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下午2时30分，被困深山时间长达216个小时的妇女崔昌会被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和驻鄂空军某部用直升机成功救出。216小时，3次进山营救，人民子弟兵与四川女子崔昌会一起创造了生命奇迹。 16日早上，当地抗灾指挥部得知消息后，当即派出武汉总医院4名医疗队员和15名空军战士组成的小分队徒步前往侦察营救。17日上午，小分队通过喊话的方式，与崔昌会所在工地下面工地的幸存者取得联系，确认还有10多名幸存者。由于山谷地形复杂，余震不断，泥石流阻隔，小分队无法施救，决定先行返回求援。 18日下午14时30分，小分队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返回营地。随后，指挥部再次派人进山，在电站附近修建直升机临时起降场，于20日成功将前洞工地的12名幸存者救出。在救援过程中，营救人员发现上面工地还有幸存者，但直升机无法降落，于是营救队员决定另想办法。 21日上午10时20分，一架上海特警的海上救援直升机停靠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驻什邡市红白镇医疗队，接上58岁的全军神经外科中心主任秦尚振和空降兵驻汉某师炮兵科长戴志强，向大山飞去。 半个小时后，救援飞机在秦尚振的指引下顺利找到崔昌会避难的引水洞，但飞机不能停，只能旋吊在空中，将绳子放下去救人，只有担架才能把崔昌惠弄到飞机上。飞机又飞回来装备担架。 12时，救援飞机再次起飞，飞临崔昌会所在的引水洞的上空，飞机悬停，一根绳索放下去，戴志强和另一名特警顺着80余米的绳子滑向地面，抱起崔昌惠，一副担架很快放了下来。救援成功，飞机迅速飞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医院里，崔昌会的父亲激动地说：“感谢亲人解放军，你们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崔昌会是成都电力巴蜀电站磷河一站的职工，地震后，她被压在废墟下，同事们奋力将她挖出来，但她全身是伤，不能动，只有把她放在相对安全的引水洞里。医院里，浑身多处骨折、严重脱水，身体十分虚弱的崔昌会看着守候在身边的秦尚振主任，不禁流出了热泪。

据新西兰《乡音》编译报道，涉嫌杀妻弃女、随后潜逃美国的54岁华裔男子薛乃印目前还在新西兰警方的拘押中，当地英文先驱周末报的消息称，薛乃印的辩护律师Chris Comeskey表示，案件正式开审后，被告将向法庭提出“无罪抗辩”。 据这名律师表示，案件发生之前，由于家庭暴力问题，法庭曾发布禁令，禁止薛乃印接触或联系刘安安。而关于究竟是谁杀害了刘安安这一问题，薛乃印称刘安安是被其死前数周认识的另一名男子所杀，目前薛乃印已经将这名男子的姓名等有关信息告知了辩护律师，辩方随后将雇佣私家侦探寻找薛乃印口中的嫌疑男子并取证。 根据薛乃印的律师转述，薛乃印认为正是可疑男子杀害了刘安安并将其弃尸于后车厢内，而之所以选择了薛乃印的汽车，目的是为了嫁祸于他。 本案将于今年9月进行审前听证，明年早些时候正式开庭审理。

大地震摧毁了所有通往汶川的道路，孤岛汶川汇集了所有人的悲伤与祈祷。 5月13日上午7时，温家宝强调，务必要在当晚12点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23时14分，武警驻川某师200人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救灾队伍，而之前的33个小时，孤岛里建立了怎样的秩序？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 2008年5月12日14点27分，德国人伯格丹很不雅地在桃关大桥桥头小便，他被中国朋友称为“老伯”，他可能一辈子会记住这次“方便”：这次小解救了他的命。 Tenseconds.thisisliveordeath.（十秒钟，生死一线间。）5月17日，惊魂未定的老伯在汶川县城说这话时，他已无数次在心中将这十秒钟做时间位移。 伯格丹是一位资深的登山探险家，这次专门来登四姑娘山，登完之后他来到桃关村接另一个德国游客。 5月12日中午12时，老伯和3人驱车至卧龙，准备午饭后看熊猫，午饭时，老伯多喝了两瓶啤酒，这是关键的两瓶酒，救了他的命，让他不得不更快地找地方“方便”。 “老伯慢悠悠上了车，我才开始开车，（突然感到）整个身体在发抖，在桥墩上急刹车，只有桥墩没倒。快一步是死，慢一步是死。”老伯的向导、四川省登山协会联络官高伟回忆。 5月12日14时28分，地动山摇，车子好像马上要被掀翻了。周围山体垮塌，隆隆巨响，几个人感到呼吸困难，因为被湮没在漫天黑尘中。 在相距不过一两公里的福堂坝隧道，武警某部某团政委杨健全，正从阿坝运送物资回成都，经过福堂坝隧道，再给他5秒钟，就到出口了。 而地震发生了。司机下意识狠踩油门。刚出隧道出口的车辆，都被山石砸毁，而隧道后没有进入的车辆，也全被埋在了山石之下，两个捡回命的司机抱头痛哭。 隧道救了里面人的命，而隧道两个洞口外，塌方段的公路上到处是车的“尸体”和人的尸体，一块板状的石块砸向一名过路者，他的头飞掉了。 