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日举行的第12届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颁奖仪式上，由于赛事组织者放错了国歌，中国名将刘翔不得不两次登上冠军领奖台。在下午举行的男子60米栏颁奖仪式上，现场没有响起中国人期待的《义勇军进行曲》那雄壮有力的旋律，而是响起了其他国家的国歌。这不仅使在场的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刘翔也是一脸迷惑，就连外国记者也感到出了问题，争相向中国记者询问情况。经中国代表团交涉，赛事组织者承认是技术原因错放了智利国歌，决定重新举行颁奖仪式。 刘翔一脸迷茫 刘翔等人再次登上了台领奖。站在领奖台上，听着熟悉而亲切的中国国歌，刘翔脸上绽放出他惯有的灿烂笑容。国歌放毕，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本次赛事上唯一一次播放中国国歌，另一名中国选手李梅菊9日夺得女子铅球的铜牌，而其他中国选手均与奖牌无缘。

日本警方咬定冷冻饺投毒发生在中国，但中国警方赴日要求出示物证及认定报告却遭拒，前提为须交作案嫌疑人。中方作颠覆性大反击，公安部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经过全面细致调查和实验，日方指控的可能性极低。 中日冷冻饺投毒案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被日本警方一口咬定「投毒案发生在中国」的调查结果，遭到中国警方颠覆性大反击。 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中外记者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余新民宣布，中方经过全面细致调查和实验，认为出口至日本的中国产冷冻饺在中国境内被人为投毒「甲胺磷」的可能性极小。 余新民同时还对日本警方不同意中方赴日工作组查看事发现场、涉案物证、检验鉴定结论的要求「深表遗憾」。余新民认为，中日警方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都有自己的依据，但要看哪个结论更科学、更客观、更可靠。中日警方都有责任共同查出真相，对两国人民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日本千叶县和兵库县先后发生三起食用中国河北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生产的冷冻饺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十人受害。 日本警方在相关的冷冻饺中检测到有毒农药「甲胺磷」。毒饺事件经日本大小媒体持续不断的炒作，引发民间严重不安，拒食、拒买中国冷冻食品犹如一场冰风暴席卷东瀛，令中国食品在日本陷入罕见的信誉危机。 更有甚者，在排除了非中国生产过程中食品原料残留农药超标的问题后，日本警方判断蓄意人为投毒作案的环节在中国，并提出了三大依据。其一，中国产冷冻饺封闭完好的包装袋内检测出有毒农药甲胺磷。其后，日本科学警察研究所对甲胺磷渗透性进行了实验，结果在摄氏二十一度的常温下经过十二小时未发现由外至内的渗透情况，并据此断定投毒作案只可能发生在中国现地生产或包装前。 其二，在有关冷冻饺中检测到的甲胺磷含有杂质，而日本市场上没有此类不纯的禁用农药，但在生产现场所在的石家庄有这种农药在流通。 其三，三起食用毒饺案分别发生在千叶和兵库县，两地相距约七百公里，两批货物在日本境内运输过程中没有交叉。日本警方作出的这些理据经过各大媒体的传播后，进一步引起国民对中国食品的恐慌，高达九成的家庭主妇因而对中国食品安全性感到担忧和不信任。 毒饺事件引起如此严重的恶果，重创中国食品的声誉，令北京始料不及。二月八日，中国公安部召开专门会议部署专案调查。随后，公安部成立了由刑侦局副局长余新民为首，包括首席刑侦专家乌国庆等十名刑侦、毒化、痕迹专家在内的工作组，赶赴石家庄市查案。河北省公安厅也迅速调集近百名精干警员组成专案组，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 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副部级中日战略对话中，中方对日本一口咬定毒饺出自中国感到气愤并提出质疑，双方由此产生隔阂。日本法务大臣鸠山邦夫称「日本警方和厚生劳动省都在竭力调查，但遭到中方否定，令人悲哀」；「也许是因为北京将举办奥运会缘故，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首先考虑要维护国家利益」。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考虑到这样下去将会在两国人民间产生对立，应该加大努力尽快解决问题」。 据悉，中国警方不仅对天洋食品厂生产冷冻饺的所有原料、生产流程和运输过程等各个环节进行调查，还查看了生产监控录影资料，没有发现投毒或混入甲胺磷的情况，而且还对与产品包装、仓储以及包装材料存放等三个重要环节相关的五十五人，逐一进行是否与厂方有矛盾、有无反常表现、有无接触甲胺磷条件等方面的排查，结果未发现有投毒嫌疑人。 由於事发现场、毒饺及有关物证均在日本，中国公安部於二月二十日派出由余新民率领、有公安部首席刑侦专家乌国庆、崔道植等十人组成的工作组飞赴日本，与日本警方进行案情磋商，交换意见。据余新民称，日本警方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查看现场和涉案物证及检验?定结论的要求，也没有介绍物证提取和检验的全面情况，基本上无果而返。 日本警察厅长官吉村博人对此提出了反驳。吉村说：「我们已向中国公安部提供了进口饺子的流通路径、科学警察研究所进行的包装袋渗透实验结果等资料。」对於中方要求日方提供有毒饺子及有毒包装袋等物证，吉村称由於物证依据刑诉法办理了扣押手续，因此无法轻易提供给中方。但吉村同时表示，如果中方在锁定嫌疑人并立案的基础上提出此要求，日方不会吝於提供物证。 此外，中国公安部物证?定中心副主任王桂强研究员通过公布该中心实验结果的报告，否定了日本警方实验认为甲胺磷农药不能从封闭完好的饺子包装袋外侧渗透到内侧的结论，事实上推翻了日本警方否认在日本被混入投毒的可能性。 王桂强说，为了使实验条件尽可能地与实际情况相同或相近，公安部?定中心分别用浓度为百分之六十、三十、十和百分之一的甲胺磷农药溶液，在冷冻饺保存时的摄氏零下十八度的条件下进行了渗透性实验，结果显示在十小时内，四种浓度的甲胺磷均可以从封闭完好的饺子包装袋外侧渗透到内侧。 针对日本警方以监测到冷冻饺中的甲胺磷含有杂质，而此类农药日本没有、只有中国有的毒物来源论，王桂强同样以中方的实验研究和分析予以否定。王桂强说，中方的分析结论认为饺子中毒事件中的物证甲胺磷含有几种主要杂质成分不能作为甲胺磷来源的判别特徵。