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特约记者马天成／朱嘉明，1980 年代参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1989年6月出走美国。1990年10月至1993年8月，先后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长和《中国之春》董事长。1993年9月至今，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经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书。 以下为朱嘉明2009年5月接受多维社专访摘要： 八九年始终处于矛盾状态 朱嘉明。 问：六四发生20年了。你在海外生活了20年，从中年步入老年。很想听你谈谈这20年，特别是你所经历的海外民运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大致情况吧。 朱：是的，我也觉得有必要在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回顾我所经历的海外民运，重新反思和评价海外民运，是基于我对自己，以及对历史负责的心愿。在“六四”十周年之际，我尚没有今天的思想境地；而十年后的30周年之际，对所有当事人而言，则过于久远。 我于1989年6月1日持公务护照和美国商务签证，自广州离境，经香港，6月2日中午抵达波士顿，从此客居海外。我与海外民运的关系始于1989年9 月在巴黎参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从1990年10月至1993年8月，我先后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长和《中国之春》的董事长。1993 年8月，我辞去在海外民运中的职务，退出民运组织。之后，从1993年9月至今，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经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书。 问：那么，你出走海外前在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什么想法，到美国之后的打算是什么？ 朱嘉明在柏林墙前。 朱：在出走中国之前，我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以及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对于自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所谓民主运动，我始终处于矛盾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我在体制内，直接参与了1979至1989年的十年改革开放，在理性上清楚，逐渐升级和事实上失控的街头运动，势必导致社会动荡、混乱，十年改革开放的局面出现大倒退，甚至毁于一旦。另一方面，我对于胡耀邦之死伤心遗憾，崇尚自由、民主、人权，有被称之为“自由化”的倾向，感情上同情学生和民众。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我参与了5月19日“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关于当前时局的《六点声明》的讨论。其实，我对于这个声明的实际效果和发表方式是有不同意见的。我在5月20日的一封信中曾写到：“几个所，昨天下午1点起草了一个六点对时局的声明。我对这个声明不是没有保留，但是，在这样的时刻，还是表示了赞同。”与此同时，我与何维凌（中美中小企业中心主任）等朋友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促使学生停止绝食和返回校园，但是，5月24日北京出现更大规模游行表明，所有努力都已经不可能成功。我称学生和市民的街头运动是“无法坚持到底的”“非渐进的历史行为”。 我于1989年6月2日美东时间中午到达波士顿。十几个小时后，从电视里看到了“六四”事件的场景，我悲伤、担忧和羞愧。在国家和民族的非常时刻，我却远离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也无力承担应尽的历史责任。但是，那时的我，并没有打算参加海外民运，因为：第一，我有对中信公司领导和其他朋友的承诺；第二，不想让年迈的父亲和家人担心；第三，我的学术偏好，已经决定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研究十年改革和“六四”的关系，并开始撰写《重建中国经济》一书。 观察和认识民阵成立大会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海外民运的？ 朱：1989年8月，陈一咨经香港到美国纽约。在长岛，陈一咨请在美国的“三所一会”有关人员开会，告知他是民主中国阵线（民阵）筹备组组长，其他筹备组成员还有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苏绍智、刘宾雁，并当众希望我参与筹备。我说，参与筹备就不必了，我可以去会上看看。此时，有人讲，成为最大国家的最大反对组织的创始人这是值得的。我没有准备也没有承诺参加民阵的筹备工作，也没有考虑成为民阵成员，但是决定前往巴黎，想成为历史目击者。1989年9月中旬，在民阵成立大会之前五六天，我到达巴黎，参与了“民阵宣言”的起草和“民阵章程”的讨论。我所起草的“民阵宣言”初稿，被苏晓康等一些朋友否决，大概是因为我写的宣言少有激情，过于温和，将民阵定位于旨在改善中国人权为目标的组织。