和这些匆匆过客相比，汶川县委书记王斌的使命更复杂，他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城里是最高级官员。14时28分，他刚从乡下回到县城，在县招待所取办公物品时突感左摇右晃。 王斌没时间害怕，第一反应是去县委组织抢救。他用手机联络几个县级官员，但根本打不通。他最先到达县委门口招集人员，然后纪委书记到了，接着宣传部长到了…… 县委那条街乱成一片。王斌看到：人们各种形象都有，有喊的，有闹的，有哭的。 14时35分，王斌在县委开了第一个会。当时没法召集起所有班子成员，只能让人奔跑呼叫。“地震让人退回到靠步行、人碰人的原始方式，让一切都退回到原始社会。”县委宣传部长吴开明无限感慨。 从县里的各个地方赶来的十几名官员站在黑云压寨的县委大门前，灰霾已笼罩一切，模糊了人们的面容，官员们再不需要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官场行事逻辑，拯救就是惟一任务。 “在县委门口集中后，临时成立了人员疏散组、抢险救灾组、通信组等等。首先马上组织人员疏散，需要在第一时间把县城四万人输送到安全地带。”王斌说。 汶川80%房屋都没塌，但多数已不能住人，人员伤亡不像北川那样严重。但再也不是曾经宁静美丽的县城。 和自救同样重要的是求救。最早赶到的纪委书记王继宏往东去茂县方向，宣传部部长吴开明往西，去马尔康方向，他们去搬救兵。 不到半小时，两人绝望而归，“道路被塌方的巨大山体堵得死死的，这时我觉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真是奇迹。”吴开明说。 徒步建政权 汶川的临时居民安置点，一个是姜维城的半山腰，一个是几个学校的校园，县委班子成员疲于奔命，刚求救未果回到县城的吴开明则开始组织疏散组的工作。 县委书记王斌最担心有余震，几万人疏散难度很大。“那一晚上，人不停地跑，姜维城我也是一直冲上去的，等到人员疏散差不多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又成立了十三个工作组，到全县十三个乡，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基层政权稳定运行。党员干部们徒步出发，很多人在路上都堵住了，只能想尽办法往目标乡镇走。”王斌说。 他对机关干部说，“在关键时刻，干部有责任站出来，这是对自己职责的忠诚，我说同志们，大家在灾难前有没有信心，如果第一时间不站在老百姓面前，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那天阿坝州副州长肖有才正在汶川开州安全工作会议，地震发生后，肖有才第一时间把全州开会的人员带了过来，王斌请他当总指挥，自己当指挥长，县长廖敏当副指挥长。而当时的汶川县长廖敏在地震发生前正在卧龙，生死未卜，“我相信他不会死，要求赴卧龙的工作组必须赶去向他报到。”“给他们交待工作时，没有人讨价还价，让我很感动。” 在检察院工作的雍强回忆，在山上，劫后余生的人们刚经历了生死瞬间，亲人、房子在不在都不知道，明知有余震危险，但人们还是不断在县城搜寻人员和把必需物资送上山，去姜维城那个安置点，雍强上下了八九次，“平时爬一次都很难，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夜里下起大雨，县里安置群众搭帐篷。吴开明回忆，汶川第一个帐篷是给看守所犯人搭起来的，“犯人也有人权”。 几万人的安置，库存不过几百顶帐篷，杯水车薪。雨中，大家自发保护老人和孩子。雍强等年轻人把带上山的毛毯和被子让给老幼和妇女，只剩最后一根烟了，几个小伙子每人抽一口。“灾难让大家成为一家人，凡有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县委书记王斌备感欣慰。 几乎所有官员都跟王斌一样，不知道自己小孩在哪，“我小孩在威州中学读书，直到第二天工作组才把消息带上来，说小孩没事，一块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一早，13个艰难跋涉越过不断塌方的泥石流路段的工作组出发了，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方式，只能让老乡带纸条传消息。工作组一路遇险不断，伤了的就地安置下来，其他继续往前走。“能到的都到了，只有草坡乡和耿达乡只到了外围，从乡里逃出来的老百姓和工作组已汇合，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王斌说。 人性复杂 德国人“老伯”被困的桥下，是银杏乡的桃关村，距汶川县城50公里。杨建全带着3名一起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也在附近脱险。 道路被吞没，通信全中断，到处残垣断壁。他们开始了与当地人共患难的生活。 桃关村有个工业园区，区域内一共有8家工厂。两位二十出头的女教师杨凤莉和唐国华，地震时冲进教室，拉着孩子往外跑，师生14人，一个都没少，才出教室不远，山上来的巨石已把教室砸成粉碎。 在这极端灾难面前，大家刚忙完救人的时候，另一场景象出现了。