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市周五舞会（周五晚10月3）新增教舞(社交慢三，慢四，北京平四，社交伦巴，蹦四，社交探戈；国标三步，狐步，快步，国标探戈；拉丁恰恰，拉丁伦巴，MAMBO，SALSA，SAMBA) 社交舞, 国际标准舞,Line Dance, 和拉丁舞相融合；古典和现代，抒情和奔放一”晚”打尽！ 时间: 10月3日 2008年(星期五) 晚8:00-8:30 教舞 8:30~11:30pm 正常舞会 地点: Square One (Older Adult Centre, Inside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ississauga. ON. L5B 2C9. 紧靠Bay Store南门 100 City Centre Dr 门票：6元联系方式: Charles (647) 588-8107 E-Mail: [email protected]
知名IT公司高级主管James 到Kennedy学院现场招聘QA测试工程师，并带来最新的QA市场的信息以及技能要求，和大家分享QA 工程师招聘中的种种技巧。还告诉大家不同基础的人士如何通过有效的学习进入QA高薪工程师之门。时间 10月4日下午1：00
软件测试员（Software Testers）从去年开始成为新移民朋友的找工热点。因为许多移民朋友找到了软件测试员的理想工作，尽管他们或许多年没搞计算机工作了，或根本就没有计算机专业背景，英语也不是很流利。他们是如何走进这个行业，是怎样获得成功呢？除了自身的素质和不懈的努力外，市场本身的巨大需求和进入这行所需求的有利条件及我们的培训课程都是不可获缺的因素。走入这个行业，你的英语是中级水平，可以对话，就是你可以过HR Manager 的Interview， 就有你走入成功的基础。 软件测试工作机会很多, 而且薪酬丰厚。 相比较其他行业，IT业的工作薪酬没有低的。 因为只有资金雄厚, 员工待遇好的大型企业才有能力建造大型软件系统。开发一个软件系统要经过四个阶段：设计, 制作, 测试和安装。 测试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相对独立阶段。通常测试的总投资会等于或超过制作的总投资。 无论是中国还是北美，这对软件测试员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 北美的软件测试工作主要来自银行, 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这三大领域。对他们来说, 软件系统是运作和发展的关键。对每一个系统必需进行完全测试。初级软件测试员的年薪在四到五万元之间。在取得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 (尤其是对企业的商业运作有深入了解之后), 你就有机会被晋升为测试主管 (Test Lead), 系统或商业分析员(System or Business Analyst) 或其他高级职位。 你的年薪则可以超过十万元。 肯尼迪学院的课程给你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和计划。尽管软件测试它不要求电脑工作经验或纯熟的英语，但要求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对细节的发掘和处理能力。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和系统分析能力是很强的。而这恰恰就是软件测试员要具备的基本素质。软件测试员是软件用户的化身。其工作是挑战系统的可用性和安全性, 对系统进行100% 的完全测试, 发现所有的缺陷(Defects), 并协助开发人员修补这些缺陷。新移民朋友找工作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所谓的“加拿大经验“(Canadian Experience)。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死结: 你要有经验才能有工作；而有了工作才会有经验。值得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糟糕。雇主要找的是一个能干活的人。你需要显示你的相关经验和工作能力。比如雇主通常都会问你怎么准备测试计划（Test Plan）和测试个案（Test Case）因为这将是你日常的主要工作。如果你参加了适当的培训并亲手准备过的话，回答这些问题是轻而易举的。其它常见的见工问题（ Interview Questions）通常和系统开发过程，网络，数据库以及相关知识，这些我们都会培训课中给你极好的训练。在见工过程中，你的言谈举止像不像软件测试员是成败的关键。雇主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不是真的有经验。你可以设想一下和一个对你的专业领域毫无了解的人谈话的情形。对新移民朋友来说，你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来培养这种专业的言谈举止。我们的实战班，就是给你真实的环境，真实的Case Project 训练，大量的专业术语的每天练习，都会给你极好的自信，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简洁的讲，你可以跟老师从头学起，就象师傅教徒弟，老师把你训练成QA…
