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9月13日电（评论员 丘峦）中德关系还蒙在阴影之中，情势不可以盲目乐观。最近有则消息说，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因一员工“为中国说好话太多”而暂时停止了她的工作。此事后来又有各种解释，究竟如何，耐人寻味。如果属实，德国部分媒体的排华情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令人目瞪口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次举行例行记者会时，有记者问：据报道，“德国之声”电台的一名华人记者近日因为发表了对中国友好的言论而被停职，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反应？秦刚说，我注意到了有关消息，也看到过这位记者的报道。我们认为媒体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来报道。 此究竟为何事？有消息说，继不久前德国体育信息社资深记者黑尼希因“亲华”报导被撤职后，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该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为“为中国说好话太多”而被暂时停止工作，此事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 张丹红是什么人？ 消息说，张丹红是北京人，在北京大学学习德语后赴德留学，1990年起在德国政府的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布尔格霍夫语），2004年起任中文部副主任。 如何叫做“为中国说好话太多”？ 消息说，张丹红在北京奥运开幕之前两次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是此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8月4日，北京奥运开幕前4天，她在德国电台的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4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在谈到中国所谓“互联网检查”问题时，张丹红表示，在德国也有网页被禁，比如儿童色情网页。7月24日，在德国电视二台由著名主持人伊尔纳主持的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中谈到西藏问题时，她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谈到中德关系时，她说，默克尔当上总理后，良好的中德关系不再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和德国前总理科尔、施罗德不同，默克尔更多地把中德关系带上了冲突的轨道。 张丹红也就是把中国的客观事实说出来罢了，这是每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应该说出来的事实。“使4亿人脱贫”不过是事实的陈述。各国都有“互联网检查”也是事实陈述，西藏文化保护、中德关系变坏，哪一件事不是客观的陈述？ 但是，张丹红这些客观的陈述得罪了德国的部分媒体，德国的媒体发动了围剿：8月11日，德国《焦点》杂志报导称张丹红“向中国共产党献媚”。《柏林报》20日报导说，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称，张丹红的发言是“无与伦比的灾难”，“她的做法表明她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该报导的题目具有明显的煽动性：“赞扬共产党”。22日，该报首次报导，张丹红被德国之声“暂时停止在麦克风前的工作”，并称是因“张丹红由于其对华友好言论最近引起注意。”26日，《科隆日报》记者从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布尔格霍夫那里证实了这一消息。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要为德国媒体感到悲哀。一个口口声声要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度，既然容不得事实的客观陈述，仅仅因为这是关于中国的。德国媒体究竟为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来，德国的部分媒体患上了反华狂躁症，几乎到了失去理智的状态，甚至把驻华记者或者从事中国新闻报道的记者当作了防范和打压的对象。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一位德国主流媒体的驻华记者透露，他向总部报的选题常常被武断“枪毙”。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写一两篇“正面一些的中国报导”，总部还可接受。但若连续“给中国说好话”，总部会直言不讳地骂他是“疯子”。有一次，甚至警告他不要受华人妻子“影响”。无独有偶，现任《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的驻华记者也被告知，“批判性报导”才是媒体生存的基础，才会受到民众的喜欢。所以，这些媒体稍微正面的中国新闻，也会加上双引号，像最近中国击毙预谋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恐怖分子，《明镜》周刊标题是：北京击毙“恐怖分子”，以引号表示质疑。总部的“偏好”促使一些驻华记者不辞辛劳地搜寻中国的负面新闻。 这样的报道手法和原则，是客观的吗？是符合新闻规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必须指出，一段时间来，德国的部分媒体实在太过分了，走得太远了，已经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德国媒体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有两大特点：一，不能客观报道，必须负面报道。二，不能正面报道，必须歪曲报道。 2007年8月27日，德国《明镜》周刊07年第35期刊登了一篇题为《黄色间谍——中国如何侦盗德国技术》的封面文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和许多虚假资料大肆诽谤和污蔑中国广大留德学人是中国在德国偷盗技术的间谍，引起了广大留德学人的强烈反响和不满，他们要求“增进瞭解、减少偏见”，“公开讨论、讲事实、反误导”。 《德国画报》在不久前的关于西藏骚乱的报导中所使用的图片多次将尼泊尔警察在加德满都驱散游行示威者的图片进行裁减、拼接并配在谈论北京奥运的文章中。 种种事实都说明。德国的部分媒体已经成了德中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德国的部分媒体一天不回归实事求是地报道中国问题，不全心全意地促进德中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很难重新修复、很难重新回到合作与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