日本警方检测的物证甲胺磷只能证明它是非纯品的工业用产品，其中所含杂质在各国生产的甲胺磷产品中普遍存在，因此不具备准确判断该甲胺磷农业生产厂家的作用。 中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传忠认为，古今中外，所有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行为，都不是直接暴露在外，都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包括这次在日本的毒饺事件，也不排斥有人从其他国家和地区非法购买相关的农药带到日本进行作案的可能。 二月十五日，河北省公安当局查获了一起日本共同通讯社记者违法购买并携带甲胺磷农药的事件。据悉，该名记者是共同社驻北京的记者，他在从石家庄返回北京途中被中国警方拦截检查，由於在其车中发现了违法购买的甲胺磷农药而被警方拘留调查。 据北京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自从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生产的冷冻饺在日本发生食物中毒后，石家庄就加强了对该地区存有的甲胺磷农药进行彻底调查与控制。 日记者携违禁农药 所以，当该名共同社记者私下从农家手中违法购买甲胺磷后，就被举报并受到监控，警方在其即将离开河北进入北京时采取行动。该消息人士说，这事说明不能完全否认日本人在中国境内违法购买甲胺磷并私自携带回国的可能性。 这次中国警方全面出击，颠覆了日本警方指称毒饺案作案人在中国境内犯罪的论断，揭示了投毒案发日本的可能性。中日两国警方调查结果的完全对立，使「毒饺事件」延伸到两国政治外交层面，并引发情绪性对抗。中日警方能否从对立面走向「共同体」，还是陷入「罗生门」之争，而客观上也使中国输日食品受到严重打击的痛苦。

“长江第一鲜”身价6年涨6倍 刀鱼今年捕捞量锐减，500克零售价1200元 本市探索养殖技术，养殖刀鱼不久可能上餐桌 眼下，正是“长江第一鲜”刀鱼的上市季节。近两天，晨报记者兵分两路，走访了长江刀鱼入市的沪苏集散地崇明和江阴。 记者发现，虽然两地船捕刀鱼的报价不同，但鱼价水平都猛涨到了6年前的6倍，刀鱼已令寻常百姓望而远之。记者同时获悉，上海的标准化水产养殖场已成功引进长江刀鱼苗种。市水产办主任梁伟泉表示，对长江刀鱼养殖技术的探索将持续进行。 也许不久的将来，价廉味美的养殖刀鱼可能端上市民的餐桌。 今年入市期推迟近10天 前天早上6点钟，崇明的刀鱼收购个体户徐卫国就赶到渔村收购新鲜刀鱼了。忙活了一天，他共收购到近25公斤刀鱼，虽然比前两天的收购量略有增加，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收购量减少了近一半。 今年长江刀鱼直到3月1日左右才开始出现、成汛，比去年推迟了近10天。徐卫国表示，必须赶在清明之前收购更多的刀鱼，因为清明前刀鱼骨软如绵，清明后骨硬似铁，不再是美味的“极品”。 “眼下的捕捞量是一年不如一年，捕捞最多的船每天20－30公斤，有的船干一天只捕到1－2条刀鱼。而在以前鱼汛时，一艘渔船甚至能捞到50－100 公斤。”徐卫国叹着气告诉记者。比产量锐减更糟糕的是，到目前为止，出水刀鱼以条重不到100克的“毛刀”为主，条重150克以上的“大刀”非常少见。 “这可能是因为刀鱼刚刚开始捕捞的缘故。”崇明渔政站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目前还很难判断，今年刀鱼的产量究竟是多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今年申办捕捞证的崇明渔船已从去年的129艘减少至113艘，捕捞人员在减少。 与此同时，刀鱼市场需求依然旺盛。徐卫国在接受采访的1个小时内，接到了好几个询问刀鱼产量的电话。据说，到崇明收购刀鱼的外地批发商越来越多，上海周边市场上70％的刀鱼产自崇明附近水域。 鱼价1小时内变三变 昨日，记者在崇明一家大型农贸市场内看到，刀鱼的销售摊位不过一两家，摊位上堆放着5－6个白色泡沫塑料箱，箱内都装满冰屑，刀鱼就埋在冰屑里，其中只有一个开了盖、铺上一层保鲜膜，让顾客看条重不同的样品。“500克零售价1200元。”摊主指着泡沫箱内仅有的几条体型较大的刀鱼报价：“在崇明， ‘大刀’都是这个价。” “我刚出一批货，‘大刀’500克最新价确实已涨到1200元。”专营崇明刀鱼的上海昱腾水产品贸易公司经理陈昱告诉记者：“刀鱼一般是一天一个价，但这两天市场需求很旺，半个小时前报价还只是900元，眼睛一眨就涨到1200元，1个小时内的报价甚至会变三变，像在拍卖一样。” 刀鱼行情的快速攀高，是陈昱5年前刚入行时想都不敢想的。据他回忆，当时的刀鱼批发价最高不过上百元。记者查阅到的资料表明，2002年，崇明刀鱼 500克的收购价为87.6元，铜川水产市场“大刀”500克批发价为190－220元，眼下的鱼价水平已达6年前的6倍。 “崇明刀”江阴撑市面 江阴市几乎每个“马大嫂”都知道城中菜场，因为那里很多摊位都卖高档水产，光刀鱼摊位就有8个。37号摊位的老板娘很直率：“这里的刀鱼都是崇明来的哇，价钱比较便宜。”她报价：条重150克的“大刀”500克卖850元，条重125克卖650元，条重100克卖450元。如果是饭店进货，500克售价可以下降50元。 34号摊主正忙着往一个小塑料箱里装货，装的都是“大刀”。她说，自己装的是江阴刀鱼，江阴“大刀”500克要卖到1400元，比同样条重的“崇明刀”贵600元。记者问如何看出产地不同，这位摊主指着小塑料箱里的刀鱼解释说：“崇明刀鱼雪雪白，江阴的鱼身泛黄哇。” 当地的小湖水产市场距离城中菜场约半小时车程。那里有100多个批发摊位，大多数尚未营业。一家批发行的伙计告诉记者，这是因为江阴刀鱼大量上市要到 3月20日后，眼下该市场中交易的刀鱼，实际上就是“崇明刀”。记者在现场看到，批发商出货时，都把所有刀鱼从冰屑里挖出来让采购方看鲜度、称分量。有个苏州老板吆喝大减价，条重100克的“崇明刀”500克要价仅30元。记者凑近刀鱼箱一看，原来鱼肚有些破裂。苏州老板说，自己专从崇明拿货运到江阴出货。这次有两箱刀鱼没有及时埋进冰屑，稍有些不新鲜，尽管进价就要300多元，也只好大减价卖出。 当地批发零售的到底是产自江苏湖泊的“湖刀”，还是产自上海崇明附近水域的“崇明刀”？行内人不指点，外行是无法区分的。 两潮水只捞上三五条 江阴滨江路四号港口东侧一个小港湾里，停泊着10多艘渔船，船头都有“苏澄渔”标记。一个正准备出船赶潮水的船老大说，长江捕鱼都在涨潮时进行，一天两个潮头要干近10个小时，两潮水能捞上大大小小20－30条就不错了。“柴油费加上帮工费，出一次船要开销400多元，有时两潮水只捞上三五条刀鱼，那就亏大了，跟以前真是没得比。” 看到附近另有一个有闸门的小港湾，岸边停着轿车、面包车，记者立马又沿江寻到那里打探行情。原来，那里靠岸停泊着一艘鱼虾收购船，船主老葛以前也是渔民，如今专在滨江村新沟水闸边做定点收购、批发，他说，来买刀鱼必须得预订，当地不少大饭店就专到他这里预订。不过，与其他人相比，他开的鱼价算得上“狮子大开口”：条重150克的要卖1800元。“我这里才卖真正的长江刀鱼哇，来进货时价钱还可以商量！”记者临走时老葛又大声叮嘱。 堂吃价贵过阳澄湖蟹 在江阴的大饭店，堂吃的刀鱼大多是称分量零售的，500克一般要卖到2500－3000元。当地有个刀鱼批发商透露，他每天就要送出5－6万元的货。眼下上海供应刀鱼的批发商、大饭店甚少，在网上，记者看到上海批发刀鱼的只有专营进出口水产的荣平海产一家。 在记者走访近10家著名大饭店中，只有南京西路389号明天广场内的唐朝酒店亮出供应刀鱼的广告牌。酒店餐饮部一位经理告诉记者，他们供应的刀鱼条重都在100克左右，堂吃价每条450元。与只重250克、堂吃价400元的阳澄湖大闸蟹相比，刀鱼身价更高。自本月初开始供应刀鱼以来，每天尝鲜的顾客约有50位。 在这家酒店的厨房，记者看到准备端上桌的刀鱼每条都放置在长约40厘米的纯白色专用长盆里。大厨说，新鲜刀鱼只需放入蒸箱快速蒸上6分钟即熟，就成了极嫩的清蒸“极品”。

