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本周末在华盛顿举行。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之际，代表全球90%经济产值的G20领袖齐聚一堂，成为各国媒体的聚焦点。英美媒体纷纷刊文指出，新兴经济体将在的全球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他们异口同声地惊呼：世界变了！ 英国广播公司刊文说，仅从G20峰会的出席名单，就可知这是一次令人侧目的会议。“全球经济峰会”曾经是七国集团（G7）或八国集团（G8）的同义词。然而，世界变了。如今要探讨全球经济问题，不能没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参与。 文章说，毫无疑问，全球正面临经济衰退。不过，各国通过协调应该可以更有效地减缓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此前各国央行之间已经有一些默契，本次峰会或者意味着各国的进一步合作。 英美媒体认为，G20峰会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将在的全球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美联社刊文分析指出，G20峰会反映了世界经济力量平衡的转变。 文章说，老牌经济强国和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齐聚一堂，他们或许不会改写全球金融的游戏规则，不过，他们承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这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这些国家罕见地表现出团结，并誓言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好地规范全球市场，并对40年代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老式金融机构作出改革。仅仅如此，已经可以让这些领导人宣布峰会取得成功。 文章指出，G20峰会标志着权力平衡的转移：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争取到更大的发言权。 峰会周六发表的声明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但几乎没有任何具体建议。不过，比这个声明更加重要的是谁参与了这次峰会。过去，经济峰会一般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参与，他们主要包括老牌世界七大工业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俄罗斯也再不久前加入了这个组织。 然而，在布什的授意下，参与国家扩大到20多个，其中包括那些一直被排除在外的重要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 参与这次峰会的领导人代表世界90%的经济产值。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峰会的不是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而是各国的国家元首。 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并未明确指责美国，只是说“一些先进国家的决策者、管理者和监督者没有充分理解和应对金融市场的风险。”这给美国未来的奥巴马政府提出一项重大挑战，迫使他在上任后必须尽快就重建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与其他各国领导人合作。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表示，这次峰会是一个好的开始。他呼吁各国政府推出方案刺激经济，并特别提到中国推出的4万亿刺激方案给各国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加拿大新闻商业网）浩晖德明会计师事务所2名合伙人沈浩和池朝晖最近出了本《加拿大税务指南》，今天中午在士嘉堡锦绣中华商场举行新书发行仪式，邀请到不少嘉宾出席，包括联邦国会议员麦家廉、安省移民公民厅长陈国治、中国贸促会驻加拿大首席代表常云、中国驻多侨务领事姜殿昌、安省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首席执行官Doug Brooks、德明会计师集团公司总裁Gord Peters等。 新书发行仪式由前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会长曲涛担任主持人。 《加拿大税务指南》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加拿大的税务制度，内容涵盖了个人和公司所涉及到的税务问题，对于新老移民来说应该是1本不可多得的必备工具书。 