属所购墓穴；二是做生意赚了大钱的老板选购豪华墓地；三是工薪阶层省吃俭用或者四处借钱前去买个豪华墓地，让先人入土为安。 “大家都去挣面子买豪华墓地，导致相对便宜的骨灰墙和灵皇塔的寿位滞销”，荆州市从事寿位销售工作的张女士告诉记者。据她介绍，八陵山公墓建造的骨灰墙可容纳上千个骨灰盒，价格最低的仅需680元，价格最高的仅需1180元。“但截至目前只卖出去了三个寿位！”公墓内的7层灵皇塔里面有5000多个寿位用于存放骨灰盒，“但目前只卖出了500个寿位”。 对此，市民欧阳华的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将亲属的骨灰放在简陋的骨灰墙里，显得寒碜不说，而且与周围豪华的墓穴想比，有愧对亲人的感觉。所以还是咬咬牙还是买个稍好一点的墓地吧”。 公墓方：“不超标，公墓办不下去” 按照有关法规，“公墓建设应坚持节约土地的原则。埋葬骨灰的单人墓或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 平方米。”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八岭山公墓内面积超过一平方米的墓穴约占60%。该公墓负责人冯大耀承认，“这里占地面积超标的墓穴确实违规”，“但如果不超标，公墓怎么能办得下去呢？” 冯大耀还透露，对于这些违规情况，荆州市民政局曾提出过整改要求，但“整改还需要一个过程”。然而，记者在暗访当天，发现该公墓仍在接受订制超标墓穴。 地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内 风水好，靠近辽王古墓……这是八岭山公墓最吸引眼球的卖点。但这也是该公墓的一大软肋：它所处的位置正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 八岭山公墓下面就埋藏着八岭山古墓葬群，此地发掘的明辽简王墓被誉为“南方的地下宫殿”。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荆州正是因为拥有了八岭山古墓葬群等文物，才得以在1982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首批“ 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内建造公墓，必须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顺清3月28日说，公墓建成后就是永久性的建筑了，对地下文物影响很大。不仅如此，在建造墓穴时，就已经对地下的古代墓葬和文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用荆州当地人的话说：“在荆州城北部，即使是农民挖鱼塘取土也要先征得文物部门同意，因为这里是全国古墓葬最为密集的区域，从王室到一般贵族和平民的大小古墓达数十万座”。 当地一名文物工作者援引《荆州文物志》的描述称：“随便一锹下去就可能挖到文物。有的地方古墓上堆古墓……”…

(本网特稿)多伦多华人宣传西藏真相维护祖国统一和平集会活动将于今天下午1点在市中心DUNDAS 广场(Yonge/Dundas)举行，为此加国无忧网将特派两名记者作现场报道，届时将由记者将现场情况转达给网站编辑部，守候在电脑前的编辑将记者的描述转成文字。 12点30分，会场上已经陆陆续续来了300多人，1点钟不到，会场人数急速增加到近千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秩序井然地排队领取中国和加拿大国旗；有的则在捐款。 1点20分，会场已经满满当当，据记者目测有2000多人，大家群情激昂。 全场高唱加拿大国歌《O Canada!》 在会场对面的Eaton Centre，一名白人拿出雪山狮子旗以及横幅，但他好像是在单干。 透过五星红旗，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一面狮子旗 展示标语 1名女留学生演讲，她在演讲时要求全场与会人士为拉萨事件死亡的18个人默哀 1分钟。 留学生接受主流媒体采访 讲解 可能是到场年纪最小的华人——只有3个月大 交流西藏问题 热泪盈眶 忙碌 会场的人越聚越多，有2辆警车停在路边，十好几个警察忙于维持秩序。 主持人之一“黑白色” 唐森演唱《永远跟着祖国走》，并领唱《中国国歌》，大家又自发地唱了一遍国歌。 火花演艺摇滚乐队的BLUR演唱《回到拉萨》及英文歌曲《What’s Going On》。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李小护上台演唱，开唱之前，他说，我来加拿大已经20多年了，一直想念自己的祖国母亲，56个民族都是母亲的孩子，请问哪个母亲愿意自己的孩子四分五裂？李小护演唱的是《祖国，慈祥的母亲！》，还没有唱完已经泪流满面。 长江艺术团赵桂萍演唱《爱我中华》时，1名20多岁、亚裔面孔的小伙子冲上舞台展示雪山狮子旗，但他马上被保安拿下，拉出场外交给警察。 本网热心网友铁木尔上台跳起了藏族舞，内容包括射、飞、骑、种、收、庆、祝、谢。他在此前表示：我爱祖国，我爱藏族，我爱每一个民族。 组织者之一夏河接受主流媒体采访 父亲为女儿画国旗 李小护演唱结束后做了这个手势 第一个拉出的同乡会横幅 不光是记者在忙，西人也有凑热闹的 参加者在捐款 网友——义工 抓拍几个身披五星红旗的学生 几张熟悉的面孔 看清喽，杨宝凤手里拿3根棍子——不是武器，她听说旗杆不够，把自己家里所有的扫帚把全卸下来了 本网记者在现场碰到湖南同乡会理事长谢京湘，她说这样的活动应该来，她不仅捐了一点钱，还带来15箱饮料。 在会场的马路对面出现戏剧性场面，有人扯出雪山狮子旗以及“Free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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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网民投诉英文传媒CTV星报在报道中误导民众 《明报》消息，继国际媒体就西藏骚乱事件出现一连串实失实偏颇报道后，有人发现加拿大的英文媒体CTV电视台和多伦多星报也在相关报道中出现误导的情况。比如，3月24日，当中国驻加大使卢树民接受CTV节目主持人Mike Duffy采访时，电视画面的右侧突然出现尼泊尔警察暴力拘捕“藏独”示威者、并对他们拳打脚踢的镜头，很容易让观众误以为是中国的公安人员在实施暴力。温哥华的华人叶峰专门就此事电邮Mike Duffy 表达抗议，后者只是回复说，正确标明有关镜头的来源十分重要，并希望叶峰继续捧场。不过叶峰对此并不满意。