百年奥运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无数优秀运动员，也曾经涌现出无数俊男美女们。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当时处在媒体不十分发达的时代，所以未能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竞技之外的诱人风采，实在是可惜之至。 当我们为库尔尼科娃的美艳与风骚倾倒的时候，谁又能够想象得到，奥运史上也有一位犹如天降尤物的体操冠军呢？她就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及团体金牌获得者乌克兰体操运动员塔迪亚娜.古楚。 正如她的名字那样，她是一个古典的楚楚动人的魅力姑娘……

在上帝面前，生命本来是平等的，但对那些天生残疾又遭父母遗弃的孩子，又似乎存在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作为“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的创办人，高永恩将身心奉献给众多残弃儿童。他说应对他们给予特别扶助，保护其尊严和权益，为他们提供康复、教育、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 据联合国调查，世界上每10个孩子就有1个与某种残疾有关联，属于最弱小最困难的群体，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残疾儿童1170万，占残疾人总数的19.5%，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3%。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0万儿童被遗弃，其中绝大多是残疾儿童或女童。 高永恩坦言，如同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他们的服务机构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么多年始终如一，他们的浓浓爱心拥抱着残疾儿童，这种爱是大写的。 雪灾的牵挂 年初，北半球从亚洲大陆到北美大陆，陷在一场极度寒冷和降温之中。来到位于菲沙河与64街交界处的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见到该协会创办人兼董事高永恩（David Gotts），直面感觉到他神色有些凝重，果然开场白就直言他的担心，因为这场雪灾也严重影响到协会在湖南衡阳福利院，在那里他们合作抚养一些残弃儿童。为此他忧心挂虑寝食不安，不断通过多种途径了解那里的情况。 通过高永恩了解到，大雪已把福利院建筑物的屋顶都压落下来，食物价格也跟着飙涨，衡阳的物价更增了4倍。有些员工因为大雪回不了家，长时间工作后的休息也成了问题。 充满挂虑神情的高永恩说，因为这场雪患，衡阳断电，而没电就没有自来水，必须走到远处的农家从井里打水，运回来给孩子们喝。而让他感动的是，当地的项目主任转告他说，部队获知福利院的困境，特意安排军人紧急援助；衡阳市长还亲自到福利院来，政府下硬指令给孩子们送水，而当时正是雪灾严重，全市大量问题需要市长去处理。 定居温哥华的高永恩每年至少4次去中国，马上他又要起程去湖南，争取在那里与孩子们一块儿过正月十五，一块儿吃元宵，因为那也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的创办人高永恩 高永恩将身心奉献给中国众多残弃儿童 到东方去 典型西欧人的长相，却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如果头一次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碰到高永恩先生，一定会颇觉意外。面对别人的叹羡，高永恩脸上却没有一点得意的表情，而是非常诚恳。 高永恩坦承道，上中学时他就不打算上大学了，16岁高中毕业就进入伦敦一家银行工作。一段时间下来他扪心自问，就这样度过一生吗？这就是我的生命意义吗？虽然衣食无忧，却平淡乏味。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他愿意从事一种助人为乐的事业，19岁开始对亚洲感兴趣，于是就萌生了到东方去的念头。 但当他1990年来到香港时，第一次来到亚洲的他对这里的地理概念还一无所知。3个月后去大陆旅行，当来到上海行走在外滩时，令自己惊奇不已的是，他竟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那时他面对黄浦江水就心里发誓，一定要为中国做些事情。 随后来到台湾，就因为他听说台湾的中文教学很棒。在台中一个私人语言学校，高永恩潜心学习，一年后就能用中文基本交流了。 在台湾4年半，结业后高永恩思忖今后的去向。也许是缘分在此，恰在此时，一个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准备去广西，探望那里的残障孤儿,邀请他结伴同行。 为孤残儿童做点事 那趟广西之旅是在1993年，给高永恩留下至深难忘的印象。他发现那里的孤残孩子很可怜，虽然生活在福利院里，但政府的钱十分有限，伙食跟不上，导致营养不良。有的孩子残疾程度很重，还患有皮肤病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都进行过专业培训，管理上也就不很规范和到位。 所见所闻让高永恩心情沉重，离开广西时心里一直在想，以后能不能帮着这些孩子做点什么。当然单枪匹马不行，他于是抱着试探的心情，将广西见闻转告给在世界其它地方的朋友。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朋友们的反应很热烈，还为他献计献策。 正是在这种“群策群力”下，高永恩当年在香港参与“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International China Concern）。