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亚洲时报》1日报道，前美国官员提供的新证据显示，由于布什政府未能成功地堵住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头目的逃亡路线，拉登和其他头目2001年晚些时候才能够在未受任何拦截的情况下从阿富汗逃往巴基斯坦。 布什政府当时将策划发动伊战列为优先事务，这使美国没有足够的部队或者战略空运能力来封锁阿巴边境的多条拉登可能撤退的路线。由于它未制订这一方面的应急方案，美国被迫拒绝了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2001年11月底提出的派出6万部队堵截“基地”组织头目的提议。 当北方联盟的部队2001年11月向喀布尔顺利挺进时，中情局得到情报称，拉登正前往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托拉波拉地区。负责阿富汗战争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没有已部署到位的部队来阻止拉登的逃跑。中央司令部驻科威特陆军指挥官拉姆称，弗兰克斯当时问中央司令部陆军司令米科拉什克将军，他是否能够提供一只部队来堵住拉登的逃跑路线。拉姆回忆说，陆军没法满足弗兰克斯将军的请求，因为中央司令部陆军既没有部队也没有将部队运往阿巴边境的战略空运能力。 弗兰克斯显然意识到，他需要巴基斯坦的帮助以堵住“基地”组织从托拉波拉的撤退路线。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称，弗兰克斯想让巴基斯坦人来关闭阿巴之间的通道。布什回应称，他们将就此向穆沙拉夫施加压力。弗兰克斯在数天后秘密访问了伊斯兰堡，他请求穆沙拉夫在靠近托拉波拉的阿巴边境一线部署部队。弗兰克斯的副手迪隆将军称，穆沙拉夫拒绝了在边境一线地区部署正规部队的要求。穆沙拉夫称，他不能这样作，因为这将引发与持敌对立场的当地部落人口的内战。 但是陪同弗兰克斯去见穆沙拉夫的美国驻巴大使温蒂-钱柏林提供了不同的说法。她回忆称，穆沙拉夫对弗兰克斯称，中央司令部抵估了堵住拉登逃跑路线所需要的力量，那一地区有150个山谷，穆沙拉夫表示，他愿意把驻巴印边境的6万部队重新部署至阿巴边境，但是这样作需要得到美国的空运支援。拉姆称，这在后勤上是不可能的，这将需要一个航空旅和数百名支援部队来帮助运送这么多的作战部队。中央司令部陆军只有很少的战略空运资源，它有时只能使用商用飞机来向阿富汗运送供应品。即使是派出了直升机，由于巴阿山区的海拔高、天气恶劣，直升机的作用也将很有限。 如果布什政府的优先事务是抓获或击毙“基地”组织的领导层，它应当在阿富汗发动攻势前就部署必要的地面部队并向战区空运资源，但这将意味着要等到2002年春天才能发动针对塔利班的攻势。布什政府的关键顾问们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这样的计划。根据911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拉姆斯菲尔德拒绝制订针对阿富汗“基地”组织采取军事行动的应急计划。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拒绝这样作，是因为他们希望白宫将能很快发动伊战。即使是在“911”事件之后，拉姆斯尔德、沃尔福威茨和副总统切尼仍然继续对发动阿富汗战争持抵制态度，因为他们想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根据记者巴姆福特的《战争借口》一书，布什9月17日下达的发动阿战的密令也指示五角大楼准备发动伊战的计划。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10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呼吁在阿富汗取得速胜，由于他们急于在终结塔利班政权后立刻发动伊战，动用资源来堵截拉登逃往巴基斯坦的可能性因此被完全排除。(黄欢)

继首届海鸥创业论坛成功举办后，海鸥创业平台力邀著名海鸥专家王辉耀先生，来加主讲跨国创业的最新趋势与广阔机遇。第二次海鸥创业论坛将于10月11日上午10点在多伦多Scarborough Town Centre议会厅举行。 王辉耀先生现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长期关注中国海外人才的跨国创业活动。他认为，这些活动对中国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科学技术，跨国创业人才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管理理念以及国际化思维、国际化视野，都是加速中国更好更快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国民思维前沿化、国际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更加走俏。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 创造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 在这种新的经济、文化潮流中，海鸥人士无疑可以充当中间桥梁。很多人经常是国内国外两边跑，他们不仅将国内好的产品、成果推广到了世界，也将国外的先进技术经验传播到了国内。随着社会的发展，海鸥人会越来越多，他们游走于世界各地，跨越国籍界别。具有跨国创业的开放思维, 挑战跨国创业的新兴机遇, 海外华人的发展空间将会更加广阔。 