目前多个网上论坛已出现抗议呼声，网上也开始流传了数个版本的抗议信，并提供Mike Duffy的电邮地址，让网民发邮件抗议。 (卢树民大使接受访问时出现尼泊尔警察打人的片段。电视图片) 在安省这边，多伦多星报 (Toronto Star) 24日曾进行网上投票，其问卷标题为：Is China a good country to host the Olympics? 网民发现，网上的投票结果明明显示：76%说“YES”，23%说“NO”。但该报刊出的结果却完全相反，说“YES” 的只有17%，说“NO”的则有82%。有网民为此特地接触多伦多星报，答复是，其结果是在下午5时取样，但晚上投票人数激增，将下午的结果完全推翻。但不少华裔网民仍然对这一解释并不满意，建议发起抵制及向媒体操守机关投诉。 TTC工会主席承诺2周内不罢工 如罢工会在48小时前发通知 TTC工会主席金尼尔（Bob Kinnear）昨天对传媒表示，为了减轻TTC员工罢工给市民造成的影响及紧张情绪，TTC工会承诺近1到2周不罢工，一旦决定罢工，则会在罢工开始前48小时发通知。金尼尔还说，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有些对话还是富有建设性的，他对谈判成功表示谨慎的乐观（cautiously optimistic）。劳资双方昨天在分别与安省劳工厅派出的调解员见面之后回到谈判桌。前天双方谈了10多个小时，昨天谈判仍继续进行。此外，公车局负责信号、电气和通讯的员工工会前晚投票，员工以94%的赞成票授权工会在必要时发起罢工。该工会将于今天开始与公车局管理层正式谈判。TTC 主席张本力（Adam Giambrone）则没有讲很多，只说谈判已经恢复，感觉更加有信心（feeling more positive）。 尽管消息比较正面，多伦多市长苗大伟依然决定于下周一召集市议会大会特别会议，以便制定罢工发生时的应急计划。计划将规定一些主要马路全天不准泊车，在一些主要马路上开辟巴士专用线路，以及共乘搭车的专用线路等等，以便尽量减轻公车系统罢工带来的影响。 20岁少女地铁车厢内挥刀遭枪击受伤 昨晚8时许，一列地铁正驶入Spadina 地铁站时，其中一个车厢爆发冲突，两名20岁左右女子在和3名男子争执之后，其中1名女子盛怒下突然拔刀相向，而3名男子的其中一人则掏出手枪就射，女孩大腿中弹。枪响过后，车上乘客惊惶失措，地铁到站之后乘客们便不顾一切地四散奔逃，场面相当混乱。 事有凑巧，前市议员兼公车局副主席Rob Davis 刚好在该地铁站等车，他听到枪响并见到车上乘客一涌而出，便立即致电报警。而两名涉案男子则随人潮乘机逃脱。据目击者称，一名疑凶为年约20多岁的黑人青年。受伤少女伤势严重，立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警察赶来之后将地铁站封锁，以便调查枪击事件，但令St George 到 St…

1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涵却有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写完《艳阳天》，“文革”开始了。 后来“三家村”被揪出来，我不明底细，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成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管桦说我：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我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只身一人闯进市文联串联、造反。他说市文联是一潭死水，在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这时，被保护在医院里的老舍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忽听院子里一片喧哗。打字员小丁慌忙跑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姓侯的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我赶紧跑出房门，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门前，一车身穿绿军装的女学生，正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接着，就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一会儿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反动权威”等字样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两只冰凉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说，你赶快藏起来吧！听了这话，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军宣队说明了情况，我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说是要与别的“黑帮”一起拉到孔庙去烧戏装。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也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更加凶狠。老舍不甘受辱，一气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挂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红卫兵砸去。老舍的举动，立即激怒了红卫兵。霎时，更多的红卫兵冲了上去，拳脚相加。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大喊一声，老舍是殴打红卫兵的“凶手”，应该押送派出所法办。这一喊，红卫兵们停止了拳脚，几个人上去将老舍送到了西单派出所。 当时死人很多，派出所没工夫管老舍，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去接人。我们先把串联的红卫兵劝走了，把被揪斗的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到后院，然后赶去派出所。我对老舍说，先回家，一来让家人处理一下伤口，二来好好反省一下，明天到文联来报到。