高永恩说,当时之所以考虑先在香港注册一个民间机构,就是因为那时国际上有文章批评大陆的孤儿院,产生一些误解,在那样条件下作为外国人较难进入大陆直接参与社会福利工作,于是就走了一条曲线,先从外围香港入手，同时以此为基地进行研究。 眼下协会在7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公室，主要作用一个是介绍中国的情况，一个就是募款。高永恩说他们的工作得到加拿大华人及其教会的支持，特别是华人浸信会等，经常输捐，去年捐款8万加币；而且每年都安排几个教友团队前往中国，直接关照孩子。 高永恩表示，现在的服务规模与水平是所有支持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无私奉献的结晶。他举例说，一个英国朋友本来有着十分优渥的工作，年薪8万英镑，主动辞职后转入协会工作，年薪只有5万。但当这个朋友了解到协会的一些困境后，再次主动把自己的年薪降到3万，无形中每年损失5万。 用心换心 经了解高永恩他们发现，在湖南长沙有一个社会福利院，较有代表性。于是1994年1月从香港北上。首先通过民政局社会福利处，陈述帮助孤残儿童的意图，因为健康孩子有被领养的机会，但这些残障孩子却机会不多。以后与长沙市社会福利院长见面，对方介绍孤残儿童很多，情况不容乐观。 同年在高永恩等的努力和运作下，开始组团过去，团员包括各国医生、护士、康复技工等。高永恩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召集到这些人，全是差旅自费，为长沙孤残儿童提供义务服务，每两三个月就安排一次。 高永恩表示，那些孤残儿童最缺少的就是爱，福利院员工人手少也顾不过来，组团过去的目的除了提供技术支持外，也送给孩子们爱。令高永恩感动的是，最初见到孩子们时他们几乎没有表情，但团员们跟他们接触多了，他们的小脸开始挂上笑模样，以往呆滞的目光也有神了。这些孩子虽然残疾，但心理是正常的，渐渐地他们爱动爱玩了，如同火苗又燃烧起来，与团员们有了情感上的交流。 政府方面实际上也在看高永恩他们的做法，通过实际观察检视是否可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对此高永恩也表示，他们完全出于爱心，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更不想只写什么批评文章，不想成为光说不练的看客。 正是通过这种心与心的对流，获得了政府方面的信任，主动向高永恩提出长期合作的规划，而高永恩更不想当成作秀的短期行为。于是双方一拍即和，1997年元月在与民政局合作下，成立“绿洲中心”。 营造一个家 “绿洲中心”设在长沙，是全国第一个与海外合作的孤残儿童收养中心，成立当天正赶上在长沙举行全国民政会议，部分与会成员专门前来参加典礼。 之所以建立这样一个中心机构，高永恩表示，就是要给孤残儿童提供一个家，一个温暖可人提供多样服务的安居之所，包括孩子们所需要的各种基本治疗和特殊教育。 中心房舍是政府提供的，为了节省开支，高永恩等亲自上阵操持，用一个月左右时间自己装修。最初“绿洲中心”只有20个孤残儿童，以后逐渐加入一些孩子和服务项目。1998年还开始接收被父母遗弃的残疾婴儿，对服务又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在长沙“绿洲中心”的工作稳定下来后，高永恩等又与湖南省民政厅商洽，与衡阳市福利院建立合作关系，安排另一个团队到那里去。由于衡阳的条件比长沙较差，所以在那里要面对更大挑战。 2007年庆祝“绿洲中心”成立10周年时，长沙副市长莅临出席。当下中心共有170个员工，孤残儿童230个，一个保育员可照顾4个孩子，条件改进很多。现在有15个从国外来的专家，并准备招聘新的医护人员，开一个新的厨房。 仅仅医疗服务是不够的 到2004年，政府方面有一个政策调整，为了长远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培养孤残儿童的自立能力，使之最终能回归社会，而不是永远留在福利院封闭的院子里与世隔绝。 正是根据政府方面的上述精神，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也因应变化化整为零，为孤残儿童的服务转入社区，先后开设7个“社区家庭”。高永恩介绍说，每个社区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微缩的“服务中心”，只是更人性化，更有家的味道，更有利于孩子们身心的健康发育，体会正常人的生活环境。…

(加中时报)一次又一次，有时是她，有时是他，在还是花样少年的年纪，却因为校园暴力而成了牺牲者。有时，是自杀；有时，是谋杀。有时，他们是受害者；有时，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校园小霸王也可能受到反制，反而成了牺牲品。我们的子女，每日里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校里度过。如果他们遭遇校园暴力，我们能做些什麽呢？去年底列治文的校园暴力案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对作为学生家长的本地移民来说，担心远远没有结束。 五个学生的同一命运 曼尼托巴省，16岁的孩子Gary Hansen，於2005年伊始，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妈妈Pamela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Gary之前遭遇校园暴力後，受到严重打击。此前，他已经离开学校两年。回校後，他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不久就又被其他学生欺负，最终致使他自杀身亡。 追溯到2004年，在离萨斯喀通300 公里的Canora，这个仅有2,200人的小镇，曾连续发生两起由於校园暴力导致的自杀事件。先是1月，一个九年级的女孩自杀身亡。尽管证据并不明显，但猜测事件与校园暴力相关。同年年底，16岁的Travis Sleeve不堪忍受连续两个半月的侮辱和攻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Sleeve的妈妈控诉地方学校局对於她曾经的投诉置之不理。Sleeve生前就读的学校拒绝对他的死讯进行评论，但强调该校从不容忍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卑诗省也发生过不少类似的惨剧。居住在Mission的14岁女孩Dawn-Marie Wesley，因为在学校受尽另外三个女孩的欺凌，而於2000年11月留下一封遗书：「如果我试图寻求帮助，事情会变得更糟。她们是学校里的狠角色，永远都在寻找欺负的对象。如果我告诉老师，她们就会被停课，但事情绝不会停止。我爱你们。」Wesley的弟弟其後在卧室里发现了她，用狗链上吊自杀了。 