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 IT 工作应该是充满着乐趣的：如果你想只接受最好的IT工作，你经常会得到最好的IT工作，因为心态成就了获取高薪IT工作的一切。 有时候，阻碍你找寻高薪IT工作的，是眼高手低的你自己，没有准备妥当的人永远无法适应到手的成功。找寻高薪IT工作充满了喜怒哀乐，自己的情绪亦会有高低起伏，能够经常保持开心喜悦的找工状态，也许就是每一个IT人要学会变通的地方，有人说，找高薪IT 工作，本身就是一份辛劳的工作，时间久了，面部表情就变得麻木了，在周边所见到的，大部分都是愁眉深锁的找工新移民，你会被他们所影响吗？ 有一个新移民，无论IT就业市场如何波动，却可以经常变换着合同工作，而他最善长的就是JAVA开发编程技术，无论IT市场上有多少人待业或者失业，他却总能找到JAVA高薪合同工作职位。还有一位新移民，改行学IT，在大公司从事JAVA技术开发工作近十年，历经北美IT就业市场的风风雨雨，却从来没有换过JAVA工作，职位不断在升，工资逐年增涨，年薪愈十万了。 其实，对于后者，不言而喻，是IT人艳羡的对象，都希望工作稳定，有满意的年薪。这是因为十年前，他学会了先付出，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睿智闯出了一片天，才有了“现（金）今”的收获。如今，他更成为了JAVA开发行业的名师，培养了成百上千的新移民从事JAVA开发工作。但那时候有人说，改行搞JAVA开发，职位不稳定；还有人说，自己年龄大了，搞不了JAVA开发了，云云。 而对于前者，他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耐心地从一家公司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寻找自己喜欢的JAVA工作职位。这个办法听上去似乎并不高明，但却很管用。每次他都做好了在不同公司找到工作的准备，可是每次他都没有发出多少简历，就很顺利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JAVA工作职位。他说，这是因为像他这样锲而不舍找JAVA工作的新移民是在是不多。经常是在他工作的公司里仍然有若干JAVA职位，还在继续寻找JAVA开发技术人员，而其他的人居然连JAVA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拿到，即使有，在数次失败后即将收获时却失之交臂，最后不了了之，前功尽弃。 实际上，大多数新移民很容易就被IT就业市场不景气或JAVA 开发工作不稳定等等的表面现象迷惑了，不愿细想即使在数十次的面试失败之后，从不少公司进进出出的JAVA 等IT人才流动中，温藏着不少提供IT 工作的机遇；即使想到了，他们也没有那一份寻找不到IT工作，决不罢休的耐心。而眼前一份养家糊口的体力工作，很容易让大多数新移民满足，为了一份IT的所谓高薪工作背负着全家人的压力有些人觉得不值得。他们还担心万一找不到高薪IT工作，回头连一个可以好好打“勒脖工”的地方也没有了。 温馨的生活是高薪IT工作的基石，家人的支持是高薪IT工作成功的原动力。与生活中一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失败的新移民，永远只能滞留在没有成功的起点上一样，这些不主动寻找高薪IT工作的人大多只能在登陆时最初的落脚之处寻找到养家糊口的工作，一直到退休。而北美新移民的人生，一旦被熟悉或者陌生的IT 工作目标所吸引，就要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不过，遗憾的是，一有风吹草动，有些人就被IT业界的裁员风波吓住了，只好退回去，继续养家糊口的工作。 寻找高薪IT工作的态度和方向，其实是可以作出选择的，新移民中有些发人深省的找工成功经验，亦可以刺激起你自己找到高薪IT工作的动力。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迈向成功。面试中的挫折也是好事，因为从中学到了经验，学会了进步。每一次面试失误后就必须要马上改正，并且不重犯相同的面试错误。改变表情，赏心事情，享受过程，就可以改善心情，化担心为特别小心，就可以发挥个人潜能，对面试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力。 查询网站：www.mitcedu.com 详情请电: 905-415-9989/416-921-8886。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真实病情依旧不为外界所知。数周来，金正日不再公开露面，引起人们的诸多猜测。韩国情报部门证实说，金正日患有心律衰竭，糖尿病，不久前又刚刚犯了脑溢血，目前正在疗养之中。而朝鲜困难的日常经济生活仍然在持续着。记者给德国之声发来如下报导。 金正日由于没有出席朝鲜建国60周年的庆祝活动，外国人对他的健康状况提出了各种猜测。但朝鲜人似乎仍在照常生活。照常生活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工作，有饭吃。朝鲜官方没有失业人数的统计－因为共产主义的朝鲜是保证人人都有工作的。但如果观察一下平壤街头就会令人惊讶地发现，街道两旁坐着许多人，广场上也有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在闲逛，聊天。据住在平壤的外国人讲，这些人主要是妇女，在街头出售食品等以养家糊口。朝鲜劳动党指派劳工去修路或者务农。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有一份有保障的工作。 景松合资服装厂厂长崔勇男讲述道：”1999年时，我们就与香港一家公司签署了成立合资厂的合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五家分厂。