老舍当时没有说话，我说什么，他点头听着。我又给舒家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人。当时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他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了电话。胡薭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当时人都麻木了。老舍之死是市文联在“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一次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我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管桦他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北京电子管厂有一位郭某，1958年就曾撰文批判过《青春之歌》，从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后来茅盾先生写文章，作了结论，这场争论才告结束。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北大学生侯文正进驻市文联，大字报、小报上大登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这些文章批判杨沫的小说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我就出面说明她的历史、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和刘少奇更没有任何牵连。他们要揪斗杨沫，被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给拦阻了。我觉得杨沫、管桦、草明都是革命作家，不会反党。于是跑去找《红旗》的王主玉，问他上面是否有风说要批杨沫。王主玉说没有。我就放心了，回来告诉大家说没事。郭某竟找到文联来，和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文联有人站在我一边，也有人站在郭某一边，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于是我们到《红旗》评理。我和郭是揪着对方的脖领子去的。那时年轻，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扳不倒我。到了《红旗》，他们的口风又变了，说我们都有道理。结果回了文联，就有谣言说我让《红旗》批评了。还有人要批管桦，我就是不批。周述曾等人就批我。我不搭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的好朋友杨啸也受到审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那些人找我来调查，我说，我了解他，他不是！他们不甘心，我急了，说，非要揪，先揪我吧！ 2 “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我给中宣 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现将我的检讨摘录下来，也许对大家了解历史有帮助。 我的教训1 我是怀着十分惭愧、十分感激的心情，出席这次会议的。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时期，我先在文艺思想上受了毒害。1974年叛徒江青向我伸出了黑手，又在工作上直接受到“四人帮”的利用，我写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讲话，传播了“四人帮”反动的文艺思想，扩散了毒素，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当我逐渐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用心血从一个农村孤儿培养起来的文学作者，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保卫人民的利益，反而以自己的言行危害了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我不能不十分惭愧和悔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也挽救了我这样一个上过当、受过骗、犯了严重错误的创作干部。一年多来，许多报刊对我的错误作品和言论做了批判，促进了我的觉悟；本单位的同志们，业余作者同志们和郊区农村的干部和群众，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与教育，使我有了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力量。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动员了亿万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蓬勃的景象，这些都有力地鼓舞着我，使我有信心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当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今天我又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给我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不能不十分感激。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十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而且错综复杂；这需要自己在领导和同志们大力帮助下，经过痛苦的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清理。但是，我下决心认错、改错，在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来个新的开始。