我之所以参加民阵早期活动，今天想起来，陈一咨在内的一些朋友邀请和推动固然是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我本人：我不赞成当时处理危机的方式，从内心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需要有制衡执政党的力量，我把民阵的成立当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它抱有希望，也愿意有所贡献。 1989年9月22日，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不少于五百人。几天的会议开下来，我观察和认识到了一些问题： 第一，在民阵的宗旨和目标上，留学生、流亡学生、知识分子，有过体制内经历的人，以及由《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代表的“老”民运成员，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会上没有进行充分地讨论，达成共识。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成为中心人物，理性的声音被亢奋和过激的情绪所淹没。 第二，作为筹备组秘书长的万润南及其“南方四通公司”的成员，实际负责筹备工作和会议组织，包括接受和管理捐款。然而，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况开始显现。捐款广泛，数量可观，但是，他们没有全面公布其来源。会议的吃住行、文件印刷、会场组织，没有很好体现节约和珍惜捐款的精神。整个会议支出，最终没有清楚地说明和报告。 第三，民阵主席的选举过程陷入一个困境，只有正式代表具有投票权。而在代表资格和人数的确认上始终存在争议。 第四，民联和民阵的磨擦已经出现。会上出现了民联成员可以自动成为民阵成员的提案，为此发生过激烈辩论。民阵筹备组否决了这个提案，原因是，如果这样，不仅会影响选票，并会引起留学生的反感，影响即将成立的民阵的凝聚力。 第五，在新成立的民阵第一届理事会，在很大程度上所关心的不是民阵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而是资源和利益的分配。 第六，会后，万润南和陈一咨的矛盾公开化。作为会议筹备组长的陈一咨没有当选为民运负责人，事实上出局。主要原因是有一种舆论认为陈一咨来自体制内，身上有共产党的“习气”。（全文请见即将出版的《多维月刊》六月号，未完待续）
赵紫阳说，对他的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把文革中极左那一套又搬了出来，他因做自辩而被加重处罚。他说他拒绝接受暴力镇压学潮决策时已有思想准备，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 （编按：本文摘自将于五月二十九日出版的赵紫阳录音回忆《改革历程》，亚洲周刊提前独家披露关键章节，以飨读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建议撤销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著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 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会开始时邓未到场。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两句话，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我的组织处理。王震的发言主要是说，邓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十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二十分钟。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我当即离开会场。除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动。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销了。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撤销我的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撤销了。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但我发言时邓小平、陈云不在场，所以估计他们又报告了邓和陈。 因申诉不保留中央委员 对于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但《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对处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明确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由于我进行了申辩，就加重了对我的处理，这是完全违反《党章》和党的规定的。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我本来想在表决时发表一个声明：“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后来一想，许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邓小平、聂帅等等，我发一个声明，会更刺激他们，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但在表决决议稿时我不仅没投赞成票，而且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说：对撤销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声明后，在场的人，包括邓以及主持会议的李鹏，都没有作声，大概他们也早有精神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表决对我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事，还不止这些。