这个分厂是今年四月份开工的。我们的产品是纺织品和手工艺术品。十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 朝鲜撵鸡老太 他和副厂长合用一间俭朴的办公室。工厂就建在平壤市居民区里。在厂房后院及马路两边还种植着蔬菜。许多人都想在这座工厂里找份工作。崔勇男说：”我们这个公司一共有1500名职工，其中400多人在平壤工作。我们的年产量为100万件。我们生产不了高质量的西装套服。夹克，裤子，冬装和传统朝鲜服装是我们的主要产品。” 副厂长补充说：”根据国家规定，工人每天最多只能工作八小时。但如果我们想在纺织行业生存的话，就不能完全按照规定行事。因此工人常常要加两个小时的班。” 布料，拉锁以及扣子等都是由买家提供的。服装的样式也往往由买家提供。但公司也购置了几台可以设计服装样式的计算机。 在这座四层楼里摆满了缝纫机和熨衣板。女工们正在为韩国市场加工传统的朝鲜服装，日产量为一千件。缝纫机全部由外国进口，购置费由香港公司承担。成品用卡车或者轮船运往国外。 40％运往香港，60％运往韩国。有时该厂也生产内销产品。外国记者不允许直接采访工厂女工，一般都由厂长代劳，”目前的经济形势比较困难。但我们能够挺过这个难关。可惜由于进出口的名额限制，我们还不能与欧洲国家成立合资工厂。” 纺织工业不需要巨大的投资，因此在象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里会出现这个行业的合资厂。由于朝鲜缺乏透明度和法律保障，外国投资者不敢在这里投入大量资金。另一个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的原因是，朝鲜的秘密核计划使其受到国际制裁。朝鲜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朝鲜独裁者金正日病重的消息使朝鲜的政治更加不稳定。鉴于此，朝鲜的经济状况不会很快得到好转。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新学年伊始，成千上万的两岸三地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校园，不过，近期相继传出留学生因不堪学业和异国生活重负而出现精神异常，被迫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或被送回国，引起高度关注。 长堤华人社区一位来自台湾的学生，最近在公园杀猫被举报，警方查访后发现，他杀的正是喂养多时的爱猫。 调查发现，该生精神异常已有一段时间，但没人察觉其行为异常，甚至房东也不知房客精神不妥，甚至姊姊接到医院通知时才知弟弟精神异常。 来自北京的一位女学生，2004年以优异成绩被洛杉矶知名艺术学院录取，并提供全额奖学金，四年间获得多项艺术大奖。不料本学期开学第一周即被学校送入洛杉矶加大精神病院。校方表示，他们对这位极具前途的中国留学生采取如此下策，是因为担心“她随时可能伤害自己或危及他人安全”。 据统计，美国每年有五百万人服用抗忧郁药物，大学校园中十年来服用抗忧郁症药物的比率更是逐年剧增。而在中国留学生中，发生精神异常及相关心理问题的更层出不穷。 一位华裔精神治疗科医师表示，他的病人中超过半数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不乏踏入大学校园不久的新生。 据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统计，目前在加州、内华达、亚利桑那和夏威夷等州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超过一万。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领事表示，中国留学生年龄愈来愈小，一些孩子甚至高中已开始来美留学，学业、生活、交友全部自己负责，不少人自理能力、独立判断、危机处理能力都受到不小挑战，特别是来自大陆的独生子女们。他透露，近年他们每年几乎都要送几名精神出现问题的学生回国，感觉非常可惜。 不论是学生和家长，来自中港台的留学生都对美国充满梦想。许多学生更是担负着全家的重任，希望在美国闯出一片天地，但是在美国发生的巨变，连他们的家长也始料未及。 南加大一名来自台湾的女生未婚怀孕生产后不知所措，因此将自己的亲骨肉丢弃，结果被控谋杀罪。另一起正在洛杉矶开庭的刑事案，也是一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开车出事，因害怕被罚逃之夭夭，结果罪加一等。 几年前柏克莱加大曾发生过一起震惊校园的自杀事件，一名华裔在毕业典礼前夕自杀。来美参加毕业典礼的父母最后才发现，孩子自杀原因，是因为早就知道自己没有在毕业名单上。 一名人在大陆，又无法以英文与学校沟通的华人家长表示，他们辛苦抚养孩子18年送到美国，梦想孩子有朝一日“美梦成真”。但她现在开始认真思考：到底是让孩子平安快乐重要，还是学有所成更重要？