因此，我愿意利用今天这个时机，向同志们说清自己所犯的错误事实，摆出我的错误思想，汇报我的初步认识，取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我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底，三十岁出头的最好年华停下了笔，荒废了五年之久，我是很痛惜的。于1971年5月又重回创作岗位，心里兴奋，劲头很足。当时书店没有书卖，读者没有书看，也激起了我的责任感。周总理支持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更加鼓舞了我，很想大干一场。我那时是怀着美妙的理想、用天真的眼光看待文艺界现实的，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了要安定了，文艺会很快地繁荣起来。社会上推广的所谓样板戏经验，我感到受约束，但却认为是 “党”提倡的，仍然用功地“学习” 和“领会”。报纸上提出不要写真人真事，我就赶紧放下了写了半截儿的王国福传记文学，把1962年夏天起草的一部旧稿拿出来，吸收传记的部分材料，重新写起。新的长篇出来了，又写了短篇集、儿童故事集，还整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几本旧作。这时候，我的书出多了，报刊上对我的评论也多了，我经常在外事场所露面，又出席了党的“十大”。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更加猖獗。大批知名的老作家被禁在干校，有的同志写一首诗就遭到暗算，发表一篇小说就招来大祸。随后又是批“黑画”、反“黑线回潮”等等接踵而至。这些都对我起着“打骡子惊马”、“杀鸡吓猴”的作用。我左右前后一看，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心理，开始感到孤单，感到风险，害怕抽打别的作家的鞭子抽到我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叛徒江青向我伸出黑手——1974年1月2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她送来的两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两天以后，她又让《人民日报》通知我看电影《中国》。又过两天，我到一位业余作者家串门，接到市委通知，让我赶到天桥大剧场，说江青要“请”我看戏。这样，“四人帮”就把我抓住了。从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我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过四次面(每次都是七八个人以上，没有个别见过面)，被她利用，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在天桥剧场第一次跟江青见面，她装出一副“热情可亲”的样子，开口就问，浩然，我过去是不是亏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说，你这么年轻啊！你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周围有你许多崇拜者，他们喜欢看你的小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等等，把我大捧一通，就胡乱地谈论起《艳阳天》小说和电影。她还说，你的《艳阳天》我看过。请你原谅我，《金光大道》没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还指示在场的于会泳等人：你们以后有这方面的事情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请他看戏，不要怕人家批评，你们几个里边没有懂小说创作的，等等。 我是农村干部出身，过去对叛徒江青的丑恶历史一无所知，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领导”，尤其错误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见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本来出于反党目的，是拉拢我，扩充“四人帮”的势力，我却误认为她这样对待我，是体现“党”的关怀，以为她过去“抓”了样板戏，这回要开始“抓”小说创作了，心里很高兴。可是，当她向于会泳等人说有“这方面的事情请教”我的时候，又怕这是让我“当官”的信号，很紧张。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只要不遭受打击就行，愿意踏踏实实地写作，别无企图。所以，最后江青问我，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赶忙说，希望党多给我写作时间，千万别让我做组织领导工作，我水平低，连党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我只有用笔才能为党做些有益的事情。她令人奇怪地回答一句，你这个人真客气。这次叛徒江青接见，我非常高兴，原有的恐惧心理立刻消失了，错误地认为这一回我的工作被“党”承认，以后可以安心地写作了。我当时这种怕挨整而喜欢被“拉”的思想状态，就成了我以后上当受骗被利用、犯下错误的毒害根苗。 果然，四天以后，也就是1月28日凌晨，我跟叛徒江青的第二次见面——在钓鱼台与另外两个人一起接受了充当她的“代表”、到西沙前线送黑信和批林批孔材料的“任务”。当时正是春节，客人往来，忙得报没看、广播没听，不知道西沙打仗的消息，直到进了钓鱼台都坐在会客室里，我都不知道半夜三更地找我们几个来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江青从另一间房子里走进来，说，西沙这次胜利，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很想去，脱不开身，请你们几位代表我去慰问前线军民。还说，你们回来，可以写诗，写报告文学，写散文，我等着看。 江青派给我们这个任务，是蓄意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是干扰军队，为她当“女皇”捞取资本；在我个人来说，是被阴谋家利用，是充当他们搞阴谋的工具。