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过什么程序决定的？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常委会没有我和胡启立参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里说过，最近政治局没有开过会议。所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怎么定的，谁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党章》明确规定，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主持，对我还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撤销职务，就剥夺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而由李鹏主持，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决时邓小平竟然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加表决。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吧！当时李先念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长期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影响的一些老人，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一回事。我现在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不知将来党史如何记载这件事？ 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会议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组会（我被分配在华北小组），在小组会上听取了几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简单表了一个态。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对我的问题有个发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略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会上的发言）已交全会秘书处。我希望把我的书面发言印发给到会的同志。当时王忍之也在这个小组，他说中央已同意印发给全会。可是实际上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印发，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陈希同、李铁映联名批判我发言的发言，反倒在我的发言以前就印发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到会的人先看到批判我发言的发言，我的发言直到会议将结束时才印发，而且马上又收回，所以许多人恐怕没有仔细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发言。 会上还印发了一个所谓“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办名义发的，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国内外反动力量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打倒邓小平的预谋者，并且完全无中生有地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动乱的学生们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泄露戒严的军事秘密。很明显，发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是要在全会上制造一种舆论，我确实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诬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按照《党章》的规定，撤销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这很清楚，在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压力下，公开举手表决，当然很多人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改举手投票表决 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有些人不赞成也不得不举手，所以造成一致通过。