“基地”的新领导核心已经形成，有10个人左右，他们在巴阿边境重新建立了训练营，向其他地区输送恐怖分子。此外，伊拉克已经成为“基地”的实战训练地。 “9・11”过去7年了。 世贸双子塔的废墟上，新的钢筋架已经拔地而起。美联社说，7年了，“‘9・11’很远又很近”，人们已经习惯了脱鞋安检，为自己的液体携带物购买封口袋。 7年之后，另一个已经被人们接受的事实是，本・拉登仍然藏在这个世界的某个秘密角落。法新社引用美国中情局专家的话说，现在本・拉登和他的“二把手” 扎瓦希里正躲在巴基斯坦一个被核弹掩护的基地里，“通过录像积极联络着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在背后支持着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反对美国的战争”。 反思和追问也在7年之后喷薄而出：整整7年的“反恐”有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本・拉登会像传说中的那样发动 “核战争”吗？“基地”到底有多强大？ 《瞭望东方周刊》就这些问题，对话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专家李伟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专家李伟建。 追问之一：七年反恐，是否越反越恐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媒体对“9・11”之后七年的反恐战进行了反思，美联社的标题是“‘9・11’既远又近”。不少人认为，七年反恐，越反越恐，我们丧失了很多人身自由，却没有换来相应的安全感。你怎么看？ 李伟：我认为，“既远又近”的说法是非常客观的。“远”是指时间的流逝，但近来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消除和削弱。我们能感受到它的“近”—迫在眉睫，却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 更深入一步说，这表明，当前的恐怖主义与反恐努力仍然是一对矛盾，两者没有出现人们希望的正比关系—投入的努力越多，恐怖主义威胁越少。至少从表象上来看，我们投入了很大力气，却不见对手削弱，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里的原因有两个。第一，“9・11”之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了新的状态，在人员宣传、物质资金等各个方面，“魔”越来越“适应”了反恐这个“道”，因此他们没有遭到根本性的打击。 第二，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重点仍然在于“治标”。 7年的反恐不是没有成果，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抓住了很多恐怖分子，打击了不少策划中的恐怖袭击。但是，目前的成效只是针对恐怖组织的现行活动，没有从根源上遏制住它们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在7年的时间里，恐怖组织中的“老一代 ”不少被抓获，但又增加了一些同情者、支持者，新生代又出现了。 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公民确实付出了很多，比如行动自由和个人隐私。所以，我的评价是，总体上反恐是有成效的，但还不足以遏制住恐怖主义势力。 李伟建：7年中，美国反恐战从一开始的“疯狂”，到试图确立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以美国价值观“整合”阿拉伯世界，再进入到现在的反思阶段。 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是，真正的反恐联盟从未建立起来，而过去7年的反恐政策实际上是失败了，美国打阿富汗打伊拉克都被证明是很不理智的。这不是布什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与美国当时的强势思维模式有关。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伊拉克、伊朗这些本来可以争取的国家被推到了对立面。 现在，到了需要抛弃美国定义的“恐怖主义”、重新定义反恐共识的时候了。我们都需要更理智。 但我并不认为是“越反越恐”，尽管力量对比现在还看不出，但整体思潮上，对恐怖主义的认同是在下降的。 追问之二：反恐不力症结何在 《瞭望东方周刊》：7年反恐战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伟：反恐其实不单纯是反恐，是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政体、宗教、文化不同的国家很难用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来统领。 目前从治标的层面上，国际社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共识，联合国有一个被认可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但一到了治本的层面上，各国不同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各国都从本国的价值观念来衡量，短期内很难取得共识，这就是反恐努力的症结所在。因为我们不能标本兼治，恐怖主义将长期存在。 李伟建：其实，“全球反恐”一说从来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各国都从自己出发定义“恐怖主义”，比如俄罗斯认为车臣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不少国家就不这样认为，我们又很难用一个国际框架来统一。 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有三个。一是历史遗留争端带来的仇恨，比如巴以、阿以，历史包袱最重的中东也因此成为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二是贫困和两极分化，一国之内，有人过着完全西化的奢侈的生活，另一些人却在贫困线上挣扎，这在很多伊斯兰传统人士心中是很难接受的。第三是东西方观念上的冲突，中东有很多人认为，全球化即西方化，是与传统文化相抵触的。 