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18日，英国默西塞德郡的沃尔顿夫妇在接受不孕症治疗后，没想到竟打破了1/1040亿的不可能概率，一下子生了一组六胞胎女婴，她们成了世界首例、也是唯一一例全部存活的全女婴六胞胎。今年11月18日，当年的6胞胎女婴将迎来25岁生日，如今她们个个长成了如花似玉的性感美女，并惹来无数小伙追求。但让沃尔顿夫妇“发愁”的是，如果6个女儿在同一年出嫁，那么高昂的嫁妆费非得让他们倾家荡产不可！ 首例全女婴六胞胎 据报道，现年58岁的格雷厄姆和55岁的詹妮特·沃尔顿住在英国默西塞德沃拉西市，母亲詹尼特是一家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父亲格雷厄姆除了从事广告绘图工作外，还是一名兼职演讲者。据悉，夫妇俩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结婚后，詹妮特就被查出患有不孕症，3年里接受了多达13次试管受精治疗。但是，詹妮特都没有成功怀孕。就在夫妇俩准备收养一个小孩之际，医生却突然宣布——詹妮特已经怀孕了，而且还是6胞胎！ 1983年11月18日，詹妮特在4分钟之内生下了6个女婴，沃尔顿夫妇和他们的6胞胎女儿成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头条。 六胞胎姐妹花全都长成性感美女 六胞胎姐妹花小时候 父母分不清谁是谁 据悉，沃尔顿夫妇给6个女儿分别起名为汉娜、路茜、路丝、萨拉、凯特和詹妮弗。由于夫妇俩从来没有一下子照顾6个女婴的经验，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指导书可查，格雷厄姆不得不请了一年假，专门在家帮助妻子照顾六胞胎女儿。由于相貌太相似，甚至连父母也分辨不清谁是谁。为了不至于将每个女儿搞混淆，沃尔顿夫妇为每个女儿准备了一张床，在墙上为每个女儿都贴上一张表——当为其中一个女儿喂过食或换过尿布后，这个女儿的名字上就会被画上一个钩。 全都长成性感美女 一晃24年过去，11月18日，当年的6胞胎女婴将迎来25岁生日。如今，她们个个长成了如花似玉的性感美女，也因此迎来了众多男孩的追求。六姐妹个个性格不同，有的性格开朗，有的则相对比较内向，甚至多愁善感。而且，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追求爱好也不相同。 6个女孩健康成长，是沃尔顿夫妇感到最快乐和最骄傲的事。 老爸最愁女儿出嫁 据悉，6名女儿在18岁后不久就搬出家门独立居住，令沃尔顿夫妇轻松了许多。然而几年后，这6名女儿中的5人又一个接一个搬回父母位于沃拉西市8个卧室的家中同住。 尽管对于一般家庭而言，这将极大地增加父母负担，但沃尔顿夫妇却高兴地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6胞胎女儿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和安慰。父亲格雷厄姆则称，他最担忧的是女儿出嫁。格雷厄姆幽默地说：“我最愁的是6个女儿万一在同一年一起出嫁，那6笔嫁妆费就得让我倾家荡产不可！”

近日，一位有良知的厨师，目睹了行业中，一些不法经营者置消费者身体健康于不顾，在食物中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甚至将罂粟籽磨成粉加入调料中，坑害消费者。他愤然走进编辑部，向记者自曝饭店经营黑幕。 羊肉精让猪肉变“羊肉” “一些烧烤店卖的羊肉串有一部分是猪肉的，只不过是用了一种叫‘羊肉精’的调料‘拌’的，用这种‘羊肉精’浸泡过的猪肉带有羊肉味。制作过程中也有很多猫腻儿。要选肥瘦相间的猪肉，因为这样的猪肉和羊肉外观比较相似，吃起来比较香，口感也好。把原料切成小方块，每一块都要肥瘦兼顾，拌入十多种作料后，就制成了‘羊肉串’。”这名厨师说。 他还说：“这些店铺这么做是为了减少成本，现在羊肉20元钱一公斤，猪肉14元一公斤，当然是用猪肉更省钱。其实，这些烧烤店，最后恐怕连猪肉的质量都保证不了。” 羊肉精让猪肉变“羊肉” 记者暗访商家违规经营 (黑龙江)大庆的食品添加剂商铺，主要集中在萨尔图铁西地区。记者以商户的身份，携带着摄像设备，对这里进行了暗访。 在一家商铺，记者问售货员：“我要烤羊肉串，这里有没有能让猪肉变成羊肉的调料？” 售货员说：“有，这种羊肉精就可以，加到肉里就有羊肉味了。” 记者提出要看看货，售货员拿出一个圆柱形铁罐，上面印有羊肉精的字样。售货员对记者说：“这是复合型的两斤装，23元一盒。”记者又问：“有没有调好的调料？”售货员用手指向另一个摊位说：“他那里有，烤羊肉串和做麻辣烫的都上他那儿买料。” 于是，记者走向服务员所指的另一个摊位，故作神秘地问道：“我要烤羊肉串，有没有让人吃起来上瘾的调料？”