工厂附近一家超市的女老板逃生，小超市迅速被洗劫一空。 老伯的向导高伟回忆，厂里的职工在自救，而隔三差五闹事，职工来自各地，为分配不公，打架闹事常有。有个陕西的货车司机，钱被偷了，车被砸了，很多职工纠集起来，要抢东西吃，被巡逻队挡住，厂里的老总都没办法联系到。指挥部把粮食都集中在一起，吃东西也只能悄悄吃，生怕被抢。 德国人伯格丹有一次吃方便面时，一把就被人抢走了，虽然没水但啤酒很多，不震的时候就冲回去拿两瓶啤酒解渴。有些女孩跑过来给他一块饼干，他就拿回来放到车上，这5天食物就基本是这样来的。 地震发生第二天起就面临食品短缺，“有的人实在饿了，就在废墟里找吃的。”高伟说。断水、断粮、断路，为了争夺有限的供给，桃关开始出现“丛林法则”，抢粮食的团伙开始出现。 地震当天，两个商店被抢，其中几个工厂食堂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第二天传出消息，有一伙人准备抢村里的食堂。…

昨日（周三），加拿大统计局出台了最新的全国经济指数报告。报告显示，2008年4月份加拿大年通货膨胀率为1.7％，比前3月的1.4％有了不小的上升。此外，4月份全国月通货膨胀率（Inflation on a month-to-month basis）为0.8%，为2007年11月以来的首次加速上涨。 在加元升值等因素所提供的“保护伞”下，过去的几个月里虽然加拿大经济饱受着油价、房价、食品价格上涨所提供的通胀压力，但是全国的膨胀率一直在1.4％上下浮动，走势非常平稳。而原先经济学家也估计4月份的通胀率会大体保持在这个水平，不会有太大变化。然而新数据一出台，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大吃一惊，纷纷改变了自己原先对通货膨胀走势的分析。 物价暴涨，加元的“保护伞”还能撑多久？ 满地可银行(BMO)资本市场高级分析员格里高利（Michael Gregory）表示，虽然现在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的景况还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好，但是就目前的趋势看，加元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在渐渐变弱，而这个“保护伞”估计很快就要失去作用了。 其实严格说来，加元“保护伞”的力量并没有减弱。如在周三，加元还上涨了0.79分，报收1.0162美元，是3个月来最高。但是，物价特别是汽油价格的上涨实在太快，所以加元“保护伞”虽大，也有些渐渐压不住了。据悉，全国4月份汽油价格平均比上月上涨6％，比去年同期升11.6％。这还不算，抵押贷款利息成本、燃料用油、物业保养费，以及食品的价格也在不断升高，这些因素无一不带来强劲的通胀压力。 （油价持续飙升；来源：多伦多星报） 通胀加速，央行或停止降息 原先，为了继续刺激消费，有消息说加拿大央行准备在6月再次降低利率。但是从现在通货膨胀的情况来看，央行降息的可能性减小了一些。正如加拿大汇丰市场策略员霍尔（Stewart Hall）表示，加速通货膨胀将对市场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现在1.7%通胀率虽然还没有达到央行设定的通胀率2.0%的目标，但是至少已经有了上升的趋势，或许能让央行打消掉一些降息的决心。 而道明银行经济研究部(TD Economics)的经济分析师戈捷(Pascal Gauthier)则表示，1.7%的通胀率依旧太小，无法改变央行降息的初衷。不过，这个数值或许会让降息的幅度减小一些。起初业内经济学家估计6月央行会降息50个，现在或许仅下调25个基点。 不过经济学家们同时也表示，目前一切还说不准，要等到6月10日央行开会讨论后才能知道。 物价全面涨价，国民生活消费习惯随之改变 通货膨胀对民生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而大家最能感受到的一点就是：什么东西似乎都涨价了。民意调查公司Angus Reid Strategies 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0%的加拿大受访者说，无论食物、汽油，还是住房租金以及水电费等均呈上涨之势；每5人中就有3人认为，物价上涨令生活负担加重，他们不得不迫改变一些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有41%的受访者认为经济会衰退，更有28%的人认为目前经济糟糕或很糟糕；只有6% 的受访者预计经济会好转，认为加拿大经济恶化的国民，在最近2个月内增加了11%。 （食品价格上涨厉害；来源：CTV新闻） 根据统计局的最新数字，食品涨价非常明显，意大利粉涨价26%，面包涨价9.9%，面粉涨价8.3%。全国约有72万人依赖食物银行生活，其中39%是儿童，近10年来，使用食物银行的人数增加8.5%。为了应对物价上涨，不少加拿大人表示他们被迫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在应付日益飙升的油价方面，为了节省汽油，59%的人说减少了驾车时间，33%的人减少入油量，31%更选择步行，17%多坐公车，11%常骑单车，11%和多人共用一辆汽车。 