而这些问题，都不是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的。 追问之三：“基地”到底有多强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的读者都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基地”现在到底有多恐怖，他们真的能发动所谓“核战争”吗？ 李伟：国际反恐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基地”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恐怖主义组织，而演变成了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势力。 在“9・11”前，“基地”就已经网络化，不仅仅是依据在一国之内的国别组织。“9・11”以后，因应国际反恐能力的增强，“基地”更加充分地利用了媒体渠道和工具，特别是网络工具。 我们都知道，“基地”最初是通过在半岛电视台播放视频和录像的方式来传达信息的，现在，他们早已自己在网络上发布消息了，网络成了他们的平台，运用媒体的技术日趋成熟。 更重要的是，“基地”所传播的，是恐怖理念，因此他们才能组织起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运动”。可以说，目前还很难完全估量出“基地”的力量。 “9・11”以后，更有不少恐怖组织投靠“基地”，以“基地”作为“奋斗目标”，伊拉克、北非和利比亚的很多组织都是这样。因此，他们的力量在打击之下不降反升。伊拉克战争中无辜平民的伤亡更是刺激了一些人成为极端分子。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有些反恐的手段、手法和策略，不仅没有遏制住恐怖主义，是否反而起了助推作用？ 我个人认为，“9・11”之后“基地”的力量有消有长—“消”是指老成员被打击掉，“长”是指新生代的出现，但从总体力量上来看，长大于消。 李伟建：“基地”现在被符号化了，它的内在结构我们还搞不清楚，但它与其他组织的联系应该是“软联系”— 理念联系为主，应该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有机联系。 恐怖主义目前的体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全球化”，恐怖“理念”通过网络在全球传播和扩散，二是从以前的集中发展到现在的分散化，以小搏大，很难从源头加以控制。 追问之四：拉登到底在哪里…

国际金融危机日趋激化。周一早上，备受重创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按照美国联邦破产法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已被美国银行收购。 万事开头始于相互间的信任。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却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因为事实证明，不信任是人们得出的结论。对美国大型银行给以信任到头来被证实是错误之举，纽约的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业都弥漫着不信任的情绪。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也在劫难逃。这家拥有158年历史的老字号银行由德国移民创建，近来却持续蒙受巨额损失，今年第二季度损失40亿美元刷新了历史纪录。为了摆脱困境，雷曼兄弟公司四处寻找救援资金，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在周日至周一夜间，该公司领导层被迫宣告破产，并按照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雷曼兄弟公司此举旨在争取时间，筹集资金，也希望被其他大型银行收购。如果不能如愿，这家昔日资产雄厚的大型银行只得进行资产清盘。 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暂时摆脱苦海，被美国银行收购。 纽约雷曼兄弟总部 美国金融市场发生的又一惊人一幕使世界股市股值大幅下跌。毫无疑问：国际金融危机已达到了新的危险规模。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已不愿出资纠正私有银行的过失。半年前，美联储还曾发放大笔贷款使小型投资银行出售给金融康采恩摩根士丹利成为可能，之后通过实现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融资巨头国有化避免了5 万亿美元流失的风险。显而易见，出于秩序政治的考量，必须结束对亏损银行国有化的做法，也许是美国政府已山穷水尽，拯救乏力。因为国家救助势必牵涉到巨额资金。 雷曼兄弟公司欠债6130亿美元。尽管该公司的资产总估值与其欠债相当，但仍无助于缓解其偿付乏力的颓势。当然，各国政府和证券银行都试图阻止多米诺效应的出现。然而现在私有金融领域已首当其冲，损失惨重。10家权威的国际银行，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出资7百亿美元，成立了消防基金，以其在资金流动不畅时相互帮助。 声明显赫的传统银行雷曼兄弟陷于困境。没有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大型投资者，拯救这家银行是根本不可能的。该银行先是输光了资产，之后成为被客户不信任的牺牲品。