为了促进移民更好地了解加拿大文化，移民互助平台英语俱乐部特邀请绿党成员为移民举办” 做绿色的加拿大人” 的Seminar. 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绿色公民。 时间：2008年10月1日，下午7：00-9：00
从1978年中共宣布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30个年头了。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也让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改革，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和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超级实验，毫无疑问成为这30年来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如今改革的价值却让我们五味杂陈，反思、解构、清算改革的声音已经不再是某些学者的牢骚，而逐渐成为一种浮出水面的思潮。中国的种种现实，也似乎在为这种思潮源源不断地提供事实支撑。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回溯改革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经历的并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两场改革，改革的初衷已经被绑架，它已经发生了霉变。 改革：从蜜月到迷惘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城市启动改革，这段时间被学者们描述为中国改革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让农民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农民一扫脸上的菜色，物资匮乏的时代也成为记忆。这让人民实实在在感到了改革的魅力。最能体现人民这种欣喜心情的莫过于1984年的国庆阅兵游行时出现的场景，当北大的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走过天安门时，这个镜头似乎在向全世界宣示着人民拥抱改革、与中国改革派那种精神上的亲近和契合。 但是，这个领袖、精英与大众琴瑟和谐、充满快乐与期望的蜜月期很快结束了，当改革的逻辑与旧体制发生摩擦，城市以放权让利为标志的改革开始陷入泥潭。有学者断言：所谓“放权让利”实质上是传统官僚体系内部的一种权力重新分配过程。 如果说在农村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利”（自主经营权），1984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长期停滞直至最后变质。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周期性放权和周期性收权的钟摆效应，是这种质变带来的直观效果。最终，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中国民间将这个官僚利益集团形象化的称之为“官倒”。 中国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邪路，并非出于一种偶然，而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安排。中国悠久的专制历史中，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隐秘而庞大的力量，那就是官僚利益集团，它们一直是吞噬民众利益的怪兽，很多的时候也是吞噬皇权的怪兽。当城市改革依据一种历史惯性，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和路径的时候，腐败的规模就开始扩大，并越来越系统化、制度化；社会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贫富差别渐次浮现。这使改革同质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变得异常脆弱。1988年席卷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剧烈通胀及抢购风潮，是对改革的这种早期认同出现裂变的大规模爆发，也民众对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满紧张和不安的一种心理预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知识界和民众开始对改革的路径产生疑惑，虽然这种疑惑还没有可能上升到理论自觉，但作为一种情绪发泄的诱因，在1989年那个春夏之交形成政治抗议风潮，它已经足够了。 