通胀走势：可能会继续升高 据业内大多数分析人士估计，加国通胀率既然已突破1.4%这个平台，就绝对不会止于现今的1.7%，而还会继续升高。 对此，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经济师希恩菲尔德(Avery Shenfeld)颇为激进地预测：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09年底，全国的通胀率会突破3%。而据美国中央银行提供的资料，今年美国的通胀率大致在3.1%到3.4%，那么希恩菲尔德的观点换句话来说，就是加拿大的通胀率在失去了加元“保护伞”的作用后，会渐渐和美国那里持平。

日前本报报道的《除了刘汉，我还建了四所最牛学校》出街后马上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响。昨日，专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的中国儿童基金会希望能与本报独家专访 的“最牛小学”承建商联系，让这个令人尊敬的承建商日后能负责所有灾区学校的修复，同时日后所有希望小学的建筑也希望由该承建商负责。 据儿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希望把这个活动落到实处，不仅仅是“做秀”的形式，同时也希望将这个活动做得更透明一些，届时将会联合律师事务所、审计所等多家机构，起到监督及管理的作用。 最牛承建商：“只要凭良知做事，所有建筑商都能做到” 记者就此事与不愿透露姓名的承建商×先生取得联系，并将这个计划告知，他表示自己目前正在前往灾区的路上，并将汉龙集团董事长的孙晓东的电话给了记 者，让记者直接与他沟通，“只要凭良知做事，相信所有的建筑商都能做到”。随后记者拨通了孙晓东的电话，据他介绍，汉龙集团并不是这五所学校的建筑单位， 五所学校的建筑单位基本不是同一批人。汉龙集团是捐资人，但与一般的捐资人不同的是，他们并非仅仅出资，同时他们还会根据各项条件在当地招标建筑单位， “不同的工程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建筑单位，还会根据他们的资质、技术人员做考核。”孙晓东说。事实上做好后续工作才是最为重要的，由于贫困地区希望小学的兴 建很容易出问题，如乡镇款项难以落实，或者本身的兴建条件恶劣等，孙晓东举例道，像北川刘汉希望小学此前的校舍就是一所危房。因而需要很多专门的工程管理 技术人员管理及监督。 对于儿童基金会提出的计划，孙晓东表示，愿意与其他慈善人士共同监督灾区希望小学的修复，同时准备投资五千万资金用于灾区学校的修复。

大地震后，大陆各部门迅速动员，来自各地的救援队伍络绎于途；美中不足的是，协调不良，抢功的情况处处可见。映秀镇的陈艳抢救过程，就是一例。 三十二岁的陈艳是映秀镇工商所职员，地震把她压在七层楼的工商所大楼底下。五日，陈艳的丈夫叶盛找到阿坝州工商局局长斯卫平，说妻子还活着，被压在大楼下，斯卫平立即表示地震局救援队在映秀，他找州长调人来救陈艳。 大陆国家地震局救援队是专业救援队，多次被派到外国参与营救，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钦点的救灾队伍，总人数一百五四人，全部开拔救灾第一线。 斯卫平找到副州长白理成，白理成带着五名地震局救援队员到现场。队员发现陈艳被埋的上方有一大块水泥板，只有两根钢丝悬挂着，很危险，营救分困难。而地震 局队员都是搭直升机进入灾区，手上没有装备，无法在现场搭安全支架。家属紧急找来木条、锯子，队员终于搭好支架，天色已晚队员只好收队。 六日，地震局队员继续营救，但手上没有工具，进展缓慢。家属急了，找来好几家的救援队、抢险队，最后，有救援工具的江西武警消防总队救援队留下来。江西队评估后认为，救起陈艳的希望很大，两支队伍开端救人，一整个上午，没有显着进展。 下午一时二五分发生剧烈余震，原本搭好的支架完全变形，洞口变得分狭小，原本能救出陈艳的生命通道被堵住，两队看了都摇头。陈艳被脖子旁的木板卡住，呼吸困难，地震队、江西队各自商讨对策。 此时，地震局队员阿贵进入现场，移开陈艳头旁的两个石块，陈艳的头和手都能动了，阿贵很累，出来休息；这时，江西队进入洞内，把陈艳的手臂从脑后拽了出 来，陈艳上半身都出来了。江西队大喜，用步谈机叫媒体进来拍摄画面，斯卫平狠批：「人命关天，你们还在作秀！」江西队说：「是要让首长看清里面情况，好制定营救方案。」 不久，陈艳腹部被根钢筋卡住，动不了，媒体离去，官员也走了，这时已是晚上六点多了，陈艳再救不出来，拖过这晚就很难说了。江西队要求陈艳忍住，忍痛自己钻出来，终于，陈艳大半个身子都出来了。在场的州长、州秘书长、旅游局长大喜，立即通知媒体赶到，拍摄这一感人画面。 七点四分，陈艳终于自己从洞里爬出来，江西队把她放到木板上，旁观民众响起如雷掌声，江西队接受媒体英雄式的采访，大谈如何鼓励陈艳、在千辛万苦中救她脱困。一旁的地震局队员拖着疲惫的脚步，黯然退出现场。