美国10年：他们“二次结婚”，同甘共苦，7年讨回女儿抚养权 长沙1年：“经常吵闹，性格不和，感情破裂” 留美10年共患难，才到长沙闹离婚 一审判决：驳回起诉，他没提供结婚证明 他是湖南某大学教师，留美博士，而她是一名没有学历的家庭妇女。在美国孟菲斯，这对患难夫妻10年间经历了性骚扰和争夺孩子抚养权两场官司。 贺绍强夫妇在美国获知胜诉后激动不已。资料图片 让人叹息的是，他们从孟菲斯回到长沙后，他却因“性格不合”向法庭起诉妻子，要求离婚。 【两次结婚】博士遇上无学历爱人 都说爱情能够跨越时空，在他们身上有充分体现。李晴(化名)嫁给刘强(化名)的时候正好30岁，关于他们的婚姻，国内外媒体都有广泛的报道。李晴曾说，因为缘分、爱情，也因为“距离”，他们才走到一起。 在媒体的报道中，满腹才华的刘强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因此，他将自己的择偶标准定为“不要学历”。经朋友牵线，1997年，远在美国孟菲斯市的刘强与重庆的李晴结识，并走到一起。1998年，他们在重庆登记结婚后赴美。1999年，又在美国重新登记结婚。 “刘攻读学位，兼了一份学校工作，而我也在外面打工，生活过得很艰苦，可是我觉得很开心。”李晴这样向记者回忆，她的三个小孩，如今一个在读幼儿园，另外两个已经上了小学。 这样的爱情经历，艰辛中充满浪漫。 【美国往事】7年官司夺回孩子抚养权 1999年1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LINDA出世，因为是早产，必须剖腹产。面临“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选择时，李晴选择的是小孩。“期间，丈夫被无端卷入一场性骚扰纠纷，同时又被辞了工作，但我相信他，不离不弃。”李晴说。 性骚扰风波还未完全平息，两人又被另一场官司忙得焦头烂额。 为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两人按照美国的做法，从1999年2月起将女儿寄养于当地一居民家中，寄养期为3个月。没想到，寄养期过后，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交还小孩。为了夺回抚养权，李晴和刘强开始进行法律诉讼，官司一打就是整整7年，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很大的震动。 “我们过了7年噩梦般的日子。”李晴说，“经历了这样的患难，我们也体会了夫妻感情的真挚。” 官司最终胜诉后，两人决定转换生活环境，于2007年返回中国，刘强在湖南一所大学找到一个教授的职位，而李晴也在该校工作。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 【起诉离婚】“孩子出生后，感情破裂” 关于他们的离婚官司，所有关注他们的朋友都会大吃一惊。提出离婚的是丈夫刘强。 今年6月10日，刘强向长沙天心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与李晴解除婚姻关系。因为“两人性格不合，尤其是孩子出生以后，经常吵闹，致使夫妻感情破裂，且双方学识、生活环境不同，已无和好的可能。”刘同时诉求，3个小孩由其抚养，李支付抚养费10万元。 而对此，李表示无法认同，“夫妻争吵有，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他一些行为存在过错。” 对于父母的离婚纠纷，3个年幼的小孩暂时还没有太多的理解，但他们对记者说，经常看不到爸爸，很想他。 代理此案的被告律师李健说，他们的结婚地有两个，中国重庆和美国孟菲斯，但是两次结婚，法律上面都存在一定的瑕疵，因此离婚诉求在中国可能无法得到允许。 【一审判决】国外结婚事实无法确认 此案一审之后，8月下旬，长沙天心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判决。法院认为，虽然原被告双方对婚姻事实予以认同，但因本案件涉及身份关系的变更之诉，提起离婚诉求的原告仍应提供相关证据对婚姻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本案中原告提供的美国结婚证书，系在国外形成，依法应经美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美国使领馆予以确认证方可采用。 对此原告不能举证，因此在美国的结婚事实不能确认。至于其在重庆的结婚事实，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双方存在的婚姻关系，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提起的离婚诉讼亦因此缺乏具体的事实。故驳回原告刘强的起诉。 （注：虽然原文用的是化名。但只要知道贺绍强夫妇故事的人，都应该能够猜测到这条新闻中的夫妇应该是贺绍强夫妻俩。也许我们的猜测是错的，但错的可能性好像不大。为慎重起见，倍可亲特此注明。望读者自己判断。）

(本网征文)老吕是我的工友，国内的高级工程师，来加拿大后先在工厂里“锻炼”。老吕来加拿大后，没有给自己弄个英文名字，我们都是直呼老吕，很亲切。但是白人工友黑人工友把老吕和吕这两个字念成”闹驴”或者”驴”。老吕很是郁闷，决定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 有一次大家坐一起休息时相互开玩笑，不小心，老吕多了个绰号叫”鸵鸟”，老吕很高兴有这个新名字，免得老是被老外们”驴”啊”闹驴”的叫。日渐传开的昵称”鸵鸟”也被老外们叫得岔了音，男女老少都把鸵鸟念成”脱了”，这是始料未及的。老吕说这都怨不得人家白老外黑老外，人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讲英语的。 我跟老吕同一天进厂子，又在同一车间干活，年龄也差不多，所以老吕这几天工间休息时总是同我说他名字的事，他说男人坐不改姓立不改名，原有的名字是不能改的，只能弄个英文代号。 我也很替老吕着急，试着提了几个常见的名字，比如JACK，比如TONNY。老吕说不行不行，太常见了，就像中文里的张军刘伟小明小刚一样，人堆里叫一声好几个脑袋扭过来含情脉脉地看你。我说英文名字跟中文名字一样，也是都有含义的，也不是随手拈来就能用的。我们得有时间去研究这些常见名字的含义。”要不先试试叫GEOGER”，我说：”你看父子两代美国总统都叫这个名字，估计没什么大问题”。鸵鸟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反反复复念着GEOGER，GEOGER吕，念着念着就念成”GEOGER 吕”的发音，再念几遍，音调一升起来，就成了”交际驴”。鸵鸟顿时大惊失色，”交际驴，交际花，搞三陪的驴！还不如闹的驴呢。这还了得啊。打住打住，老兄且打住，这起名字的事还是我自己慢慢来吧”。然后用一种曾经沧海曾被蛇咬的口气说：”这起名字不能有歧义，不能有谐音，更要兼顾中国人和鬼子们的发音习惯”。 过了几天，鸵鸟老吕告诉我说他给自己取了个英文的名字。于是连着好几天在上下午休息的时候和吃午饭的时候，一有机会他就对别人讲他有了一个英文名字，叫什么什么。推销了几天没人叫他的新名字，就加大推销力度。这下就引起大家的注意了，有一个工友抢白说：”你这鸵鸟怎么像个祥林嫂，这些天絮絮叨叨的，有个鸟名字大家都叫顺了叫得很亲切，现在怎么又变节反水了。你应该把你的英文新名字推销到老外那里，是老外叫你”闹驴”的，还有霸王花，是她要你”脱了”的，这都与我们无关。 另一个工友就打圆场说其实鸵鸟这名字也不错，鸵鸟虽然不是什么神鸟仙鸟，像凤啊鹏啊适合用在名字里，可鸵鸟也不是一般的凡鸟，怎么说也是鸟中之王，全身都是宝。肉当然是美味；我们都还没福气品尝。皮，你那鸵鸟皮，能做皮鞋，那可是高档皮鞋，还能做三陪小姐的超短皮裙和胸罩。毛，你那毛还是高档时装的配料，甚至女王的帽子上都用到你那鸵鸟的毛。你看我们谁的毛能跟女王沾上边。要不还是让霸王花过来叫你”脱了”你就老实了。于是鸵鸟又不作声了。 鸵鸟老吕被呛得心情不大好。我找了个机会对他说其实大家没别的意思，只是找个话题起哄，热热闹闹轻松一下。你看你上次搬家，大家都去了，不到半天就忙完了。你说你老婆想换个工作，大家也都帮着想办法，都是朋友。我说我们在这里打工，只是临时过渡一下，等到英语水平提高了，环境熟悉了，都要换工作的。下次换工作单位的时候一开始就用英文名字。这是经验，也是教训。鸵鸟一直都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仍然是耿耿不平。我接着说其实鸵鸟是个中性词，并无褒贬的含义。驴字也没什么，这个字本身也没有褒贬的意思，驴是马的COUSIN（表弟），你看美国一搞总统大选，就说是”驴象之争”。要是驴字有什么贬意，他们敢用在未来总统头上啊。 “是吗”？老吕说：”驴和马真是COUSIN吗，你当年考上大学你说你是’春风得意驴蹄疾’吗？也说美国总统，前几年中国送小布什的工艺品是’马踏飞燕’，你能换成’驴踏飞燕’吗？你束手无策说你是’黔驴计穷’你不高兴了，说你是’黔马计穷’你就开心了？那其余三各字沾过’驴’字的味了，换成’马’字，也还是贬义。一字之差，差之万里。驴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家伙。都知道黄河大合唱是第二国歌，一听到’风在吼，马在叫’，就知道黄河在咆哮了，就热血沸腾就奔赴抗日前线就奋勇杀敌。要是唱成’风在吼，驴在叫’，那黄河到底还咆哮不咆哮呢，那就没有’马在叫’的豪迈和雄壮的气势，我们就不可能打败小日本。’驴’字不是中性的，不要自欺欺人。现在不提倡’不管是白驴黑驴，只要能驮东西就是好驴’。驴只有在阿凡提的屁股底下才能扬眉吐气叫几声，其余场合都得低眉顺眼。你看，驴是贬意词，用在名字里肯定不行”。 我知道名字问题是老吕的一块心病，劝他先在老外那里推广他的英文名字，尤其是霸王花，从她那里开始。我说其实你们老吕家的姓是高贵姓氏。中国古代音乐中的十二律中就有吕乐，吕这个字是很雅的。周朝齐国始祖姜子牙就是姓吕。历朝历代姓吕的文豪武帅数不胜数，传说秦始皇的亲身老子就是姓吕，叫吕不韦。甚至连神仙中都有姓吕的，叫吕洞宾，你该为吕姓自豪。可是老外不识汉字没文化，把’贵’姓叫糟了，我们是有文化的，不能跟他们计较。这样一说鸵鸟就心情好多了。 老吕又忍受两个月，找到专业工作了，换了新单位，终于用上了满意的新的英文名字。