向官僚资本主义裂变 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首先启动的，官僚利益集团在农村改革的蜜月期对改革持观望和欣赏的态度，因为改革尚未涉及到他们的利益范围。1984年城市改革的启动，官僚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并且主导改革的路径，他们得心应手操控改革的权力资源就来自旧的政治体制。早在1986那年，邓小平在深刻感到官僚化的政治体制绑架改革的时候，他提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邓小平重出之初曾经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他的主要改革助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也说，毛泽东之后祇有邓小平一个人有能力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毛之后有可能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唯一人选。但是在邓小平的思想里，政治体制改革是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是一种独立的核心价值，当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官僚利益集团的强力对抗并诱发民间异议运动民主浪潮的时候，邓小平立即毫不迟疑地冻结甚至终止了这种尝试。这也就是89年六四事件后邓再也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隐秘所在。 在经历了89年六四之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对改革的短暂犹疑的90、91两年，邓小平以在野之身南巡，凭藉个人的权威掀起第二轮改革浪潮。在这轮改革中邓小平完全抛弃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缕眷恋，彻底抛弃了赖以起家的传统社会基础即那些传统产业工人、农民，而将行政官僚体系变成他的改革和发展惟一可以讬付的力量。对于来自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极左派提出的“姓资姓社”的挑战，邓的对策是“不争论”，他的继承人江泽民则干脆查封了他们的网站和杂志，将他们彻底边缘化。作为一个执政官僚集团的共产党的利益边界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维护本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利益。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很难说是一个能够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执政党了，而变成了一个祛除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世俗意义上利益集团了。 意识形态祛魅之后的中国，以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改革变成了“抢劫”和“分赃”。通过“抓大放小”、“管理层持股”的所谓国企产权改革，城镇集体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几乎一夜之间完成了“私有化”，昔日的厂长经理、党委书记成了私企老板，原来作为“企业主人”的失业职工被抛向社会沦为赤贫，1990年代末在中国所有城市开始上演的这幕历史惨剧，至今尚未落幕。 除了通过国企改革化公为私，官僚利益集团掠夺财富的目标首先指向最没有博弈能力的农民。研究显示，对农民的盘剥主要采取三种路径，一是由代表权贵利益的基层官僚体系对农民直接搜刮，什么“三提五统”、义务工、水利工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导致农民种地的成本居然高于土地上的产出，以至于无法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二是对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如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盘踞城市的就官僚体系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就达4400亿。