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已经研发出一种能够消灭老鼠体内癌细胞，同时又不会伤害正常细胞的病毒。 伦敦每日电讯报22日报导，科学家更改一种通常会引起胸腔感染的腺病毒，使它得以对肿瘤产生重要的基因治疗作用，同时又不至于使肝脏中毒。这种改变使病毒得以保有天然的感染特性，在实验室动物的癌细胞中复制，最后并消灭这些癌细胞。 另外，正常的老鼠肝细胞会辨别并破坏这种病毒，使它不再具有毒性。这是历来首见的一大突破。牛津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塞摩尔教授表示：「我们研发的这种技术操作简便，而且有弹性。它可能有助于医学界研发针对特定疾病部位的治疗型病毒。这种经过更改的病毒在实验过程中非常有效，不过仍须做些后续研究才能用于临床实验，可能至少要到两年以后。」 塞摩尔表示，类似技术的多项临床实验已在全球各地进行，主要问题是，治疗常因病人出现不良反应而使效果打折。他说：「研究结果显示，理论上，制造可消灭人体癌细胞的非病原体病毒似乎可行。这是个很大的癌症研究领域，问题是，临床实验工本很高，我们需要足够经费支应。」

湖北省委宣传部5月22日下午对湖北省属媒体下发通知，对引发中国网民轩然大波的”5.10 邓玉娇案”的报道加以限制。 当地媒体人告诉本台记者，湖北省宣的通知称，”邓玉娇案发生后，媒体炒作给案件侦破和当地正常工作秩序带来了较大影响。”为保证”案件正常侦破、依法处理。”根据未具名的”省委领导”意见，要求各湖北省属媒体，”不要派人去采访，不炒作，不报道。” 而国新办网络局则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通知，对该案报道网络转载进行限制。他们要求，”邓玉娇案的报道，网站要尽快降温。” 他们要求，”相关专题和稿件，不放首页和新闻中心要闻区”，”作为一般新闻淡化处理。”同时，要”严格规范新闻来源，不转发规定范围外的稿件”。据记者了解，此前，国新办曾多次要求，对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不得作为新闻转载来源。 邓玉娇案引发了中国民众强烈的情绪，对此，国新办网络局要求，”新闻跟帖要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实行先审后发”。 对民众”成立救护队、行动队，鼓动网民赴湖北省恩施州调查支援的帖子，”以及各种”公开信、联名信、倡议书”则要求”删除”，”不得在网上搞签名、调查活动”。 同时，对借此案件，”恶毒攻击党和政府”，”攻击我司法制度”、”（鼓吹）民主人权”等”有害信息”，则要”坚决删除”。 网络局最后要求，”各地各网站，要密切关注此案的有关舆情，确保网上舆论”平稳有序”。

5月23日上午，第八届北京留学人才招聘会在北京人才大厦开幕。这次招聘会有45五家用人单位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据主办方介绍，大约有1000多位海外留学人员参加了本次招聘会。 参加招聘的单位不仅有首钢集团、大唐能源等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还有三一重机、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部分民营和外资企业。整个现场呈现出了一种冷热不均的局面，与招聘单位大多要求理工类的专业不同，参加招聘的大多数都是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归国人员。 招聘英文编辑的《中国日报》网站从招聘会一开始就颇为抢手，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一上午就收到了三十多份简历，而且大部分还是符合招聘要求的，至于接下来的筛选工作，就要由进人部门自己把握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像新东方英语、戴尔英语这样的民办培训机构的展台旁也一直都排着长队。而同样有用人需求的地坛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等一部分医疗机构，由于医学专业的限制则没有什么收获，一上午几乎连一个符合要求的应聘者都没有。 从整个招聘会的情形来看，无论是招聘单位还是应聘者都有些失望。通过对应聘者的採访，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前来应聘的海归并没有寻找到十分合适的岗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悉尼科技大学MBA专业的女生说，今天上午她投出了两份简历，但并不十分理想，大多岗位要不是专业不对口，要么就是需要工作经验，而且很多还是要求博士学位。对于单位性质和薪酬她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是想找到一个跟自己专业能够对口的岗位。 为了给应聘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主办方专门邀请专家在现场进行有关职业规划的辅导。通过对几个应聘者辅导过程的旁听，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海归都存在相似的情况:希望寻觅一个完全对口的岗位。 在随机採访中，多位海归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回国找工作，并不是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外的就业形势不好。而是他们在出国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将来要在国内发展。 从第五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开始，每一届科博会期间都会举办一次北京市留学人才招聘会，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留学人才找到用武之地。