沈池2人的新著请到联邦国会议员麦家廉和安省移民公民厅长陈国治作序，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麦陈2人应该是作序最合适的人选。 麦家廉参政前是皇家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加入政坛后曾经担任联邦税务部长，谈到加拿大的税务，相信很少人比他更清楚了，但麦家廉在序中写到，他们家族在加拿大已经繁衍了几代人，但是对加拿大税务制度仍然觉得超级复杂，更不要说是新移民了。 麦家廉表示，从本书的题目可以看出实用性非常强，读者应该非常喜欢。 另一位作序的人陈国治在担任移民厅长之前也曾经出任过安省税务厅长，对加拿大税务制度也不陌生，对于移民厅长来说，新移民如果来加拿大之前已经初步了解加拿大的税务制度，移民安置服务会省好多事，他当然感激沈池2人的贡献。 沈浩和池朝晖两位会计师都拥有丰富的加拿大财务税务专业经验，从2002年起合伙创立浩晖会计师事务所，2007年加盟德明会计师集团公司，短短数年即发展成为多伦多华人社区的行业翘楚，以精研税务著称。多年来坚持每周发表税务文章，并一直关注联邦和安省预算案对华人社区的影响，连续数年都应邀在本地中文电视台和报刊作专业评论。 浩晖德明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多伦多 515 Consumers Rd,Suite 408，有兴趣购书或者与两位会计师探讨税务问题的人士，可以通过购书热线电话联络：416-410-0400,也可以亲自到办公室面谈。

9少年暴力抢劫4人 被控81项罪名 据英文网站最新报道，今天凌晨1点左右，警方接到911报警后赶到多伦多市中心西区的 Davenport 夹 Lansdowne附近，结果发现1名男子头部和面部被刺伤，他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随后的调查发现，在周五晚10点至周六凌晨，另有3宗类似事件发生，地点在Dundas 夹 Ossington 及附近地区，几名少年向至少3人拦路要钱，除抢得1部手机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现金，但3人均分别遭到围攻并不同程度受伤。 警方说，早些时候遭暴力袭击受伤的3人均已出院，上述9名涉案少年总共被控81项罪名，由于他们年龄在16至18岁之间，其姓名不能公开。不过警方相信还有更多受害者，如果市民有任何信息，可致电 416-808-1300、416-808-1400 或匿名的灭罪热线：416-222-TIPS (8477)。 华裔新移民2大难题：就业与精神健康 安省华人参政会昨日举行记者会，同时邀请安省移民及公民厅长陈国治和有关社区机构参加，该会主席陈嘉年表示，该会与大多区29个社区机构的研究显示，华裔新移民面临的2大难题一是就业，一是精神健康，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华裔新移民很难融入新的环境，甚至会对社会带来新的负担，故提出50项服务机构所面临的问题及100项解决问题的建议，希望联邦和省政府对有关问题加以重视并给予帮助，以便新移民早日安居乐业。其问题和建议主要包括：拨款制度不公平，给予主流服务机构一般比例较多、帮助新移民的精神健康拨款不足、无好方法帮助新移民获得首份工作，包括因欠缺加国工作经验，和以往专业资格不获承认等。上述机构包括华咨处、多华会、协群社区服务中心、康福心理健康协会、圣士提反社区服务中心。 陈国治认为问题和建议都很重要，但因权力所限，有些重要建议他有心无力，比如多给资源在精神健康服务方面，其负责拨款的部门是省卫生厅。不过陈厅长表示，他稍后将与新任联邦移民部长康尼会面，届时会把有关问题和建议向其反映，同时落实一笔原计划拨给安省移民厅使用的款项。陈嘉年则表示，该会已把有关报告书分别送给了3大政党，也会把报告送交移民部长康尼，更希望有机会向他当面反映。 圣诞老人周日大游行 一年一度的圣诞老人大游行将于今天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今年将有22部精心布置的花车和1500名义工参与在巡游队伍中。游行于中午12点半开始，起点为Bloor 与 Christie 的交界处，沿Bloor 东行，在Avenue Rd向南到Queen’s Park Cres，然后沿University Ave一直到 Queen St， 后转到 Yonge St 向南行，至 Front Ave与 Church St 路口结束，巡游路线总长6公里。所有封闭道路会在下午5点半左右重新开放。 多伦多圣诞巡游已有百多年历史，今年是第104届，每年都吸引大批市民观看。届时警方将关闭相关路段，多伦多公车局呼吁民众最好搭公车前往，并推出Day Pass优惠：每张9元，可供6人使用，其中2名大人4名小孩，孩子的年龄上限为19岁。市民若不愿出门，也可在家中观看下午4时Global TV的电视转播。游行队伍到达不同地点的大致时间：…