雷曼不是唯一一家遭此厄运的银行，想必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当年的金融危机是无节制发放次贷款的结果，是人们贪得无厌，银行监视会过于慷慨大度的恶果，导致近日金融危机的出现。 德国也难以幸免，德国银行也参与了美国的次贷业务，只是规模小于美国。其后果不仅是迄今5000亿美元的损失，而是其秩序政策受到了严重质疑。继利润私有化之后，损失却被国有化。因为如果各国政府和证券银行不向这些处于危难之中的银行伸出救援之手，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就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所有各方均需为所犯错误付出代价。所以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机制在所难免。银行因自己的轻率失去了客户的信任。损失的不仅是资金，也是投资者和客户的信赖，这一银行的立身之本。

“美国是乐园，加拿大是天堂。”据说这是中国外逃贪官总结出来的“经验”。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位于加拿大西部太平洋沿岸的大温哥华地区，由于气候宜人，生活方便，而且距离中国较近，已成为中国贪官藏身的“理想之地”。 据参与高山案的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类似高山这样的“硕鼠”，并非仅此一例。那么，这些“硕鼠”到底藏身何处呢？《世界新闻报》驻加特约记者前几天到大温哥华地区走了一圈，来了个中国贪官窝点“大起底”。 1、本拿比市 讲普通话可以畅通无阻 记者萌发这一念头后，开始向有关人士打探消息。让记者兴奋的是，一名“知情人士”自告奋勇，愿意陪记者一同前往“搜索”。 这位不愿公开中文姓名的人名叫Tom，是来自中国上海的老移民。10年前，他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温哥华读书，大学毕业后便留下来了。Tom当过导游，也做过地产经纪人，对大温地区相当熟悉。 记者先约他在本拿比市中心的碧丽宫海鲜酒家喝早茶，然后一起开始这次行程。选择本拿比市作为起点，原因有二，一是本拿比作为大温哥华地区的中心，连接着最早开发的两个市镇——咸水埠（现温哥华市）和二埠（现新西敏市）；二是人们熟悉的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曾长期住在该区。 不知是否巧合，我们喝茶的餐厅英文名字叫“Big Lai Palace”，如果逐字翻译，就是“大赖的宫殿”。据说当年老赖住在该区时经常光顾这家餐厅，有人甚至猜测该餐厅是否老赖所开。 餐厅所处的位置，位于本拿比市中心，名叫“铁道镇”，以该名命名的大型购物中心，被视为本拿比市的地标。据悉，这是大温哥华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在里面还有最大的华人连锁超级市场——大统华。 透过餐厅玻璃望去，是从早到晚都车水马龙的京士威大道。这条公路是大温地区的运输生命线之一，担负着东西客货运的重任。 近年来，本拿比已成为大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首选定居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该市的华裔人口已在四成左右。在这里已经没有出国的感觉了，逛商店上馆子，用普通话可以畅行无阻。 在餐厅的对面，是被称为“华人商场”的丽晶广场，里面的商店和食品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味。在丽晶广场的建筑群中，有一幢圆柱形的高层公寓大楼——丽晶大厦。这便是赖昌星前几年居住的地方。 说来也巧，我们在餐厅碰上了以前的同事，她曾于2002年和凤凰卫视一道到赖昌星的家中，与他谈了100分钟。 她回忆说，赖昌星曾住在这幢大厦17楼的1707房，房子三室一厅，约180平方米。当时卧室门都关着，她只看到客厅里的摆设。客厅内的家具十分简单，只有一台约50多英寸的SONY电视机比较显眼。据悉，赖昌星一家是在2000年11月搬到这个地方的，直到去年才搬出。 喝完茶后，记者再次到丽晶大厦。奇怪的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赖当年会选择与警察做邻居。这幢高级公寓的底楼就是本拿比皇家骑警的一个办事处，相当于中国大陆公安局的派出所。Tom开玩笑地说，也许老赖担心有人对他不利，找“皇气”（警察）来镇一镇。 赖昌星2000年购入这处公寓套房时，作价30多万加元。Tom说，现在这个房子大约值40多万加元。他说，可能许多人以为从中国犯了事躲到加拿大的人，都会远离都市藏匿起来。但有不少人却像老赖一样喜欢热闹，加上可能还没有拿到当地驾驶执照，住在交通方便、华人聚居的本拿比，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沿着皇家橡树大街由南向北行走，右边是本拿比市著名的鹿湖。记者在湖边常常看到野生的麋鹿走来走去。Tom介绍说，在鹿湖湖畔，有一群城市屋，闹中有静，是不少大陆移民喜欢的地方。经过史伯宁大街，Tom告诉记者，前面挂牌出售的独立屋价值200多万加元，是该区最贵的房子之一。 沿着本拿比山径，我们到了海拔1200英尺的本拿比山，这里是著名的学府西门菲沙大学（SFU）的所在地。记者看到挂牌出售的房子都在70万加元以上，有几幢更高达110万。 Tom告诉记者说，校区山清水秀，与外面隔绝，一些贪官们选择住在这里，还可以照顾子女上学，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之地。 2、高贵林市 山下的普通城市屋受欢迎 离开本拿比市，我们沿着1号高速公路向东，大约20分钟后，来到近年来大温地区发展最快的卫星城——高贵林。