卢武铉灵柩廿三日从梁山釜山大学医院抬出，准备运回老家金海市。 南韩前总统卢武铉廿三日惊传跳崖自杀，亲人将灵柩抬回烽下村老家时，儿子卢建昊（左）和女儿卢静妍（中）痛哭失声。 南韩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令现任总统李明博深感震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李明博总统似乎受到很大的冲击，接到报告后，惊讶得说不出话。」 奉总统李明博之命致哀的南韩总理韩升洙廿三日晚间前往前总统卢武铉老家吊唁，座车却被卢的支持者等人拦阻，不得其门而入，未吊唁即离去。 韩升洙抵达卢武铉老家庆尚南道金海市，但离卢宅还有一段距离时，卢武铉支持者和乡亲就拦住他乘的巴士，大喊「滚回去」。韩升洙碰一鼻子灰，只好离去。几名在野党领袖想来吊唁，也同样被挡回。 媒体报导，李明博昨天上午约七点廿分得知卢武铉自杀的消息，之后在与来访的捷克总统克劳斯举行高峰会时，收到了幕僚递送的卢武铉自杀身亡报告。 为了因应突如其来的消息，李明博已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除了和欧盟领袖会谈等外交行程外，参加电视节目等行程取消。 李明博已经指派总统府幕僚长郑正佶和其他官员到卢武铉的住家吊唁，卢武铉的遗体也已经返回家中，当地居民并举办烛光晚会哀悼卢武铉。卢武铉的住家位于南韩首都首尔南方约四百五公里处。 在卢武铉身亡的消息传开后，当地村民即停下手中的农事，三三两两地来到村庄的广场议论消息是否属实。有些村民激动地说：「卢武铉是被现在政府逼死的。」 李明博继卢武铉之后出任总统，他除了要求总统府官员向家属转达哀悼之意，也指示给予前总统礼遇，协助家属办好庄重葬礼。

回顾一下金融业和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岁月，那个时候，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曾经是举世羡慕的金融骄子。直到一夜之间，情况开始变化。那些印刷精美的房贷推销和介绍材料突然变得要命起来，以至于普通老百姓也开始在酒吧里心神不定交流他们对信贷违约掉期的担忧了。形势变得一天天糟糕起来，美国银行终于坐不住了。 纽约时报近日刊登资深财经记者彼得·古德曼（Peter Goodman）就此撰写的一篇题为“美国老师忘了教训”（Lessons the Teacher Forgot）的新闻分析报导。文中充满了讽刺地评论该美国银行的窘境：不得不效法他们过去不屑一顾的银行非经济行为。往日，美国和银行家们教训中国银行家要扔掉这些东西；如今，这些美国的银行家们却正在捡起它们。 该文章说，曾几何时，尽管在美国市场上，从牛仔裤到电器皆来自于从中国到哥斯达黎加等各个国家的工厂，甚至，美国的白领工作都开始外包出去了。只是，市场风险分析和操纵投资的精密活儿，仍旧是那些掌管华尔街的天才们的专有领域。他们作为金融世界的支配者，是全世界效仿的对象。 所以，当上周传出，面临一系列房地产投资灾难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为了确保手中的现金，打算出手所持有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的消息时，毫无疑问，这成为了美国银行开始落魄的铁证。 是的，美国银行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美国最大的银行，自由企业的大本营，必须拼命地出售一家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银行的股份来保有现金，不然的话，就有可能激怒美国金融管理机构，最近开始，这些监管机构关切起银行持有的现金数量。 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部于上周公布了金融衍生品投资的新法规。此前，不受管辖的衍生交易市场一直被视为是美国金融创新、充满活力的标志，但是现在，它们却沦为华尔街大火的火源，并导致这场大火蔓延到全球。 富兰克林穿上毛式制服，比喻美国银行家在师法中国银行（资料图片） 不到4年前，当美国银行以30亿美元买下建筑银行9％的股份，作为他们打入中国市场的投资时，这笔交易原本应该显出华尔街强大的资金管理能力。美国的银行，并不仅仅是美国银行，还包括花旗、美林证券和其他银行，都自诩他们购买中国金融机构股份的股份，是一种明智的战略性投资；是在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市场插进脚去的方式。 对美国的投资人而言，仍然在摆脱毛泽东时代乌托邦实验失败阴影的中国，是13亿人口的家乡，那里有13亿只钱包在等着放入信用卡，有26亿只脚在迫不及待地想穿上耐克球鞋，还有，130亿只手指将捏着肯德基的快餐。 古德曼写道，美国银行理事谈起他们的中国同行时的口气，就像家长教训人说话一般。没错，当时的中国银行系统充斥着腐败问题，而美国银行将会带来一种现代的金融文化，并教给他们在发放贷款时，如何冷静地考虑自己的底线。 “我们认为，在规模和档次上，将我们的产品专业知识、技术和经验与他们本地的知识、配送和销售能力结合起来，是很有价值的事情，”美国银行总裁肯·路易斯（Ken Lewis）在2005年6月决定收购建设银行股份时曾如是说。 中国领导人则表示，他们对能够获得华尔街的指点感到非常幸运。“我们有许多需要向我们合伙人学习的地方，例如如何服务顾客，如何创造股东价值，”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说。 如今谈起美国银行和股东价值时，话题理所当然地变成了集中在银行的最新股东，联邦政府会持有多少股份，以及银行的股票是否还有任何价值上了。