这名商贩机警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迅速从货架后面拿出一个塑料袋包裹的东西。打开两层塑料袋后，展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个有些生锈的铁罐。 商贩打开铁罐的盖子，让记者闻了一下，记者感觉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就顺口说了一句：“真香。” 这名商贩有些得意地介绍说：“这是用大烟籽磨的粉，人吃起来肯定上瘾，一些烧烤店、火锅店都用它。” 记者又问：“这些东西让卖吗？”商贩回答：“回头客很多，我也就这么卖了。” 在铁西天桥下另外两家食品添加剂商店采访时，记者询问有无烧烤调料可以使人吃上瘾时，两家的商贩均拿出巴掌大小的塑料袋，内装的是白色粉末，称里面有一些大烟成分，但在国家准许的范围内。其中一家商贩拿出的装有白色粉末的塑料袋上全是英文。

郭晶晶即将踏上豪门之旅,而这扇大门打开前,似乎还有很多事情要经历。本周出版的《南都娱乐周刊》就曝出上周，郭晶晶和霍启刚在北京街头发生争吵，而更重要的是引起争吵发生的原因，并不是普通琐事。 郭晶晶与霍启刚自曝出恋情后，在媒体前一直以恩爱情侣形象示人，加之郭晶晶的阳光、健康形象，二人颇有成为豪门中“模范夫妻”的前景。然而郭晶晶上周却在北京街头与霍启刚发生争吵，更被媒体捕捉到了争吵的细节。 据媒体了解，争吵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另外一个男人对郭晶晶搂搂抱抱。而在争吵后独自离去的霍启刚看上去很生气,不服输的郭晶晶质问发脾气的他:“你还有完没完?！”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新网11月18日电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一提起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人们眼前立刻会出现一个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不夜城，整个区域里充满了各种的营业场所，举凡吃的、玩的、住的、情色的应有尽有，而这里也是大型的红灯区，混杂了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权谋和贪欲；华人作家李小牧的纪实作品《歌舞伎町的案内人》，更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皮条客在歌舞伎町的全景生态，在人们印象中，歌舞伎町是一个充满刺激、惊险、动荡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国人皮条客淘金的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最近记者在歌舞伎町采访时发现，歌舞伎町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记得几年前记者在歌舞伎町采访时，走不过10米就会有中国皮条客来跟你打招呼，主动为你介绍各种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是最近记者在走访时发现，这样的皮条客已经很少见，歌舞伎町的各个街道和胡同也都显得空空荡荡，偶尔有日本的皮条客来打招呼，而主动上前来打招呼的中国皮条客却一个都没有看到。 一个仍在歌舞伎町做皮条客的中国人告诉记者，现在歌舞伎町中国人皮条客正在经历着萧条与转型。 萧条——来自世界与中国 歌舞伎的皮条客服务对象一般是中国大陆的来访者、韩国人、日本人、中国香港人和台湾人，但是去年年底以来，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先导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日本货币陡然高升，客人一下子少了许多。日元对韩币等货币的比价甚至高涨一倍，这也使歌舞伎町的饮食业、色情业受到了打击。 现在歌舞伎町做皮条客的小刘对记者说：“以前韩国人、中国香港人来得很多，但是现在一下子少了许多，对我们的生意影响很大。”另一位皮条客小孙说：“以前日本人很多都到这里享乐，但是经济一不景气，大家最先节省的就是喝酒、游玩的费用，该来这里喝酒人都买点酒回家去喝了，藉着酒劲儿顺便玩玩色情的事也就免了。” 而中国大陆客人现在也明显少了起来，日元高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旅游客人现在正在向关西转移，游关西可以访问京都、奈良两个古都和大阪一个闹市，大阪的吃喝玩乐不比东京差，而且很便宜。 