(加拿大都市报)夏末秋初，多伦多留学生圈子里祸事迭出。7月份的李春雷自杀案加上8月份的田园遇害案，使得多年不见的恐怖疑云再次笼罩在多伦多留学生群体中间。《加拿大都市报》上周（54期）报道了新移民和留学生之间微妙关系后，收到很多信息反馈，很多人向记者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这个话题。本报记者半个多月来也一直关注着李春雷自杀案的发展动态，搜集了丰富的一手数据，期望可以重塑他以往的生活经历，从中我们也许能得到一些启示，大量独家新闻未来将与读者见面。 留学路不容易 胡纪华，他自称作为一个来加拿大9年的老留学生，后来又办了移民，可以说早年是小留的身份，现在又站在移民的角度。由于身份的变化，对小留和移民之间的关系体会更为深刻。 当年，胡纪华作为一个退役散打运动员到加拿大开始了留学生涯，他表示实际上在这里也没怎么读书，一边创业一边办移民，就这样9年过去了。他认为留学生群体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2003年以前来的留学签证学生，他就属于这一类。后一类则是最近几年来的留学生。 前一类留学生家境相对比较困难，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中国的经济也是刚刚大起步，如果说家里有个3、4百万人民币的话，就要拿出100万给孩子留学。他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买一部二手车都已经很让人羡慕了，打工基本上是人人都要经过的过程。 他曾经拍过一个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电影《兄弟》，其中讲述了很多留学生的故事。一些看过的人说电影不真实，把学生的生活描写得太苦，太多暴力和血腥的成份。他表示，电影里的故事每一个都是真实地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只不过由于艺术的需要，必须集中放在三个主人公身上，因此别人看了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部影片反映的就是那一批留学生的真实生活和经历，现在的人不理解也好，不相信也好，只要经历过那个年代生活的人都会认同的。 虽说那个群体的留学生生活和学习都十分艰苦，不少人也都上进好学，还是有人为了金钱误入歧途，混入黑社会。为了取得留在加国的合法身份，什么难民、假结婚的招数都能用上，如何留下来是那一代小留最关心的问题。 胡纪华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对记者表示，2003年和2004年多伦多留学生圈子比较复杂，打架斗殴纷争时有发生。不过混黑社会好景都不长，红火的日子就那么几个月，大部分人一年之内不是出事了，就是淡出江湖，还有人糊里糊涂地失踪，至今也没有下落。 胡纪华还表示，新生代的后一种留学生，也就是2003年以后来的留学生。这批留学生的特征就是有钱。中国的经济猛速发展也就是在那时开始，出现了不少巨富之家。一些富家子弟来了之后衣食无忧，自然不会参加帮派，除非是自己特别想找到有“组织”感觉的人除外。这部分学生住公寓、开名车、泡小妞，生活的十分滋润，身份已经不再成为困扰他们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有钱，就可以随意出入哪个国家。因此，在他们眼里电影《兄弟》所反映的艰苦、凶险的生活似乎很不真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谁人富裕谁人穷？ 四少、潇潇和武武都是年轻人，有的还在上学，有的已经离开校园。武武觉得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学生是贪官子弟，多少是富家子弟，多少是平民百姓子弟。但据她的感觉来讲，应该各自占到三分之一。 一些官家子弟花起钱来真的是令人羡慕，毫不畏缩。名车、名包都是他们的首选消费品。做事也比较张扬，喜欢拿自家的事情来炫耀，不在乎说那些钱来路不正，中国的小留对此也见怪不怪，没人说啥。 富家子弟相对来说花钱并不是特别浪费，只不过平时生活水准高一些。四少认为，既然经济条件好，也没有必要一定让人家过紧日子，这个不能强求，新移民和小留差不多是两代人，看不惯年轻人的作派很正常。他也见过很多家境一般的学生，每月全部生活费也只有500元就够了。 多伦多大学中国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史秀雄表示，他接触的学生大多数家境不错，没见什么贪官的孩子。他认为也许因为“多大”门坎比较高，贪官的孩子一般不会那么努力读书而进入“多大”。他周围的同学对学习的要求都比较高，希望学有所成。 他们都认为，还有一部分学生来到这里，突然失去家长和学校的监督，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只看到其它同学在玩乐，没有看到别人刻苦读书的时候。因此打肿脸充胖子，为了让别人看得起，互相攀比，没有钱也要高消费。甚至开始靠卖毒品、假文凭等不法勾当度日，使得小留的声誉为之受损。 国移眼中有“钱途” 作为拥有新移民和留学生的双重身份，胡纪华对双方的矛盾也颇有见解。他觉得小留和移民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这不是加拿大造成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矛盾。在加拿大这个特殊的平台上较为显著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放在中国也不会有矛盾，也正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文化、语言背景，才会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水火不相容。 在他看来近几年急速增多的大陆新移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移民，他们大部分在中国应该不是顶尖的精英人物，但也不是社会底层。他们有技术、有知识、有见解，但又不被重用，或者不看好中国的现政和发展前景。自身的事业和政治理想，无法在中国实现，因此希望移民加拿大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 他们怀抱这样一个美好理想来到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却发现因为语言或者其它方面的原因，同样难以找回自我感觉，甚至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才能换取生活所需。恰恰在这个时候，当一个个衣食无忧的小留开著名车，带着美女，下馆子开Party，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一个无法抹去的观念会立刻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那就是“贪官子弟”，心中的不满油然而生。 胡纪华认为，说小留是贪官的孩子太绝对，贪官子弟一定有，但中国有钱的家庭现在太多了，不一定都是贪官。这些钱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有钱就不想去好好学习，到处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稍不留神就会误入歧途，让家长人财两空。 除此之外，小留和新移民最大的分歧在于价值观问题。很多小留认为一些新移民对金钱、处事的态度不可理喻，无法沟通。胡纪华说，有些新移民，可用“龌龊”两字来概括。当然，他觉得这个词用得太严重些，但他认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切都是因为经济原因所致。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看法。 胡纪华说有一件事情令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时他已经成为新移民中的一员了。有一次他因为出租房子要买一个床垫，和网上一名女移民联系好去拉床垫。他在去的路上到一个朋友的公司为房客买了几个2元一个的小茶壶，特别经济实惠。没料想那位女移民看上了这个小茶壶，就要向他买。 他表示，想要的话不如自己去买。女移民不想为此跑一趟，他说就送给对方一个好了。但女移民执意不能占便宜要付钱买下，就这样她买去了一个2元的水壶。 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了女移民的电话，她表示茶壶有问题，希望他能开车过去取回来，换好了再给她送去。