高贵林的中文名字不错，但该市的名声近日却不怎么好。轰动全球的高贵林猪场老板涉嫌杀害40多名妓女一案，现在还在审理当中。 我们首先来到高贵林市中心，这里的建筑物都是近几年兴建的，大型购物商场都集中在这里。由于华裔越来越多，华人连锁超市大统华也能看到。 在大统华里，Tom遇到了他的一位老同学，这位女士住在高贵林已近10年。记者问到对高贵林近年的发展怎样看时，她抱怨说，当初他们一家从温哥华迁入高贵林，看重的就是这里宁静的生活，人烟稀少，华人也不多。不过这几年，高贵林的人口迅速膨胀，她已经开始想离开这个城市了。 据该市政府提供的资料，1986年至1991年，及1991年至1996年，高贵林市人口增长率均为21%；而在1996年至2001年，又再增长10.9%。难怪这里的老居民不习惯了。 记者又问这位女士有没有听说过中国贪官躲在该市。她说：“当然。这些人来到加拿大，都觉得有了保护伞，在选择居所方面根本不会刻意躲避什么。他们一般都是为了子女上学而挑选房子。” 她接着说：“通常大贪官都比较低调，房子够用就行了。反而是一些小贪才显摆自己，希望回国再骗一把。”据她了解，一些贪官并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住在豪宅林立的山上，而是选择在山下的普通城市屋居住，她认识的几位便是如此，价格大约三四十万加元。 按照这位女士的指引，我们看了看这片在高贵林山下的城市屋，确实貌不惊人，一般是两层，楼下是客厅加厨房。如果只有太太和子女留在加拿大，这样的房子已经够用了。 接着，我们沿着强生大街驶上了西木高地，这里坡度很陡，据说下雪时车辆基本上不能行走。在山顶，是一个面积很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到了山顶再往回看，的确颇有气势。 Tom低声地说，他认识的两位在中国出了问题的移民也住在这里，平时他们都很少下山，选择这里主要是因为可以避世，而房价也不是十分惊人。记者留意到，这一区的放盘独立屋都在50万至60多万不等。 3、北温哥华市 高山住房屋内装修豪华 离开高贵林，我们沿着7号公路A，折返1号高速公路向西进入北温哥华市。 “如果不是高山住在北温，我根本不会想到还有中国贪官会选择这样的地方。”Tom在路上说，“北温市近年盖了很多高楼，人口也多了，但选择这一区的人士一般都是在温哥华市中心上班的打工一族。因为从北温市乘坐轮渡，只要十来分钟便可以到达温市中心写字楼区。既省去了驾车、停车的费用，也不用担负住在市中心高昂的房租。” 来到北温市第二大街，我们找到高山所住的房子。环顾周围环境，虽然面临大街，但仍不失幽静。高山的房子是一年多前刚落成的。 记者上前按门铃却无人应答，估计主人尚未回家。虽然未能进入屋内，但透过门口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屋内装修豪华，装有原木地板，客厅宽敞明亮，面积较大，另外还有开放式的西式厨房。格调虽不至顶级，但仍显露出豪华的本色。 Tom更开玩笑说，看门口的拖鞋，就知道这家是有钱人了。 虽然没能进入高山的房子，不过，他旁边的同一格局房子正在挂牌出售。记者得以一睹其中布局。这幢物业叫价55万加元，开放式客厅、饭厅和化妆室，厨房使用花岗岩石板，铺有黑木硬地板，客厅配有使用煤气的壁炉。拥有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和洗衣间。…

PMP与MBA MBA作为管理学的基础，为管理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管理知识的人才，但MBA有它的局限性：第一、MBA偏重于工商管理；第二、MBA作为学历证书偏重于管理学的理论知识，可操作性尚不及PMP。 PMP不仅注重从计划到收尾的管理过程，而且它善于解决跨行业、跨部门的复杂问题； PMP类似于国际注册审计师、国际注册会计师等资格证书，是一种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有人说MBA告诉人们“做正确的事情”，更倾向于决策者，而PMP告诉人们“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情”，倾向于实战者。 就业前景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PMP人员的需求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PMP相关的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简称PM）职业在北美国家更是炙手可热，在美国《财富》杂志预测，项目管理PM将成为21世纪的首选职业。从薪资水平上说，薪金水平可谓一路飙升。在美国从事项目管理工作的高级人员年薪可达11万-30万美金。 05月09日上午10：00，欢迎试听。 地点:Kennedy College, Suite502 1200 Eglinton Ave. E. North York, M3C 1H9 (Eglinton/Donmills)电话: (416)412-0165/(416)412-3088 (座位有限, 请提前预定）网址： www.kcollege.com/prom