留学生——不干这一行也没什么好干的 留学生小刘在一所专门学校里学习，由于这里的工作已经挣不够生活费和学费了，因此有时他还去打些零工。 记者问小刘：“挣这么几个钱，那为何不去做料理店，在那里刷碗，一个月也要挣上个十几万吧？” 小刘说：“你说的那也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在料理店刷碗也非常不容易呀。比如说，在开始去的时候，和老板说好从傍晚5点干到晚上10点，但是如果晚上没有客人，那么老板就会对你说，对不起，没有客人了，你回去吧。什么时候回去，工资就算到什么时候，因此你要是干刷碗的工作，也无法知道你挣到的钱够不够，开始算自己的工钱时觉得挺乐观，但是工没打完就回家的时候多了，就无法计算能赚多少钱了，哪都不景气，就对付着在这里干吧。” 现在还有一些留学生在这里讨生活，但是他们干得似乎很辛苦，“每个月有二十四万到四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似乎已经成了过去的故事。 从“专职”到“业余”——皮条客的转型 以往在这里讨生活的中国人，虽然有的是学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已经毕业、就职，有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份收入，结婚生子的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们留恋这块曾经作为他们的“衣食父母”的歌舞伎町，那站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奔忙的兴奋与期冀仍然在他们心中萦绕，于是他们下班以后，又来到了歌舞伎町，作为业余职业，干起了皮条客。 小孙大学已经毕业，现在日本一家商贸公司就职，每月工资24万，新年和盂兰盆节还有奖金，而且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孩子了。但是他现在每天晚上还是来到歌舞伎町。 小孙说：“现在我在公司搞一些资料翻译等，但是在当学生的时候打夜工打惯了，下班以后睡得太早也睡不拝，因此就又来打工了。我现在固定在一家脱衣舞场拉客人。这家脱衣舞场的门票是5500日元，但是考虑到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因此我拉到的客人一般可以减价到4000日元。” “现在和做留学生的时候不一样了，以前是挣学费，挣生活费，因此挣不到钱的时候很焦急，但是现在不指着这点钱生活了，压力也没有了，就是挣个零花钱。” “像你这样的把皮条客当成第二职业的人目前在歌舞伎町能有多少？”记者问小孙。 “差不多有一半吧。” 听了小孙的话，记者深深地体会到：歌舞伎町的皮条客有很大一部分正在从“专职”向“业余”转型。 中国卖春女们今何在？ 在东京新宿红灯区，有拉皮条的中国男，也有站在马路边强行拉客按摩的中国女。2001年左右，东京歌舞伎町一位华人经营者估计，仅这个地区，在中国人经营的“斯纳库”里打工的中国陪酒女就不下三千人。这些人有的人从表面看起来是按摩女或陪酒女，但是也有许多是在“斯纳库”等著客人来领她们“出场 ”。 她们没事时就坐在那里陪陪酒，唱唱卡拉OK，有人来领就出场。一个来自中国河南的30来岁的女子当时对记者说，有时每月也可以挣60多万。 “这些小姐现在还有吗?”记者问在这里混迹8、9年的小孙，小孙说：“不能说没有，但是已经非常少，非常隐蔽了。这里现在一般都做合法的生意，秩序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有许多骗人的店，比如说进去时说好是1万，走的时候被敲诈5万等，现在这样的店基本上没有了，大家做得都很合法。这几年打打杀杀的事情也没有了，有了矛盾，大家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大家似乎都认识到了，打打杀杀对谁都没有好处，还是和气生财。” “那么那些干合法的色情业的姑娘们中有没有中国人呢？比如说脱衣舞女中？” “在这种全脱的店中是没有的，但是歌舞伎町中有一种高级的脱衣舞场，边喝酒边看表演。这样的脱衣舞场中有一、两个中国人。但是这样的脱衣舞场对身份要求比较严格。” 星移斗转，白驹过隙，也许歌舞伎町现在每晚仍是灯红酒绿、五光十色，但是它也在世界的变化中经历萧条与繁华，兴盛与衰落，像一条彩色的河流，随着这河流涨落在其中讨生活的年轻的中国人，也在尝尽其中的荣辱兴衰与甜酸苦辣……