(加拿大都市报)11月11日是加拿大国殇日，有些华人出于加拿大曾经在朝鲜战场和中国军队对垒过的原因，不愿意佩戴那朵具有纪念意义的罂粟花。移民后忠诚于谁的问题，的确向新移民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挑战。事实上，华人在加拿大的历史地位，也是因为经过战争的洗礼才完全被改变，而那些曾经战斗在加国情报机构的华人，可以说是这一切关键之所在，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对加拿大的忠诚，换来了政府对华人的尊重。 在二战时，英军特别行动局（S.O.E）的136旅是顶尖的情报机构，它属于在敌后执行高度危险情报任务的特殊部队。英军特别行动局是一个很年轻的机构，1940年由当时的三个主要情报机构合作组建，包括英国情报局6处这样重量级的机构。该局虽然只有13,000人，却参与全球范围上百万次行动。 盟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英军特别行动局起初主要是针对德国和意大利，其下属情报部队136旅是在印度组建的，原计划是防止德国入侵那里。1942年以后这种威胁消除了，他们的工作就转向负责东南亚战区，负责对日军作战的敌后情报工作，并在1944年3月正式更名为136旅。由于战事吃紧，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开始感到本土人力紧张，兵源不足，因此加拿大成为其兵源所在地是理所当然。 当时英国情报部门最大的问题是要有有效的通讯系统，使在被占国家工作的情报人员可以同伦敦总部或别的基地保持联系。敌后特殊环境工作，对情报人员的素质要求是与当地同族同语言，可以混迹当地人群之中，这成为征召特工的必要条件。不过在当地寻找谍报人员是一件十分危险和困难的事情，英军很难核实和考察当地人的忠诚度，而且很多日军占领地的居民对日军并无敌意。甚至由于历史上与英国曾经交战的原因，他们反而帮助日军做事，视英军为敌。因此，英军特别行动局把目光转向加拿大、英国本土上那些来自敌战国的侨民，他们甚至降低了原有的标准，以前认为有安全隐患的也被考虑进来，一些刑事犯人甚至也被征召加入谍报部队，在实战中加以考察。 136旅谍报员的任务是将收集的情报发送出去，他们通常会选择很难攀登的绝壁之上，抓紧时间把最新的情报发送回去。由于总部的命令和给养的供给都要靠谍报员来传达，因此谍报员的工作相当重要。如果谍报员不慎牺牲或者被俘都会导致行动的彻底失败，为防止泄密谍报员每人都有一片剧毒药片藏在身上。 鲜为人知的是，先后有14名作为首批被选入136旅的加拿大华裔军人，经过特殊训练，成为以往绝对不让华人涉足的谍报人员，并被派往战场经受血雨腥风。二战后期他们被空投到缅甸、马来亚等地，发挥他们的语言优势、才智和技能，向英军总部通报敌情、保持通讯畅通、率先受降、协助当地政府工作等。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卓越工作，对加拿大的忠诚和热爱，改变了加拿大对华人的看法，也改变了加拿大华人的地位和命运。 历史将记住肯代尔少校 1944年，在卑诗省美丽的Okanagan湖滨峡谷中，专门成立了一个加军的特训基地。一派湖光山色的田园风光中，13名血气方刚的青年华人在这里受训，其中就有电子工程师出身的Roger Cheng，他之前加入加拿大皇家军团通讯部队，但是首次进入谍报部队。 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训练营的厨房和餐厅在湖边，驻地却在300米外的悬崖上。因此他们不得不每天跑几个来回，还要在冰水中进行游泳、划船训练。他们被分为2组，4个人训练无线电通讯，其它的则学习各种作战、侦察技能和机械拆装技能等，被培训为敌后特种破坏专家。经过5个月每周7天的魔鬼训练之后，这群20多岁的华裔军人都被提升为军士奔赴战场。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战前，华人不能从事专业工作，不能在政府工作，也没有投票权。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拿大的华裔和日裔侨民也曾踊跃捐款、为军队做义工，也有300多人参军，但是当时加拿大还有一条命令，就是禁止招收华裔和日裔侨民参与海外谍报活动。 在加拿大，当时华人对战争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华人既然被视为二等公民，何必还要参军为加国卖命，效忠加国而不是效忠自己的祖国中国呢？也有人认为，参军是为加国而战，是争取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只有融入加拿大社会，参与国家事务，华人才能表现出对加拿大的忠诚，引起加国政府重视，自身权益的争取才能有转机。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真的消除了加国民众对华人忠诚度的怀疑，令华裔在加拿大免受歧视，以及为后来的平权运动埋下伏笔。 同样，加拿大国防部眼看兵源不足，却又不能招收能吃苦的华裔。如果可以招，如何训练，和其它部队混编还是独立，华人可不可靠等问题，都让国防部头疼不已。令困局得以打破的，功劳归于一位36岁的英军特种部队少校肯代尔（Mike Kendall）。 肯代尔原本是温哥华人，从小在香港长大，后来到中国大陆开矿，因此可以流利地说几种中国地方语言。日军入侵中国后他逃到香港，在那里他服务于政府的难民救济机构，负责管理一个难民营。1940年他被英国军事情报局9处吸收，任务是负责秘密组建一个代号为Z的非军事的间谍组织，这样他们可以携带武器执行一些不太道义的特殊任务，而又不违反相关法律。他本人在新加坡的英国情报局训练营接受了秘密训练，包括无线电、武器、爆破等。他也经常利用在难民营工作的机会，在香港周边的山区密林中熟悉各条小路的地形，为日后作准备。他还在城区设立多个商铺作为接头地点，也深入中国各地设立自己的秘密谍报网，为英国军事情报局提供了大量情报。 