主持人: 林小华 怀雅迅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商务学会加拿大分会主席、加拿大小型企业及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主讲人: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 2005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北京市政协顾问,兼任多家国内外知名经管学院的客座教授,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 论坛语言：中文 时间：2008年10月11日上午10：00 — 12：00时 地点：Scarborough Town Centre 议会厅，50 Borough Drive，Scarborough， Toronto 主办机构: 海鸥创业平台和怀雅迅大学商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协办机构: 多伦多社区文化中心,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 本次论坛，费用全免。座位有限，欢迎预定。Online预定： http://www.haiounet.com/OnlineRegistration.aspx，也可email预定：[email protected]，请提供参加者姓名、工作机构、职业、联系方式及从何处获知此次活动。论坛前期及当天需要多名志愿者，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来参与。 联系人：Kevin 416-732-6308 (白天) Grace 647-201-7188（晚7点—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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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 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 １９３４年，１３岁的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１９３７年７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１９３８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１月，年仅１７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１９４６年２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１９６３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１９６４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时，４２岁的聂元梓已经是行政１２级干部了。文革爆发那年，她４５岁。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 聂元梓晚年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 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 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唯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聂元梓不过是政治上昙花一现的人物。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１９７１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１９７３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１９７５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粉碎四人帮后，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１９５９年３８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１９６６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是躲着不敢见，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 不久前，聂元梓结束了她７３岁的一生。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１９３７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１９５８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１９６１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学习。和同是学生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比起来，她年长９岁，是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聂元梓比起来，她年轻１６岁，是个学生。因此，谭厚兰是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武斗。 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２００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他们共毁坏文物６０００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各种字画９００多轴，历代石碑１０００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７０余件，珍版书籍１０００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１９７０年６月，清查“５·１６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她从此失去了自由。