11月17日上午9时左右，我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反映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 市委和相关部门及时进行了接访，上访人员不听劝阻，聚集和围观群众陆续增加，最多时约2000人。18日零时左右，部分上访人员冲击市委机关，砸坏部分车辆和办公设施。截至凌晨2时，大部分群众已经离去。 接到报告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17日下午5时，省委书记陆浩、省长徐守盛作出批示。18日凌晨，陆浩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就陇南群体性上访事件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处置意见，要求陇南市委、市政府采取措施，迅速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陇南灾后重建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核心提示：15日晚，四川北川擂鼓镇男子杨俊杀妻后自杀，夫妻二人相拥离世。他们的家人及当地居民都称杨俊是因为震后产生心理障碍。之前夫妻二人很恩爱，妻子生病时，杨俊陪侍妻子一周，天天陪着病妻出来晒太阳。但地震后，杨俊整个人都变了。 朱菊华做的羌服在当地很有名 夫妻俩的离世在当地很轰动 20万元的新房毁于地震，杨俊很心痛 波娃面对失去双亲的痛苦 四川在线11月18日报道 朱菊华，北川擂鼓镇有名的裁缝，她缝制的几十套羌族民俗服装，刚刚在震后首个羌历年活动中大放异彩;丈夫杨俊，则是当地出色的木匠，搭得一手好圈梁，灾后重建，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但这对擂鼓镇的名人夫妻、恩爱伴侣，却在15日晚双双身负刀伤，死在自家床上，杨俊的脚上还缠着一圈电线。 目前，警方正对事件进行调查。记者现场调查发现，夫妻俩的亲人和当地居民都认为，“杨俊因为震后产生心理障碍，先杀妻再自杀。” ■初步认定 夫妻两人“相拥”离世 杨俊的家位于擂鼓镇胜利村1组，紧邻擂鼓镇集市，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虽然在地震中变成了危房。但这房子一直是朱菊华设计制作羌族民俗服装的作坊，她和丈夫晚上都住在这里，分得的板房则由公公婆婆和两个孩子居住。“15日下午，我们最后见到他们。”杨俊的父亲杨德富说，当时有加拿大客人访问擂鼓镇，儿子、儿媳就陪着女儿去参加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上，女儿航航穿着朱菊华设计制作的一身浅粉色茂县风格羌服，赢得了很多掌声，这让朱菊华夫妻俩很高兴;当日傍晚，他们还热情接待了一位前来定做羌服的朋友。 当日晚上，悲剧发生了。晚上11时许，正在北川中学读初一的大儿子波娃推开父母房间的门，发现父母“相拥而眠”，他走上前去才发现：母亲朱菊华脸上有三处刀痕，鲜血顺着面颊流下打湿了枕头;父亲杨俊左手腕有一道伤口，脚上还缠着几圈电线。警方通过现场勘察初步认为：朱菊华脖子上有掐痕，是窒息而亡;杨俊手腕伤很浅，从现场看，是触电自杀。 ■幸福往事 他牵着病妻晒太阳 一个是有名的羌族民俗服装高手，一个是出色的木匠。杨俊和朱菊华这对名人夫妻的非正常死亡，在擂鼓镇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其亲属从警方的现场勘察结果推测，因为某种原因，杨俊先将妻子杀死，再欲自杀，因割腕未成功，又选择触电自杀。这种说法被很多人接受，杨俊夫妻双方的父母和其他亲属都默认。“杨俊做出这种事情，太混了!”杨德富痛苦地说。 杨俊的母亲告诉记者，杨俊和朱菊华相识于14年前。当时，24岁的杨俊靠着木工手艺在当地已有些名气，于是托人到处介绍女朋友，介绍了好几个，他都没看上眼，直到有人介绍比杨俊小3岁的朱菊华，他们是一见钟情，自由恋爱后不久就举行了婚礼。杨俊生性内向老实，朱菊华性格很直，夫妻俩却很少斗嘴。给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朱菊华患重感冒后，杨俊硬是推掉了上万元的活儿，陪侍妻子一周，“每天下午都牵在一起出来晒太阳。” ■探询根底 他有了严重心理障碍 “唯一能解释的是，地震后杨俊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亲属、邻居、村干部都认为，是杨俊的心理障碍毁掉了这个美满家庭。 “地震过后他整个人都变完了!”杨俊的父亲杨德富说，“地震后，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焦躁，动不动就大声吼叫，甚至是摔东西。”“房子也是儿子的另一个心病，房子是去年底才修好的，花了20万元。修房子时，家人都反对，但儿子一意孤行，硬是把房子修了起来，还欠下了2万元外债。地震把房子毁了，经常能听到儿子自言自语，说房子没了，钱也没了，啥都没有了。”杨德富说，因为这些事情，他和朱菊华之间开始有了小摩擦。杨家亲属认为，因为杨俊心理障碍在15日晚突然爆发，才选择了先杀妻，再自杀的愚蠢行为。而杨家人也开始自责，“为什么没带他去找专家疏导一下?”悲剧无可挽回，伤痛难消，他们膝下一双儿女，波娃刚念初一，航航还在擂鼓镇小学读三年级。两个小孩刚刚经历了地震的伤害，如今又不得不接受父母双亡的事实，他们脆弱的心灵如何能接受?

