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门为朋，同志为友”，但在以国家利益维系的国际关系中，同“志”永远是那么复杂微妙。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从“一条线，一大片”到“不结盟”，再到“求同存异”的伙伴外交，对本国利益的捍卫和坚守始终一以贯之。与此同时，对同“志”的谋求亦未曾中断。
美国、俄罗斯、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三大实体力量，他们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他们中有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真心朋友？抑或，他们都不曾是。
美：合作中竞争的动态求衡
临到卸任前，小布什在中国人面前唱了回红脸，也唱了回白脸。从力挺北京奥运会开始，他“憨态可掬”地与萨科齐等人划清界限，赢得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好感；不过返回华盛顿不久，美国政府便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决定对台军售逾64亿美元。
时光蜿蜒30年，即便中美关系步入建交以来最长的稳定期，合作中的相互竞争却从未停止。
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2年。那一年，正是毛泽东和尼克松横跨太平洋的握手，打破了中美冻结数十年的坚冰。也从那时起，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首当其冲。
直到1982年的《8·17公报》，“中美在摩擦间终于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为两国关系打下了政治基础。”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说，此后的中美关系步上了发展快车道。但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能平和地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吗？
曾经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的沈国放记得，冷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曾有两次明显起落。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制裁，中美关系跌至谷底。但海湾危机发生后，出于对中国的战略需求，美国政府不得不取消制裁。“而小布什上台伊始，美国实行单边主义的行动和政策，令中美关系矛盾重重。不过‘9·11’事件随即又改变了这一切。”
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私下告诉沈国放，“9·11”事件让美国突然发现它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恐怖袭击而不是中国。“所以，美方开始意识到两国合作的重要性，缓和了关系。”
以“9·11”之后的反恐合作为契机，中美之间不断探索新的战略契合点：共同应对朝核危机、反扩散、非传统安全挑战，等等。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美国和中国已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陶文钊甚至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不和中国合作，何况现在还遇上了金融危机。”
不过，迄今为止，台湾的战略“棋子”作用，美国从未放弃，而其国内亦对定位中国不乏争论。中美关系的见证人基辛格回顾历史时感叹：“如果把中国视作敌人对待，那么它就会变成敌人。”
俄：新型外交下的“政热经冷”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国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大多会唱“红梅花儿开”、“喀秋莎”等浪漫的俄罗斯民歌。在这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中，以“十月革命”起家的苏联曾是鲜活的老大哥形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中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苏联、中国，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扶持，曾经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光。然而，当苏联开始推行霸权主义政治，并威胁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后，中国和苏联近乎反目为仇。
1985年，邓小平提出“打开国门政策”，释放出改变两国关系的信号。当美国和西方1989年制裁中国时，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却在北京举行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历史性会晤，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
从东北边陲走出来的大学生齐云飞对儿时的“民间边贸”还有清晰的记忆。“那时俄罗斯的小朋友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吃，攒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我们换大大泡泡糖。”
事实上，因苏联解体而秉承它大部分衣钵的俄罗斯在90年代初期正在为复苏经济而挣扎。它接受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成果，此后，中俄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从“互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共倡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夏义善评价道，现在中俄间是新型的国家关系，“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那种结盟，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那种对抗，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这种关系才能够持久。”
但是，中俄关系似乎摆脱不了“政热经冷”的尴尬。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尽管中俄关系近年稳定，但两国2008年的贸易额仍徘徊在500亿美元的门槛前，这与中美、中日间动辄两三千亿美元的贸易额相去甚远，也与“睦邻友好”有所差距。
“每次涉及俄罗斯的利益时，这个国家的面孔便冰冷起来。”齐云飞记得，原本可以在家乡瑷珲投资建设、连接中俄两国的黑龙江大桥，却终因俄罗斯方面怕“中国抢走自己的生意”而告吹。时至今日，修修停停的中俄油气管道建设也未因两国睦邻友好而一帆风顺。
“虽然中俄两国关系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但两国军事、经济领域缺乏互补性也是不争的事实。”中俄问题研究专家孔寒冰如是说道。
欧洲的傲慢与纷扰
没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可能会使两国关系更加直接和简单，也可能会使两国总在盲区中游走，比如中国和欧盟。欧盟中国问题高级顾问骆一德坦言，尽管中欧交往已有数百年历史，但欧洲现在还没能很好地倾听中国。
2008年，以西藏问题为中心，中欧在价值观上的分歧突兀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歪曲西藏“3·14”事件的真相、欧洲领导人频繁接见达赖、纵容“藏独”分子破坏火炬传递……
中欧建交33年之后，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似乎还在原地踏步。
从1975年中欧正式建交以来，欧洲和中国从“亚洲的崛起”、“亚欧会议”、“欧盟对华长期政策”发展到了“ 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期，欧共体主席国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对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表示：“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建立的。欧共体希望尽快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自此，中欧双方的经济贸易合作全面启动。改革开放30年，中欧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40多倍。扩大后的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第一大出口市场。
经贸为什么没能推动欧洲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
中欧问题研究专家周荣耀直言：“虽然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新中国的历史并不长，还有过一段对外相对封闭的时期，目前又处于国际大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的转折时期，在欧洲国家看来，中国的不确定因素很多，这就容易产生误区。”
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官蔡方柏认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傲慢”，也使他们不大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甚至质疑，欧洲领导人频繁会见达赖喇嘛，“似乎已不光是价值观上的分歧，还暗含着欧洲对中国的重新定位，会不会把中国从战略伙伴重新列为战略对手？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