同年三月，另外一名14岁的孩子，Hamed Nastoh从新西敏和素里市之间的Pattulo大桥跳了下去??他的家人对於他在学校的遭遇毫不知情。他留给他们一封长达七页的遗书。 这样的案例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写下去，校园暴力引发的悲剧真的已经足够多了。 家长不要自我放弃 以上这些案例看起来似乎都和移民扯不上关系，有些移民父母甚至觉得，自己的孩子是老老实实的好学生，不可能卷入校园暴力。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刘女士的儿子便是其中一例。刘女士承认这事对她来说非常突然，因为她从来都没有想过在学校会发生这种事。但青少年辅导员龙志刚则表示，由於语言上有障碍，而且人际网络较窄，新移民孩童很容易遭到欺凌。另外，有些新移民会随身携带比较贵重的物品，容易令人有机可乘。 偶尔发生一次欺负事件或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校方和家长不给予类似事件足够的重视。刘女士说到，儿子在学校多次被欺凌，向老师投诉过，但老师就以为是小孩子贪玩大闹，没有多加注意。刘女士觉得学校同校局在处理这件事方面有不足的地方。首先，当刘女士向学校投诉时，校方并没有正视问题。而且学校知道有暴力事件发生之後并没有发出通告通知家长。另外，刘女士认为学校方面的安全措施不足，除了应该有校警经常巡逻之外，也可以效法中国一些学校，配备风纪巡逻员维持秩序。其实，家长们也会愿意帮忙。 刘女士觉得，这些事好多时候都发生在新移民身上。但新移民会因为语言上有障碍，而不知可以怎麽做，最後甚至什麽都不做。她觉得家长不应该自我放弃，因为被欺凌的是自己的孩子，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刘女士指出，如果家长不正视问题，可能会令子女为了逃避在学校遭欺凌而逃学，最後甚至可能会学坏，对孩子的成长有害无益。孩子们如果看到欺负别人成为做事的有效手段，很可能会有样学样。即便他们不去欺负别人，不为欺负他人的孩子加油，只是袖手旁观就已经助长了那些「小霸王」的气焰，染上遇事容易逃避的习惯。 和孩子沟通的重要性 青少年辅导员龙志刚表示，学校暴力事件其实很普遍，但严重程度可能不同。欺凌事件包括言语，例如说话侮辱、取笑等等。而行动方面，就有例如殴打、推撞、整蛊等。另外，有可能会严重到勒索，例如威胁要钱或恐吓等。而这类事件无论在私立还是公立学校，都有机会发生。 之前曾经读过私立学校，但其後改为就读公立学校的Winston表示，在学校见过暴力事件。他曾经见过两班青少年在学校打架。事件发生之後，学校进行了调停，但并没有报警。只是警告生事的学生如果再犯就会被逐出学校。Winston的妈妈Pearl表示，私立学校会因为某些原因，隐瞒暴力事件。但在公立学校，因为很多时候都会由学校的校警处理，事件就会得到曝光。 Pearl表示，作为妈妈难免担心孩子受到暴力事件的影响，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妈妈也学会了解有些事是子女成长的必经阶段，不是担心就可以避免得了的。另外，她建议家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子女，知道他们同什麽朋友来往。她自己了解儿子，知道他一向乖巧，对他有信心；另一方面也同Winston保持积极的沟通，知道他在学校发生什麽事。龙志刚非常认同Pearl的见解，批评一些家长忽视子女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他们每天都在做什麽。他建议这些青少年可以找辅导员或朋友倾诉。 另一位刘女士则表示，除了要保持沟通之外，方法也很重要。刘女士说，当子女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需要倾诉时，家长应该多说些安慰的话，不应该一味觉得一定是自己孩子不对。龙志刚在辅导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家长一开始就否定自己的孩子，认为一定是孩子做错。所以在一些有问题的家庭中，家长往往都不是倾诉对象。他指出，校园暴力事件一直存在，并且有上升的趋势。因为目前校园暴力不再只是拳头，还可能会用到武器，危险性只增不降。注册心理学家黄玉璇博士表示，如果小朋友长期受欺凌，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会很容易失去自信心。尤其会害怕面对一些勾起他们被欺凌回忆的地方以及人物，有些人甚至会忍无可忍，情绪一发不可收拾。 暴力会影响孩子一生 看起来，很多校园暴力的悲剧都发生在被欺负的人身上，但事实上，「小霸王」们也可能成为暴力牺牲品。我们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些平素看起来不起眼不斗争的孩子们，真得发了怒，可不就是欺负欺负谁那麽简单了，报复的手法往往比较惨烈。而即便这种恶劣的情况不发生，小霸王们的生活也不会一帆风顺。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孩子们的霸王气是如何滋生出来的？心理学家黄玉璇博士表示，就可能同家庭背景有关。他们可能在家里遭到虐待，或心灵曾受到创伤。另外，在传媒及电子游戏出现的暴力行为，可能会让他们在欺负别人的时候，以为是在玩游戏，没什麽大不了的。报章杂志，电视影像中的暴力行为也常常鼓励校园暴力的发生，一个小孩子在电视上获得的暴力信息越多，他就越容易变成欺负别人的人。 当然，另一个原因可能同要建立领导形象有关。研究指出，大多数目睹校园暴力的孩子都会觉得欺负别人是一件「很英勇的事」，而这些小霸王们往往会成为孩子头儿，威风凛凛。这些小霸王们大都很富侵略性，很实际，没有安全感，很有控制欲。他们在学校里往往不受欢迎，只好通过展示自己的能力来维持关系，通过恐吓来获得尊重。有时候，有些孩子还会通过欺负他人来让自己觉得「很合群」。 就是这些孩子，长大後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不受同事欢迎，也会出现欺负同事的情形，办公室暴力也由此衍生。甚至，一项卑诗大学的研究更发现，在6-10年级欺负过他人的孩子，有60%的人在24岁前都已经有了犯罪纪录。 显然，这不是父母老师对一个孩子成长的期望。而要避免这一切的发生，我们就得学会「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 合作对抗校园暴力 如果有人意识到校园暴力的严重性，报告老师或警察，制止某次悲剧的发生，还算是幸运的。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够，直到暴力甚至枪击案件，登上新闻头条。但愿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或许能够警醒更多的老师、家长和学生，一起找到对抗校园暴力的途径。 