１９７５年８月，对她的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这时，她反省自己前几年的所作所为。在工厂，她不言语，埋头苦干，老老实实接受管教。 粉碎“四人帮”后，恶有恶报的天谴来到了。１９７８年４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１９８２年６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１９８１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９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４５岁，没有结婚。 王大宾几度风雨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１９６１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６６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因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１９６８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为工作便利，周总理建议他更名为“王毅”，１９７１年，王大宾因“５·１６”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１９７８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１９８３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１９８５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６９元。对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他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并在工作中努力回报。 王大宾曾两次结婚。１９７３年，王大宾在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１９８３年，王大宾的前妻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至今两家仍是朋友，有往来。 王大宾与前妻分手后，曾深深地痛苦过。１９８７年夏季，有人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８岁，是共产党员。 对于王大宾的“见面礼”，刘素芬翻阅了好一阵子，她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王大宾只带来了三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了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 如今的王大宾已５３岁，他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王大宾对此只是说：“我不过干了点实事，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天派领袖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２８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他一下子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韩爱晶向陈伯达汇报工作 田炳信先生采访韩爱晶(右) “大闹、大名、大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３５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１９６７年４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综合外电洛杉矶一日消息：美国南加州有一名加拿大籍的华裔男子被捕，他被指是一个国际贩毒集团的首脑，专门在南加州家中操控经美加边境偷运可卡因及摇头丸等毒品的不法勾当。 被捕的华裔贩毒主脑韦明（音译、Jason Ming Wei），是加拿大公民，居于南加州的天普市（Temple City）。他是于上周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的，当时正想乘搭飞机前往加拿大。除了韦明外，另有八人在本周二被捕，他们被怀疑均是贩毒集团的成员。桉中尚有八人在逃，部分人相信身处加拿大境内。 南加州警方是经过历时两年、号称为「糖果店行动」的调查后，才採取行动拘捕上述九人的。这个贩毒集团活跃于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及卑诗省其他地区，被指经美加边境偷运可卡因、摇头丸及其他毒品。桉中共有十七人被控。十七名被告被起诉洗黑钱及走私毒品的罪名。当局指这个集团把可卡因及冰毒输往加拿大，然后由加国向美国偷运摇头丸及大麻到南加州地区。 美国当局说，在两年的调查期间，他们充公了现金和毒品，当中包括一次截获的六十公斤可卡因，另一次截获了三十五公斤可卡因。