11月15日，20国集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金融峰会。参与会议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工业国家之外，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发展中经济体，比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也就是所谓的“金砖四国”。发达国家认为，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就无法克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等人。 施泰因迈尔认为，“金砖四国”不应该继续被当作小朋友对待，而是应该成为正式的协商伙伴。其他一些带有穆斯林色彩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海湾国家，也应该参与进来。因为这些新兴工业国拥有发达国家急需的资源。 新兴工业国家在近几年内已经展示了自己极高的景气潜力，并同时要求得到与此相应的政治地位。施泰因迈尔表示，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合作的自信表现和强烈意愿必须得到重视，“我从与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许多国家的会谈中了解到，这些国家对于未来世界的责任感正在不断上升。我们因此也必须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责任。我觉得，目前各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作出的努力，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一步。” 尽管如此，在寻找解决经济危机的共同方案时，意识形态之争也露了一小脸。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诸如国有化这样的援救措施报以嘲笑。北京方面表示，这些措施都带有社会主义的痕迹。布鲁塞尔欧洲研究中心的贝尔科夫斯基表示，“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批评。他们采取了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且多年来都在向中国这样的新型工业国家指手画脚的说，社会主义不好，国家干预不好。当然新兴工业国家或者中国现在并不是幸灾乐祸。但我想，发达国家今后面对新兴工业国的时候的道德优越感不会像从前那样高了。”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国政治上的接近。持续的金融危机正在考验各国的真正实力。一些国家希望走出危机，而另一些国家则期望在危机中树立自己新的形象。

今天（11月17日），署名为“老馋猫”的网友将他拍摄的几十张小偷照片发到了宁波几个知名论坛上。“老馋猫”宣称手里一共有100多张类似的照片，将分四批发到网上，以提醒市民在公共场所注意防盗。“老馋猫”在网上发表了声明，说如果小偷们认为这些图片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可以告他。帖子一出现，立即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 小偷照片网上曝光 11月17日，署名为“老馋猫”的网友以《宁波小偷大曝光第一季目露贼光》为题将数十张小偷照片，还有一些视频上传至网络曝光。这些小偷有的正将手伸进别人的包里，有的正在掩护同伙，神态各异，惊险刺激。其中一段视频拍下了这么一件事：一个贵州人在宁波打了大半年工，因为企业效益不好提前回家。在南站，他大半年打工积下的钱被偷走了，坐在地上痛哭。 除了照片，“老馋猫”还发了文字说明，注明这些小偷喜欢在哪里作案，作案的手法是怎样的，有的照片还附了受害人的感受，可谓图文并茂，冲击力很大。此帖一上网，就引来了网友们的关注，大家纷纷叫好，有的称他是一条汉子，有的说他为市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网友称他为“揭黑侠” “老馋猫”在网上有较高知名度，一年多来，他利用手中的相机偷拍下了大量“来自底层”的照片，有各种各样的街头骗局，有街头流浪儿童的凄惨生活，还有注水猪肉等“揭黑”照片，网友称他为“揭黑侠”。