美国银行在规模和档次上的专业知识已经扩展到必须动用450亿美元的救市基金。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银行对当地政府有求必应，按长官意志发放巨额贷款（资料图片） 对华尔街的大部分人来说，那种曾一度被认为能够改善中国金融系统的专业知识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巫术，或者是一个庞大的“庞氏骗局”，在这骗局中，银行不断借用巨额资金，然后几乎向任何人都提供贷款，并使用令人费解的模式去说服市场：这一切都运转良好。他们就像散发外卖餐馆菜单一样，散发着低利率的信用卡和房屋抵押贷款，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假象景象，哄抬起房屋的价格。 实际上，美国银行的经营模式与那些本应现代化的中国银行相差无几。两者谋利的方式其实都是遵从这样的原则：毫无顾虑地批准贷款，这也是美国的中国同行们长期来一直实行的。与此同时，相信政府会承担不良贷款的损失。 在中国，风险投资可能是毫无利润回报的，可是，却足以让任何分到一杯羹的人致富。例如，开发商以建筑办公大楼为借口向国家银行贷款，即使这些办公楼将来空置。这笔贷款中，他们自己先抽走一部分，再拿一部分去贿赂给他们批土地的党政干部，还有，举办豪华的酒席和以去澳门旅游等等，来回报银行的人。很快，新建好的高楼就沦为国家财政的灾难，但是，开发商、银行和党干部都已经从中获利，并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可以享受它们。 结果许多贷款无法追回，美国的抵押贷款机构Countrywide的情形就非常相似，最后在一场大拍卖中把自己卖给了美国银行，他们的大多数股东都因此损失惨重。无力的屋主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被抵押。但是，Countrywide的理事们却在房地产热中，通过出手不断上涨的Countrywide股票而积累了大笔财富。而无疑，华尔街的银行家就是Countrywide的帮凶，正是因为他们，向投资者们推销Countrywide的贷款，Countrywide才能以毫无顾忌的批准贷款。 一些杯葛Countrywide的民众（资料图片） 现在，这种轻松赚大钱的办法不再灵光。华尔街的那套金融炼丹金术已经土崩瓦解，而银行家们都开始认真关切借款人的信用记录。美国银行的财务状况已经糟糕到必须卖掉他们的中国的银行股份来维生，曾几何时，美国银行描绘为那是为了帮助中国的“未开化”的银行系统的投资。 美国银行的那种全球金融典范的气势荡然无存，现在甚至弄到要效仿原本应由他们来改革的中国银行的程度，例子之一就是美国银行出于政治需要，发放项目贷款。 西方评论家对中国银行的最严厉抨击之一，就是中国的银行并不是依据经济法则，而是以党政领导旨意来发放贷款。例如，由于担心某家大规模的国营公司破产将导致愤怒的失业民工上街抗议，地方党政干部就会向国营银行施压，要其保证该国营公司的流动资金需要和员工就业机会。 古德曼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近几个月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必须依靠纳税人交纳的钱，才能勉强维持营业，美国金融系统的中心已经开始从纽约向华盛顿转移。美国的立法人员和财政部官员现在都恳求银行使用他们的救市资金来增加贷款，尽管，银行自己都担心，在经济如此低迷之际借钱是否合理。以政治而非经济为行动指南，银行面对的这种难题，世间没有任何人能比中国的银行家们更能心领神会了。 美国银行倒行逆施，就像被迫缩小其在华的股权一样，实际上，她可能正在从中国的同行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20年前，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还屈指可数，而专营高科技业务的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就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八九年五月20日北京实施戒严状态后，政府同大学生形成严重对立，军队在近郊待命，大学生则誓言保卫天安门广场。万润南曾试图缓解局势，他一方面发动倡议，呼吁人大召开紧急会议以宪政手段解决危机，另一方面，他极力规劝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以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那么，20年后，万润南又是怎样看待当年那段历史的呢？ 德国之声：万润南先生，八九年的民主运动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周年了，您作为当时的亲历者，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您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万润南：我觉得还是一种平常心态，所谓平常心就是说二十年我们所坚持的当时的那些诉求依然没有变。当时希望推进政治改革，希望反对腐败，希望政治更加清明，社会更加公平，这些基本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而且有些问题甚至更严重了。这个贪污腐败，今天中国的腐败跟89年的时候比，那又是上了好几个数量级。当时的社会的不公平，现在更加厉害了。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政治改革严重地迟后了。所以我想我们当时坚持的那些理想，要求都没有变。 