但是需要指出，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当时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压力下，而且已经对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这种情况下举手表决，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覆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我想大致不会坐牢，因为我没有任何越轨行为。像我这样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外有些影响的人，他们总不能完全搞秘密审判。所以我考虑，下台是肯定的，最多开除党籍，坐牢不至于。在我们这种政治体制下，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开除出党，像我这样留在党内也不会真正有党员应有的权利，开除出党也并不影响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抛弃了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倒批臭和混淆两类矛盾、随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 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倾诉人：安阳(化名)，男，24岁，数控工人 安阳是云南人，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虽然很年轻，但紧锁的双眉却透露出几分沧桑，看得出这是个为生活而操劳的人。问他：“怎么会到徐州来的？”他一声叹息：“说来话长……” 网上邂逅一个可爱的小女生 我的老家在云南农村。我五岁那年，姐姐嫁到睢宁，我也跟着到了那里。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姐姐家不富裕，无法供我上学。 九岁时，我在家挨了姐姐的打，心里分外压抑，便坐了运煤的车来到了徐州附近的农村。下车后，我遇到了一位好心人，他把我带到了一对夫妇家里。由于这对夫妇不能生育，他们收留了我，认我做了养子，他们对我非常疼爱，供我上了学。上到初二，我不想读书了，就只身来到了徐州打工。 独自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我像一叶浮萍随风飘荡，百无聊赖中，我学会了上网。只要一下班，我就挂在网上听音乐、聊天，消磨时光，我渴望一段浪漫的网上恋情能降临到自己身上。但我也很有自知之明，自身条件和经济状况都不占优势，能有一个温暖的家，便心愿足矣。 2003年春节后，我在网上认识了芳芳，她比我小三岁，在淮安的一所中学读高三。面临高考，她打算报考徐州的教育学院和常州的一所大学，并托我打听一下教育学院的情况。我们在网上聊得很投机，两个月后，她说要来徐州看看，我就到火车站去接她。 现实中的芳芳，比视频里看到的更加清纯可爱，身材苗条。芳芳没见过山，我就带她到云龙山，还去了云龙湖、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陵园。我们玩得尽兴，聊得也开心，芳芳跟我商量报考学校的事，把我当成可信赖的人。虽然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默契。 芳芳开玩笑说：“来之前还提心吊胆，不知会怎样？”我含蓄地答道：“你来时怎样，回去还怎样！”晚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虽然彼此离得那么近，近得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但一夜相安无事，我要用行动证实自己，让芳芳相信。 第二天一早，我要回家去，芳芳提出要跟我“回家看看”。我便把她带到了养父母的家，养父母以为是我的女朋友，热情款待了她。在家住了一天，芳芳又说要去常州参加考试，我给她买了中午一点多的车票，因为下午要上班，我托一个朋友送她。 到了单位后，我心绪不宁，越想越觉得不过意，于是请了假，飞也似的赶回家。芳芳正准备动身，见到我，她扑到我的怀里泪流满面：“你终于来了，再不来，以后我就不会见你了！” 我送她到了火车站，可是她却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去常州了！”为了我，她打算就报考徐州的学校。我受宠若惊地握紧了芳芳的手，退了票后，芳芳又在徐州逗留了一天，然后回到淮安，至此，我们已是依依不舍了。 还没结婚，就有了爱情的结晶 芳芳回去后，我们是电话不断。每一次通话，都让我们的感情又加深一步。半个月后，芳芳突然来电话说：“我想你了，想到徐州来！”我也想念她，但还是劝她：“要以学业为主，等考完试再说！”她却固执地说：“实在学不下去了！”没等高中毕业，她就不顾一切地跑到徐州来找我。为了我她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前程，我为之深深感动。 她来后的第一天晚上，仿佛水到渠成一般，两个年轻的躯体便炽热地交融在一起，我们热烈拥吻，在如痴如醉中彼此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给对方，生命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此我们就像一对如胶似漆的小夫妻。每天我上班，她在家做家务。 五个月后，芳芳怀孕了。我们惊恐不安，年龄这么小，又没有经济基础，要孩子无疑是个负担。但养父母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打胎，他们说：“孩子生下来交给我们，不要你们管！”养母为此还痛哭流涕，我的心软了。我跟芳芳回了家，她的母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太远了，一个女孩到那里我不放心！”可芳芳不顾家人的反对：“不管今后怎样，我都不会后悔！”她的坚决令家人无奈。 2004年4月，养父不幸病逝。到了5月份，我和芳芳的儿子出生了，养母高兴万分。在家休息了几个月后，芳芳带着孩子跟我来到了徐州。有了儿子，我对芳芳更加疼爱，出门连自行车都不让她骑，要她打的。