1944年他代表136旅奉命亲自到渥太华，开始游说加国政府解除禁止华裔加入秘密机构的命令，同年3月，他终于大功告成，说服了政府和军方首脑，允许他开始挑选合适的人选。 华裔谍报组剑出鞘 肯代尔少校乘坐火车，在全国范围内从加军华裔军人中进行甄选。他们原计划是招募13名能讲粤语和英语的华人，参与代号为Oblivion的行动，把他们送往香港，与那里的中共游击队一同搜集日军情报。 这个特别小组被外界称为肯代尔小组，备受情报界的关注，毕竟是把英联邦军队的核心通讯机密交到了一群华人的手中，决策者们无不为之担心，他们的忠诚和智慧都在接受着考验。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肯代尔长吁了一口气。他表示，训练之初不少人担心这些中国人会不会对英军的安全构成威胁，经过训练营的集体生活，他仔细观察了这批年轻人，信心十足地向上司保证，他们绝对忠诚可靠。 首批招募的13名人员在集训的同时，军方对于他们未来的任务也是变来变去，甚至有时候不知道该把他们派向何方。他们原来的主要目的地是香港，但行动最终被英军统帅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所取消，他们想把这些尖刀插到东南亚英军的战区活动。因此，首次任务被派到东印度群岛婆罗州的Sarawak。那里的岛屿自1941年以来就被日军占领，是一个闷热潮湿、暴雨频繁的地区，鉴于复杂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因素，英军在1944年3月25日才首次派遣特别分队抵达那里。而Roger Cheng和其它5名加拿大华裔军人（Billy Lee、Jimmy Shiu 、Roy Chan、Louey King、Norman Low ）组成的无线电小队，在同年8月6日由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投送到该地，协助当地的一支英军特种侦察分队活动。他们利用岛内四通八达的河网和居民的协助下，整日同日军和鳄鱼周旋，收集、分析和传送有关日军的部署情报。 除了日军和凶狠的鳄鱼，队员们最痛恨的是雨季、蚊子和疟疾，他们打趣地说：如果你战胜了这三样东西，你就可以活下去。巧合的是，他们潜入之日也是美军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之日，因此他们的工作任务不久就由侦察变为接受日军投降。协助转移憔悴的盟军战俘是他们新的工作，还要帮助后续部队收缴日军武器。 除了这支6人加拿大华裔军人之外，还有另外6个加拿大华人分队在澳大利亚为代号为Z的一支特种情报部队效力，更多的后备力量则在印度接受培训。到了1945年初，加拿大华裔应召入伍的速度越来越快，先后有143人在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英军特种部队工作工作，还有几百人在其它军种服役。由于战争的迅速结束，这种招募行动才中止。虽说华裔军人不算很多，但是按照当时华人的比例来说，几乎达到适龄人员的百分之百，堪称一个旷世奇迹，也让加拿大政府看到了华人的报国热情决非戏言。 在战争中见赤诚 在这些华裔军人中，郑天华堪称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首批加入英军情报部队的华裔军人，而且后来成为首位国会议员，可见战争中的赤诚相见，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二战时期，为了改变加拿大华裔的地位，郑天华和其它的年轻人应召入伍。当时有些华人认为，加拿大对我们这么差，我们为什么要为加拿大打仗卖命。而郑天华等人认为：这里是我的家，我是加拿大的一份子，我尽我的义务，也会要我的权力。 郑天华被称作“缅甸之星”，在很多关于他传记中，都称他一直在加拿大军队服役，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由于当年英联邦国家军队几乎不分你我，往往是根据作战需要打乱分配，郑天华最早服役的战斗部队属于澳大利亚军队的特种情报部队，在太平洋西南战区服役，后来转战到东南亚，战争结束后特种部队解散他才转到加军，最终到上尉军衔退役。 战后，郑天华得益于加拿大老兵安置计划，1953年他从卑诗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和法律双学士学位。并在1955年称为卑诗省首位华人庭辩律师，由于自由党过去的一系列种族歧视立法，郑天华发誓绝不加入自由党。1950年他加入了进步保守党，1957年又成为首位华人国会议员。 郑天华还曾做过加拿大联合国的代表，当时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联合国的保安人员看到他带领加拿大代表走向加拿大的位子时，就马上提醒他：这是加拿大的位子，中国的座位在那边。郑天华则回答说：我就是加拿大代表。他的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名言。 华人的地位靠自己创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加国内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起点和诱因。加拿大华人踊跃参军，共有600多人在军队服役，他们被派至英联邦各国，直接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他们中最为出色的14人，能够参与特种情报部队投身敌后，其中4人获得了最高荣誉的“军功勋章”。