德国之声：您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是理想和诉求没有变，一个是中国的腐败问题，社会公正上存在的这个差异要比二十年前更严重了，那么您觉得为什么二十年前会发生这样的学生运动呢？ 万润南：我想这个是在改革，在一个转型的关头，就是说经济改革了，引起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包括分配不公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不是经济改革本身能解决的。它必须要有政治改革来解决，其中包括当时像《阳光法案》：颁布的财产应该公布，许多所谓的经济案件要追究。在这些方面当时引起社会的不满意，而且当时有很好的应对办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转型机会。可惜最后是用一场暴力，把这样的要求镇压下去了。而这些正当的要求，社会公正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形成了今天中国这样畸形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畸形的繁荣，另一方面政治改革严重的迟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一直压制着。我想这样的话对今天的领导人来讲，对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讲，这个都不是个办法。政治的问题还必须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二十年前的那场暴力镇压，您在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中主要做了两件工作，一个是您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的紧急会议讨论时局，另一个就是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召集学生代表，劝他们尽快撤离广场，以避免政府采取暴力手段。历史当然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当时您这两件事做成的话，结局会很不一样吗？ 万润南：我当然会认为很不一样。因为解决问题必须是在法制的宪政规范的范围里头解决，这才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因为人大是国家体制当中的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家有问题，当然应该人大来讨论解决，而且当时具备了这样一种环境和气氛，同时当时人大委员长万里而且也是给予了积极呼应，最后甚至不允许他到北京，在上海就被软禁了。所以完全是用一种暴力终止了宪政程序的实行。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学生理性地，及时地退出广场，人大按照议程来开会，那么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会产生非常不同的一种局面。我们当时提出这些想法也不是说偶然的，当时我在四通不光是从事经济方面的努力，我们办的企业应该说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因为我们用五年的时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企业，在私营企业里是最大的，而且在电子行业里是最大的。当年我们这方面的成就今天就不说了。而且我们还关心社会问题，专门成立了四通社会研究所来讨论政治改革的相关问题。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就是最有序的，有效的渐进的一个办法。因为你知道在中国今天有宪法规定的人大，但是它只是党的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宪法上规定了人大的权力，所以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让人大这个橡皮图章逐渐得硬起来，真正成为一个宪法里头赋予它的这么多的责任和权力的机构，在这样的一种宪政体制里头，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力来逐步的落实这些问题，这是政治改革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当时六四这件事情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了，实际上就使得人大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真正的起到了作用。所以当时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我认为是非常可惜的。而且当时是赵紫阳主持，我认为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从他发表的许多谈话来讲，第一他反对镇压，第二他主张搞《阳光法案》，而且说公布财产从他开始，查经济案件从查他的儿子开始，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而且万里先生当时在海外也接着要赶回去，发表了一些很开明的讲话，做一个很好地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也需要当时的学生运动来配合。你不能让镇压派找到理由，你不能让改革派逼到墙角，没有办法。而当时应该说学生没有能够及时地配合党内的改革派，使得这场镇压发生了。所以一个反对运动不能够只有踩油门的，没有踩刹车的。 