“老馋猫”是一个神秘的人，很少以真实面目示人。 据“老馋猫”介绍，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宁波人，深爱着宁波这块土地。“老馋猫”称他很留心身边的一些生活细节，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不可思议” 的事情在发生着，于是他开始利用照相机和网络展开了他的“揭黑”生涯。这些小偷照片都是一年多来他在各种场所偷拍的，有的以前在网上已经展示过，这次之所以集中发上网，一是发现小偷很多，想帮大家实现“天下无贼”的梦想；二是快到年底了，正是窃案高发期，想用这种方法给老百姓提个醒。 每张照片都有故事 谈起拍这些照片的经历，“老馋猫”称每张照片都有一段故事。问起他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小偷，他说他有过被偷的经历，也看到过很多人被偷的场景。 “其实丢失财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之后笼罩在心头的阴影。小偷盗走的财物可以计算，但是给受害者带来的心理伤害无法估量，尤其是入室盗窃。”“老馋猫 ”介绍，因为长期同小偷斗争，他受到过威胁，相机也被偷走过，丢失了很多资料。他说他还曾混进群偷集会现场，差点被认出来，幸好逃得快。 由于“老馋猫”对小偷太了解了，甚至有人怀疑他曾经也是个小偷。对此“老馋猫”说，他不想分辩。“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触及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唤醒更多的良知和真善美！” “老馋猫”说，他是家中独子，所做的一切都是瞒着家人干的，他不图名利，只是想让家乡变得更美些。记者问他：“考虑过个人安全问题么？”他说：“我学过四年跆拳道，保护自己的能力还是有的。人活在世上，总该为社会做点贡献。” 律师谈了几个问题 “老馋猫”在声明中说，如果这些小偷认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可以和他打官司，他将奉陪到底。他也希望小偷们看到这些照片后，能洗心革面。 这种方式合乎法律规定么？记者就此采访了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强。宋律师称，他对“老馋猫”关注民生的勇气非常赞赏，但是有几个法律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第一，自然人无权认定谁是小偷，这些照片只能是一种证据，究竟照片里的人是不是小偷，最终还要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定；第二，公民的名誉权和肖像权受法律保护，即使这些人真的是小偷，其肖像权和名誉权也同样受法律保护，如果被曝光的这些人认为“老馋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到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有一个前提，根椐民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他们要向法院提交自己不是小偷的证据，否则法院可能不会受理此案；第三，此案属于民事范畴，不告不立，就是俗话说的“民不告官不究”。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让我们对过去三十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有一个深刻的反省，只有如此，才能对未来应当走的道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总的来看，我建议用”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式来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总体来看，中国要改变，必须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国家制度的设计，其目的是用来改造社会，改造人，而不是用于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国家-社会的关系中，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的力量远远大于社会的力量，国家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层面，并最终直接触及到个人。 