三鹿倒了，因为我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所引来的质量问责风暴。 对此，我没有丝毫地兴奋，而是有着诸多的悲伤(不是悲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 说出事实，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是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我很能理解这些媒体的顾虑。 对于今日的媒体来说，他们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难为他们的是，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 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地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 9月10日，看到甘肃当地媒体关于14名婴儿可能因为喝某品牌的奶粉而致肾病报道。联想到当年安徽阜阳假奶粉的报道，感觉这可能又是一个重要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随即联系到甘肃的解放军第一医院，医生们介绍说，以往一岁以下的婴儿得肾病非常少见，同时他们也还没有确定奶粉是不是致病的确切的原因。 因此，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在为要不要在稿件中直接点出企业的名字而矛盾。不过，该院的李文辉医生介绍，婴儿最主要的食源就是奶粉，另外的可能就是水质。这句话让记者对于奶粉可能就是婴儿的病源有了更多的信心。 此时，我感觉证据还不充分。8月底，湖北一家媒体也曾曝出有三名分别来自湖北、河南、江西的婴儿可能因奶粉而患肾结石，报道也没有点是哪家企业。通过朋友找到了报道的记者，得知喝的也是三鹿奶粉，只不过报社出于多种原因没有点名。 多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断这可能不是由于水质问题，最大的根源还是出在奶粉。于是决定写稿时直接点出“三鹿”的名字，虽然可能会面临着各种风险。 还是不放心，于是又联系到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求证。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奶粉没有质量问题，且声称最近甘肃的权威部门对其奶粉进行检验也证明质量完全合格。 在奶粉品牌中，国产的三鹿说实话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其真正的历史还是不太了解。于是上三鹿网站进一步地了解其资料，几个信息让我对这家老牌的国产品牌增加了不少的信用度和好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占市场约18％的份额；还是神七航天员指定专用奶。 神七航天员是否真的天天喝三鹿牛奶，我看未必。从营销和品牌宣传的角度看，这点说明三鹿在品牌的宣传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和代价的。 说实话，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一些国内的优秀品牌不是被市场化浪潮卷得无影无踪就是被国际化的潮流所吞并（如最近的汇源果汁）或求着别人收购（如宗庆后的娃哈哈）时，三鹿仍然能够在这个浪潮中屹立不倒，让我对这个国有的民族品牌（虽然外资也点有很大比例）有了更的崇敬和好感。 因此，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的顾虑和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的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个被外资品牌利用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的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地严谨，在行文写作时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虽然意识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不并不容易。 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凶凶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出现危机，三鹿缺乏协调应对能力 报道见报后，网站的大量转载让三鹿公司随即陷入一场风暴，我也作好了面临三鹿公司责难的心理准备。 11日中午到报社上班时，同事就告诉我，上午三鹿公司打来了多个电话。 下午，终于接到了自称是三鹿公司的刘小姐又打来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其理由是，甘肃14名患肾病婴儿基本上是分布在同一片区（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出这个共同点，这些患病婴儿分布的地域可谓方圆数百里），可能因为这些地方的水质有问题，与奶粉无关。其次三鹿的奶粉刚刚被质检合格，所以问题一定是与患者自己身上。 当记者问：那么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苏等地也出现一些因食用三鹿而出现肾病的婴儿又该作何解释？难道全国这么多的省份水质都有问题？这位刘小姐支吾半天说不清楚后称“这仍可能是与水质有关”。 这位刘小姐反问记者说，石家庄人天天吃这个奶也没有出现问题啊？ 当我询问这位刘小姐大名时，回答是“就叫刘小姐”。 由于我对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有几个不解。 其一，这位自称是三鹿集团传媒部刘小姐说了半天，除了对三鹿的问题奶粉调查发展到了哪一步说不清楚之外，对于同一部门的杨小姐也不认识。对此，刘小姐解释说的三鹿集团很大，人很多。