三是剥夺农民土地，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官僚体系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国土资源局的资料显示，浙江某县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祇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根据资料估计，2003年至2006年，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对国民财富的掠夺还有通过金融系统、证券市场等等多种管道，经过近30年的疯狂抢劫，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迅速逼近0.47.2008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贫富的悬殊已经超过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 当以消灭剥削、推翻不平等的社会为旗帜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用30年的时间再次复制一个完全相似的官僚利益集团垄断所有资源、绝大多数人民沦为受盘剥的底层的社会景观的时候，改革不仅成了一个对现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黑色幽默，也成了摧毁这个政权的最理直气壮的正当性理由。 中国已无共产党 有人说，改革3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巨变，祇有政治一成不变。这其实是一种祇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幼稚，中国的政治不仅在变，而且变得面目全非。 一切都是从1989年6月3日晚上的一夜枪声开始的，那一夜不仅成了许多人命运的转折，也成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命运的转折。甚至共产党也是在那一夜彻底蜕变。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六四之前还残存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色彩，那么，六四之后这种油彩已经剥落殆尽。就像一个不经意间惹下巨祸、犯下滔天罪行的孩子，它唯一的选择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做个杀人越货、名副其实的江洋大盗。才不会去考虑曾经是三好学生，曾经有立志为国为民的理想呢。 六四之后，中共彻底摆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赋予的理想主义和道德约束的纠缠，变成了一个清醒地追逐世俗利益自我实现的官僚集团。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训斥香港记者时不经意说出的那句名言：“闷声发大财”，就是这个集团在当下中国的最真实的心理写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专制这么大的历史转型是如何轻易完成的。 六四阻断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即使中共自己也不再寻求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中寻求合法性支持，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我们可以看出端倪。中共在抛弃它原来的社会基础工人和农民，选择知识份子、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经理人和社会仲介组织从业人员等组成的新阶层——中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指这个群体）的同时，把经济发展作为了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支撑。应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共做得相当成功。 不难知道，这个蜕变而来的新政权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薰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党已经和这个行政官僚体系融为了一体，共产党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党”。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在当时可能显得荒谬，但是现在却是一个真实的写照。祇是这个资产阶级不是文献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官僚化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也不是藏在共产党内，而是它就是共产党本身。 但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无论从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还是从毛泽东、邓小平所定义的角度，它都不复存在了。