我却糊涂地认为这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觉得很“光荣”。我是搞文学创作的，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去充当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干送信和散发材料的角色，而我却没有抵制，没有拒绝。可悲的是，我连抵制、拒绝的念头都不曾有，就乖乖地遵命了。 第三次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面，是从西沙回来的3月5日晚上，接到市委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当时在场的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还有“北影”、“乐团”和“八一”电影厂的十几个人分头做汇报。在这个会上，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一怒之下就宣布了一个曾经受她重用的文艺界领导干部的政治死刑，当场让秘书取来那个干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离比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见上边写着人名和号码，心里不由得一惊，暗想：这样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准备着随时打击的材料，实在太可怕了。我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过，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我的那种“可以安心写作”的幻想开始动摇了。我强忍住惶恐，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她是中央领导，不会随便诬陷人的，自己往这方面想多了，倒会犯错误。我就这样压下了自己的波动。两天以后，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个诗作者的电话，说他写的“诗报告”不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发表。我十分紧张，因为我要写的作品还没有构思好。我唯恐落后，急忙追赶，拼命地写了两个星期，把《西沙儿女》全部起草出来了，同时打印，立即送江青审查。大约在三天以后，于会泳就给我打来电话，说：首长(指江青)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处理，我们保留批评权。江青不看稿子，还要“保留批评权”，使我的精神有些紧张，怕被抓了小辫子而挨棍子，于是在修改的时候，越发向“诗报告”靠拢，认为那样保险系数会高一些。很多毒素就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注入的。在“奇志篇”中，我用了“庐山劲松”，是受“诗报告”的“启发”，很自然地因袭下来的。我当时甚至觉得用那张照片，比用一条语录形象，自欺欺人地认为有主席题诗，不会错。在修改定稿时，我又塞进了江青的一句黑话，即“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是我经过思考、自觉地这样做的。当时我在广州石岗修改稿子，军营里放大喇叭，正播“诗报告”。当我听到诗里边的那句话的时候，心里一动，想起在文化部“创办”讨论修改“诗报告”的时候，于会泳曾说他专门找江青核对过那句话。那句话既然是江青及其亲信所重视的，如果我在作品里不引用，很可能使江青怪罪，起码会有所不悦。于是，我就在校样中间找了个地方，把这句话填了进去。这样一来，这句黑话，加上“庐山劲松”的照片，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叛徒江青是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我给江青树了碑、立了传，这是在政治上犯的严重错误。 1974年是我被叛徒江青完全欺骗的阶段，除了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被她利用以外，我还按照她在一份简报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学参观，写了一首儿歌，我还自动地到过江青鼓吹的小靳庄参观，写了一篇散文。这些都直接地为这个阴谋家捞取了政治资本。这期间，当江青送材料给我或让我看了电影《中国》以后，我给她写过信，还向她汇报过《西沙儿女》的主题思想和写作过程(到1974年秋天以后，再没有给她写过任何信)。这些信虽然没有一封是“告状”的，没有一件反映别人别事的内容，却有不少“感激”她、恭维她的话，这些反映了当时她那假面具和特殊地位对我的欺骗很严重，也暴露了我把毒药当蜜糖吞吃的那种“得意”情绪。 1975年是我对叛徒江青的丑恶面貌有所认识的开始。1月初，我在密云县深入生活。有一天夜间，我跟县委书记何奇珍同志下乡回来，互相信任地谈起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何奇珍同志为一些好作品和老作家被压迫鸣不平，嘱咐我小心。忽然，他忍不住地当着我的面骂起江青，她算什么东西，信口开河……她一个人就代表党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样正义的声音。当时，我虽然只是点头，没有也附和他骂江青，但是，这声音对我的思想震动却是很大的。仿佛这是个信号，后来我在农村、军队，在一些文艺工作者和老同志那里，经常听到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的声音。这些启发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渐渐地看清了党心、民心和军心所向。我对江青开始反感了，怕她了，小心地躲避她了。到了7、8月间，关于江青的所谓“谣言”流行起来，使我进一步明确了不再跟江青靠近的念头。9月16日，我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电话，说江青让我到大寨去，我17日赶到大寨，参加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这是我第四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江青，也是最后一次。 