见她在家寂寞，我经常请假在家陪她。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很温馨。由于养父去世一年内不能结婚，我们的婚事就搁了下来。 无缘无故的，她竟不辞而别 第二年，养母改嫁了，妹妹也到外地去打工，家里爷爷奶奶就由我照料。为了赚钱养家，我把孩子交给芳芳的母亲，跟人到上海打工一年，直到春节才回来。 芳芳的父亲是中学教师，他说：“打工没技术，不如学点技术吧！”芳芳的父亲给我交了学费，我报名参加了数控车床的学习。校长又让我把芳芳叫来一起学，减免学费。于是芳芳也来校学习。三个月后，我们毕业了，学校将我们分到了江阴打工。 那段时期，生活还相对平静，只是偶尔的因为家务事，有点小磨擦。除了洗衣服，我样样都干，可芳芳却抱怨我“大男子主义”。中秋节时，芳芳家里收花生，让我去帮忙，我请了假回家。芳芳的母亲让我把芳芳也叫回家过节，可厂里不准假。 回家的第三天早上，我忽然接到学校业务主任的电话：“芳芳和厂里的经理吵架不干了，你知道吗？”我大吃一惊，第二天一早便心急火燎地赶到厂里，可宿舍里没有她的影子。桌子上留着一张字条：“我走了，别找我，分开吧，咱们不合适，你找不到我！” 仿佛从高高的云端突然跌进无底的深渊，我一下懵了。怎么会呢？前几天回家，她还把我送到车上，回来时，我还带了许多她爱吃的食品，没有一点前奏，也没有一点迹象，芳芳的举动令我百思不解。 我像发疯似得满城寻找。同事说：“经理将芳芳训哭了，她两天没来上班了！”我又跑去找经理，经理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我突然想起我们的班长对芳芳很关心，经常到她车上帮忙，我有点怀疑班长，可又没有证据。我再也没有心思上班，饭也顾不上吃，从早到晚不停寻找，找得筋疲力尽。 踏破铁鞋，苦苦找寻 芳芳身上没带钱，我为她的安全担忧。找了一天一夜，全镇都找遍了，始终不见她的踪影。芳芳到哪去了呢？儿子这么小就没了妈妈，今后怎么办呢？想起这些我就心痛欲碎。 第二天中午，我打印了150份寻人启事，印上了芳芳和儿子的照片，让朋友帮忙，贴满了镇上的大街小巷。晚上，天下着雨，我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奔波，雨水打湿了衣衫也浑然不知，我还到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这时有个同事告诉我，芳芳今天给班长打过电话，我立刻风风火火地赶到班长家，已是晚上十点多，班长睡下又起来开门，我扑通一声跪到他面前：“我家里困难，孩子这么小，求你告诉我吧！”班长说；“今天她打电话要我帮她找工作，我也不知她在哪里！”按照班长提供的电话号码，我打114查询，却是公话，在公园附近。 跑到那里，拿出照片让人辨认，电话亭的人说：“好像是她，早上打完电话就走了！”我又陷入了失望中。我们的事在厂里闹得沸沸扬扬，经理埋怨我影响了工作，我和芳芳没有结婚证，派出所也不愿插手，更何况她是心甘情愿跟人走的…… 到了第三天中午，就在我找得几近绝望的时候，打电话到岳父家询问，岳父说：“她已回到家了，你回来吧！”我如释重负，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情已尽，为爱走上绝路 因为闹事，厂里停发了我的工资。临回家的那个晚上，我特意到夜市上给芳芳买了一堆头花、饰品。 第二天见到芳芳，她一脸冷漠：“咱们分手吧，在一起不合适！”我问她原因，她回答很干脆：“我嫌你穷，没有钱，又找了一个男的！他每天能赚一两百元，我要和他一起做生意！” 原来这几天，芳芳是和工厂附近一个卖书的混在一起。那男的说能赚钱，她就心动了，辞职后就帮他看摊。那男人我有印象，说是27岁，样子却苍老得像30多岁。问芳芳：“你看过他的身份证吗？”芳芳摇摇头。我的心里漾起一阵悲哀。 芳芳再三向我保证和那男的在一起是清白的。她说那天经理骂了她，她一时想不开，跟我受了那么多的罪，不如从此分手。我心乱如麻，难道我们三四年的感情，还不抵他三四天？ 晚上，我们分床而居。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屋外。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到那个卖书的，我真想一刀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我跑到厨房去找刀，转念又想，杀人要偿命，会连累芳芳和儿子，不如我自己死吧！我拿起农药就喝了下去。不一会儿，药性发作，我在地上打滚呻吟。声音惊动了芳芳，她叫醒了父母，将我送到医院。 抢救及时，我从死神手里挣扎了回来。看到芳芳坐在我身边，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你别离开我，只要和我在一起，我什么都答应你，衣服也不让你洗了，活也不让你干……”“你自己做的傻事，活该！”芳芳冷冷地答道，她以为我是以死来要挟她。我的心凉了，无边无际的失落顷刻间潮水般涌来，我不由潸然泪下。 芳芳的父母也极力劝芳芳：“安阳不错，你们好好过吧，今后要和安阳在一起，我们还认你，否则就不管你了！”芳芳勉强答应。我把芳芳接回了老家，人虽在一起，心与心之间好像隔了堵墙，总找不回以前的感觉。 一回家，她就赶我走，给她充了50元手机话费，没几天她就打完了。奶奶说，经常有个男的打电话找她。我查她的通话记录，可她把号码删掉了。…