方德豪／中国四川5月12日的大地震已造成超过四万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校均受到地震影响。在四川省震央附近的学校不消说，但连甘肃，云南，陝西，贵州也有数以千计的学校出现问题，这个现象，显示全国学校许多的安全都有问题。 原来，中国过去就校舍的安全保障的标准过于宽鬆；在胡锦涛、温家宝上场后，大力推动提高有关标准，建设部终于在2004年提高了幼儿园、小学等建筑的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水平。可是，由于不明原因，有关规定竟又出现了一些漏洞，以致对学校的建筑安全标准无法落实。若然不是有利益集团从中作梗，四川新建的学校理 应可以抵抗里氏8级地震，也即这次汶川大地震的强度。 中国的建筑安全、抗震标准，主要由中国建设部负责。历年来，有关建筑抗震的法规甚多。（注一）但这些法规，大多是针对城市建筑，乡镇多不在监管范围。到 2008年元旦起，中国政府在温家宝领导下，终于纠正了这一重大错误，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原来城乡二元的法律体系被打破，城乡规划才正 被统一。 在2004年，建设部颁布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下称《标准》），新的分类标准提高了幼儿园、小学等建筑的设防类别。《标准》设定了甲类、乙类、丙类、丁类四个抗震设防类别。甲类的要求最高，丁类的要求最低。（注二） 该《标准》规定：“教育建筑中，人数较多的幼儿园、小学的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爲乙类。”值得指出的是，此次受灾严重的汶川、都江堰、北川、绵竹 等县的抗震设防烈度均应为7度，即应以抵抗里氏7级地震为目的，而按照《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上述地区的乙类建筑抗震措施应再提高一度；换句话 说，当地新建的幼儿园、小学的抗震设计，应以抵抗里氏8级地震为目的。汶川大地震的强度，正是里氏8级。 问题是，《标准》在有关幼儿园、小学的规定又附带指出：“这类房屋採用抗震性能较好的结构类型时，可仍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採取抗震措施。”“採用 抗震性能较好的结构类型”这一句的文法固然是狗屁不通，但更离谱的是，由于有这一条狗屁不通的规定，一些声称自己具有“抗震性能较好的结构类型”的幼儿 园、小学，就可以降一级建造一些抗震程度只足以防御7级地震的校舍。 有关幼儿园、小学的《标准》，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所谓“人数较多的幼儿园”，究竟是甚麽意思？《标准》没有提出一个客观清晰的定义，因而一些幼儿园，就 可以自称自己“人数较少”而逃避有关责任。更何况，除了“人数较多的幼儿园、小学的低层教学楼”外，其他的中小学则仅仅被划爲丙类建筑，其安全系数只要相 跟一般普通住宅一样即可。 更加可圈可点的是，在该《标准》的最后部分，有一些“有心人”还画蛇添足地加了一个“本标准用词用语”的“说明”（注三）。这个“说明”的文法，也属狗屁 不通不在话下，它的用意在于间接地表明：“人数较多的幼儿园、小学的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爲乙类”还不是“很严格”，也不是“非这样做不可”。难 怪有分析指出，这个规定根本就是“造假”！ 中国建设部的《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实在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说明即使中国中央领导人要求具有远见，利益集团的负责人还可以使用种种“技术性手段” （technical mean）去忽攸中央领导，使他们的良好意愿无法落实！中国要能彻底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真正地让百姓当家作主，让他们可以使用选 票换掉不称职的官员！ （注一）有关建筑抗震的法规包括：1990年4月起施行的《城市规划法》、1998年3月起施行的《防震减灾法》和《建筑法》、以及2000年1月30日 起实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2年重新修订颁布的《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管理规定》（部长令111号）和 2003年颁布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部长令117号）、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注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指出，甲类建筑地震作用和抗震措施均应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乙类建筑地震作用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 要求；抗震措施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丙类建筑要求地震作用和抗震措施均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丁类建筑则抗震措施应允许比 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适当降低。 （注三）《标准》的“本标准用词用语”的说明指出：①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採用“必须”；反面词採用“严禁”。②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採用“应”；反面词採用“不应”或“不得”。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拐点。这将化解政府和普通人之间的一些界限。 人们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变得更有组织，社会变得更开放了。 ——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拨出了更深远的声响。 ——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一代以前对农村人生活的困境毫无兴趣。但是，现在他们被人们生活的状况震惊了。 媒体截屏 ——还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信号。一些公司现在要求员工捐款，而不是鼓励自愿捐款。博客作者痛批明星，包括姚明，他们认为他的捐款不够。捐款源源不断，人们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质疑腐败，关心这些钱怎么花。 《纽约时报》5月20日文章，原题：没有被中国携起的手参与到地震救灾中 关于他要去哪里，郝林（音）已经欺骗了妻子。他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郝先生是一个心理医师，他到 这里是为了给地震幸存者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 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搭配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同情。 星期六的网上，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 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 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 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 一些民间团体的代表说，很多的个人，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震后迅速投入了行动，为中国红十字会不堪重负的任务提供了补充力量，帮助了救援行动。 由于人道主义危机非常严重，官员们对民间团体放行了。此后他们称，出于安全考虑，志愿者需远离震区。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到达了那里。 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 “我们意识到，这场危机是空前的，我们必须携手做一些贡献，”39岁的兴莫（音）说。他是非政府组织有经验的组织者，还是负责培训志愿者的云南发展学院的校长。 很多志愿者说，他们到目前对政府处理救援的方式是认可的。一些专家说，领导们可能会疏导这种热情。 中国的媒体也集体在地震后对事件进行了报道。 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的高级研究协调员鲍书明（音）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拐点。这将化解政府和普通人之间的一些界限。人们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变得更有组织，社会变得更开放了。”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公众的反应仅仅是悲伤和帮助他人愿望的自然宣泄，反映出这个社会中有更多人富裕到了可以有所回报的程度。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拨出更深远的声响。 “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阿兰?邱说。