2005 年3月，在曼尼托巴省的一个农业小镇，一群8-10岁的孩子因为欺负别的同学，而被老师命令带上冰球头盔，上面写着类似「失败者」，「我嘲弄别人」，「我很愚蠢，因为我欺负他人」。这位老师因此而被几个学生的家长批评，但小镇里大多数居民却站在他的一边，支持他的做法。 这样的方式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又会不会对这些孩子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还有待讨论。但卑诗省一个相对成功的个例叫做LOVE??Leave Out Violence，远离暴力，是通过摄像记录「小霸王们」的生活，来对大家进行教育，提高孩子们的自我意识。 就目前来讲，各个地区，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一套措施来解决校园暴力的问题。与上面提到的妈妈Pearl意见相同，来自Port Moody Seaview Community School的校长Cindi Seddon也是「有效沟通」方式的支持者。Seddon曾写过两本有关校园暴力的书籍，她认为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家长与学生之间，都必须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早了解状况，才能防患於未然。还有的学校专门对学生和老师进行培训，提供他们有关资讯、建议和解决途径等等。

(加拿大都市报)讲起来难以置信，在加国，不懂法的法盲移民，竟然与警察对著干，结果是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令自己陷入僵局，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样的故事虽然匪夷所思，却是值得我们去探讨。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本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有相当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场所使用母语。数据令社区担忧的是，新移民无法融入本地生活的情况，愈来愈严重。 其实，根据记者以往的采访发现，很多新移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除了语言这个最大的障碍之外，有很多问题是由不懂法律所引起的。他们在原居地本来是个知法守法者，但人在加拿大，却不知不觉沦为法盲。一些看似十分完备和全面的社团服务，对法律的普及往往是隔三差五、蜻蜓点水式的花架子，无法保证新移民对法律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致使在生活中往往自陷僵局。而政府也没有意识到新移民的语言障碍，阻碍了他们对法律的了解，社团组织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做到这一点，这个空白由谁填补呢？ 法盲闹“革命” 有理变无理 居住在多伦多东区华埠的刘先生是一位来自福建的老移民，那幢被他称之为“家”的半独立屋也有近十年的历史。刘先生的邻居是一位白人老妇。鉴于语言的原因，这么多年来双方很少打交道，也一直相安无事。后来因为一道栅栏的问题，刘先生被赶得有家不能回。 据刘先生介绍，刘家与白人老妇家的后院一直没有栅栏相隔，去年邻居老妇人在后院两家的边界上竖起了一道栅栏。刚开工时，栅栏的起点是在后墙的中间，但等到建成后，刘先生才发现栅栏越走越歪，已跃过中线伸进他家的院子内。 本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刘先生完全可以通过投诉，或者借助法律，控告对方并要求他的邻居拆除栅栏。可惜刘先生并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自己是真理在握的一方，对方应该无条件立刻拆除违规建筑。刘先生认为，只要他和对方理论明白就行了，完全没有闹上法庭的必要。 于是他放弃了诉讼，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开始自己动手“闹革命”。刘先生几乎不会什么英语，也就和对面的邻居说不上太多的道理，面对堵在心口的这道栅栏，他只要趁对方不在，就用力去试图推倒栅栏，此外还不时向墙外扔一些杂物，想让对方感受到他的愤怒。按照刘先生的思维，他认为这样闹一闹，邻居一定会知难而退，将栅栏拆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先生的这些举动引至这位白人邻居的极大恐惧，她立刻联络了附近的邻居，守候在家中，等到刘先生再次发难的时候，几位邻居目睹了一切，而这些都成了邻居报警的绝好证人。没过几天，刘先生就被所在区局的警员带走了，由于情节轻微，警方并没有对他作出任何处理，白人邻居的律师在刘先生被释放回来之后，希望和刘先生签订一个和平协议，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再接近这位女邻居。 刘先生天真地以为这就是个简简单单的和平协议，也不知道其中一条是禁止他靠近对方，因此就签了协议。随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还时不时地站在栅栏边上，不时凝望对方的院子若有所思。几天后，邻居再次报警，声称他越过栅栏闯入她家后院，而且还有监控录像为证。警员再次把刘先生带走，除了控告他私闯他人物业之外，还违反了和平协议。这次警方为了保证邻居的安全，给他签发了一个新的禁止令，那就是不许他再回到自己的家中。 即使到了这一步，刘先生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明明是邻居占了自己的地，到头来却闹得有家难回，每天在亲属朋友家四处游走，白天在咖啡馆里度日。令人惊讶的是，随后的几个月里，他连续被警方拘捕多次，原因都是因为有邻居看到他违反禁止令回到家中，几宗案子的出庭时间，前后相连交错，接下来的日子，刘先生估计会在庭审中度过。 刘先生在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他还坚称没有回过家，都是白人邻居串通其他邻居诬告他，想把他赶出那条街。记者问他有没有证人证明那段时间他在做什么时，刘先生似乎很有道理地告诉记者，案发时他在咖啡店里，没有人认识他，所以没有人作证。 当刘先生的女儿劝他找律师为自己辩护时，他却固执地认为，本来是对方的错，自己是冤枉的，要自己说。问题是，不谙英语，不懂法律的他，又怎么能将道理说得清楚呢？ 刘先生说他要找媒体，因为他坚信媒体可以帮助他，可以为他申冤。记者一再向他解释，媒体仅仅起报道的作用，加拿大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谁有罪谁冤枉，法官将根据证据来判断，何况在刘先生所述的事实和违反禁止令行为上来看，他处于劣势，不找律师辩护而找记者，完全是错误的举动。 