德国之声：我对您的理解就是您觉得这场89年民主运动的失败，主要还是应该归咎于学生的激进，可以这样理解吗？ 万润南：不是。我们这个主要是从检讨我们自己来讲。当然，从根本上讲失败，那是共产党内的保守派，镇压派，他的顽固，最后用了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和平的，理性的这场运动。这个是根本原因。 德国之声：89年6月您开始在国外流亡以后曾经说过，共产党气数已尽，已经维持不了很久了。但是两三年以前您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共产党”气数未尽”》，是您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万润南：这方面我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我想在分析共产党为什么气数未尽这篇文章里，我详细讲了为什么是这种情况。讲到共产党在89年以后的几种应对的办法，软得更软，硬得更硬，在软后面的硬。实际上共产党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了，可以说原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气数已尽，就是说那个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成为精英的权贵阶级，社会精英的利益代表者。它对资本家的服务，对有钱人的服务，权钱的结合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所以我讲所谓”三个代表”它的意义非常强大。共产党原来是讲代表劳苦大众，代表无产阶级。现在这个共产党还是当时那个共产党吗？现在它代表的是有钱人，什么叫代表先进生产力，其实就是代表了有钱人。什么叫代表先进文化者，其实就是代表文化精英，知识精英。实际上共产党从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权钱结合的以执政保证自己这份权力为目标的这么一个集团。 德国之声：您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锦涛不仅是同学，而且当年还曾经有过很深厚的个人友谊，您个人是怎么看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后中国的政治走向的呢？ 万润南：按照共产党未来的人，就是每个共产党里头的成员都是这台党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不是说某个人能够改变什么，就是说胡锦涛改变不了共产党，而共产党可以改变胡锦涛。必须是成为党的机器的一个忠诚的，工作得非常好的齿轮和螺丝钉，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任何想有自己想法的，最后都被这个机器所排斥在外。胡耀邦有自己的想法，最后被清除出去。赵紫阳也有自己的想法，最后被清除出去。所以今天的胡锦涛只好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只有党的想法，所以他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倾诉人：王静(化名)，女，31岁，教师 那天，王静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说她老公国强不见了，久寻不着。朋友们都给她支招说国强很爱看晚报，实在没办法就找晚报倾诉一下吧。就在我要挂电话的一刹那，王静大声地说：“无论结果怎样，我都要把我的事情给你们讲讲。” 我想找个老实人过日子 我和我老公国强原来是同一个大企业的职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工会领导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安排我俩相亲。国强比我大七岁，我是大专，他是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凭不是很高，但知识面却很广，同事给他送了个外号“博士”，天上人间，什么他都能侃，很能吸引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讲新鲜事给我听，当时还很单纯的我就被他的博学吸引住了。见了三次面，国强提出了要去见我的父母。不知道他从哪儿了解到我父母的爱好，他拎了我爸爸喜欢的洋河，还带了我妈妈爱看的笑话书。到我家后，国强很勤快，陪我爸爸下棋，甚至还到厨房给我妈妈打下手。大概是我很少进厨房吧，我妈妈对国强喜欢得不得了。想着我以后有了依靠，二老很高兴地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吃饭时，国强碗里的菜堆得小山似的，妈妈还笑眯眯地让他多吃点。那时的我也很满意，因为根据我的观察，他是属于那种很靠得住的男人，挣的钱不多，文凭也不是很高，我只想找个安稳的人平静地过日子。半年后，我跟国强结婚了。我很上进，利用休息时间考了个教师资格证，应聘到一家公办小学当了教师，国强也混到了高级技工，我以为幸福的日子就要来了…… 老公下岗给他更大的生活空间 天有不测风云，2002年，老公的单位倒闭了，他成了无业游民。为了摆脱寂寞和空虚，他总是出去跳舞、唱歌，他有这方面的特长。我觉得下岗了，他心里肯定不好受，就纵容他出去发泄一下。怕他的口袋里没有钱，我还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给他。这样，我在外面拼命赚钱糊口，每到双休和节假日我还出去做兼职，有时候回家晚了，就弄点开水泡饭吃，孩子也是寄养在父母家。可是我的老公却在外面潇洒到很晚才回来。 (王静讲到这里时，眼泪已经止不住了，只有停了下来。