在大寨，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的下流表演，她追查所谓“谣言”，疯子一般地骂人，逼《创业》作者给毛主席写信承认“错误”，说那实际上是反攻的信，还说“写了信别给我，直接送中央”。当时，我虽然对中央的斗争情况并不清楚，没有识别出江青跟王、张、姚等人搞的是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路线，也没看出江青有篡党夺权的野心，更难以辨别正在被追查的“谣言”是真是假。但是经过几次接触，逐步地有了一些实际感受，我感到江青这个人的灵魂十分肮脏，作风很不正派，反复无常。我对她的一些言行由不满到厌恶，联想到7、8月间我所听见的有关她的丑闻，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倒台了。我不仅害怕她，而且憎恨她，我告诫自己，今后决不能再跟她靠近了。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我被于会泳等人伴随着的江青拦住，她问，你听到什么谣言没有？我回答她说，没有听见。她用不相信的眼神盯我一下，我赶紧说，不信您去调查，我一直在乡下，那里闭塞得很。吃饭的时候，江青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让我跟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我不肯接受，再三推脱都推不掉。江青跟于会泳还分别三次宣布纪律。江青布置所谓创作的“任务”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要保密。回到北京，我经过思想斗争，第二天终于向组织做了汇报，并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艺工作的书记表明不愿意执行江青交给我的这个写作任务。那位书记说，拖拖看。我就藏到军队写小说。1976年春节临时回京探亲的时候，刘庆棠让人通知我，春节后参加电影会议，责令《井冈山》等创作上马。我为了逃避，又通过市委领导在初二躲进军队的三?一医院，继续偷偷写小说。领导、周围的同志，以及三?一医院十三病室的医务人员，不畏风险地支持我这一行动。我之所以不像接受西沙之行差事那样热心积极地接受写《井冈山》的任务，是因为四点：第一，我对江青这个人有了看法，过去认为她代表“党”、代表毛主席的这种糊涂观念已经破灭了；第二，我听传说《创业》作者那封告江青的信，是邓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支持了《海霞》，江青才打击这部电影的编导，感觉到这里另有斗争；第三，写毛主席革命实践的《井冈山》创作，为什么保密，使我怀疑；第四，毛主席那个矛头直对江青，关于《创业》的批示，给我壮了胆，开始觉得江青不得人心，她再要胡闹下去，早晚得被批评。可是，1976年2、3月的形势，又使我糊涂了：不得人心的江青通过组织手段疯狂地追查“谣言”，越来越得势。江青所仇视的邓小平同志反而成了“右倾翻案风”而遭到批判。我对真相不了解，又不想无根据地胡乱猜疑，心里十分害怕。这时，我从个人安全出发，心想，如果得了势的叛徒江青发现我对她三心二意追查起我躲避她、抵制她交给的任务的事情，知道我底细的渠道很多，难以保守住秘密——我必须改变躲避她的策略，免于暴露、免于毁灭。因而，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天即4月5日，我怀着沉重的痛苦心情奔了长沙，追上了2月9日就开始工作的“井冈山”剧组。 这部作品因“四人帮”被粉碎没有写成出笼，在创作活动中我一直托病没有执笔，但从思想本质上看，参加《井冈山》的写作比写《西沙儿女》的行动本身，错误更为严重。因为写《西沙儿女》时，我对叛徒江青确实还没有什么认识，完全被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所迷惑。到了写《井冈山》时，我跟她有了接触，有了一定认识，却没有舍得一身剐地斗争到底的勇气，我怕受到迫害，怕失掉写作权利，怕影响儿女们的前途，怕株连朋友，等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一个暴露。因此，我的教训也是最沉痛的。 我在工作上受了“四人帮”的利用，首先思想上受了“四人帮”的毒害，而思想受毒，远在叛徒江青拉拢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四人帮”鼓吹的一套反动文艺理论，我在思想上接受了，并在创作上实践了，在言论中大量传播了。那几年，我在各种场合、许多文章里说过不少错误的话、过头的话、无知的话。我毒害了青年业余作者和读者，伤害了老作家，也危害了党的事业。我一想到这里，便悔恨不已。 “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我第一次接触林彪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时，并不理解。因其属于中央文件，是上边批发下来的，对“文艺黑线专政”这句话，在理论上并没有怀疑。我1964年10月一搞专业创作，就是“文艺整风”，贯彻毛主席对文学艺术的两次批示，我觉得那批评是严厉的，文艺界的问题是严重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接触到实际问题，眼看着把大批作家打倒、把大批作品封禁，我从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我被选为市文联“文革”负责人以后，跟同志们一起，对大多数作家和干部采取了保护态度。后来由于刘少奇1、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和一些同志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不得不强制自己承认错误，承认保护了“黑线”、压制了向“文艺黑线造反”的革命群众。不久，文联被“砸烂”，我和全体同志被当作“黑店”的伙计赶出大院，接着挨整，肃“黑线”的流毒，最后灰溜溜地下放劳动。这一切，留给我精神上的创伤是深刻的，对我的思想影响是严重的。重新回到写作岗位以后，正赶上“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疯狂时期，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批“文艺黑线”，今个反 “复辟”，明个反“回潮”，“四人帮”制造起来的这股子“文艺黑线”的旋风，时时处处地吹刮翻卷。