他一听头就大了，表示他如果为此跑一趟，连油钱都不够，就2元钱的东西不如扔了算了。 没想到这个女移民几天后居然坐公交车找到了他的办公地点，硬是把那个2元钱的水壶拿了回来要退钱。他惊讶地问那位女移民，为2元钱值得花这样的时间和坐公交车跑一趟吗？车票都已经超过2元了。不料，这位女移民的回答道：“没事儿，我有月票”。 胡纪华说看到一些新移民对金钱的态度，简直是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有了TTC月票，就要尽多地坐，为几元钱不惜大费周折，这一举动让小留们如何也不能理解。 小留武武是今年在市中心Dandus广场举办329集会的组织者之一，关于国移的故事说起来也是一大堆。据武武介绍，她以前曾经登过广告卖一对椅子，来了一对中年国移夫妇，对这对10元一把的椅子简直是百般折磨。那个女的坐在上面用力左摇右晃，为的就是检验椅子的结实程度，做破坏性实验。她认为，对自家的椅子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坐。 检验的结果很满意，但是他们提出要再降些价钱。与此同时，他们又看上武武的书桌，也要求10元买下。武武当然是不愿意，对方就开始争吵，甚至出言不逊。武武和室友看到这种情形不愿意再和他们交易，赶他们往外走。结果一个意想不到的镜头出现了，这对夫妇竟然拼命地顶着将要关闭的大门，理直气壮地表示：他们大老远地跑来，就是为了买便宜的东西，如果不卖就要支付他们的油钱。 武武说她们最后被这种“精神”所“打动”，或者是所震撼，只好把那张书桌也贱卖了，才算送走了这对凶悍的夫妇。她感叹，这哪里是买二手货，简直是明抢一样，不给都不行，谈不成还要赔油钱，实在是惊讶他们的算计。 而在今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当天列志文山影院转播仪式上，一些国移哄抢宣传品的镜头更让她不寒而栗。她表示当时有一些精美的旅游宣传手册免费发放，一些上年纪的华人蜂拥而上，丝毫不顾脸面，场面十分惊人。而且一部分人还是一抢就是一打，别人说了他还辱骂别人。这种贪婪的心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胡纪华认为这些国移的种种极端行为，是造成新移民和小留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他表示，新移民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有太多的压抑和限制，上有领导下有亲戚朋友，因此举止行为、待人处事，都要考虑影响和形象。移民到加拿大之后，这一切都没了，上没有共产党，周围谁也不认识，做什么都不用在乎影响，用一种误解的态度来理解民主和自由。对待一切事情，张口就是要法律解决，但实际上法律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对待外人也都是用最恶的心去揣测对方，原本一些用谦让、理解可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闹大，甚至较真来解决。一些很小的矛盾，往往变成大的纠纷。 他曾经见识过一对男国移，因为同租一栋房子的地下室而产生矛盾。最终双方都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一看是打架，就进行调解，反正也说不清楚谁对谁错，再加上伤势都不严重，因此不想多费精力。就给他们建议，要么各自找律师打官司，最终必定有一个人要定罪，要么就当场和解。两人一合计，打官司既要花律师费，又要承担有罪的风险，干脆和解，当初的怒火一下子就没了。 小留与新移民有隔阂 经过几次热爱中国、反对藏独活动之后的武武，谈及她在活动中接触到的一些新移民的印象，总结了三个字：“滑、木、贪”。对贪婪的解释，武武举了卖家具和哄抢宣传品的例子。对于“滑”的解释，武武说以她所见，在诸多活动中新移民的参与者，虽然有的人是大公无私，但有些人善于见风使舵，总让自己立于毫无损失之地，那种狡猾、精明，让一帮学生大开眼界。 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今年组织参加的两次大型活动，还是感到自豪和骄傲，认为做了一生中值得回味和留恋的事情，结识了很多好朋友，也看到了社会的复杂性。 “木”的理解，武武认为很多事情在小留看来觉得激动得不得了，很多新移民对此却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中国在今年遭受了那么多灾难，不少新移民慷慨解囊或极力声援，也还有不少新移民根本不当回事儿 ，甚至冷嘲热讽，感情近似麻木，她们对此难以理解，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 在生活中，平时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国移毫无礼貌，你等他他也毫无反应，走了一些也不说再见，总之很尴尬。上一次她去美国使馆办签证，没有5元零钱，排队的大多是中国人。她挨个找人换时，大家都不约而同一个态度，看都不看一眼，直接说没有。中国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条，在这里依然存在。 胡纪华认为部分国移这种心态和缺乏宗教信仰、长期只顾及自身发展有关、缺乏对他人关心所造成，缺乏公益心。比如，除了前几次的爱中国活动之外，华人的活动多局限于中国政治议题方面，为自身权益而争斗方面，反而对于加拿大民生或者公益性的活动几乎没有，不把自己当加拿大人。 留学生难管理…

KELLY是我以前的同事，办公桌靠得很近的那种。自从我从那家银行叛变以后，就不再天天见面了。在这个“三岁一个代沟”的时代，我可以当KELLY的奶奶辈。可是，我还是经常跟她混在一起，跟忘年恋似的。 几年前KELLY以留学生的身份，单枪匹马远赴加拿大修读金融。多伦多的一个朋友把她从机场接来，用一辆绿色的小车。那车虽然旧，手动档，但好使，车尾箱大，装得下KELLY带来的包括肥皂牙膏，还私藏了几包东北干蘑菇的几大箱行李。这是KELLY在加拿大乘坐的第一辆车。一个人的多伦多生活，就从这辆车开始。 后来，KELLY拿下了学院的毕业证，拿下了加拿大金融业内几个证书，顺便地，还拿下了住在附近的香港留学生小帅哥，喜结连理。因为签证过期，KELLY和先生回了香港，一边申请加拿大移民。拿下加拿大移民签证的时候，KELLY和帅哥，带着出生不久女儿回到了多伦多。一家三口的多伦多生活，又从这辆车开始。 KELLY进了银行，跟我做了同事。那家分行的同事以香港人为主，咱们虽然不排斥，还是觉得祖国大陆的亲，于是两人就走得近了，代沟也顾不上了。香港同事工作干劲真足啊，愣是把香港快节奏的企业文化剪贴并拷贝到了加拿大。有几个先进份子，每天可以在办公室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九点。咱都来了加拿大，盼的就是过点喝小酒吃小菜的小日子，要拼搏不如回国拼去。不久我就叛变了。 离开公司的时候，想到还在拼搏中的KELLY，觉得有些惭愧。我怎么就不能拼了呢？我上班的地方离公司不到两公里，已经少用了很多在路上的时间了，怎么就不能再坚持呢？KELLY住的地方离公司有快两小时的路，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地赶公车，总是在最后一分钟从托儿所把女儿接上，还时不时被托儿所罚款。即使这样，KELLY的怨言可没我多，笑脸可比我多多了。 各为其主了，和KELLY偶尔还会约出来一起吃中饭。不久前，KELLY买了房子，在北约克的一座镇屋。头一次买房的KELLY很是激动，邀请大家弄了个BBQ聚会。从前住公寓，一室一厅一览无遗，现在好了，楼上楼下总共三层，地方大得都不知该放什么了。买了房后，KELLY的朋友换新车，问她愿不愿买那辆把她从机场接回家的绿车，一口价三百加币。三百？怎么能不买？驾照虽然还没考出来，买了再说。朋友免费送车上门，把车停在KELLY的车库前。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可一点没影响KELLY的好心情。该有的她都有了，老公孩子房子车子，生活怎么就过得那么美呢！KELLY激动得没睡着，一会儿看看新收拾好的屋子，学习北约克区垃圾回收条例，一会儿上网读点新闻，看看ALEX博克有啥更新。正准备关窗睡觉，看到楼下车库前有两束光。原来，车毕竟是旧了，车灯不会自动熄灭，今天朋友忘关了。 KELLY示意睡意朦胧的老公下楼关车灯。老公这两天刚在学车，当然是学自动档，没碰过手动档的车，慌乱间踩了油门。只听一声巨响，这车好样的！硬是把车库铁门撞得象一团皱巴巴的纸，而车，没伤一丝一豪。动静太大，邻居们都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给KELLY出主意。自从那个晚上，大家都认识了新搬来的KELLY一家，邻居友谊从此万古常青。 修车库门得花700多块钱。我说：“把这700块钱打到车的成本，也就一千多，这车还是买的值啊。”KELLY带着一惯以来遇到天大的事都能一笑了之的轻松神情，摇摇头说：“算了，自动档的车都没会开呢，开什么手动档。我得赶紧把这车给卖了。” 于是，这辆车，成了KELLY在加拿大第一辆卖的车。 祝KELLY卖车成功。最近，KELLY加盟我公司，又要跟我做同事。太好了，祝KELLY新工作顺利，等忙过这段新员工培训期，咱们到老地方撮一顿，韩国餐厅石头饭炸酱面的干活。 选自Alex15博客“活在多伦多”： http://blog.51.ca/u-148681/2008/09/10/kelly%e7%9a%84%e7%ac%ac%e4%b8%80%e8%be%86%e8%bd%a6/