不仅如此，加国华人还通过踊跃购买战争债券，从经济上支持这场正义战争。加拿大政府战时曾发行胜利公债，全国总共不到千名华人，竟然就认购了1,000多万加元。这些都直接推动了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对国内华人的看法，二战后加拿大各省逐步废除了1923年的排华移民法，并恢复了华人的基本权利。 一位新移民在国殇日感言中写道：很多人说加拿大人像小孩子，思想单纯、幼稚，甚至有些傻傻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小孩子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人情世故，但是他们可以感受你是友好的还是可怕的。因此，生活在这个接纳了我们的国家里，付出我们的忠诚和爱，就能得到他们的“童心”。我们既然选择了移民加拿大，也等于是认同她的价值观，尊重是平等的彼此的，忠诚于我们希望子孙都可以生根落叶的加拿大，是值得自豪和光明正大的事情。 头条直击报料电邮：[email protected]…

上大学的时候，跟几个武汉同学成了好朋友，一起游窜在校园内外，尝遍武汉风味小食。快毕业时，对武汉三镇地形已经很熟悉，还学了一口武汉话，很多人都听不出我的外地口音。 到杭州工作后就很少接触武汉人了。大部分武汉籍的同学们，或是留守武汉这个大都市，或是到南方创业，少有到江浙去的。渐渐的，有关武汉的人和事在我脑里淡化。没有特定的语言环境，我也说不出曾经以假乱真的武汉方言了。 没想到，移民后在多伦多的新朋友圈子里，出现了不少武汉人。跟他们在一起，听着熟悉的武汉方言，总感到几分亲切。也许是因为，大学时代在记忆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而武汉，是我那个时代的背景。离开武汉后，我不再有那么开放的心态去学一门方言。英语当然除外，是加拿大生存的必需。在杭州住了七年，我能听懂杭州话，但始终没想去学它，心里不自觉地有种抗拒。离开杭州又是七年，当回忆起武汉和杭州这两个地方，武汉的色调总比杭州要暖，尽管春日西湖的桃花，始终比武汉东湖的冬梅要娇艳得多，两个城市，两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认识KATHERINE一家，是在老公几年前患结石的时候。当时公公婆婆还在多伦多，为儿子的病痛心疼不已。他们满面愁容地走在附近公园的时候，碰到了平时见过面，但不算正式认识的KATHERINE父母，两家老人就聊了起来。KATHERINE父亲是来自武汉大医院的中医师，当时就热情地到我们家，询问老公的病情。结石病人在加拿大，就算是疼得满地打滚，被送到急诊室后也得等几个小时。医生诊断后，除了开止痛药，就是安排病人到大医院做超声波什么的。这一安排，又要等上几个星期。KATHERINE父亲开了中药方子，还用按摩针灸等方面化解老公的痛苦和压力。不出几日，结石就排了出来。从那以后，我们和KATHERINE一家成了朋友。两家老人多了个伴，KATHERINE和她先生是热情直爽的性格，跟我们也合得来。公公婆婆回杭州的时候，我们已经搬离了原来那个区，跟KATHERINE不再是邻居了，但两家一直有联系。我和先生都工作，儿子上托儿所，遇到星期六两人都上班，真有点安排不过来。KATHERINE一家总说，有需要的话，随时把孩子送他们家去。大家都忙，我们总是尽量不麻烦朋友。但有他们在，心里总是踏实多了。 现在走得很近的邻居NATHALIE一家也是武汉人。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我发了个帖子询问关于孩子学游泳的事，NATHALIE回了帖，一来二去地大家就认识了，然后网友曝光，原来就住在附近，她先生还跟我在同一家银行。我告诉公公婆婆，认识了附近的一家武汉人，他们家老人也在，改天介绍他们认识。还没等我介绍，公公婆婆就已经主动登门，跟NATHALIE的公婆建立起交情了。跟子女住在国外的老人家，真的比我们更需要朋友啊。儿子COLIN认识了NATHALIE 的女儿康康，又多了个玩伴。每当COLIN跟康康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孩子间的友谊也讲缘分。两个孩子经常在一起，没见他们红脸过。前几日，七岁的康康和六岁的COLIN聊天时，紧紧地挨着COLIN，头靠在他的肩上，微笑着小声说话。聊到开心的时候，COLIN就用手拍拍康康的肩，两人对视着呵呵笑。这类似小情侣的场面，真是温馨又纯洁。希望他们快点长大，又希望这两小无猜的快乐能再延续。公婆回国后，我们隔三岔五地就麻烦邻居。下班晚了没法接孩子，赶着送儿子下棋而顾不上吃中饭，一到这时候就想到了邻居。每星期六我上班，老公甚至把邻居家发展成了固定蹭中饭的去处。父子俩吃得欢，回家还给我施加压力：“康康家的饺子真好吃啊！”远亲不如近邻，真是发自内心同意这个真理。 最近为我们装修的师傅也是武汉人，直爽又实在。装修可是个累活，可他干得挺开心。洗手间装修完工的时候，他左看右看，边看边陶醉，就跟完成了一个艺术巨作似的。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家里的电突然断了，老公又不在家，着急起来，我就打电话向一个同事求救，因为听她说过，她先生是做装修的，懂水电。我在电话里问师傅：“你方不方便过来帮我看一下？”他马上说：“那当然要来，你没电怎么行呢？”