近日，中国内地确诊的前3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均为输入性病例，且全部是海外归国留学生。而马上，美国、加拿大等国高校即将放暑假，不少留学生将陆续回国，有些人担心，更多的留学生回国或会增加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的风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小盛在网络发帖倡议，请疫区的留学生在甲型H1N1 流感流行期间推迟回国。倡议提出：“作为一名哥大的中国留学生，我建议大家做一个负责任的海归，对自己的祖国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同时建议大家：如果有发热、咽痛、鼻塞、咳嗽等感冒症状，马上与当地卫生部门联系，并延迟归国日期，在确定身体无碍后再回国；回国前少去人多聚集的地方，可能的话，在家“ 宅”几天再回国，减少感染的途径；取消或者延后去外地旅游，减少受感染的几率；回国后，沿途所搭乘的交通工具都保留相关票据，并留意沿途密切接触者的身份，万一不幸染病，提供相关票据可以有助卫生部门找到密切接触者，阻止疫症蔓延。 传递的是责任和感动 此倡议一出，引发舆论热议，赞成者、反对者均有。 一位持赞成态度的美国网友留言说：“我非常赞同在甲型H1N1流感的毒性没有彻底研究清楚之前大家尽量减少从疫区回国，减少将病毒传播回国的几率。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较大，真的传播起来，速度可能超过美国数倍。所以，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也有的留学生建议干脆暂时不要回国，等疫症高峰过了再说。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网友留言说：“该回国还是要回去的。不过我会做好防疫措施,并遵守国内的相关程序。” 国内某网络论坛的一位网友留言说：“快要放暑假了，本来这是很多留学生归国和父母团聚的时候，可是正在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让他们停住了回国的脚步，不是他们不想回家，不是他们不想亲人，而是他们希望亲人更加安全；不是他们不害怕流感，而是他们更害怕祖国亲人被传染。让我们祝福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从这个倡议帖和众多留学生的言论中，我们体会到了‘责任’，也深受感动。”这代表了很多网友的观点。 推迟回国计划成本高 虽然多数人对于倡议表示理解，但是到了实际的执行层面却有一定的难度。 儿子正在美国留学的何女士告诉笔者，儿子去年刚到美国留学，非常想家，所以暑期放假回国行程早就安排好了。“家人都非常希望他能回来，毕竟他出国这么久了第一次回国。如果留在美国，不但要退票，假期在海外的生活成本也非常高昂。”何女士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不过，何女士表示，等儿子回来后，会遵守国家有关防护规定，并让儿子自行居家观察一周后再出门。 要保护好自己 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而留学生则有自己的祖国。温家宝总理在看望中国内地第三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留学生小刘时强调，“祖国是广大留学生的家。我们都很关心你们的健康，希望你们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在一些有流感疫情国家学习的留学生要多了解自身防护知识，回国后对国家所采取的防控措施给予理解。” 日前，针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蔓延，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与驻有关国家使（领）馆教育处（组）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我在当地留学人员的健康情况，并表示慰问。 郝平说，广大留学人员是祖国的宝贵财富，祖国和人民时刻关注着你们的健康和安全。面对疫情，你们表现出了科学的防疫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爱国情怀，祖国和人民为你们感到欣慰。同时，郝平代表教育部希望广大在外留学人员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在外求学期间，一旦身体出现不适，要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近期打算回国的留学人员，请在启程之前确认自身的健康状况，多一点预防意识。 针对“做一个负责任的海归”的倡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回应说：“你们仍然可以按照学业计划和个人情况考虑是否回国探亲。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时候祖国都一如既往地为全体海外学子敞开大门，欢迎你们回到亲人的身边，并有能力保障你们的健康和安全。”
幽兰长在深谷人未识 植物专家探花被百年奇兰惊呆 “这就是兰花啊，我们那里多得很哪！”5年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中国举行的一个有关兰花保护培训班上，一位来自广西雅长林场学员的一声惊叹，引发了科学家对红水河畔兰花宝库的高度关注。经中科院植物专家鉴定，广西雅长林场野生兰科植物种类繁多，资源贮量丰富，尤其是带叶兜兰、莎叶兰、大香荚兰，保存着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种群。 2009年5月22～24日，由国家林业局、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林业局承办的广西国际兰花学术研讨会在乐业县召开。来自美国、以色列、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内地的专家学者进山访兰，为广西兰科植物保育与可持续利用建言献策。 深谷探兰 无从下脚陷入花海 坐拥美丽兰花宝库的雅长林场就在天坑环抱的乐业境内。由于野生兰科植物离群索居，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植物科研人员，也时常感叹寻兰不易。但此次当专家组走入雅长林区的山谷，突然发现自己被茂密的兰花世界包围了：树干上、石壁上、岩缝里、山坡上，随处可见兰花踪影。 “小心了，你的脚下就是兰花。”雅长兰科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吴天贵，拿着喇叭沿路导游，频频提醒大家要脚下留情。