最新数字显示，美国洛杉矶郊区12日发生的城市客运列车与货运列车相撞事故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7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表示，仍有乘客被卡在撞毁的列车中，伤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当地时间12日下午，一列载有约400名乘客的城市轻轨列车从洛杉矶市区开出，在市中心西北约50公里处的查茨沃思地区与迎面开来的一列货运列车相撞后出轨，多节车厢倾覆，强大的撞击力使轻轨列车第一节车厢把火车头整个包裹了起来，事故现场一片狼籍。 数百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对被困在列车废墟中的乘客进行营救。截至深夜，抢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洛杉矶地区城市轨道交通部门发言人说，目前还不知道造成这起事故的具体原因。货运列车所属公司表示，这列货车上共有两名驾驶员，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洛杉矶火车相撞事故现场 相撞造成两辆火车多节车厢出轨 消防人员正在紧急救援 救援人员清理现场 洛杉矶地区城市轨道客运系统1992年建成运行，全长400多公里，它将洛杉矶市区与周围的许多小城市连接起来。12日的列车相撞事故成为这一轨道客运系统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事故。

从四川攀枝花到凉山州的会理县，再到云南楚雄州的永仁县和元谋县，4天的时间里，本刊记者走访了“8·30”地震受灾最重的4个县市。通过实地考察记者发现，“后汶川”时代的地方政府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时，虽已显现出更加成熟的应对之举，但并不能弥合各地之间的“阶层”之别——地理位置及历史政策的差异，造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导致的观念之差直接影响了其公关能力。处于大众传媒包围中的地方政府，不经意间已经形成了救灾上的实际差异。 记者◎魏一平 特约记者◎王旭 被分割的重灾区 茫茫夜色中，司机提醒记者车已经进入云南地界。转头向车窗外望去，隐约看见一块横跨在108国道上的标示牌写着“欢迎进入云南境内”。这里是四川攀枝花与云南楚雄的交界处。“马上就上高速了。”司机难掩心中的高兴。我长舒了一口气，奥拓车在崎岖不平的砂石路上已经颠簸了近1个小时，虽名为国道，但因年久失修，加之处于两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早已面目全非，甚至连山里的乡镇公路都不如。 车上了高速，悬停的心终于踏实了许多，想来，不仅仅因为已经走出那段散落着山体滑落巨石的险路，更因为看起来似乎到了受灾并不那么严重的地方。但这一念头在10分钟后便烟消云散了。从高速路永仁县城出口下去后，路又变成了乡间土路。“这就是县城？”车子减速后，我有些疑惑地向司机核实。他笑着点点头，神情中有些无奈。逼仄狭窄的街道与低矮破旧的建筑，使得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镇。永仁宾馆被震成危房，已经关门停业，来到一家私人旅馆后，老板得意地向我保证，“楼是去年新盖的，绝对没问题，夜里还有人专门值班，一有余震马上叫醒”。虽然我知道这对于发生在几秒钟内的地震来说无济于事，但仍稍感安心。 躺在潮湿的床上，今天下午在震中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拉鲊村的所见所闻再次回旋在脑海中。看来，所谓地震科学上的震中远不是真实灾难的全部。仁和区、会理县、永仁县、元谋县，这些被重重大山与湍急的金沙江所分割的重灾区，分散在震中的四周，相互之间并未连通。 对于大西南的山区来说，地图往往是不可靠的。从地图上看，官方所确定的震中拉鲊村位于攀枝花市区东南50公里处，性能较好的越野车也需要至少两个半小时，而这已是重灾区中距离市级政府最为便利的一个。车子过大龙潭乡，镇上的横幅和街边的帐篷提醒我们，震中越来越近了。继续往东南方向前行，柏油路变成了砂石路，不断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救灾车辆掀起的尘土弥漫了视野。拉鲊村位于金沙江畔，村子的古渡口相传是当年诸葛亮入蜀时所经之地，现在是攀枝花与会理县的唯一一条水上通道，已经因为地震水位上涨而停渡。 倒塌的土房自不必说，仍然站立的房子虽然从外表看来完好如初，但近看已经布满了十几厘米的裂缝。如果从交通上看，拉鲊村所处的位置算得上是周围重灾区中较为便利的一个。村民王开美告诉我，村头的古渡口有小船可以摆渡到对岸的会理县，但因为对岸的村庄更加贫穷，所以村里人很少过江。每周一次的赶集，往往是乘途经此地的成昆线火车到云南的元谋县，或者坐车到大龙潭乡。村里并没有直通乡上的客车，一辆福田牌客货混用车和几辆小面包车，成为全村8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上街赶集的唯一交通工具。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步行，“翻山走近路也要两个多小时”。 由于此次地震所处的昔格达—元谋地震带呈南北走向，位于拉鲊村以北的会理县也成为重灾区之一。但由于渡口停渡，切断了从拉鲊直接进入会理的通道，要到达会理县受灾最重的黎溪镇，只好绕行东线。从攀枝花市区往东，经过和爱乡，便进入会理地界。岔路口的标示牌显示，继续东行可到达会理县城，向南则是黎溪镇。 地震造成的山石滚落已经被迅速清理，道路还算基本畅通，但由于过往的矿山货车常常严重超载，加之处于两县交界处疏于管理，连日降雨后山路已经变得泥泞不堪。夹杂在大货车与客车中，我们租的捷达车不断打滑，有几次眼看着就要滑落到外侧的悬崖边，就连有着30多年驾龄的司机也紧张得脸色煞白。 终于到达黎溪镇上，找到当地政府一看，所挂的牌子却是“会理县黎溪工业园区”。当地官员向我解释，由于黎溪原为中心镇，前几年撤并乡镇后，仍保留了当地的政府建制，名称改为工业园区，下辖12个乡。然而，除了散落在山间的几个矿场之外，这里看不到其他“工业”的影子。会理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祁开虹告诉我，会理其实是个农业大县，其烤烟产业在全国县区排名中名列第二，去年全县农民从烤烟中的获益达到创纪录的5亿元。此外，会理还是全国第一石榴大县，去年共创收3.7亿元，但分摊在全县45多万人头上，这样的数字并不能摆脱贫穷的处境。更何况地震损坏了大部分烤房，对于正处于烤烟收获季节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石榴的外运难题更显紧张。 虽然从行政区划上看，会理县属于凉山州，但县城距州府西昌市180公里，黎溪镇距县城又有70多公里，遥远的路程加大了救灾的难度。沿途百姓告诉我，原来的道路更加难走，地震后为了救灾需要，政府临时在泥泞路段铺了些石头，才稍有改观。远离州府与县城的黎溪成为会理县抗震救灾的大后方，但要到达受灾更重的金宇乡和利红乡就更加困难了。这些散落在金沙江畔的乡村几乎与世隔绝，当地百姓不断提醒记者只有在向导带领下才能到达，“一旦在大山中迷路就很难走出来，很多地方都没有路，只能趟过没腰的灌木丛”。 高速公路一直修到了四川与云南的交界处，永仁县看起来已经完成了与外界的快速连通，但起码从表面来看，这种“高速公路效应”仍远未显现。县城很小，根本不需要出租车，步行不到半小时已经转完所有街道。涂满民族特色图案的太阳广场在一片破旧的建筑中间显得格外扎眼，百姓告诉我这是今年为了迎接楚雄州建州50周年刚刚翻新的。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帐篷大都是百姓们自己搭建的简易棚，仅有的3顶救灾帐篷被用做临时诊室。 永仁县副县长龙浚波告诉我，这里距震中直线距离只有28公里，是距离震中最近的县城。地震后全县饮水、电力、通讯全部中断，直到当天晚上才抢通。全县11万人口中受灾比例高达92%，“虽然震中在攀枝花，但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重灾区”。县人民医院作为全县最大的医院，也在地震中严重损毁，外科病房的全部病人只好搬到院子中的帐篷里。