就在三鹿奶粉事件使四名婴儿致死，数万名婴幼儿得病的食品安全危机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有消息说，中央领导吃的喝的都是特供的，与平头百姓的大不一样。情况果真如此？ 中央有个食品特供中心是有关中心负责人祝咏兰女士为一些特供食品单位颁发相关质量证书的新闻透露出来的，英国有媒体为此形容中共高干，即那些所谓的政治精英活的就像古代的帝王。对此，中国民间新闻网创办人陈憬煊表示： “说中国国家机关领导有一些特供，可能是说中国发生了毒奶粉事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出了这种新闻，这不是说新闻虚假的问题。从我的理解，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不会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弄点东西来吃的。在中国大地上，朝廷历来都有供品，供给皇帝专门用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说法，这种东西不是中国根本的东西。” 几天前，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外表示，中央食品特供中心不存在，中直机关也没有祝咏兰女士这样一个人。有关食品特供中心的报道纯属谣传。对此，中国完全民和解与社会公正促进工作室的姜力钧表示： “特供是多少年了。好象是从5、60年代开始的，产地或者是什么都是特制的。可能他们原来的机构没有成立，但是内容还是有的。比如说他们吃的大米、面、包括应用水，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 有报道说，中央领导吃的米来自长白山，吃的鱼来自内蒙古，喝的昂贵的茶是取自西藏高原的。陈憬煊不赞成中国政府设立这样的食品特供，因为那样将使领导与人民对立： “我没有看到，不能说有没有。就算是有，主要还是为了安全起见。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讲，特供主要是为了中央的安全问题。说起来，好像中国大地上食品都不安全，好像百姓吃的都很危险。我感觉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说哪个东西说得非常简单的。就算老胡在上面，涛哥在上面那么高的位置，他也没办法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很多东西都很复杂。” 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中国建国初期就有食品特供这样的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中国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有人曾一度提出废除特供制度，但一直没有实现。章立凡认为食品特供体系反映出的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对此，姜力钧表示： “最高领导层就说是普通的领导层，省部级以上的、厅一级的官员消费也高，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在国内就很正常。但是我个人认为，好像主要领导象胡锦涛、温家宝也不愿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达不到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层，尤其到胡锦涛、温家宝那一层就基本上隔绝隔断了。他们好像听不到这一点。” 中国有没有为政治精英和领导专设的与现代“民主”和“人权”格格不入的食品特供制度姑且不论，刚刚参加完联大会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政府除了对人民负有责任外不应该有特权。既然，国务院有关部门否认食品特供制度，那为什么网上相关的新闻和跟贴被删除，本来打得开的“中央国家机关特供食品公司”现在打不开。究竟谁在撒谎？
为什么就是检不出含毒食品？ 有大批毒奶、毒食被消费是非常恶劣的事件，比它更恶劣、更可悲的是爆不出这类恶性事件，毒奶和毒食依然“正常生产销售”。 卫生部证实，全国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奶粉而患病的婴幼儿数目已经迫近5.3万人，其中12892人需要住院治疗。这是一项不完全的“阶段性统计”，但如果我们成年人对此还没有“惊心动魄”，那就该扪心自问，问一下心魄尚在否。 由三聚氰胺奶粉及危害想到奶制品等食品可能含毒，这是很正常的智力与思维。质检人员如果不这样联想的话，人们不会怀疑他们的智力，而是会直接指向其“良心问题”。毒奶制造与销售的特点，规定了毒奶事件绝不是某种单一、独立的恶性事件。其牵连之广度，危害之烈度，目前言之尚早。事态仍在发展中，而我们还处于揭露问题的“初级阶段”，谈不上正式的评估结论。 不必急于结论，现在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无论揭露“毒食”的“代价”有多大，都要毫不犹豫彻查并撤架、销毁含毒食品。因为，查出并曝光毒食即胜利、即功劳；而真实的、最大的“代价”和牺牲，莫过于毒食入肚。 面对食品、药品、饲料等，检验专业的人员与机构，工作态度就该是“宁信其有毒，不信其无毒”。