“……在不被我认识和认识我的人发现的时间上床平均一周2次，半周过一夜，累计2夜……”10月30日，专程从北京赶来的王女士(化名)拿着这样一份“同居协议”来到西安，要找她在北京一同工作过、同居过，后来又“分手”的“弟弟”，希望他能履行协议，并与自己结婚。然而，对方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并始终不肯与她见面，愤怒的王女士只好找来开锁匠撬开了对方家的大铁门…… 相差11岁的“姐弟恋” 昨日上午，记者约见了今年38岁，在北京某公司工作、收入颇丰的王女士。王女士称，去年12月，她们公司新来了一位职员———27岁的西安小伙小马(化名)，经过接触，他们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今年3月的一天，以姐弟相称的两人在北京某饭店吃饭后喝得大醉，一觉醒来后王女士发现自己与小马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对于这样的状况，王女士表示她和小马在尴尬了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接受了。今年5月，小马辞职离开公司回到西安。 签下荒唐的“同居协议” 王女士称，今年8月13日，她同小马不断通过手机短信联系，她告知对方，自己得了病，可能要做子宫切除。两人在一来二去的短信交流中，决定订立“同居协议”。 9月11日，王女士赶到西安，找到小马后让其签写了这样的书面协议：“我以我父母性命承诺，只要王女士活着，我会在不影响我工作，不会被我认识和认识我的人发现的时间上床平均一周2次，半周过一夜，累计2夜，多得去消(多的取消)。父母去世后，由她取我性命，绝不反抗，要(是)王女士违约，本誓言无效。另：终生不娶妻生子，王女士违约，同样无效。” 随后王女士同样也写了一份保证书交给小马，表示“如果小马能够履行自己的誓言，我不会干扰他的家庭”。 西安“逼婚”不成还遭打 “最令我气愤的是，我来西安找他，却吃了闭门羹。”王女士称，10月30日下午，她带着协议来到西安，目的是希望小马或者履行协议，或者同她结婚，“只要结婚5年就够了，这期间可以想想办法能不能让自己怀个孩子”。 然而，自从到西安后，小马对她始终避而不见，10月31日中午，王女士辗转找到了小马家，但始终敲不开他家大门。为了引出小马，王女士找到开锁公司将他家大铁门撬开。得知情况的小马和家人纷纷赶回，但均表示不能接受她的结婚要求，在争执中王女士被对方打成皮外伤。 目前，王女士已就被打一事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她表示她还会争取小马回心转意。 男方想结束双方关系 昨日中午，记者根据王女士提供的手机号，以王女士朋友的身份联系到小马，小马明确表示：绝不和她结婚。 小马气愤地表示，他与马女士签订协议是被骗的。他称，自己回到西安后，王女士打电话称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当时出于对王女士的同情，他才同意签订协议，但后来得知王女士并没有做子宫切除，小马认为王女士这样是对自己感情的欺骗。 小马还表示，对于王女士提出的结婚要求，自己不可能接受，他希望结束双方的“不正常关系”，自己也不想再按协议要求同其保持同居关系。

多伦多股市下跌814点 降至2年来最低水平 据英文网站最新报道，尽管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布什政府提出的救市方案，北美股市仍然没有止住下跌的势头，今天多伦多综合指数再一次下泻 813.97 点，收报 10,900.54，这是2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在纽约市场，道指也下跌348.22 点至 10,482.85；纳指跌 92.68 点，收报 1,976.72。 （多伦多股市近2年走势图；来源：环球邮报） 加股之所以比纽约股市下跌更厉害，除了整个金融环境的影响之外，原油价下跌也是一个因素：纽约期货市场的原油又挫$4.56 美元，到每桶US$93.97，再一次跌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加元汇价也应声下挫，目前1加元仅兑0.9265美元。 警方奖赏10,000元 捉拿银行劫匪 如果您能够提供下图中1个银行劫匪的有关信息，并导致最终抓住案犯，加拿大银行家协会和多伦多警方将会奖赏您10,000加元。英文媒体报道说，该劫匪5年来在安省南部各个城市作案达20多起，而且每次的作案手法基本相同，即在银行对职员说他带有武器，命令职员拿出现金给他，但却从未显示过他所声称的任何武器。 （警方公布的劫匪影像；来源：城市新闻） 报道说，上述劫匪最先于2004年在多市、皮尔区作案，随后延伸至多伦多南面的城市诸如Kitchener、St. Catharines 和 Niagara Falls。此后他歇手2年左右，然后又故伎重演，去年在多伦多、Cambridge 和Oakville 犯案，最近的一次劫案发生在今年9月12日，地点在 44 King St. West 的一家丰业银行。警方将此人描述为：中等身材、年龄在28至35岁之间、重175到195磅、戴一副浅色边框眼镜、喜欢在肩上挎一个小包，以前有黑发，现在剃光头。如果您有任何线索，请致电警方：(416) 808-7350 或灭罪热线：(416) 222-TIPS 央街地铁线停运1小时后恢复正常 据英文媒体最新报道，今天早上6点左右，央街地铁线（Yonge line）的York Mills 站出现故障，导致Lawrence 和Finch 之间的地铁服务暂时中断，TTC当局立即派出穿梭巴士前往受影响的地铁站接送乘客。…

采访Jerry，相当轻松，就像聊天，永远不会有没话题的时候，也常常因为他的风趣在采访时让我“笑场”。也许他的个性和资质中亦已融入了西方人的幽默感？还有他说的话，有时成熟得不像他的年龄。经历造就一个人。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Jerry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更是一个有生活的人。 认识Jerry是在两年前，当时是去报导一场叫做“让英语不再是我们永远的痛”的演讲会，主讲人就是英语奇才Jerry Dai。说起来也许你不相信，原本是工作原因，想着拍个新闻照片就走人，而Jerry在台上充满活力、激情四射的演讲在开场的10分钟就引起我极大的共鸣和兴趣。结果我不仅听完了整个演讲，在回家的路上竟然还满脑子想着一定要把自己的英语按照Jerry的办法提高提高。 能将一场如何学好纯正英语的演讲变得如此生动精彩，想必这个80年代生的小伙子背后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故事。当天在后台我就跟Jerry说要作他的专访。可是惭愧啊惭愧，这采访一拖就是一年。今个暖冬的第一场大雪后，我们终于约定了采访时间，有机会认识了一个舞台下和教室外的Jerry。 坐在对面的Jerry虽然身着正装，带了副斯文的眼镜，却丝毫掩饰不了烁烁发光的眼神里透出的一种“新鲜气质”。怎么说呢，那是一种灵气。采访当然是用中文进行的（如果用英文估计我听懂的也就80%）。