“人们被儿童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我们成长的这个社会里，人们似乎认为中国人命不如外国人命值钱。” 在四川的震区之外，公众的反应越来越大。死亡人数每天在增加，但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从中国公民和公司那里来的捐助已经超过了政府划拨的5亿美元。一些捐助数目非常大，例如香港富翁邵逸夫捐出了1400万美元，小学生也捐出了他们的硬币。 献血活动、蛋糕义卖、各种筹款和艺术品拍卖都举行了。还有人放下手中的一切赶到灾区。四川省省会成都一个私家车俱乐部的40名成员多次往返灾区，从遭受重创的什邡运出了100多名伤员。还有人满载物品，成百上千英里进入四川灾区。 电视台不断播放搜救被困人员的坚决行动，报纸也被允许刊登那些反映灾害毁灭之恐怖的照片。 “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是24小时播报，”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的中国专家安东尼塞奇说。 塞奇称，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一代以前对农村人生活的困境毫无兴趣。“但是，现在他们被人们生活的状况震惊了。” 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发展健康的民间社会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步。现在非政府组织仍然扮演着很小的角色。云南的兴莫（姓）先生说，被允许进入 救灾现场并不意味着私人团体就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效果。他说：“最令人抓狂的是交通，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的物品卡在路上。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人 紧急需要它们，但是我们没法运给他们。” 还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信号。一些公司现在要求员工捐款，而不是鼓励自愿捐款。博客作者痛批明星，包括姚明，他们认为他的捐款不够。捐款源源不断，人们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质疑腐败，关心这些钱怎么花。政府官员开始询问专家如何让救援工作更有效率。 但是，现在在地震区，公众的反应无疑是很大的，而且也常常是混乱而没有计划的。官方媒体报道称，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民间志愿者是江苏投资公司老板组织的一支救援队。从那以后，热情的人们逐渐到达了。 在偏远的路池村，当地的玻璃厂破烂不堪，砖盖的农民房屋被夷平。67岁的农民刘列（音）的情况很糟糕。他和其他七个家人睡在一个塑料布下面，他的房子的每一面墙都被毁了。但是在他塑料布的一角，刘先生指了指一堆矿泉水、零食、食品和两袋大米——全是志愿者带来的。 “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人。你们必须理解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区别。现在人们从广州和其他地方给我们带来了吃的。” 志愿者回归他们正常的生活后，刘先生必须重建他的房屋，重新开始生活。他的妻子、63岁的郭碧华（音）很担心，她说：“我们怎么盖房子，我很担心。我已经老了。” 在不远处，心理医师郝先生刚刚和其他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到达了，一个是拉里?王——一个在纽约住了30年的华人。他们在相遇，一路经过受灾地区，给人们提供心理辅导。郝先生住在人口众多的出口城市深圳，在一个背包里塞了两个星期的补给。 他说，他在跟幸存者谈话以及帮助他们应对生活时很激动，特别是儿童。但是不要告诉他的妻子。“我妻子不知道我在这里，”他承认，“她会很害怕。她以为我在广州。”

BBC／联合国核监督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告诉本台bbc说，北京奥运会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使用放射性武器攻击的目标。 并说，于四年之后举办的伦敦奥运会也面临相同危险。 该机构说，虽然没有特殊别情报表明将立即发生针对北京奥运会的攻击行动。 但掌握的信息显示，恐怖分子正千方百计地试图获取核材料。 有关方面担心，某个恐怖组织有可能会在北京的某个奥运场馆释放此类核材料，很可能会使用常规的爆炸物引爆被称为脏弹的有毒物质。 这些警告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北京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性演习之后发出的。 此前中国军警曾针对奥运场馆遭受爆炸威胁进行过施展演习。防化部队还在奥运场馆以及地铁等人流密集处进行过反化学恐怖袭击应急救援等针对性极强的演习。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负责人还警告说，四年后的伦敦奥运会也面临着相同的威胁，有关人员也应当采取相关的防范措施。 2012年伦敦奥运会组委会官员表示，确保伦敦奥运会安全进行的有关行动正在逐步落实。