帮我们把电弄好了，也拒不收钱。装修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想到找他。可是询价后，觉得他的价格开得有点高，就有些犹豫了。但最后还是选了他，因为有一种信任的感觉，还因为他对装修本身的热情。装修过程中，他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还做了很多额外的事，连后院的篱笆都考虑到了。我想在卫生间的一面墙装厕纸架，师傅摇头说：“这面墙已经有两个毛巾架，再装别的就显得挤，整个档次就下去了。这个卫生间不大，一定要简洁。”我带着伪暴发户的语气说：“这个厕纸架很贵的，怎么会档次低呢？”师傅更认真了：“装东西你得装合适的撒！不合适，你装个金块也毛得用！”这严谨的作风，让我觉得档次低的不是洗手间，而是我自己。 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么一句话，用来形容湖北人的个性特征。往好了说，这话赞美的是湖北人的智慧，可贬义一面，指的是他们的攻于心计、狡猾与精明。现在的交通资讯发达了，各地的文化特征不再象以前那般突出。我们不会再象以前那样，把人的特征按照地域来简单划分。KATHERINE、 NATHALIE和那位装修师傅之所以热情直爽，并不因为是武汉人，他们首先是他们自己。武汉古往今来自然也出了不少刁民。他们刁也不因为是武汉人，刁民到处都有。我对武汉人的亲切感，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一点小资情怀，对大学时代挥之不去的怀念，而与这些多伦多的武汉人成了朋友，是因为他们在这异乡的城市，默默地与我守望相助着。严冬又至，当我们被大雪封住了路，饥肠辘辘地想找个喝热汤的地方，打通KATHERINE和NATHALIE家电话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哆嗦么事？你来撒！” 写这篇文章给在多伦多的武汉人，也给我旧日的武汉同学们。我真是老了吗？不老怎会这样念旧？真是想他们了，那些久违却熟悉的名字和音容笑貌，校园附近的黄鹤楼，长江一桥，武大的樱花，华师的桂花，热干面，豆皮，还有我再也说不地道的武汉话。 选自Alex15 的博客“活在多伦多”： http://blog.51.ca/u-148681/2008/11/11/%E6%AD%A6%E6%B1%89%E4%BA%BA/

(世界日报) 1994年王勇走进多伦多Bay Street 200号的皇家银行大楼任职，毫无金融背景的他用9年时间成为皇家银行副总裁及全行市场风险部董事总经理，这是从事金融业的大陆移民中所不多见的。 当年加入皇家银行时，王勇刚拿到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数学博士学位，对金融知之甚少。但他在进入银行后前3年中连升4级，而后在2003年更晋升为副总裁，在这所加拿大的大银行里统领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及流程制定、确定资本市场衍生产品交易定量分析的准确性，并处理市场资本金、巴塞尔协议及风险模型等事务。 外行成内行 职位年年升 王勇出生于河北唐山关滦的1个矿工家庭，小时候为谋生曾做了2年木匠学徒。但恢复高考后，初三的他急忙从同学那里借来课本苦学，一方面是为了给母亲「争脸」，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已知未来的恐惧：「如果不考大学，我能清楚地看到，我的40岁、50岁是什么样的，在工厂，煤矿，一辈子就这样。」 从西安交大毕业后，王勇考到北京核工业部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但他看到外国报刊上的高楼大厦，总觉得还有「更好的地方」。他申请了境外大学，却因人事原因被迫使在家待业，等1本迟迟不来的因私出国护照，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整天自己和自己踢球，就是用脚颠球。那年我踢烂了1个球。我到现在踢球技术不怎么样，但是颠球很厉害。」他最终坚持了下来。15个月后，他拿到护照，来到加拿大，后来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取得皇家银行的应聘机会。 （加拿大皇家银行集团副总裁王勇博士） 吃苦当吃补 只睡5小时 王勇说，自己那时尚未接受任何金融教育，「连现金流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只好花了2周时间恶补金融知识，读完了金融衍生产品教授赫尔（John Hull）的教科书才得以过关。 经录用后，他也没敢松弛下来，每晚只睡5个多小时，阅读大量金融文献，天天早上6点钟就到银行。「那是银行还没什么人的时候。我的那层楼，往往是我开灯的。很长时间里，别人上班的时候知道我来得早，但是不知道到底有多早」。他回忆说，开灯那一刻并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委屈，只有一种赶在人前的兴奋。「做一件事情做到某一点，总会觉得特别难，想干嘛这么努力，晒晒太阳比啥不好？但是再想一想，很多人也是到这点就退了，再做下去就能超过他们了，这时候就又有动力了」。 而王勇的老板也忽然发现他进步惊人，才交代的事情，没几天就会了。从1994年到2003年，王勇升迁很快，直至副总裁。