Jerry的国语、英语、甚至连他自己一说都笑得不行的东北土话都说得相当“正宗”。这真是一个语言天才！我想。 我不是一个语言天才 “我其实不是一个语言天才。”Jerry坐下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把我的想法给否决了。 Jerry来加拿大才六年多，年少成长的一大段日子都在中国，接受的是典型的中国式敎育。所学的英语大部分只是死记硬背的单词和应试技巧。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他自己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而别人的话他也是一知半解，他感觉好像突然与外界有了隔阂。 尽管在出国前有着雄心壮志，Jerry却因为不能与人沟通，浑身纵有使不完的力气也无济于事。于是，他下定决心苦攻英语。“语言根本不是靠天赋的！”Jerry又说，“学英语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艰辛历程。” 当初他并不知从何入手。为了练英语，他想方设法去找当地人聊天，试来试去结果是碰一鼻子灰。他总是先在脑子里用中文想好要说的话，再找到相应的英文单词，然后用所学的语法去套出要讲的英文句子。如此下来，说出去的句子结结巴巴，常常他还没说完，对方早把话抢了过去，语速飞快地又丢过来一大堆话。这样的话他当然听不明白，而“Pardon”多了也不是办法，结果对方早已失去了交谈的兴趣，而他自己也信心尽失。 但他不是轻易放弃的人。Jerry想，不如试试退回来“闭门造车”练英语。自从有了这种“顿悟”，他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完全用耳朵去感受纯正的发音，去捕捉一个个单词的开音合音、唇音齿音，去熟悉一个个句子的抑扬顿挫。 Jerry说，在开始的大半年里，他发痴似地寻找英语中每一个准确的发音部位，然后一遍遍地模仿。有时为了一个单词的准确发音，要练上一千多遍。他说，这真是个很痛苦的过程。 这期间，他做了很多旁人认为是“crazy”的事情，比如：刻意只看英文电视报纸，不交中国朋友，把电脑装成英文系统，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声跟电视主持人练发音等。Jerry说，这样做了一段时间的确有了成效，而不只有他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任何人都可以，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Only if you really want to!” “有没有说你象CBC（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人）？”我忍不住问到。因为除了语言，Jerry身上似乎还有着那种当地年轻人特有的随性和叛逆。“有，还有人说我更象ABC（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大概是因为我的口音吧，也许还有身高，嘿嘿……”说到自己的口音，Jerry的英语也可能是因为跟着练习发音的是美国电视频道，所以他的英语有美国口音。 我是很懒的一个人 “你想不到吧，我是一个被公认的懒人！而且我创造英语潜能学习法很大意义上还跟我的懒惰有关。”Jerry眨眨眼说，“你想啊，我妈当初叫我坐在书桌边每天背单词，看语法书，没多久我恐怕就会被闷死。”捷径通常都是懒人发明的，虽然在琢磨如何创造这个捷径时可能会花加倍的力气，一旦找到了正确捷径，之后就省力了。 对于Jerry来说，他一开始是逼自己一遍遍重复一个单词、一个句子，首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它的发音跟本地人一样没有任何“外乡”口音，而不是要记住这个单词的意思。听上去好像不怎么符合逻辑，可却很管用。当你发现自己的发音跟当地西人一样时，就会产生对英语的兴趣。其实，没有人天生对语言感兴趣，学语言都需要有足够的动力和有一个培养兴趣的过程。而在加拿大生存本身就应该这里很多华人学好英语的动力。 Jerry在日常生活中将听到的、看到的单词、句子信手拈来作为练习的材料，把练习的时间分散到每一个细小的生活环节中，比如洗菜时，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洗澡或上厕所，坐车时……，外向好动的他做不到安安静静集中较长一段时间学习。没想到自成的“懒办法”与专家推荐的最佳记忆法不约而同，高重复率巩固记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人在第一遍记东西时，一小时后会忘掉70％，第二次、三次之后，遗忘的频率会大大降低，重复次数越多，遗忘得越少越慢。 在经历了一年多痛苦的探索磨练，“懒人”Jerry的英语不仅让他在加拿大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更让在职业的发展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先后在加拿大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公司担任经理，然后又创办起了自己的人力资源公司。 有一天，Jerry母亲的一位朋友给他讲了佛教中的修炼级别，说施比受有福。这让Jerry得到启发，他决心把自己的学习方法总结出来，传授给为英语不好所痛苦的新移民。于是，他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开始了Jerry英语学习法的讲座和课程。 Jerry说，到目前为止，自己从事教授英语课正好两年，先后教授了900多名学生。看到学生的进步，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维多利亚学院开设的Jerry英语学习班中，有一名女学生毕业后马上找到了很少有华人能胜任的Telephone Marketing，全公司只有她一个华人，而她还成为最佳销售业绩员工之一。现在，在他的学生中，甚至还有韩国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 Jerry在语言上的成功吸引了很多媒体前来报导，而风头强劲的广告宣传也引来了传言。