如果专业机构以往就是这个心态且不被“企业公关”所诱导的话，我们的孩子则不至于遭这么大的罪，我们的社会则不至于让有毒食品祸害到如此地步。教训沉痛，政府与其专业单位，万不可继续不辨功罪。须知，毒食是个普遍的客观存在，掩盖住即大罪，查不出即失职渎职；须知，被问责、指责的质检、卫生等部门，欲挽危局、“重塑形象”的契机，正在于主动、积极地曝毒和“消毒”。套用一句老话，这里也能“有立功表现”。 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效力的人，他本人及其家人也会随时遭受毒食的伤害。依人之常情推论，这部分人不会对查毒、消毒抱着消极心态。然而，我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积极性至今还没有发挥出来，或者说他们自发的工作热情受到了某种压抑。至少，我有理由对大陆质检部门的工作效率发生怀疑。 “大白兔”和“四洲蛋糕”在港检出三聚氰胺；知名PIZZA连锁店必胜客台湾经销商的外带起司粉调味包被验出含过量的三聚氰胺；澳门卫生局和经济局最新检测结果发现，韩日乐天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乐天小熊饼”50克装被检出每公斤浓度24毫克的三聚氰胺，中国蒙牛生产的“早餐奶麦香奶类饮品”250毫升装被发现含有每公斤2.35毫克的三聚氰胺；瑞士雀巢在中国黑龙江厂房生产的“金装助长奶粉（1+）”也被澳门发现含有每公斤少于1毫克的三聚氰胺….. “在台检出”，“在港检出”，“在澳检出”…. 在原产地、主销地没检出、没报道，在大陆以外却被检出、被公布，大陆官员和技术人员对此当做何感想呢？有没有“工作陷入被动”的感觉呢？消费者应感谢港澳台的食品监管机构，这样的提醒对大陆消费者同样重要，同时这对大陆监管部门也有个重要提醒：大陆的工作量大得很，你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再给监管部门找点别的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或者，被重用的专家由于不够专业而形成了某些技术障碍。三鹿毒奶事发后，一位院士级别的专家出来宽慰我们，他在论证液态奶安全时说：“液态奶里面假如是同样的原料含有了三聚氰胺，做成奶粉以后水分就没有了，它变成一种干粉，所以三聚氰胺就浓缩了。那么在奶粉里面三聚氰胺的含量就高了，假如你喝的是液态奶，它90%以上都是水，所以它的三聚氰胺并没有被浓缩，所以你喝一杯奶实际上变成奶粉只有很少一点点”。我们的质检与卫生部门，所有媒体和所有官员，都没看出这位专家的智力低于常人—孩子们没有吃干奶粉的，都把奶粉加水稀释过了。连这点事都闹不清楚的专家，万不能让他们指挥、指导食品监管和检验，需要先“检出”这类昏庸专家和技术官僚，否则就会出现“找不到北”的症状，永远陷在被动局面之中。 我建议对率先检出毒食、“毒药”、毒饲料的人，制定一个奖励办法。奖励标准则根据检出难度、检出物数量与危害程度等情况制定。眼下先要明确的大概意思：第一，民间举报含毒食品者，经查属实后给予重奖；群众已有中毒、受害现象而相关毒物在当地应检未检，（确定技术上可检后）对当地官员问责、问罪。第二，质检、卫生等相关单位和所属个人，未接受上级指令和群众举报而主动检出含毒食品等有害物，给予重奖并记功。再则，为激发监管、检验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请认真组织一次教育活动，主要是看录像和网文：看婴儿体内遍布肾脏和输尿管的、让医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结石，看那些痛苦的孩子和家长，看网上有良知的内行人士揭露本行业掺毒掺假行为的文章。
“长沙的消费观念很前卫，很爱新鲜！”25**酒店从8月初开始试营业几乎天天满员，情趣房更是相当抢手，“大家反馈都很新奇。” 据悉，25**今年计划在长沙扩张到300个房间左右，“但这种短租型的酒店公寓在酒店行业的发展还是有局限性的，不会成为一个大潮流。” 因有大量的情趣用品，装修情调亦相当浪漫、暧昧，25**的情趣主题曾惹发一些顾客的不良遐想。该酒店长沙分公司一李姓负责人表示他眼里的情趣并不等于色情：“这个公寓只针对情侣和夫妻提供一些浪漫的空间，我们不做违法的事。” 欢乐椅、水床、情趣骰子等等情趣用品都走进了酒店会是什么样子？在长沙，一家名叫25**的主题酒店公寓就凭多种情趣用品博得众多眼球，走进去一看，还真是差点把我给雷翻了—- 怎么用还要找服务员介绍一下呢
三十七年来最强台风“黑格比”给广西带来的重创仍在继续。截至目前，此次台风暴雨洪水灾害已造成广西五十七个县(市、区)六百五十多万民众受灾，二十人死亡、八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六十点八一亿元人民币。 受“黑格比”影响，九月二十四日以来广西出现了大范围大风暴雨天气，郁江、左江、明江、南流江、钦江等主要江河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造成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南宁市邕宁区等七座县城或城区进水受淹，倒塌房屋上万间。今日凌晨四时，邕江八年以来最大洪峰通过南宁，最大洪峰水位达到七十五点八九米，超出警戒水位二点八九米。目前明江宁明段、左江崇左、扶绥段和邕江南宁段正在缓慢退水。 图为青龙桥路段受淹，居民在趟水抢救物品。