这种关系，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力量无法保护自己，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屏障作用，这是中国人权状况极为恶劣的制度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的态势至今没有决定性的改变。而大量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国家-社会关系失衡的表现。 因此，未来的十年，观察中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看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当有一天，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使得社会力量开始接近国家力量的时候，就是”黄金交叉点”的出现，那时就是中国真正实现政治转型的起点。 这样的”黄金交叉点”会不会出现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既不是政府有意引导产生的，也不是政府乐于看到的—就是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 随着计划体制的不断萎缩和国家权力从若干社会领域内有限地撤出，由国家垄断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局面逐渐改变了。首先在农村，然后在城市，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大的空间。 社会流动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样性也日益明显。在此过程中，国家开始失去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过去数十年里行之有效的思想控制难以为继，正统意识形态不但面临各种新思潮的挑战，而且为旧事物的复苏所困扰。目睹宗族、寺庙、教堂和传统礼俗在全国范围内的重现，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旧的风俗、习惯、信仰和行为方式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在长期严酷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在一夜之间复苏。 自然，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空间扩展而出现的并不只是旧的社会组织和行为方式，而且有许多更具现代意味的社会组织形式：各种中介性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职业团体以及与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联系的大大小小的结社。 这些社会组织既不同于旧式的的社会组织如宗族，也不同于1950年代以后建立的各种所谓”人民团体”或”群众组织”，后者虽被冠以”人民”、”群众”之名，实际只是官方组织的延伸。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正是这类中介性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构成中国当代公民社会的核心。 前景乐观 公民社会的力量体现之一，就是打破中共舆论垄断的前景，已经显得清晰和乐观起来。目前，比较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除电子信箱外，还可借助于动网通、自由之门、无界浏览等软件直接登陆境外中文时政网站，借助这些软件，网民可随意浏览大量境外电子媒体的信息，并与这些媒体的相关栏目形成互动，因此，这些软件将成为中国社会信息自由传播的中转站和加速器。 我们相信，随着能够登陆境外时政网站的中国网民的增加，网络异议社区的壮大将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那时候，中共所面对的政治压力将大大加重，这将迫使他们在政治镇压上有所顾忌，而民主变革的步伐，也将因自由资讯的传播而加快。 中国社会多年累计的政治难题，已经不允许这种变革无限拖延下去。而这种网络异议社区的壮大，也使得全中国的异议人士更容易沟通和交流，使异议者的行动更加成熟，并且形成协作与配合，勾画未来民主社会的雏形。 可以预期，随着这些公民社会成分的进一步增长，国家权力掌控社会的程度和程度都会进一步受到削弱。中国未来的改革应当朝着发展公民社会，壮大公民社会的方向前进。我们期待着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出现黄金交叉点的那一天的到来 。