有人出言怀疑他是商业炒作，说是他其实是“CBC”只不过假冒移民自学英语来推广自己的课程。对此Jerry笑笑说，“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就当这是对我英语纯正的一种肯定。话说回来，我的中文肯定还是比英文好，而且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也都在中国，如果说我真是CBC，估计我是不会有心得体会来研究出这样的学习方法。” 我真的爱上了加拿大 Jerry除了在语言上成功融入了第一语言为英语的加拿大，他更在思想、性格和生活上渐渐完全融入了这个被他称作“AMAZING”的国家。 Jerry为了能够看懂加拿大最流行的冰球赛，花上了好几个小时将枯燥的冰球赛比赛规则一一研究清楚，自此他爱上了这项运动，不仅看，自己还打冰球；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西餐，强迫自己连续三天吃同一种开始时感觉难以下咽的伊朗菜，结果，他竟然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它的风味……。他认为，虽然东西方文化可能有所不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样地，比如对“爱”、“家庭”等的理解。 北美的生活可以是充满乐趣的。Jerry喜欢车，也喜欢开（快）车。他说，自己很喜欢速度的感觉。以前因为工作原因，有时候要开4、5小时的车去跑客户。除了渥太华（说来奇怪，加拿大的首都竟然没有去过），他足迹遍布安省的诸多区域。那个时候，他就边开车边享受大自然的风光。他还喜欢旅游，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开始发亮，神采开始飞扬。 在到各地的行程中，Jerry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当地民众对加拿大人的热情友好。就因为这，很多美国人都特地穿加拿大的Sweater和带有加拿大国旗的棒球帽。说道国旗，Jerry还想起了一次在尼罗河下游的旅行。朋友TOM当时相机被偷了，只背着两个背囊旅行的他们觉得处境很危险，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太阳下山时，Jerry把自己那块图案是加拿大国旗的头巾系在了船头，当阳光照在国旗上时，那种油然而生的安全感，让他更由衷地认为“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因为自己喜欢旅游，圣诞节，Jerry还给父母买了去古巴旅行的套餐，希望他们也可以像他一样体会丰富多彩的人生。他说，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要学会“DO SOMETHING!”and“ENJOY THE THINGS WE DO!” 电话:416-665-1888;…

(本网记者)10月1日，由多伦多华文媒体网络发起的“人人投票”运动举行新闻发布会，主办方邀请到多名参加联邦大选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和支持者到会。到会者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为什么要“人人投票”，呼吁有资格的选民无论支持哪一个政党、无论支持哪一个候选人，请10月14日一定参加投票。 多伦多华文媒体网络发起人之一刘穗安先生首先介绍了为什么要发起“人人投票”运动，并称目前正在与其他地区的媒体联合，争取搞全国范围的华裔“人人投票”运动。 媒体人彭良建博士用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投票，族裔的投票率低，就会被人看不起，也引不起当政者的重视，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华文媒体网络发起的“人人投票”运动 本网最近也连续刊发多篇有关加拿大大选的文章，网友的反应很激烈，许多网友纷纷从自己的角度阐述了为什么选这个政党而不选另一个政党的理由，各抒己见。因为网友的看法不尽一致，所以争论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关于华人是否该选华人的话题争论尤其多，近日一位网友还专门针对此话题电邮本网。他提出了一个多元化的话题，他认为在加拿大建立华人社区、南亚社区、意大利社区、犹太社区等等并不是单纯强调种族倾向，而是建立多元化的一个体现。他认为没有单个的民族何以组成多元的灿烂文化？那些千方百计阻止少数民族争取自身平等权益的人，才真正是有种族倾向，才是违背多元化社会准则的。他认为多元化不仅是来自选民的多元化，更是各族裔在国家各级政府的参政的多元化。华裔加拿大人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民族，国家议事机构没有华裔参加就不是完整的多元化。华人在国家议政的贡献是不能被人代替的，别人也无法替代的。 烈治文山自由党候选人韦伯辉、万锦市于人村保守党候选人邓德勤，社区人士袁海耀、陈焕玲、温庭山、伍子明、陈嘉年等人出席了“人人投票”运动新闻发布会。 据士嘉堡爱静阁区候选人刘秉纯介绍，他参选的士嘉堡爱静阁区有四万华裔选民，上届联邦大选揭晓后的数据显示，华裔投票率不到二成，华裔的声音因此未能正确传达到渥太华，也给政府留下一个“华人不关心主流政治事务”的错误讯息。 据悉联邦大选日为10月14日 (星期二)，但为顾及部分选民该日可能因为各种因素无法投票，所以订了三天“提前投票日”(advance poll)。这三天是10月3、4、6日 (本星期五、六及下星期一)。刘秉纯呼吁华裔选民，如果14日无法抽出时间投票，切记利用本周末到投票卡上指定的提前投票站，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刘穗安 彭良建 杨鸿 陈焕玲 保守党候选人邓德勤 自由党候选人韦伯辉 袁海耀 陈嘉年 温庭山 伍子明