该院外科主任夏会忠眼睛里布满血丝，望着身旁正在被武警战士拆除的两栋楼房黯然神伤，“全县为数不多的帐篷几乎全部给了医院和学校，老百姓只好自己搭棚子了”。 从永仁县城并不能直接到达元谋县受灾最重的姜驿乡，只能先绕道元谋县城。由于有相当一段路程都是高速，路上只花费了两个小时。但到达元谋县后才得知，要从县城到姜驿乡仍有65公里的山路，再加上摆渡金沙江的时间，来回需要一天。元谋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铭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你要是到姜驿看看，就知道哪里才是重灾区了。”位于该县最北部的姜驿乡是云南省唯一一个位于金沙江以北的乡镇，平时百姓的出行只能依靠摆渡，但现在因抗震救灾，渡口只对救灾车辆开放。 此刻，震中，这个停留在地震报告上的词，已然不再具有更加真实的所指了。“哪里才是真正的重灾区？”这个朴素的疑惑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地理位置造成了这些重灾区的先天差别，而后天的历史沿革与资源优劣无疑又大大加深了这种阶层差异。 抗震中的区域差异 在震中拉鲊，村民们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老村支书带领大家集资建了一个铁厂。虽然本村没有矿山，但借着从这里经过的成昆铁路，仍然可以获得薄利。5年前，由于经营不善，铁厂面临倒闭，只好承包给了外地来的老板。现在，富铭铁厂吸引了村中三四十个青壮年劳力。此前的工资是每天20元，但汶川大地震后，物价上涨得厉害，在与老板交涉后工资涨到了每天30元。其余的劳动力也并未外出打工，而是加入到村头的小站装卸队。 “按理说，村子里铁厂和车站，经济收入应该好些，为什么大多数房屋还是土房子呢？”面对记者的疑惑，村民起正梅的回答很干脆:“打工挣的钱都用来买粮食和供孩子上学了，盖房子根本不可能。”原来，从2001年开始的“退耕还林”政策，使得村里本就不宽裕的土地现在更加紧张，每人分到的耕地只有几分，加之山地贫瘠，所产粮食甚至连每天两顿饭都不能保证。村里有能耐的人买了货车做起运输生意，其他的则靠打工维持生计。 无疑，对于攀枝花来说，抗震救灾的中心在拉鲊。相对于其他重灾区中的乡村来说，这里所吸引的救灾资源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富足”了。村小学的院子里，排列整齐的白色帐篷是俄罗斯捐助的，前两天刚从汶川地震灾区调集过来。为了迎接马上要来视察的四川省省长，这里被打扫得干净有序，当地的警察在维持秩序，形形色色的大小官员来来往往。或许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陌生的外来者，村民们难掩心中的羞涩和紧张，甚至还有一丝兴奋。 而损伤更为严重的会理县黎溪镇新桥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前两天四川省委书记也到了这里，但面对几乎全部垮塌的房屋，村里仅有的十几顶帐篷也只能保证老人和孩子的安置，村支书正在为如何更有效地分发帐篷而头疼，围拢在他身旁的村民七嘴八舌地争论着。不同于拉鲊，这里没有矿厂、没有铁路，松散的红土不利于种植烟叶等经济作物。位于黎溪镇旁的新桥村，村民们只能靠着镇上的集市做点小买卖，但微薄的收入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 会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祁开虹告诉我，新桥村是此次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村庄，共有8人死亡。“全村180多户人家，只有两栋砖房，其余全部是土房子，结构松散的红土一旦塌下来就是粉碎性的。”不同于有些领导所讲的“建土房是彝族人民的传统”，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经济条件所限。村民杨德洪告诉我，由于附近山上的石头富含矿产，近几年随着矿产开采的加剧，建房所用的石料从此前的每车十几元飞涨到了现在的每公斤两毛钱。由于附近的土质并不适合烧砖，仅有的两个砖厂单是供应厂矿企业的建设已是供不应求，价格涨到了每块砖4毛钱。“现在人工费用从每天20元涨到了50元，木料价格也在上涨，盖一栋土房子都要两三万元，砖房子要将近10万元。”村里大部分青年都选择了外出打工，每年省吃俭用拿回来的五六千元，盖砖房对于老百姓来说根本不可能。即便是家里有年轻人要结婚，也大多是买点白灰，将破旧的土房粉刷一下。 记者观察，工业化城市攀枝花虽然是重灾区，但由于其相对富足的政府力量与面积较小的行政区划，偏隅东南一角的震中拉鲊并未对该市造成致命的打击。而对于农业大县会理来说，农村房屋的大面积损毁就意味着整个乡村经济体系的坍塌。如果说此两者的差别更多归于地理及资源的差异，要观察与之一江之隔的云南永仁县，就不得不追溯历史了。 永仁县政府院子里，大大小小的简易帐篷大多是当地政府人员和家属们搭建的。83岁的文加斌坐在躺椅里，行动不便让他更加不敢回到已经震裂的房子里。曾担任过仁和区委书记和永仁县副县长的他，向我介绍了永仁贫困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今天攀枝花下辖的仁和区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永仁县，1964 年，中央决定在大西南建设工业基地，将当时的渡口市改为攀枝花，成为单列市，将永仁县下辖的仁和、大田、平地等地均划归攀枝花。“大部分矿山、水库、桥梁和好一点的乡镇，全部划给了攀枝花。”由此，永仁县成为只有11万人口的小县，当初依靠仁和的矿产为主要收入的永仁就此成为彻底的农业县，几乎没有像样的工厂。 据文加斌介绍，虽然县里一直想申请省级贫困县的“帽子”，但因人均粮食产量在云南并未居于末端，所以努力多年的“戴帽”工作最终流产，属于贫困县的各项政策并没有惠及这里。永仁的板栗和葡萄虽然小有名气，但在工业化经济的浪潮中，还是被周边县市远远甩在了后面。这几年，跟邻居攀枝花的关系开始融洽起来，借着污染补偿的名义，永仁得到了一批攀枝花工矿企业淘汰下来的旧设备，才勉强建起了几个小厂子。 方山风景区，作为永仁县旅游经济中的中心，也未能逃脱地震的冲击。新建的方山宾馆被震成了危房，瞄准旅游前来投资的商贩们被地震夺去了毕生的积蓄。按照永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有云提供给我的数据，2007年永仁县生产总值为7.4亿元，全县财政收入3629万元，无论是总值还是人均值，各项经济指标在毗邻县市中均居末位。“地震对于本来就不富裕的永仁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灾后重建，根本不可能。”该县副县长龙浚波说到。 被关注的与被冷落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即便是富足的地区，抗震救灾也不可能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来完成。对上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求援，某种程度上依靠的是灾区政府收集和发布信息的公关能力。在这一刻，经济水平所决定的当地官员们的思想观念差异开始显现。就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区域间的阶层之别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在黎溪镇中学临时搭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里，会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祁开虹一脸的委屈。他一边热情地给我端茶让座，一边感叹，“你是今天来到会理的唯一一个外地记者，别看屋子里有十几个人，全都是我们凉山州的记者”。根据祁开虹提供的一份会理县内部简报所称，此次地震的微观震中就在该县鱼鲊乡的咩咕嘟村。但由于这个位于金沙江畔的小村庄并未出现在国家地震局的官方通报中，造成会理县的受灾情况一度被媒体所遮蔽。 说起来，祁开虹有些无奈，“从外地来的记者大多先到攀枝花机场，到了攀枝花后当地有足够的能力接待，为数不多来到会理的记者也大多数看一眼就走了。不是我们不想接待，是我们实在没这个能力，整个宣传部就四五个人，这里连个能住宿的宾馆都没有”。 由于没有什么外地来的记者，会理并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信息发布依靠的只是薄薄一张纸的简报。以至于地震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媒体上对“8·30”地震的称呼大多为“攀枝花地震”，直到几天后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将之改为“攀—会地震”，情况才稍有改观。