记者紧跟他后头，刚刚在一棵树上看到一株盛开紫红色花朵的尖囊兰，正准备拍照，就被疾声叫停：“你快踩到树下的兰花了。”原来，树下一丛绿油油的“草”其实是硬叶兜兰。记者就要踩过一处看似光秃的空地时，又被大声“警告”：地上一株不长叶子的暗红色矮草是无叶美冠兰。走累了刚想用手撑一下树干，却又差点触到如小草俯生在上面的叉唇钗子股兰。 眼前的情景让兰花专家们兴奋不已，用相机一路拍个不停，有的戴上帽子式的专业放大镜仔细查看。一位外国专家在山腰的一块两平方米左右的悬崖上，发现了羊耳蒜等4种不同的兰花，便急不可待钻出防护栏，最后索性躺在石崖上拍起了照片。保护区工作人员“吓”得赶紧靠过去帮忙，生怕有闪失。有位身材肥胖的美国专家走得满头大汗，忍不住一屁股坐在路边休息，嘴里还不停感叹这里的兰花“diffilent(不同)”、“special(特别)”。 在绿林深处的一片阴湿斜坡上，我们看到了正在盛开的带叶兜兰——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旗舰保护的珍稀植物，中国一级保护植物。这个兰花明星像一个张开双臂舞蹈的美女，怀揣着精致的兜囊。它奇特的兜状唇瓣、富于变幻的绚丽色彩，征服了无数兰花爱好者的心，被欧洲人称为“女神的拖鞋”。正值花季，怒放的带叶兜兰从瀑布般的绿叶中探出头来，花姿卓越。 据统计，目前该保护区内已知兰科植物有44属136种，以地生兰和附生兰为主，有的种类竟然多到等同于杂草的程度。 “兰谷”偶得 隐居百年奇兰现身 有趣的是，被专家认为是未受任何破坏的这块兰科植物净土，最初居然是对兰花一窍不通的外行人挑开了“面纱”。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兰花专家组东亚区主席萧丽萍，在此行中高兴地向记者讲起了这段奇遇。200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中国贵州举行了一个有关兰花保护的培训班，其中邀请了两位来自广西雅长林场一线的技术人员参加。萧丽萍在培训中教学员们认识什么是兰花，中国珍贵的兰花有哪些，还在野外上课，教大家怎样寻找兰花。就在课堂上，雅长林场的一位学员激动地站起来说：“这就是兰花啊，我们那里多得很哪！” 萧丽萍将信将疑，为了不错过保护珍稀兰花的机会，她请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的合作伙伴刘演研究员先到雅长实地考察，没想到，果真在乐业发现了寂然生长多年的大片兰花种群。 2005年5月，萧丽萍第一次来到雅长，冒雨进山考察。当上千朵盛开的带叶兜兰映入眼帘的时候，这位阅兰无数的植物专家惊呆了。“我看傻眼了，那些花开了满满一大片，有四五十平方米那么多。”萧丽萍断定，这是目前全球已知的最大连片分布带叶兜兰种群。加上最新的发现统计，雅长的带叶兜兰超过10 万株。 遇到知音的雅长兰花，在寂寞中浅吟低唱。国内外的植物专家纷至沓来。在这里，中科院的植物专家发现了隐居百年的贵州地宝兰。这种兰花有着玫瑰色的娇艳花瓣，花朵饱满个大，在同属植物中独一无二，观赏价值极高。1921年，德国植物分类学家施勒希特在我国贵州省罗甸县采得一份这种兰花的标本，加以命名和描述，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再也没有人在野外发现过贵州地宝兰，以至于我国植物学家在编写中国兰科植物志时，只能参考这位德国人的记录。 此外，专家还在雅长发现了目前已知的最大连片分布的珍稀兰花莎叶兰、大香荚兰。 护兰迫切 有关领导求计国际专家 为使宝贵的兰花继续在绿林下静享清风，2005年，广西雅长兰科植物自然保护区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兰科植物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目前，该保护区已经申请晋级为国家级保护区并通过评审，正处在公示阶段，有望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兰科植物自然保护区。 然而，兰花之美也招致了重重困扰。据中科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的刘演研究员介绍，2007年,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完成了对广西野生兰科植物资源的全面评估。目前，广西已记录到的野生兰科植物有107属347种，数量仅次于云南、四川、台湾而居全国第四。 但在实地调查中，他看到包括乐业在内的广西野生兰花产地，不少兰花被掠夺式的采挖，一些地方收购的石斛兰甚至堆满了屋子，然后被卡车一车车运往外地。因为兰科植物的药用价值很大，在新加坡，一种入药石斛兰的价格可以高达1.5万元新币一两。不法分子见钱眼开，像收购白菜一样鼓动村民采兰。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呢？”在此次研讨会中，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邀请与会的国际、国内兰花专家座谈，围绕广西兰花保育和可持续利用恳切求计。座谈会从傍晚7时开到晚上10时，陈章良用流利的外语与专家们不拘身份围桌而谈，还请大家边谈边喝啤酒，交流气氛非常热烈。 专家们建议，对兰花的保护仅靠禁、堵，效果不好，可以尝试社区合作方式，教农户种植兰花，既扩大了兰花繁育数量又能帮助农民增收。目前，像雅长兰科植物自然保护区已经建成了兰花繁育中心组培楼和温室大棚，可以尝试培养农民“养花员”。 来自台湾的张正博士说，台湾的兰花花卉市场很发达，有的兰花企业一年的产值就有300万美元。因为政策鼓励科研杂交育种，所以综合不同特质的兰花品性的新品兰花如蝴蝶兰，不断开发上市。花朵又大色泽鲜亮又有香味的洋兰，销路很好。广西的兰花资源很独特，如果能加大科研投入，应该说商机无限。 正因为兰花的利用前景美好，专家们特别强调基础保护工作的重要，先保好再用好，让野生兰花在远离纷扰的寂寞中“歌唱”。