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当听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黄艾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北京人，伴随着一次次到天安门游行，在政治风云中长大。他们，乃至这一代中国人，其生命岁月都不可避免地与天安门融为一体。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七中的初一学生李永明一大早吃过早饭，就随着学校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了。老师告诉他们，要到天安门去开一个大会，到了那里李永明才知道，是开国大典。 在现场，谁也不知道，大典什么时候开始，老师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互相拉歌联欢，不知不觉，午饭时间也过了。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上聚集了30万民众和将接受检阅的解放军官兵。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时刻。 李永明后来回忆说：“我猜想，中南海可能原来想上午就开会的，由于有种种原因，有些事没结束或办完，结果下午三点才开始。”实际上，此时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正在中南海开会。下午2点，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誓就任主席。下午3点，他与朱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那里，毛泽东发出了被载入史册的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一天，30万军民走过天安门。先是受阅部队走，再是等待在东长安街的群众队伍走，然后，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也移到了东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足足走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李永明记得，大典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人也饿坏了。 那一年，李永明14岁，刚刚从北京郊区的房山考入北京城里的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到天安门参加大型政治活动。他没有想到，后来他自己都数不清究竟去了多少次天安门广场，他一生中的最好时光都将与天安门广场相关联。 其实，何止是李永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北京人，乃至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的生命岁月，都不可避免地与天安门融为一体。 大清门，民国改为中华门，是真正的“国门”，位于天安门正南，50年代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拆除。 改造旧世界 李永明第一次来到的天安门广场，只有今天的五分之一大。他记得，“长安街上分别有东三座门、西三座门，广场南部还有轨电车。天安门以南正阳门以北，还有红色的围墙。”那是一个T形的广场，被围墙、城门和公交线路给包围。 严格说，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政治集会场所，只是皇家紫禁城的正门前的一块宽阔空地和通道。这样的广场，除了衬托皇家城垣的威严外，它的实际作用是可以容纳参加科举殿试的举子们在此等候“传胪”，得知自己是否金榜题名；另一个实际作用，是每年“秋审”“朝审”时，各级官员将被判刑的犯人的案子会审，等候皇帝勾决。特别是在朝审时，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要一排排地跪在这里。 说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T”形，是因为它向南伸展，南北方向伸出一条宽65米、长达500多米的长道，直到正阳门。当年的长道两侧，有“东千步廊”和“西千步廊”，千步廊外侧，分布着明清两代的朝廷衙门“五府六部”，如礼、吏、户、兵、刑、工诸部，中军都督府、大理寺等等。所以，这里历来也不是普通百姓能来的地方。 大清门迎銮，应该是1901年慈禧、光绪自西安回銮时进大清门时的情景，远处是天安门 历代封建王朝并没有为城市提供政治集会场所的意识与传统。但新生的共和国则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就是把这些“五府六部”逐渐拆迁推平，使天安门广场真正扩展为一个方形的、能容纳100万人的世界最大广场的过程。 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1949年10月，李永明加入了共青团。他成为一名学生积极分子、学生干部。他记得，那时的政治活动特别多。“比如庆祝党的生日的报告会，或是革命前辈讲他们的经历。我听过廖承志、肖华的报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树林里、或是故宫的太和殿广场……不是学校所有的人参加的，因为我是团员，老师就让我去。” 这些成了政治课堂的北京文化古迹，都在天安门附近。每次李永明都是走着去，像第一次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时一样。李永明的学校在旧鼓楼大街，离天安门有十几里路，步行需一个多小时。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一路高歌，大家也不觉得累。“那时去天安门都是走着去，哪有车？没这个条件，那时连公共汽车都少。”当时的北京城，城区还基本限制在今天的二环路以内，住在西直门或是建国门，就已经是住在了北京城的边上。从老城区的各处步行到天安门，一般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在人们的体力范围之内。 正阳门，俗称前门，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1900年，城楼和箭楼为八国联军所毁。