祁开虹告诉我，直到地震后的第3天，才有一些外地记者来到会理采访，社会救援物资才开始进入灾区。“这两天，外地来的记者又很少了。整个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中，会理占到70%以上，损毁最为严重。我们着急，但仍束手无策。” 经过汶川大地震后的各级政府，已经开始懂得在救灾中更好地利用媒体，但由于各地所能调动资源的多寡，所造成的差别并不能在短短几天内得以弥合。 9月5日上午，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攀枝花市市委书记赵爱明接受媒体采访，所到媒体几乎涵盖了中央各大媒体驻四川的机构，而这对于远离本州州府的会理和永仁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在拉鲊村采访时，正在当地指挥救灾的仁和区区委书记赵忠义特意过来找我，希望通过媒体提醒上级政府和社会注意此次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区别，由于大部分房屋裂而未倒，所造成的“内伤”更应得到重视。一天后，记者来到满目疮痍的永仁县维的乡大保关村采访，正在此主持救灾的一位副县长却派一位警察过来，在悉数检查完我的工作证件之后仍不放心，坚持要将身份证号码记录下来。 记者固然不应因此而停止对灾区真实处境的考察，但由信息过滤和资源优劣而导致的区域阶层之别，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我们既有的认知框架？

新华网上海频道9月13日报道：上海警方确认，9月11日午间发生在上海市外滩的自焚事件中，自焚身亡者为一贺姓男子，上海人，62岁。 据知情人透露，该男子名为贺如龙。上世纪60年代，贺如龙参与支援新疆建设，80年代商调返沪后，被安排在上海杨浦区某工厂工作。退休后，贺如龙每月的退休金为1400余元。 据介绍，贺如龙从新疆回沪后，上海有关部门先后为他安置了工作、解决了户口，并享受上海医保政策及上海退休职工待遇。原老房子动拆迁后，贺如龙分得了一套两室户的房子，不过后来他将新房卖了，寄住于郊县崇明的堂兄家中。 据了解，贺如龙性格孤僻，喜欢喝酒，身体欠佳（数十年的腰椎病），还一度称自己做生意亏了。30年前贺如龙与妻子离婚后再未结婚，与唯一的女儿也很少有联系，与其他亲属之间也因遗产等家庭纠纷而不相往来。 从各方分析看，此间专家认为，贺如龙因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其精神世界极度敏感脆弱，应该是其自焚的主要原因。

结婚三年半了，日子过的平静而舒坦。可是一直有个问题在困扰着我。我的老公大我8岁，我们在新婚时几乎每晚都要激 情一番，之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次数地变成10天或者半个月才一次。但是年轻的我又怎么能忍受这样的性饥 渴，我的身体很好，需求一直很旺盛。可是老公因为年龄等身体因素，每次做也是一次，但是我都感觉不尽兴。 老公其实是很优秀的男人，在众人眼里也是，他大我10岁的他在生活里很体贴，洗碗，擦地。家里的脏活累活他也承担了不少。我负责买菜做饭洗衣这样的家务。老公性格内向，话不多，从来不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不会甜言蜜语的他偶尔脾气也有些倔强。有些大男人。但是家里的财政他很平等的，只要我有需要，他是不会多说什么的。 他是一个公司的副总，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他朋友不算多，但受同时尊敬，遵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打牌的愛好。唯一愛好就是喜欢炒股，天天晚上在网上跟股友谈股论金。在那个炒股圈，他也是管 理员。因此，晚上在圈 子里被大家尊敬的称一声老 大，并乐得不厌其烦地帮别人出主意，前阵大跌前他果断地判断出来了及时抛 了股 票，在他们那个圈 子他还是很有威望的。也许因为这个，晚上我们几乎说不上10句话，各自抱着电脑当伴 侣过，偶尔我也抱怨他，他对那些股友比对我还热情，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也因为他每晚的刻苦研股渐渐地少了。我还是很愛他， ，我承认自己不是个定力很强的女人。有时我也恨自己，怎么那么没出息，脑袋里整天想着性的事情，也许是受网 络的影响?但是我不得不遵从自己身体的需要，毕竟这就象人饿了必须要吃东西一样。无法扼 制啊!在大部分人眼里我和我丈夫是一个五好家庭，丈夫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他一直认为这样的平淡丰裕的生活，不会出现情感纠 纷，也是因为他的过分自信，让他对我的关心变少了很多，他从来不在意和不过问我在网上做什么，也不用我的电脑。 偶尔我也会和网上的朋友谈起这些，有的建议我买个振荡器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女人可能是通过自 慰来解决，但是我觉得性的满足不仅仅是生 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满足。比如我就不喜欢一Ye情这样的前卫行为，但我并不排斥一Ye情，我更很希望在网上找个可以交心的知己，甚至是希望找个不影响对方生活的性 友。后来我也渐渐的发现网 络上和有相同想法的女性很多。 今天看到网上有看很多我这种类似遭遇婚姻的帖子，谈到我看了对照自己，还真的很象呢!我右手愛情线有3。4道，说这样的手相的人很多情，也许是吧，所以从20岁起，我的感情生活总是那么丰富。认识我的朋友说我很愛自己，只要自己想得到的，没有得不到的。呵呵，这话也许悬了点，在性上，我是个决不让自己委屈的女人。是的，我是70末期的女人，思想开放而不放纵，对待感情热烈而不滥 情，我渴望通过网 络找到可以蓝颜知己，找到性 友。 我渐渐乐忠于网上交友，因为我觉得现实中的朋友实在是太熟悉，而且都是真诚的关系，在网 络上我很活跃，他们比现实的朋友更了解我，因为很多话在网 络上可以说出来。你也得惊叹网 络的发展，它比现实中人气高得多，要找到志气相投的人比现实中简单很多。 他是一个情感十分丰富的男子，我们是通过同 居公寓认识的，一开始我只是在xx同 居公寓写自己的日记，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心情，他看了我的文字，很了解我，他的一言一语虽然很朴实，但是很能牵动我的心，我想我和他定是有宿世的情缘，否则不会让我对他如此的动心动情，如此的不能克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接着他发了一个同 居公寓的邀请书给我，叫我一起和她在网 络上同 居，我虽然有些不安，但还是无法抵抗，最终我入住了他的公寓。 我们两在同 居公寓的生活，是美好的，简单带有情调的文字和图片让我这个少妇怦然心动，我们开始渐渐开始经营我们的网上家园，我仿佛上了Yin，现实的婚姻和网上的婚姻对比，我更加迷离网上婚姻，同 居公寓虽然看得见摸不着，但这些虚虚实实的感觉，让我无法自拔，我虽然经历婚姻，但赛客同 居公寓，让我们彼此对性的渴望，又拉进一步。我们就像两个刚恋愛的男女，对愛情充满渴望，对性充满期待。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我对他开始痴迷，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而是我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情感，我对他的痴迷，竟使我在老公在医院照顾我生病的亲生父亲的时候跑出来和他见面，并且任他与我发生了婚外/性。…