在这几年中，他凭藉自己的努力，又取得注册金融分析师 (CFA)和注册金融管理师职称 (FRM)。 最近，王勇又完成了自己的著作「现代西方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管理」，并用2年时间与人合作翻译了赫尔的「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期货和期权市场基本原理」、「期权、期货和其它衍生产品」。 勇敢说英语 打入社交圈 他认为，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形势瞬息万变，不能坐在自己已有的知识上吃一辈子，一定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而移民进入加拿大金融业，还需特地了解西方文化和时事，尽快融入社交圈，所以要关注每日的时事新闻。 但王勇也以为，人不能丢弃自己固有的文化，要如加州大学前华裔校长田长霖说的那样「在西方人中像西方人，在中国人中像中国人」，而不是相反。如果在西方不能入乡随俗，在中国人中又露出西方式优越感，就很失败。 王勇称自己到现在英语口音都很重，但一直请英语老师进行个人辅导，在课程上就花了几千块钱。他说，老师会指出他的问题，有些词的发音纠正起来很困难，但至少可以避免说出这些词，用其他词来替代，以免露怯。同时，他说移民要避免怕丢人而不敢说英语的习惯，因为「如果你敢讲，其他人对你还是很容忍；但是如果你不讲，那就是完全放弃了。很多大陆移民知识很丰富，但是如果不讲出来，就没有人知道」。 地震过来人 认养10孤儿 他也提醒为事业而奋斗的移民，不要总认为事业第一，对家庭成员的疏忽以后再弥补，因为事业成功只是成功的一小部分，美满家庭和个人的修养也至关重要。工作之余，王勇与几个同行一起建立加中金融协会，现有成员70余人，除开始时加入的很多大陆移民外，现港台移民及非华裔金融业人员也有入会。他说，这是为了同行间互相交流，也方便与中国金融团体打交道。此外，他所在的爱心教育基金会也在今年汶川大地震后为四川捐款，并认养了10名地震孤儿。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王勇飞赴四川，看望这些孩子。王勇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机会，自己将来也许会考虑回国：「我父母还在唐山。河北人特别恋家，永远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说，那些让人们心情欢畅的音乐还可以让心脏更加健康。 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听到自己喜爱的音乐时，血管就会像发笑或是服用治疗血管疾病的药物时那样扩张。位于巴尔的摩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预防心脏病学主任医师迈克尔·米勒说：“血管直径扩大了，扩张非常明显。 在其他活动中你也可以看到血管扩张，比如锻炼身体。”服用他汀类药物或血管扩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等药物时也会出现类似效果。 米勒说：“我们不是让你停止服用他汀类药物，也不是让你停止锻炼。我们只是想在心脏健康领域补上这么一条。” 他率领的小组检测了10位身体健康、无吸烟习惯的男性和女性。这些人按要求带来了自己喜爱的音乐。他们先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听这些音乐，再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听让他们感到紧张不安的音乐，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超声波测试，观察血管的活动。 米勒说，与正常情况相比，当这些志愿者听到自己喜爱的音乐时，血管直径平均扩大26%。听到他们厌恶的音乐时——在这组志愿者中多为重金属音乐——血管变细6%。

中新社旧金山电 当地时间十五日下午，美国加州圣他克拉拉市警方宣布，已将持枪杀死三名同事的亚裔工程师Jing Hua Wu抓获。 四十七岁的Jing Hua Wu原是硅谷半导体公司SiPort的产品测试工程师。十四日下午近四时，Jing Hua Wu用手枪打死了公司三名同事后逃匿。接到报案后抵达现场的加州圣他克拉拉市警方在晚间公布了死者为公司总裁Sid Agrawal，营运副总裁Brian Pugh和人力资源经理 Marilyn Lewis。 《旧金山纪事报》十五日下午的电子版引用警方消息说，上午十时四十五分左右，警方在Jing Hua Wu居住的山景城将其抓获，并以三项杀人罪将其收押在圣他克拉拉郡监狱。 该报说，Jing Hua Wu和妻子及三个孩子居住在山景城十年多。邻居称他不爱说话，但友善，不像做极端事情的人。 圣他克拉拉市警方十四日晚间表示，Jing Hua Wu刚被公司裁员，估计杀人动机与此有关。