照片上是重建前的前门。 从开国大典之后，北京年年的“五一”和“十一”都举行游行，李永明基本上年年参加，他眼看着天安门广场在逐渐扩大：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而真正的扩建，是在1958年，为了迎接共和国的10年大庆，这一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一广场的诞生 天安门广场究竟要建多大？在1950年代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始，参与讨论的苏联专家曾提出，当时北京的人口只有140万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广场“一般都是五六公顷”，所以不宜搞太大。这里，一个可比的广场是，莫斯科红场的面积为9公顷。但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中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活动时“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所以广场的面积不能太小。其实，到了1956年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有十余公顷了。 这件事情是毛泽东拍的板。1956年10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透露了毛泽东对于北京人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事实上，在195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 繁华的前门大街。 曾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设计的陶宗震回忆，当时，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规划设计任务：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尺度，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44公顷。 本来，陶宗震在自己的设计思路中，对于广场会不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都有所考虑。但对于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考虑，首先是政治的。陶宗震记得，有一天，一位名叫辛毅的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来见他。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即长安街与广场融为一体），以便于游行集会。 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这张照片，反映了那段历史。因此，极为珍贵 实际上，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已经完全把苏联人抛在一边。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当听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对此，历史学者洪长泰有一个评价：中苏关系在50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中共要建成一个在各方面（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是可以理解的。 195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和国庆十大工程同时开工。10个月后，它在世人面前亮相，人民大会堂等周围建筑也同时以惊人的速度竣工。此后，天安门广场虽还有过若干次扩建改造，但它今天的基本风貌就在1959年奠定。 广场建成了，在这里举行的游行盛典，也开始成为一种宏大而严密的仪式、浩瀚复杂的巨大工程。 1950年时的天安门 集体的年代 李永明是在1958年被调入北京团市委的，从那一年开始，他开始年年参加国庆节游行的组织工作。 本来，从1949年以后，年年“五一”、“十一”都有游行，但在1956年以后，就只有“十一”才有游行，“五一”改为游园。 李永明记得，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时，学校对参加者没有多少限制，想去的人基本都能去，而且，也不用事先训练。最多，大家在去之前，要准备一些花束和旗子。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那种相对散漫自由的游行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 到了1958年，参加游行的人，尤其是带队的老师，是需要政审的。李永明到北京市团委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老师进行政审。“思想只要是不右，对共产党没有反感、没说过一些不满的话的，基本上就可以使用。”李永明这样解释政审的标准。 参加游行的学生也需要选拔。1965年时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一的温飚，记得那年她参加体育方阵中的“游泳大军”，她们班一共只选上了十来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要看政治条件、家庭出身，又要求有身高，“女生都得一米六以上”。 游泳大军的服装，是一身红色的连身游泳衣。不过她们经过天安门时并不需要做游泳动作，而是以正步通过，从东标语塔走到西标语塔，有800米的正步，头向右甩，和受阅的士兵们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