据英国媒体25日报道，印度有一位61岁的奇人名叫Khiv Raj Gurjar，曾在1972年获得了印度自行车赛冠军。从2006年起，他开始在他的自行车上练习瑜伽。如今他可以在自行车上表演很多瑜伽姿势，甚至可以在悬崖边上利用自行车做很多高难度的平衡动作。
由世界爱亚青年协会和火花演艺制作联合举办的多伦多亚裔小姐2009经过2场海选，1场半决赛，20名亚裔佳丽脱颖而出，目前正在密集训练，准备5月31日的总决赛。 亚裔小姐是亚裔文化月的重头节目，活动口号：美丽是友谊之桥，在各个亚裔社区引起很大反响。现场观众高度评价说活动新颖好看，制作精良。其他族裔的领袖到场观看也非常惊讶活动场面的火爆，其中Miss Teen Canada的制作人全程观看完整个3小时的半决赛，对活动的舞台制作水平赞不绝口，认为一个社区活动能有这个水平真不简单。 5月31日的总决赛将是贵宾云集，各族裔领袖和政界，商界代表届时将出席。火花演艺制作将倾力打造一台新颖别致的节目。晚会也得到各亚裔社区的大力支持，其中印度社区最大的模特公司S.A.M.A将为大家表演专门为活动精心设计的开场舞, 神秘和现代相结合；加拿大偶像Mikey Bustos会作为特邀表演嘉宾；主流社区选美Miss Teen Canada的冠军Shannelle Vogt也会出席；特别一提的是菲律宾舞蹈教练Abby Mina为佳丽们特别精心编排的大型Jazz舞，带来百老汇式的舞台效果，又酷又性感，非常精彩，“Must See！”；晚会主角佳丽们的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模特走秀，绚丽多彩的各族裔民族服装，更是不能错过。.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大会的评委团由各族裔的人士构成，其中有Rogers多元文化部推广经理Bobby Sahni；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亚裔小姐的评委李丽君特地从北京飞来；台湾文化创意顾问有限公司的董事陈红和也是特地从台湾飞过来。 大会将为佳丽送出价值超过$16,000的各种奖项，获奖名额也超过10个。大会目的旨在鼓励亚裔社区的文化交流，鼓励这些女孩子成为推广亚裔文化的大使。 亚裔小姐活动不但吸引了各族裔的媒体报道和支持，还引起了主流媒体注意。Sun TV和24 hours都将过来写专访。Wow TV会出动3台高清摄像机全程拍摄并播出；预计总共会有6家TV会采访这个活动；服务东南亚的Kampong Ku电台也会现场采访，在AM1430播出。 总决赛晚会同样是为IBCS500club破冰关爱社–诺曼白求恩医疗援助基金筹款，为四川地震灾区购买医疗设备。观看超值的大型演出，同时也可以献上爱心，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总决赛餐餋$68每位，一桌10位是$600(送广告），购票请查询：416-893-1806，email：[email protected]，或网上购票：http://www.1ticket.ca/BOA/ 活动官方网址：http://www.globalaiya.org/beauties/ 亚裔小姐系列活动： 5月26日7PM，准亚裔小姐时装秀，在南京杂技团来多伦多的演出中做表演嘉宾。地点在大多伦多文化中心。 5月31日7PM，全城瞩目的亚裔小姐2009总决赛！地点在Grand baccus banquet hall，2155 McNicoll Ave。 6月2日6PM，获奖佳丽将在Warden&Steeles的丰泰超市和大家一起玩游戏，送大奖！ Dr Ken Ng是破冰关爱社的co-chair，为筹款是尽心尽力。 漂亮的Christina Chan是年轻人的楷模，破冰关爱社的灵魂人物，为筹款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是拼命了。 Godwin Chan向世界爱亚青年协会颁发证书支持亚裔小姐活动。 菲律宾著名舞蹈教练Abby…
一些著名的外汇观察人士警告称，美元可能即将大幅走低，因投资者和央行外汇储备管理者对美国国债的兴趣开始减弱，同时美元的避险货币地位逐步丧失。 尽管缺乏重大乐观经济数据，但近期欧元、甚至是遭受严重打击的英镑兑美元均走高。目前一些重量级策略师预计，未来几周欧元兑美元可能上涨至多9%，并可能促使各国政府再次干预外汇市场。 美元主要面临以下一些不利因素: 美国利率非常接近零，而利率是货币汇率的一个关键支撑因素。除此之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还采取了一项大规模购买资产的计划，以此作为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工具。 美国经济也明显处于困境中，而且就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本周向市场提醒的一样，美国经济处于严重承压状态的时间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期的还要长。但美元近几周之前的表现一直相对较为强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避险买盘推动。当避险意愿上升时，投资者会将资金转向那些通常被认为风险较低的货币。 不过，目前美国国债市场安全性的开始遭受质疑。通货膨胀风险正逐渐削弱美国国债的吸引力，同时不断有评论和分析指出，亚洲国家央行等一些美元最大的支持者可能开始减持美元。另外，去年10月份雷曼兄弟倒闭后流向美元的大规模避险资金目前似乎也开始撤出。投资者开始寻求从非美元计价资产上获得回报，这推高了澳元、新西兰元等风险敏感型货币以及一系列新兴市场货币。 过去几个月美元一直受到避险意愿升温的推动，但目前这种情况已发生改变。目前，美元走软预期已经加重。除德意志银行预计欧元将升至1.50美元外，渣打银行(Standard Bank)预计欧元将在一年内升至1.55美元。摩根大通(JP Morgan)也修正了自己的预期，预计欧元年底前将升至1.45美元，此前的预期为1.34美元。 有关详情请查阅网站www.respon.ca 或致电416-889-2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