我真的有点难以想像三鹿公司的传媒部到底有多大，以致于和媒体沟通前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情况了解。 “你什么都搞不清楚，是对你们公司的不负责，你们公司要这个传媒部什么用的？”，记者超出了本身的采访职责，把这位刘小姐教训了通。 被逼急的了刘小姐最后说，记者没有证据证明三鹿公司奶粉有问题，这侵犯了其知识产权（为什么是知识产权，而不是名誉权，还没有想通）。 其二，我很奇怪这位小姐为什么不打我手机，因为头天我已留下手机给该公司的传媒部，也是希望如果他们有什么情况需要补充说明可以随时联系上我。这说明这个传媒部的管理是一团混乱。 其三，此前一天在采访三鹿公司的传媒部的杨小姐时，当记者问晚上是否能联系上这个部门，能否留下其手机时，这位小姐称自己的手机是私人手机不方便留给记者。采访过很多出了负面新闻的企业，第一次见到不愿意留下手机以方便记者联系的。 其四，9月10日，记者在采访甘肃14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可能致肾病的稿件时联系三鹿集团传媒部，想确认三鹿奶粉是否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和对婴儿可能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患肾病的情况是否知情。 两点时打了电话，有工作人员告知要到两点半上班。怕打早了，等到三点才打。接电话的是三鹿公司传媒部的杨小姐。回答说，三鹿公司已经委托了甘肃权威质检部门进行了质量检测，结果证明奶粉质量是完全合格的。 当记者问是甘肃的什么权威质检部门？是在何时做的检测？得到的答复有些令人失望，这位杨小姐除了重复三鹿是个有多年历史的知名负责任的企业之外，对于事件进展似乎知之不多。 凭我的观察，这位杨小姐要不是在糊弄记者，就是对整个三鹿问题奶粉发展到哪一步根本不知情。 从三鹿自己公布的情况来看，在6月份时就知情奶粉可能有问题。在9月11日之前，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的还是“某媒体”的三鹿对于一些患病婴儿家长的回应如何我不清楚。但是在11日记者的报道见报后，我看到三鹿的在新浪网及人民网的回应中，很多话基本是原封不动的直接引用记者前一天的采访，甚至连引号中的句子。 我罗唆这么多的意思是，对于三鹿公司来说，在企业出现危机时，缺乏足够的协调应对能力，特别在在媒体攻关方面更是“弱智”。 当然，可能三鹿并不弱智，这几天网上暴出有公关公司为其出谋划策：出300万给百度，封杀所有的负责新闻，这招也够狠，不知其实施了没。…

(加中时报) 加拿大联邦大选揭开序幕之时，政坛上已透露出强烈的「绿色革命」的味道，自由党党魁狄安立足於减碳绿色转移计划，新民主党领袖林顿也全力支持征收碳税，甚至连一向不起眼的绿党由於获得投靠而来的一席国会之位，也要求拥有党魁电视辩论发言权，联邦大选真的会为「绿色革命」标立大旗？远未及此。在全球经济全面下滑的危机之下，联邦大选的主轴仍将是经济，如何振兴加国未来经济才是真章。 在审视加国目前政情之时，可以更广泛观察一下全球局势，由於国际经济的巨大波动及下滑趋势，已引发政情的动荡不安，亚洲首当其冲，包括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辞职，东南亚国家的反抗政府示威活动等等，表面成因可能是政府贪腐、领导人失策等，但更深层的成因还是经济的困境，导致潜在的社会矛盾爆发，尤其是政府高官贪腐专制更可能引发巨大社会动荡。如台湾马英九政府没有因八年弊案的「扁政府」而受惠，因经济低迷民意大跌，甚至被民众骂作「骗政府」执政，这都是根源於经济。 再以日本的政局来看，首相福田康夫的辞职并不能简单以个人执政能力去解读，而根源在於日本集聚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经济低迷之下逐渐爆发出来，正如有些评论所指，福田康夫的走人是情理之中，换作任何人都只有这种选择。因为福田康夫接下的是最烂的摊子，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民怨日深，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通货膨胀严重，美国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的局面下，日本怎能逃过这劫数？ 当然，加拿大经济至今属西方国家中最坚挺之一，所以社会问题并没有很多显露，但能够「独善其身」的机率能有多高？至少目前已渐有衰势，失业率上升，制造业低落等等，如果在今次大选中政党忽视经济的潜在危机，无疑失去政治的前瞻力，结局可想而知。 加拿大传统民意一向是非常关注环保问题的，政府有些方面的作为甚至可偏激以取悦民情，但在目前全球政坛频受经济下滑冲击之际，高挂绿色大旗进取大选未必能见成效，仅从最近民调就可见，经济仍是即将大选中民众最关心的议题，其次才是环保问题。以「绿色革命」营造大选攻防焦点的氛围，很难成气候。 以本周四狄安与哈珀选前动作为例，可以显现出两厢不同竞选气势。哈珀走向安省温莎的福特汽车厂，宣布投入数千万元的贷款，可创造出逾七百个汽车业职位。而狄安却在宣布调节其原来的碳税计划，以拨款十亿元的方式，帮助农民、伐木业者、货车司机及渔民等依赖矿物燃料业者适应减碳计划。哈珀所为虽被反对党指斥为「收买选票」，但却是实际刺激经济成长的所为，而狄安的调整绿移计划更显得是被动应因，以免失去受碳税影响群体的支持，实际上只是徵税的重新分配，并非着力於新生产力的提升。 绿色革命可以提升生活质素，但同样需要经济成本的支持，在目前经济环境之下，刺激生产力，创造工作职位更为急需，何去何从选民自会做出最终选择。选战还未全面展开，哈珀有无胜算还有疑问，可是至少在选举议题上他占了上风，也表明他不会跟风绿色选战，自由党未来之路将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