受“黑格比”影响，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县受来自越南水口河、平儿河两河水暴涨影响，9月26日左江龙州水文站水位达116.21米，并以每小时0.52米的速度上涨。至当天下午18点，水位已达120.01米，造成龙州县城的青龙桥、合龙街、白沙街、利民街等部分低洼地段民房、商铺受淹。由于预防措施到位，及时转移物品，损失不大。但沿江的上金乡农作物部分受淹。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灾情发生后，广西各级党委、政府和防汛等部门按照统一部署，以确保人民生命安全为重点，采取调集冲锋舟、协调交通部海上搜救中心派出两架直升机实施空投等措施，全力做好抗洪抢险工作，有效地减少了灾害损失。目前，灾区无疫情、水源污染、食物中毒报告。
东铁如常周而复始地往来于深港之间，不同于以往的是，列车上多了许多行色匆匆前来购买拿奶粉的疲惫父母。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到香港买安全奶粉，成了许多父母不二选择。 从深圳的罗湖口岸，搭乘东铁，到香港上水站，只需要七八分钟。 对于29岁的周雪怡来说，跨过这道关口，女儿蓓蓓的口粮就安全了。 东铁如常周而复始地往来于深港之间，不同于以往的是，列车上多了许多行色匆匆、手拿奶粉的疲惫父母们。周雪怡的手，紧拉着婴儿车，那里面堆着6罐“美赞臣安婴宝A+2段”奶粉，10余斤重。 这天，是9月21日，距三鹿“毒奶粉”事件已10天。列车电视里，一则消息仍引起人们注意：“有媒体自行委托化验中心化验，发现一款雀巢奶粉含三聚氢胺。至此，已有10种内地进口的奶类制品被检验出含三聚氰胺。” 上水一带药房不断有内地客前来搜购奶粉，由数罐至整箱不等。 “又不是旧社会，最简单的吃竟成了大问题。”周雪怡看了几遍，嘴里“嘟囔”了一下。 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巨大的食品安全压力压住了众多家长，在深圳、广州，前往香港抢购进口奶粉成了他们的首选。 趁着列车进站慢驶空当，周雪怡好不容易腾出手来掏电话，手机里是1岁女儿蓓蓓的睡脸。她半开玩笑地说，“吃”是一件太严重的事了，相形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话。 被奶粉冲击的上水 上水，是周雪怡第一站。 上水石湖墟新才街，富华药房老板钟家富低头看着报纸周日马经版，头也不抬：“没呀，没美赞臣呀，12345段都没有。”药房开业13年，他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怠慢客人。打听奶粉的内地客人，如飞蛾扑火，难免让他心生厌烦。 上水，最靠近深圳罗湖的新界小区。在钟家富看来，如果不是众多背着大包小包的深圳客，这里至今仍是一个冷清的边界区域。他说，“20年前，上水也有很多大陆人，不过都是游泳过来的偷渡客。”如今，当年的落难者成为了消费的生力军。 在上水两间毗邻的大型购物中心，以此为中心发散开去，周围的街道上分布了超过20家药店，还有屈臣氏、万宁、惠康等综合性超市。在香港，这些药店都是微型百货，从奶粉到尿片，一应俱全。 要在上水分辨香港本地居民和内地游客，再容易不过，只要看到拖着手推车，车上的格子布袋鼓鼓囊囊装着各种大瓶奶粉的就是内地客。与市区的“自由行”访客不同，上水的客人们基本没有粤语交流障碍，因为他们大多是深圳居民。从罗湖过来，车费不过19元，折去产品的差价和汇率，到上水购物早已成为许多深圳人精打细算的习惯。 9月12日，钟家富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好运气。早上10点开门，一个年轻女子就买走了两箱惠氏金装幼儿乐。钟很肯定，她不是“水客”，“水客通常会讨价还价，而且有固定拿货的店。”“奶粉水客”是香港内地频繁交往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靠每天给商家携带货物来往两地赚取差价。在深圳或广州街头的婴幼儿用品实体店，港版奶粉是最大的卖点，而内地买家，只能在淘宝上找货。 钟家富善意地提醒顾客，海关只允许带6罐过关。“一次性买太多，BB吃不完会过期的。”但那天每一个来买奶粉的人都充耳不闻，只是拖着一箱箱进口奶粉，沉默地离开。直到傍晚，电视播放了“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消息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今天一天就卖掉了两天的存货。 9月11日晚，中国卫生部发布消息：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饮用可导致婴儿泌尿系统产生结石。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再次掀起风暴，内地父母在恐慌下抢购外国奶粉。 “以往我每两天进一次货，大概10箱奶粉，平均每月能卖掉超过3000罐奶粉。可‘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不过半个月，销售额上升了60%，必须每天进货，而且通常早上就卖光了。”钟家富说，也有同行趁机提价，“把奶粉当成海鲜卖，每天都有时鲜价。今天涨10元，明天长12元，生意照样好得不得了。” 与富华药房不同，上水部分药房对缺货的奶粉，如惠氏、雅培、美赞臣进行限买，每人只能买1-2罐。