“37年来我们所有的开支都AA制，明明白白记在账本上。”家住北碚城区的董德利、刘云芳夫妇恋爱10年、结婚27年，习惯将生活中所有的花销都实行AA制，并将各种开支记录成册。这种“亲兄弟明算账”的做法不但没有令二人产生不快，夫妻间反倒从未红过脸，更不要说吵架了。昨日，董德利夫妇愉快地向记者诉说，这是他们的另类爱情保鲜膜。 37年两人收支共23万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北碚培东大桥董德利的家里采访。他抱出5本厚厚的笔记本，这些笔记本有的纸页已经发黄，里面有用圆珠笔写成的两人每月的总收入以及支出，并且夹带着他们这几十年的工资单，从相识以来，两人的所有收入以及支出都明确记录在这些账本上。 董德利告诉记者，他今年55岁了，退休前是北碚航速公司的跑船工人。妻子刘云芳52岁，曾是搬运工人。两人从1971年开始恋爱，到1981年才结婚。他们统计得知，在共同生活的37年中，两人总收入23万元，支出也差不多是这么多，刚刚扯平。“37年来收支平衡，我们买的所有东西，大到家电、小到绣花针，花了些什么钱，花了多少钱，都记录在账本上。”董德利称，由于家贫，日子过得精打细算，夫妻俩决定对每一分钱的去向都要做明细账，因此有了记账本的习惯。 谈恋爱时就实行AA制 “我们从来没有为经济上的事情吵过架，红过脸。”董德利拉着老伴的手说，他工资不高，1976年刚开始工作，工资低得很。“那时我们还在恋爱，她从不嫌弃我，在一起需要花钱的时候，她都坚持各付各的账，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AA制。”董德利说，不过他们也不会很死板，有时候谁手头宽裕些，谁就承担那个月开支的大头，不过买了什么，由谁出的钱，都会记在账本上。 遗憾未给妻买像样礼物 “其实记账本、AA制，都是妻子提出并坚持下来的，后来也就习惯了这一做法。全靠妻子的好脾气，支撑起这个家，才幸福地走到今天。”董德利开心地告诉记者。然而，董德利心中也有遗憾，他觉得这么多年来，两人生活中的一切费用都AA制走下来了，一件像样的礼物也没送给妻子，挺对不住老伴的。 据董德利的邻居张女士介绍，她和董德利是二三十年的邻居了，从未听到过董德利两口子吵架，都知道他俩是那里的模范夫妻。 账单摘抄 1986年3月1日：白糖3.7元，洗发膏2.64元，雪糕2支0.32元 1986年3月3日：杨梅0.08元，奶粉3.27元，布娃娃0.30元，鞋油0.36元，糖1两0.20元，蛋2.6元 1986年3月4日：包子和馒头0.18元，肉片0.40元，干面1.38元，雪糕0.16元，白油0.20元 1986年3月5日：小菜0.08元，米花糖0.20元，两个棒棒糖0.05元，蛋糕0.15元 1986年3月6日：两条裤子30.5元，雪糕0.30元，冰糕0.05元，柑子1元，冰淇凌0.20元，内裤2元 1986年3月7日：肉2.9元，雪糕0.15元，葱0.10元，蒜0.08元，小菜0.13元，红薯0.34元，魔芋0.39元，海椒0.39元 纵深 女儿：将沿袭父母的AA制 “小时候很不理解他们的做法，觉得那些账本就是一串数字，没劲。”董德利25岁的女儿董雪莲告诉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父母的爱情有了新的理解，也接受了他们这种外人看来“怪异”的相处方式。 “每个家庭、每对情侣都有自己的爱情保鲜法，记账本、AA制应该就是父母保持自己爱情牢固、新鲜的‘粘合剂’吧。”董雪莲称，从18岁开始，父母就灌输给她要独立的意识，受父母影响，她也有了消费记账本的习惯，并且和朋友在外面吃饭都习惯AA制。“这样挺好的，花自己的钱安心。”董雪莲说，她会将这种另类爱情保鲜膜带进以后的婚姻生活中。 专家：利于彼此有独立空间 据重庆天爱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李晋伟称，“AA制”貌似斤斤计较，把夫妻关系物质化了，但更有利于夫妻之间彼此有独立的空间和边界，坦诚相待。现代人讲求人格的自由和独立，而没有相对自由的经济空间，哪来独立自主的人格?何况“AA制”并非绝对分割收入，而是合二为一、合大分小、合久分短。一句话，钱还是家里的钱，只不过夫妻二人各自有相对独立的支配权罢了。总之不管是AA制还是大锅饭，大的前提是促进婚姻品质，如果和这个初衷有违，那就需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