中新社温哥华十一月十五日电 自称是白求恩大夫亲戚的温哥华成功商人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十五日晚当选温哥华市长，与其同属一个参选团队的雷健华、周炯华、郑文宇三位华裔候选人携手进入温哥华市议会。 三年一次的市级选举今天同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举行，华裔人口占近五分之一的大温哥华地区选战格外激烈，华裔参选人数较往年有明显增加。据选前统计，光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高贵林四个城市参加市选的华裔就多达三十七人。 截至记者发稿时，除温哥华外，有四名华裔候选人分别当选本拿比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王白进首次当选学务委员。但从大温地区各市选举结果看，参选华裔候选人总体表现一般，而华人整体投票率也不高。 来自北京的新移民陈卫平去年六月创建加拿大首个华人主导的政党民族联盟党，今次参选列治文市长落败，由他带领的参选团队也未能在市议会中实现零的突破。陈卫平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本次参选志在积累经验，选举结果在意料之中。他表示，此次选举再次表明，华人参政热情虽有提高，但大部分华人对投票行使权力仍相当“冷漠”，华人未来参政之路仍不平坦。 据悉，现年四十三岁的罗品信三年前刚由商界转入政坛，曾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员，他将于下月接替苏利文成为二0一0年冬奥会主办城市温哥华的市长。在竞选期间，罗品信自称白求恩是他祖母的表兄弟，以此拉近与华裔选民的距离。他还表示，如果当选将协助温哥华华埠重振昔日风华。

11月11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了50名中国留学生，原因是校方发现，这些学生的申请材料，包括毕业文凭、英文证书等“大部分”是伪造的。(11月14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类似事情在海外经常听到，一些中国留学生递交的资料，被形容为“除了护照都是假的”，甚至护照也有假的。今年5月，加拿大警方曾破获一起“历来最大型”的伪造证件案，5名嫌疑人均是中国留学生，伪造材料包括护照、文凭、证书、成绩单，他们不但长年在中国留学生中做这样的“生意”，甚至开网店，公开招揽生意。 海外发生的事，实际上是国内一些不良现象的镜像。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留学生热衷买假、用假、造假，甚至出现“商机”，形成“产业链”，是因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社会中郁积着一种重“实惠”、轻诚信的不正常风气。在一些人看来，诚信是迂腐的代名词，只能徒然博得几声赞赏，而很难得到立竿见影的“实惠 ”。相反，如果脑子够灵活，会“来事”，能为了一些实惠不惜弄虚作假“抄近路”，则可以得到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近年来，在考试中作弊、代考等作假行为，屡见不鲜且花样翻新，应聘、升学、评职称，假论文、假文凭、假证书也常常成为某些人的敲门砖。某些留学生在海外的做法，不过是他们把国内的习惯带出了境。这种轻诚信、重造假的不良风气，其实在不少领域存在着：产品有假，服务有假，广告有假，整改有假，政绩有假……这种种“假象”，污染了社会风气，让某些人产生了造假不但无罪且有利、诚信非但不值得鼓励且是自讨苦吃的错误认识。 留学生的造假被戳穿，实际上是他们的错觉害了自己：当他们习惯于“抄近路”得好处后，便认为这是常态，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在异国他乡碰了结结实实的钉子，非但未得到“实惠”，而且大为丢脸。岂止留学生如此。某些商人把在国内“抄近路”的一套搬到国外，以假乱真，移花接木，以图一时之利，结果不但败坏了“中国制造”的声誉，而且市场平衡被自己人为破坏，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自己，一旦东窗事发，还要受到当地法律的制裁。 笔者当年在非洲工作，听许多喜欢“抄近路”的中国商人称“当地人傻”、容易欺骗糊弄。一位老领导就严肃地说，其实傻的是这些人自己，因为世上再没任何事比砸掉自己的声誉和招牌更傻的了。 一些弄虚作假者在国外碰了一鼻子灰，其中有些人恐怕非但不会悔悟，反倒会觉得自己不过是倒霉。殊不知这种弄虚作假得利、诚信守诺吃亏的社会风气，只能是畸形的、暂时的，重信守诺是人类社会常态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如此。造假者不但在国外“此路不通”，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国内的路也势必越走越窄。 由于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经济轻道德、重眼前轻长远的认识误区，客观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诚信吃亏、不诚信上算现象，长此以往，非但对道德有害，对社会有害，对经济也同样有害。所以，当务之急，是树立全社会重诚信之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应只停留在说教的层面，而要切实建立一种机制，让诚信得大利，让造假受重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