在屈臣氏，顾客被限买6罐，超市还指派会说普通话的职员守在奶粉货架边，劝回那些试图多次购买的大陆家长。 有“水客”做了一下统计，平日每天经上水北上的奶粉约5000罐，近日深圳的买家纷纷追加订单，北上的奶粉增至10000罐。生意好的“水客”，以往只需每天来回深港8次带货，可现在一个下午就要来回12次，带的都是奶粉。 在“淘宝网”热销奶粉排行榜上，上榜奶粉清一色是进口奶粉，前三位分别是雅培、多美滋和美素。一家名为“港澳妇婴用品直销店”的淘宝店长告诉记者，从9月11日起，各种进口奶粉都出现断货，只好采取“先到先得，竞价拍卖”的售卖方式。“拍下奶粉的顾客，一定要在8小时内付款，因为货比较缺，引起价钱波动比较大。过几个小时，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 身兼香港港九药房总商会理事长职务的刘爱国，也在跑马地经营着药房。总商会上周二与奶粉供应商开会，要求增加奶粉货源。“被抢购的都是进口奶粉，从荷兰或者新西兰运过来，总是需要一定的船期，并不能马上满足市场需求。”刘爱国表示，目前香港奶粉的数量足以满足本地需求，但如果内地家长持续涌入抢购，则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奶粉荒”。 今年初，由于欧元上升，奶制品成本上涨，多个外国奶粉品牌纷纷宣布加价，涨幅从5%至30%不等，大批深圳和广州的妈妈，都涌到香港抢购奶粉。一时之间，香港掀起抢购奶粉热潮，直至5月份供应商增加供应量，香港“奶粉荒”才稍为缓解。刘爱国认为，新一轮奶粉抢购潮已经开始，“最起码维持一个月。” “先买奶粉，再买电话卡啦！小姐，买张电话卡方便联系，才能买到奶粉！”新才街拐角的电话卡推销员的吆喝，无疑是针对每一个来抢购奶粉的内地父母。 奶粉客 罗湖-上水-沙田-大浦墟-粉岭，一天之内在整个香港北区发疯般搜购奶粉，即使是宣称自己日常唯一运动就是用“高跟鞋丈量商场地皮”的周雪怡，也觉得小腿有股钻心的疼。 跟大多数父母一样，周雪怡的生活围着女儿蓓蓓打转。每个月4罐进口美赞臣安婴宝A+2段奶粉，要花掉600多元，周雪怡一般选择网购，“深圳本地的卖家通常送货上门。DHA、叶黄素、益生菌……虽然读书时周雪怡的化学从来没及格过，却能如数家珍地背出各种奶粉配方的奥妙。 据业内人士方面指出，港版奶粉是百分百原装进口，而一些大陆版进口奶粉是在国内生产或分装，配方与大陆版有所不同。奶粉配方是根据各地人群的身体素质而定的，不一定适合内地婴孩。“蓓蓓1岁前也吃过内地奶粉，发现香港奶粉腥味较重，内地奶粉口感较香甜，后来对比配方，发现进口奶粉含钙量比内地少，碘含量就比内地多。”周雪怡说，“现在出现了毒奶粉，不管适不适合，外国奶粉起码是安全的。”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周随即联系网络卖家，希望能预先购买未来两个月的奶粉。“不停地给他留言都不回，好不容易回了一句，也说美赞臣暂时缺货。”于是，就有这个周末“寻奶”之行。 从第十二间药店里出来，周雪怡走进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灌下去的时候，她鼻子一红，硬生生地把眼泪吞回去。汗水浸湿了后背，但她告诉自己，养孩子本来就是体力活儿。 早上6点起来，坐了2个小时车到罗湖，再花1小时排队过关。周雪怡特意把蓓蓓的婴儿推车带来装奶粉。可在上水的药店和新都商业中心里逛了2小时，一无所获。 “我转奔沙田的百佳超市，瞧见货架上有安婴宝的罐子，特兴奋，走进瞧才看见价格牌子上写着‘缺货’。好不容易在楼下的屈臣氏发现有货，总算买到4罐。逛了一圈，我折回屈臣氏，厚着脸皮找了个刚才没有见过我的售货员又拿了2罐。埋单的时候，看着收银员怪不好意思的。” 下午2点，周雪怡总算买到了6罐奶粉。她已经能分辨出谁是跟她一样来淘奶粉的家长或者帮内地亲戚的代购者。“喏，你看那对夫妻，垂头丧气的一言不发，推个婴儿车小孩却抱在手上，肯定是来买奶粉的。” 像周雪怡那样能买到6罐的，是少数的幸运儿。河南姑娘何舒和德国丈夫Marko在上水逛了一天，只买到了2罐美素高1段。何舒时不时向丈夫埋怨——如果不是为了在国内坐月子方便，刚满一个月的儿子Hans如今应该在德国汉堡，碰不上这股“奶粉荒”。 “美素高？我都要了！”在上水一家药房里，何舒被一个中年壮汉从柜台一把推开，那人抱起两罐奶粉，扔下500港元夺门而去。“他咋恁讨厌呢！”何舒差点就要追出去跟这个无礼的家伙理论，好歹被丈夫劝住。 Marko倒是觉得这事儿新鲜，他不停地问妻子：“为什么会断货？为什么每家店价格不一样？政府会眼睁睁地看着婴儿断奶吗？”何舒忍不住“啐”了他一口：“你们这些欧洲来的‘乡下人’，怎么知道中国的游戏规则？” 如今，最让何舒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不知不觉间吃了很多有毒食物，导致Hans喝下了有毒的母乳。 9月1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内地家长涌向香港抢购奶粉的消息。据香港海关表示，目前每天过关前往香港购买外资品牌奶粉的内地居民由原来的十多人迅速增加到近百人，增长了近十倍。一位香港海关人员说：“只要表明是自用，我们通常会网开一面，带两箱过关的父母大有人在。” 傍晚6点，周雪怡过关回深圳。在关口浩浩荡荡的人群里，周发现了不少和她一样给儿女捎口粮的“奶粉客”。几十斤的奶粉，有的拖，有的拽，有的扛。她和身边的孕妇攀谈起来，话题无非是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