9月12日，石家庄和平西路539号注定不会平静——这是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三鹿集团”)所在地。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卫生部9月11日晚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目前被称为“肾结石事件”。 经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调查，奶粉受到一种叫做“三聚氰胺”——在业界被称为“假蛋白”的化学品的污染。 傍晚6点，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终于回到了这里——正处于“肾结石事件”风暴眼的中心。她对本报记者做出了事件爆发后的独家回应。 在记者的追问下，田承认：“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已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过汇报。”但是，对于在内部检测之后为什么没有采取紧急的补救召回措施，田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次的事情，是原料奶的收购过程中有人在谋取非法利益，我们检测非常严格。”她再三声称，自己与企业是清白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则告诉本报记者，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讲，包装是否导致污染，工厂作业环境是否污染，或者在奶源环节甚至饲料就已添加违禁物，都还需要认真调查。 目前，由卫生部、公安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和专家组成的事件联合调查组，已到三鹿集团和检验机构等相关机构收集资料、采集样本，并到医院查看患儿病情，指导医疗救治。 据石家庄市政府发布的消息，“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至截稿时已传唤78人进行调查。 而事件背后真正凸显出的，是极速发展的中国乳制品行业在急功近利中，整个产业链利益的畸形分配：跑马圈地的粗放扩张，不计成本的奶源争夺，企业对奶农利益的挤占…… 三鹿7月已知情？ 9月12日，三鹿集团总部来“讨说法”的受害婴儿家长，前后有上百人。在厂区的另外一侧，工作人员一直在对购买三鹿产品的消费者进行退货登记工作。 董力军是河北保定的一位农民，他的儿子现在已经10个月了，喝三鹿奶粉已经有8个月了，他说：“图的就是个信赖，这是自己家周围的大品牌。”今年7月30日，他的儿子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肾结石”、“急性肾功能衰竭”，为此，他们家花费了1万多块钱了，在儿童医院住了6天院医药费 5千多，因为奥运期间，其他车辆不能进京，他孩子从保定搭乘120救护车进京也花了两千多块钱。 “其实他们(指三鹿)早就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个三鹿的业务员在7月初就到我们村去过，但是问完情况后就走了，再也没有什么回信。”他说。 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对本报记者说：“我刚跟卫生部、省里的、市里的领导汇报了相关的情况。今天领导决定，关于这个事情的最新情况，先不由我向外界通报，在适当的时刻一定会给大家进行解释。” 在记者的追问下，田承认：“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也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但是，对于在内部检测之后为什么采取紧急的补救召回措施，田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 祸起奶源？ 在今年8月1日，三鹿集团已经查出问题奶粉污染真相：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从而造成婴儿患肾结石。 根据三鹿集团品牌管理部部长苏长生的分析，目前对奶制品中蛋白质的监测，并非直接检测蛋白质，而是根据氮的含量来推测蛋白质的含量。而三聚氰胺里含氮，添加后，可能导致监测指标上蛋白质含量增加。于是，奶农把三聚氰胺加入鲜奶之中。三鹿奶粉又是以鲜牛奶为生产原料，从而导致奶粉中也含有三聚氰胺。 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王丁棉认为，“从奶农到中间商到加工厂，其实都存在添加可能。” 据他介绍，奶粉生产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原料乳验收、过滤、高温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冷却、包装、装箱、检验成品等环节。其中，高温杀菌前和包装前都可能添加。 不过，他认为，污染源于奶源的可能性很大。 据他介绍，三鹿的奶源绝大部分由集团下属的奶场供给，这部分奶源有三鹿专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负责，质量可以控制；同时，三鹿还有小部分奶源来自奶农。这部分奶源有的直接由奶农交送三鹿，有的经由“奶霸”转交厂家——奶源质量无法控制的正是经由“奶霸”转交的部分。 “‘奶霸’就是奶贩子，他们经常强行收购奶农奶源，再添加各种水、添加剂，造假，我们就给他们取了这个名字。”王丁棉说。据悉，这种奶霸在陕西、甘肃、黑龙江、河北等地较多，在广东、福建等地较少。 据罗云波介绍，三聚氰胺的初端产品价钱很低廉，而其添加又能带来莫大的表面蛋白虚高效果，自然有各种渠道向农民推荐，“有的农民可能知道实情，但有的可能使用过，却并不清楚有害无害”。 “牛奶是最娇嫩的原材料，对奶粉而言，奶源至关重要。”雀巢中国公司发言人何彤说。据悉，奶粉加工工厂与奶源地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仅如此，奶源在运输过程中必须保证4度低温。 据了解，三鹿绝大部分奶粉工厂在河北境内或者河北周边省份，只有少数工厂分布在其他地方。至于哪些工厂负责生产了这批受污染的奶粉，三鹿方面拒绝透露。 另一至今无从解释的是，如果是奶源问题，为何三鹿其他奶粉产品没有公告出现类似问题？ 为何添加“假蛋白”？ 引起这场风波的，本是与奶粉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三聚氰胺”——在业界一度被称为“假蛋白”的化学品。 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几乎无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这也助长了不法分子的行为。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向本报介绍，不法分子的“原始驱动力”在于这种有机化学品添加进蛋白粉或奶粉中，能够造成蛋白质含量增高的假象。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饲料研究专家常碧影以具体数据说明：三聚氰胺(分子式C3H6N6)的最大特点是含氮量很高，达66%；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三聚氰胺，会使蛋白质测定含量虚涨4个多百分点。而其成本很低，“有人估算过，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蛋白质增加1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 “这是全行业的一个‘脓包’，这次很不幸，被我们三鹿给挤破了。”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三鹿集团奶粉事业部的一位员工终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位员工说，“绝对是奶源出的问题，我们收购奶源的渠道非常广，收上来的奶源的质量也许会参差不齐。” 9月12日，本报记者联系上了三鹿集团位于外地的一家生产工厂的老总，这位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三鹿集团到生产厂从收购到生产的“奶户——收奶员——奶站——生产厂”整个链条。 “你可能觉得我说得绝对，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奶源出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现在奶农在向收奶员卖奶的过程中，可能会添加各种物质，以增加原料奶的重量和色泽，而这两种情况中，主要还是增加重量，但是直接加水会让原料奶变得稀薄，一看就看出来了，但是水和三聚氰胺一混合，就可以调和出奶的色泽和质地，这看上去就像我们搅拌石灰粉是一个感觉。而奶户的奶交到奶站后，奶站向生产厂出售的时候，同样有可能发生此类情况。 “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这里冤枉和栽赃给奶农和奶站，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亲眼看见过，二是现在饲料等各种东西都在涨价，奶农的养牛的成本也很高，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动机。” 奶源背后的利益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