以“自杀”相威胁 亏了自己赔了老公 另一宗案子如果放在中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加拿大却合情合理。 孙女士和丈夫结婚近十年了，虽说不是双方的首次婚姻，但两个人感情融洽，打打闹闹的十分亲热。按照孙女士的话说，有点像年轻人那么浪漫，要是在兴头上甚至还要超过一点。 今年1月的时候，他们两口和往常一样在街头散步，双方在交谈过程中突然发生了小小的意见分歧，至于什么原因，到底双方推扯的动作有多大，孙女士没有向记者描述得十分清晰。总之，最终的结果是她当街大哭，双方的脸上都有伤痕。即使如此，在孙女士的眼中，这不过是平时生活片段的一个重现，如果在家里双方的动作幅度可能会更大。但此刻，他们是在大街上，附近的路人看到他们的这般举动，毫不迟疑地报了警。 孙女士回忆说，当时呼啦啦来了4、5部警车，把现场全部封锁，开始她也十分惊讶，认为现场什么都没发生，警察来干嘛？好像是有了惊天大案一样。不料警察却径直向他们走来，简单的询问之后，就把丈夫铐上并要带走。此时，孙女士才感到事情严重，她觉得太冤枉了，家里的私事关别人什么事儿呢？难道也要闹得惊天动地的。后来，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一旦被带走，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了，于是她就对警察说：“你们带他去哪儿，我也就去哪儿，反正我也不认路。” 无奈之下，警察将他们一并带回警局，但是仅仅拘捕了丈夫，没有拘捕她。在警局之内，孙女士还一直试图和警员解释丈夫并没有打她，也不会控告丈夫。警员则表示，有证人指控他打人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孙女士作证亦可。看到警员执意要关押丈夫，她就使出了最后的一招，表示如果警察坚持不放人她就不走了，她要死在警察局里。 据孙女士介绍，警察一听她要死在警察局，马上追问她：“你准备怎么死？” 她回答：“自杀。” 警察又追问：“你脸上的伤痕是谁打的？” 她担心警察把这笔帐又算到丈夫头上，就表示：“我自己打的。” 警察问：“你经常自己打自己吗？” 她回答：“是。” 警察又问：“你常常想要自杀吗？” 她以为警察怕了，就坚决地回答：“是。” 警察问完话，作好记录，几名警员立刻给她戴上手铐，以她有自杀倾向为名，押往精神病院进行检查。在经过5个多小时的检查之后，折腾了一天的孙女士终于通过诊断表明，她的精神没有问题。她表示，加拿大不是有言论自由吗？我说说想自杀都不行？这还不如中国自由呢！ 回到家中不久的孙女士立刻透过《加拿大都市报》报料热线找到记者，她希望记者可以和她一同前往警局将丈夫接回来。记者根据过往采访的经验告诉孙女士，她的丈夫必需有人担保才能出来，记者还告诉她，即使她先生放出来了，警方可能也会颁布禁止令，暂时禁止她先生回家住。孙女士一点也不相信，以为是记者推托之词不想帮她忙。 之后，记者与孙女士母女一起前往警局，英文十分流畅的女儿向警员讲述了母亲的要求。但警员经过查询之后表示，探员已经决定当晚将其父亲关押在警局之内，第二天一早就会去法庭过堂，到时候再说保释的事情。 女儿担心父亲的身体健康，也采取了母亲的方式，表示警察不放人的话她就不会离开警局。母亲一听女儿口出此言，立刻联想到白天自己的遭遇，马上劝女儿千万不要班门弄斧，搞不好娘俩还要去精神病医院走一遭，那才叫个冤枉。 移民应懂法 补课未为晚 从以上两宗案例可以看出来，新移民无论移民的时间长短，除了坚持使用母语之外，还都生活在原有的观念和法律意识之中。当他们的感觉和法律相抵触的时候，经常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感受，以自认为正确的方法去行事。诚然，他们的做法放在中国来说，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作用，不过对于熟悉和固守法律的当地居民和警察来说，这些举动显然是无法理解的违法行为。 试图和警察说理，是很多华裔新移民面对警察时的第一个反应。新移民经常犯的错误，是把自认为合理的行为，和对方不合理的行为告诉警察，说服警察相信自己。和警察理论的结果，不但不会帮助自己减轻责任，往往会因在理论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冲动的举动，而招致新的罪名或者怀疑，比如孙女士被送进精神病院作诊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一些新移民不相信法律的效力，因为语言的问题也惧怕介入官司之中。他们相信加拿大的司法执行进程缓慢，不如自己解决来得快，还有巨额的律师费用，往往也成为新移民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心理门槛。华裔律师杨如意表示，实际上加拿大的法律是一种十分具有效力和科学的框架，对于问题的处理和评判是合理的。新移民往往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对于法律和自己行为有不同的解读，造成一种误会。 加拿大本地居民普法的教育包含在学校教育之中，居民的法律意识也相对很高，因此政府对于普法并不非常看重。因为这完全是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达到的，不需要大规模的全国普法。政府也设立了法律汇总网站，居民如有需要，自己就可以上网查阅，以及配套的法律援助网络，使居民接触法律变得非常简单和方便。 自解法规易出错…

您希望让生活在北美的子女了解中国,领略中国的日新月异的风情吗? 您希望他们在全中文环境中体验中华文化, 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华裔青年交流吗? 您希望锻炼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领导才能吗? 趁着北京奥运的热浪, 参加我们2008 “相约在中国” 华裔青少年寻根夏令营吧! “相约在中国”夏令营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佛山外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在暑假期间举办的活动。 （1）办营时间：2008年7月20日~31日共11天. 5月31日前报名 （2）办营地点：中国广东深圳和佛山 （3）营员条件：年龄13岁以上，身体健康、有较强自理能力的海外华裔青少年 （4）参营费用：在深圳和佛山活动的食、住和参观活动费用由国务院和佛山侨务办补贴, 參加者自付加元$200, 需報名時繳交。国际旅费订票自理, 可团体订机票。 （5）活动具体内容： 7/20: 在深圳华侨城报到 7/21: 国务院侨办世界华裔青少年寻根活动开营仪式暨文艺演出 7/22-24: 在深圳市各旅游景区游览参观 7/24: 国务院侨办闭营仪式暨海外华裔青少年大型联欢晚会 7/25: 离开深圳, 赴佛山, 在佛山市区宾馆住宿 (冷气双人间, 每人一床) 7/26: 在佛山黄飞鸿纪念馆举行开营仪式，观看武术表演，参观祖庙 7/27：参观南风古灶，学习制陶，中国武术 7/28：游览西樵山, 参观南海黄飞鸿狮艺馆及狮艺表演 7/29：参观顺德宝林寺；顺德工农业展览馆、清晖园 7/30：参观仁寿寺、民间艺术社、城市规划馆；与中国中学生联欢 7/31：早餐后闭营,…