大概是想到了那段艰辛的日子吧，我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她，只有静静地看着她。好一会儿，她才止住了眼泪，继续讲了起来。) 国强基本上是早上出去，晚上十一点左右才回家。每次我都累得半死地睡着了，两个人也没有什么交流。可是，从2003年10月开始，国强回来得更晚了，有时凌晨一点多才回来。我实在不能忍受了。一天，我就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到国强回来，我问他：“你为什么每天回得这么晚啊，在外面干什么啊？”怔了一会儿，国强很坦诚地告诉我，“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类女人，没一点情调。”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我在外面认识了一个跟我很投缘的年轻女人……”真是不可思议，没有收入来源的老公竟然在外面找了情人。 国强告诉我，那个女人叫燕子，短婚未育，还是个职业不错的白领，长相不错就是皮肤有点黑。他们是在跳舞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就成了固定的舞伴，交往也多了起来。一次疯狂的舞会后，两人不能自持地在小旅社开了房。当国强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以为是天方夜谭，但国强认真的样子让我的怀疑瞬间破灭。我质问国强，那个女人看上你什么了？国强竟很得意地回答我：“因为我长了一副女人喜欢的脸蛋，还有一张讨女人欢心的嘴。”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怒之下就吼了句：“那你就给我滚出去，跟那个女的去过吧！”国强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个月后，国强敲开了家门。他说知道错了，他发现自己还是离不开我。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看在孩子的份上，我重新接纳了国强。 再次离家出走 可是狗终究改不了吃屎的毛病，国强还是不安分，没过多久他又在外面拈花惹草了。我只有跟他吵，骂他是流氓，别把病带到家里来。他却仍然我行我素，还嬉皮笑脸地跟我说他要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我气得咬牙切齿，很想跟他离婚。但每次这个念头一有，我的心里就很不好受，因为我还是很爱他的。他不在的时候，我会想他，想得睡不着觉。就是这样的日子，还是在一天天地过。家人和朋友知道了后都劝我离开他算了，但我还是很舍不得。 国强下岗后，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低保，我总是把自己的钱给他用。有钱了，他可以一个星期不回家。但只要他回了，他肯定是回来找我要钱用的。一次，我把孩子的报名费都给了他。他就在外面找女人，还说找女人不能超过一个月的保鲜期，否则就没有新鲜感了，只有我，作为他的老婆，他才没有换。 2006年3月底，国强忽然不见了，从我的视线完完全全地消失了。衣柜里，他的衣服也少了很多。开始，我以为他又是老毛病犯了，跟哪个女人出去，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两个月之后，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手机老打不通，认识他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我这才慌了神，他身上又没多少钱，单身一人在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呢？ (这是王静讲述过程中哭得最伤心的时刻，抽泣了大概五分钟，看我在一旁默默地等着，王静很诚恳地说了句：“让您见笑了。”) 为了找他宁愿被别人当疯子 没有了国强，我觉得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在家里，我发疯地把国强的照片找出来看。最后，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思念，我做出了一个很愚蠢的决定。我挑了一张国强笑得最灿烂的照片，就出来寻找他了。 我见到人就说我老公离家出走了，问路人有没有看到他。有的人以为我是疯子，看到我就跑得远远的。还有人不断地指指点点：“那个女人是不是神经不正常啊，受了什么刺激吧？现代社会还有这样寻人的吗？……”我也懒得理会这些话，只是一直不停地问。我就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国强。因为不管他在外面多么风流，多么花心，我还是离不开他啊！有一天，我问到了一位老人，他告诉我：“闺女，你这么找也不是一个办法啊，人海茫茫，你到哪里去找啊？你可以登寻人启事！”老人的话点醒了我，我到打印社打印了好多份寻人启事，到处张贴，但是到现在还是毫无结果。 (“那你如果找到了国强，你怎么办呢？”虽然，我认为王静可能会原谅他，但我还是想王静亲口告诉我她的答案。“我还是会跟他在一起的。我就是这么傻。爱上他就认定他了。”王静说得很坚决。“如果国强跟别的人私奔不回来了，或者你找不到他呢？”我突然觉得自己很狠心。“那我也活不成了，希望国强看到我的倾诉能快点回家，我和孩子离不开他。”王静又开始哭起来，已经说不下去了。我也真的不忍心再追问这个痴情的女人了，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王静。) 痴情的人现在很少了，能够无条件地原谅花心丈夫所有不轨行为的妻子，算得上一个痴情人。爱得足够深，是不是就可以没有底线，可以无限纵容对方的错？其实纵容对方的错就是在纵容自己犯错。爱得有原则，并不全是因为爱得不够，更是因为不愿意放纵自己。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万事都有极限，再纵容的爱也会有到尽头的一天。到那时候，不放下也得放下了。