美国之音齐之丰/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中国当局显然再次收紧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四川大地震之后一个星期的相对“新闻自由”显然正在结束。与此同时，有评论者表示，当局坚持控制新闻媒体，控制舆论的做法，不利于抗震救灾以及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 在5月12号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当天，中国共产党主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就指令中国新闻媒体要把地震救灾新闻报导当作政治任务，要宣传中共及其政府。来自中国的消息说，中国各大报社还得到指示，不要继续向四川派遣记者。 但是，中国许多新闻媒体机构以及记者还是出于自己的职业感和荣誉感前往灾区第一线进行实地报导，中国公众由此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从中国的新闻媒体得到了许多来自灾区、反映灾情、灾民真实状况的新闻，而不是中共和政府的宣传。 *震区家长抗议学校豆腐渣工程未有报导* 星期二，中国公众和外国新闻媒体普遍注意到，中国当局显然重新收紧对中国国内新闻报导的控制。地震伤亡惨重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星期二复课，因地震造成学校 楼房倒塌而痛失儿女的几百名学生家长举行抗议，强烈要求惩罚建造、批准劣质楼房，导致大批学生死于非命的责任者。澳大利亚电台注意到，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对 这些抗议的家长没有任何的报导。 星期二是中国为地震死难者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哀悼日的第二天。美联社和纽约时报从中国发出的报导不约而同地指出，当局显然收紧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香港开放杂志的执行编辑蔡咏梅表示，中国新闻媒体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其实并不表示中共宣传部门放弃了控制，而是一时失控。她说：“中共当局其实对新闻媒体一直没有放松控制，包括今年的雪灾，包括这一次的地震灾害。” 一些观察家指出，自从中共负责新闻宣传的最高官员李长春上个星期前往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看望慰问抗震救灾新闻工作者”以来，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有关大批学校在地震中倒塌可能与贪官收取贿赂、批准不合格的学校建筑投入使用有关的报导就大幅度减少。 中国网络作家、评论家田奇庄也表示，尽管中国的新闻媒体上星期难得地表现出一些新闻报导自由，但官方媒体的报导还是很明显地遵循中共宣传部门制定的主旋律进行报导，尽量突出所谓的积极向上的消息，回避报导公众关心的许多明显问题。 他说：“例如，有些网友质疑的红十字会采购不公开的情况，官方新闻媒体也不报。对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他们往往都是报喜不报忧。这种状态，对于很好地利用社会资源进行抗震救灾是很不利的。” 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中共负责新闻宣传的主管官员李长春明确要求中国新闻媒体在地震新闻中要突出宣传执政党和政府。他说，“宣传思想战线要广泛深入地宣传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抗震救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全面及时地报导抗震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宣传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全力抢救和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的具体措 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