1917年，我在楚怡中学任教，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来找我聊天。 “假期怎么过？”毛泽东问道，“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有一个新计划，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身上一个钱也不带，去作长途旅游，吃、住问题，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 毛泽东很是激动，“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一天清晨，我们就踏上了通往宁乡县城的道路。我们边走边谈，过了漫长一段时间，我们感到很饿。 毛泽东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毛泽东问路旁小食店的女人，“你知道附近有读书人家吗？”她说：“在小店后面住着一位姓刘的老绅士。” “润之，”我嚷道，“刘先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了！”我们走到一座堂皇的住宅前，敲门。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他年约70岁，他带着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当他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过了一会儿，他爽快地给了我们一个红纸包。我们向他告别之后，打开纸包，一下子富了起来，纸包里有40枚铜板。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小食店，不一会儿就饱餐了一顿，每人只花了4枚铜板。 后来，我们沿路乞讨，农舍相隔二三里，讨到的只是些冷饭冷菜，半饥半饱的。我们深深感到，讨饭与在饭馆里吃饭是何等的不同！ 我们来到了沩山，找到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我们足够的饭菜。老人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决非乞丐，可为什么以乞讨为生呢？” “我们家境不好。” 毛泽东答道，“但我们想旅行，因此惟一的办法便是一路乞讨。” 他说：“当叫化子没什么不好，叫化子总比强盗好得多！” “叫花子是最诚实的人，”我辩解道，“甚至比做官的都要诚实得多。” 我们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安化县城。由于饥一顿，饱一顿，我们很饿。一天清晨，我们身无分文走进一家茶馆，叫了茶和早点。吃过之后，我们商量如何去付款。我建议毛泽东留在那里记日记，我则到街上看看有什么法子。 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只讨到21文钱。最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用讨来的钱买些纸，然后写些对联，送给店主，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主看了对联后，面带笑容地递给我4个铜板。我如法炮制，返回茶馆付了款。 离开安化之后，我们到了益阳县城。我突然发现墙上贴着县长告示，我认识县长。我们俩决定去看看他。 我和毛泽东找到了那个威严的衙门，向门房递上名片，并把毛泽东的名字写在上面，请求通报。门房仗势欺人，见我们是叫化子，硬是不愿进去通报，还粗暴地撵我们走。 终于有一位长者进去为我们通报了县长。县长张康峰先生吃惊地问道：“肖先生，出了什么事？你们哪里来？” “我们从长沙来。”我把我们的想法与经历告诉了他，张县长款待了我们。3天后，告别时，张县长又送给我们4块钱以备急用。 四五天之后，我们的行程结束，回长沙去了。 摘自《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据英国媒体8日报道，现年31岁的海伦·塞格希是英国一名受人爱戴的女教师，然而，令全校师生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海伦竟然还是一名色情演员！一些学生最近在网站上发现了一些海伦性感火辣的裸照，并将它们下载到了手机上互相转发。当地市议会目前已经对这起英国版的“艳照门”事件展开了调查。 学生网上发现教师裸照 据报道，现年31岁的海伦·塞格希是英国斯塔福德郡布顿·特兰特市德弗勒斯工业学校的一名女教师，该校学生的年龄从11岁到18岁不等，性格活泼开朗的海伦在学校中一直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然而，令海伦的学生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最近他们竟然在互联网上发现了数十张海伦的性感裸照，其中一些“不堪入目”的照片显然是色情片中的场景。 原来，海伦不仅是一名教师，她还曾是一名色情演员，曾拍摄过多部色情片！海伦的学生将老师的艳照下载到了自己的手机上，并且又传给了学校中的好友，在一夜之间，海伦的网络艳照就传遍了校园。 女教师哀求校长别炒鱿鱼 女教师海伦的“艳照门”丑闻让德弗勒斯工业学校校长迈克尔·约克震怒不堪，他立即将海伦喊到校长办公室，要将她解雇。 一名消息来源说：“海伦恳求校长不要解雇她，因为她在学校工作时一直非常认真负责。”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说：“这真是一个耻辱，你当然不能让她再教育那些学生，尤其是他们的手机上都藏有她的裸照的时候。” 艳照摄于10年前 据悉，德弗勒斯工业学校已经和当地市议会一起，对海伦过去的履历展开了调查。调查发现，海伦曾在英国“成人频道”色情节目中出现过，并且还拍摄过一些色情片。 不过，一名海伦的家庭朋友却称，海伦在成为教师前，就已经彻底离开了她不可告人的“副业”。这名家庭朋友说：“她的艳照曝光后，给她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她在10年前拍下的。” 海伦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那些照片是我在学校工作之前拍下的，我一点也不为它们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