美国《新闻周刊》5月22日载文《美国要学会适应中国的强大》，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选出了美国驻华大使：乔恩·亨茨曼（中文名洪博培）。舆论猜测，奥巴马跨越党派挑选大使是一招妙棋，既显示他不拘党派任人唯贤，又可以在竞选连任时减少一位潜在的对手。对于亨茨曼来说，他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主角之一。近来，许多国家的媒体都在讨论中美将幷驾齐驱成为世界两强，中国当前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的强大。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对经济危机时的混乱不同，中国的局势非常稳定。过去2个月中，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被视作是对美国主导的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挑战。 5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奥巴马（左）和犹他州州长乔恩·亨茨曼（中文名洪博培）出席新闻发布会时握手。 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将目光投向了美国的财政政策。随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符合中国利益，幷提出了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在4月份的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温家宝总理同意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金融时报》称，过去五年中，中国的黄金储备翻了一番，已经对美元形成挑战。 中国的一系列行动让美国非常敏感，美国外交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对“G2”（中国和美国）的好处和危险进行了激烈争辩。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表示，中国一个月的发展比过去10年的还大。 但是美国应该就此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变这些政策吗？中国观察家尼古拉斯·拉迪的结论是：“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杠杆。” 中国的能量和影响力越来越接近美国，但人们不必感到惊讶，分析家早在多年前就做出了这种预测，中国崛起的话题更是贯穿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之前的全球趋势报告。可是现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依然不到美国的一半，中国要想真正赶上美国，还需要很长时间。实际上，中国的一系列动作都是非常温和适度的。中国的政府官员也承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元依然是世界储备货币。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动作会令很多人大惊小怪？坦白地说，美国人已经不习惯于与一个独立的国家共同处理问题。20多年来，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霸主，也是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人已经习惯了通过华盛顿做出所有决定。当代美国及其领导人还没有对其他国家崛起幷重塑世界经济秩序做好准备。 中国近来的动作幷没有对美国形成真正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甚至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奥巴马和亨茨曼需要对中国的崛起调整心态。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这点，中美关系将从互相害怕转为利益共享。

因上海某电视台女主持做节目时屡屡俯身采访暴露过多，而引起网友广泛热议。 据电视画面，这名女主持人在采访和做节目的时候，时常内衣隐现、身形毕露，受到了不少网友的指责。这是继湖南娱乐频道“星姐”表演时内衣外露浑然不觉，主持人并未及时提醒导致内衣“外穿”香艳表演长达10余秒后，又出现的电视台女主持在做节目时的暴露情景。 也许这只是这位漂亮主持人的节目风格，也不免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网友称：也许我们不必总拿着自己所谓的道德观去批判这些女性，可能她们也有自己积极方面的出发点。 而较多的网友则认为：这位主持人经常俯身露出身体，动不动就来个内衣走光，让人们看了有些不舒服甚至尴尬，有些缺乏公众意识。据传，曾有部分西方国家媒体甚至部分领导人说：中国女性如果70%不带文胸的话，也就意味着中国真正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不知是何道理。也许我们真的不必总拿着自己所谓的道德观去批判这些女性，可能她们也有自己积极方面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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