久而久之，就把我吹迷糊了，林彪、“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理论和他们对付所谓“文艺黑线”的残酷现实，就互为作用地使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界“一团漆黑”这样一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战线像其他各条战线一样，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上，被《讲话》哺育起来的一大批老作家，从战火纷飞中磨炼过来，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丰富的生活积累、纯熟的艺术修养。建国后，他们深入社会主义火热的斗争生活，写出大量受工农兵欢迎的优秀作品，这是铁的事实。对这些作家和作品，我没有一概否定和一概打倒的思想，也没有具体地参加过“四人帮”的任何砍伐活动。但是，已经被林彪、“四人帮”那股邪风吹糊涂的我，不仅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当“老保”，反而跟在“四人帮”的喉舌边，喊叫“十七年被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政”的口号。尤其严重的是，把业余创作的活跃，看成是所谓“文艺革命”的成果。我把“帮气”十足的文学作品、电影、会演一度增加，自欺欺人地说成是“文艺春天的来临”，替“四人帮”粉饰了悲惨的现实，麻痹了广大群众。这是我的又一严重错误。特别是北京市的业余文学青年，他们信赖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正确的帮助，我在主观上也想热心地给他们一些帮助，可是中了“四人帮”毒害的我，也把一些毒当作糖灌输给他们。他们的健康成长受到妨碍，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 我在“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旋风里迷失了方向，承认了十七年文艺界是“黑”的，我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就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十七年是“黑线专政”，那么我这个十七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又如何解释呢？我觉得自己不是“黑线人物”，我当时是不受重视的、是被“黑线”压制的。我把自己初学写作时，一些作品没有被发表，牵强地说成是被“黑线”压制；把没让我参加文代会说成是不受“黑线”重视；甚至把一些同志出于爱护而对我的批评和指教，也曲解为“黑线压制”，这是极其荒唐的。我向这些被我伤害了的同志诚恳地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因为接受了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的谬论，我就不能不承认自己这个从十七年走过来的人也中了所谓的“黑线流毒”，在一些场所，把自己过去接受的一些艺术上的问题，也作为“流毒”来清理。同时，用“四人帮”的艺术标准，特别是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模式“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以及写矛盾冲突的一套谬论来衡量自己的旧作，就觉得有些东西不够标准了。编选“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春歌集》、《幼苗集》的时候，我把曾被一些同志肯定的作品，如《晌午》、《蜜月》等，视为是有“毒”的作品加以删除。搞新的创作，我使劲地学习样板戏的经验，明明感到是框框，强硬着往里钻，我对长篇作品必不可少的成长人物、被争取团结的人物，抱着极小心的态度对待，尽可能少写，怕犯“中间人物论”的错误。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人新事的短篇素材，如果没办法加进“阶级斗争”的线索，宁肯放弃，也不写，怕蹈“无冲突论”的旧辙。我机械地强调创作为政治服务，不多谈创作技巧，怕触犯“为艺术而艺术”的禁条。我尤其把“四人帮”那个“根本任务论”当作自己认识上的一个“提高”。总之，我把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所否定的，都当成“错的”、“旧的”，而把“四人帮”鼓吹的一套“样板戏”经验，都当成是“对的”、“新的”。所以我就声称跟“黑线”决裂，走“新”的，也就是以样板戏为榜样的创作道路。我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否定了自己过去十七年曾经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所走的道路，而把自己禁锢在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框里”，表现在创作实践上，必然铸成了写出《西沙儿女》这样的错误作品。 我出生在北方农村，成长在北方农村，一直用笔反映北方农村生活，对西沙生活没有任何积累，对处理战争题材没有任何经验，只凭着一个“大人物”派给的任务，就靠着临时采访的方法写起小说，这本身就是违反创作规律的。我这样做了，还扬扬得意地认为，自己积极地写了不熟悉而应当熟悉的生活，是及时地为“政治”服务了，是我所走“新”的创作道路的一个标志。实践证明，我这个创作活动为“四人帮”阴谋家服务了。所谓“新”路，正是旧路，是对毛主席提出的深入生活、进行典型化的创作原则，以及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一个违背，是我对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正确道路的一个否定。“黑线专政论”、“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毒害，导致我的某些创作从为工农兵服务而变成为党内野心家服务，为阴谋文艺服务了，这个教训是多么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