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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相《开国元勋相煎急》／毛泽东在引用“曹操、孙权”的历史典故以林彪的在这方面的“智商”应该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和心思。然而，林彪告诉吴法宪说，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 毛泽东亲笔删除 毛泽东在“九大”上就一再表示出准备把国家从动乱中抽身的想法，文化大革命中显赫一时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怪物——中央文革也在毛泽东手中勾决了。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此前，中央文革是载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的，此时毛泽东如此表示特别是提出“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这说明毛泽东的心态是倾向于“求稳”。 《开国元勋相煎急－－毛泽东与战友们》展示的，不是两条路线图解的中共高层的斗争，而是无数场你争我夺、你死我活、纵横交错的倾轧场景，远不只是正义和邪恶的两方较量。 中央文革的取消让江青颇多牢骚，她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与“求稳” 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再次公开表达他对个人崇拜过头现象的不满。他看到银幕上多次播发他的镜头时就闷闷不乐的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他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这些话是毛泽东在 1969年5月到武汉休养时说的，武汉军区负责人之一的刘丰就是林彪的亲信大将，毛泽东这些话应该不会一点都不落入林彪的耳中的。 毛泽东在1968年9月亲笔删除提法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类文革以来红极一时的“赞语”，接著又在1969年6月由他批示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有步骤的开始给“四个伟大”一类的东西降温。与此同时，四届人大的事情给提到了日程上来。 毛泽东让汪东兴回京 四届人大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取消原来的“国家主席”这一节，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1970年3月7日，毛泽东让汪东兴回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这个意见。3月8日晚，汪东兴就向包括周恩来、叶群在内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都表态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还专门叮嘱叶群转达此意见给远在苏州的林彪。而林彪则通过叶群在3月9日向在京的吴法宪、黄永胜转达他的意见：“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这是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第一次违拗毛泽东的指示。在3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有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的小组；一个是有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修改宪法工作小组。3月中旬，毛泽东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再次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林彪委托秘书带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也委托秘书回敬：“问候林彪同志好。”这是林彪第二次违拗毛泽东的指示。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报刊杂志送审文章稿件时删去了诸如“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一类肉麻的吹捧，而这些吹捧用词都是林彪平素经常提及的，毛泽东批示传阅在政治局时，林彪未作表态。 林彪的三条意见 4月11日，林彪通过林办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的意见在政治局讨论后，有部分政治局委员附和林彪的意见，但4月12日，毛泽东就此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所指的比喻道：“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这段话是当著林彪的面说的。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公开表态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而且毛泽东在引用“曹操、孙权”的历史典故以林彪的在这方面的“智商”应该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和心思。 然而，在5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说，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求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小组会上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7月，叶群私下跟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设立国家主席的呼声再起，毛泽东严正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7月18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7月下旬，为纪念8.1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准备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在7月27日讨论社论稿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去掉。恢复以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最后请示毛泽东定夺。毛泽东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稍后，毛泽东又和汪东兴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泽东让汪东兴代他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开国元勋相煎急》，未完待续）

多维社记者李铎编译报导／根据房地产权威网站Zillow.com对全国161个都会区的最新调查，美国房屋价格在09年第一季继续下滑，与去年同时期比较，平均下跌了14.2%。这造成21.9%的屋主，房屋价值已低于购屋贷款。这项数字，在前一个季度是18%。 这波房市危机中，受害最深的，应该是在房价泡沫高峰，贷款条件最宽松时入场的买家。根据统计，06年核准的购屋贷款，目前平均有60%处于房价低于贷款额的状态。这项数字，在南佛州某些地方，甚至高达88%。 房价连续9个季度下跌，也造成全美有8个地区，中位数价格与最高时期相比，跌幅达50％。而被调查的161个地区，有85个在过去5年间房价呈现下跌或持平的情形。 报告指出，值得乐观的是，加州的洛杉矶、圣地亚哥及Modesto三处受创严重的地区，与去年或前年同时期相较，已连续两季出现较小的跌幅。类似情况的都会区，全美共有17处。 以洛杉矶都会区为例，与08年同季相比，Zillow房价指数下跌18.9%。这个数字，在08年的第三及第四季，分别是20.8及20.7%。圣地亚哥，09年第一季比去年同季下跌18%。前两季的数字则是19.1及18.9%。这两个城市的房价，与05、06年的颠峰期相比，分别已下跌33.6与 35.4%。 在洛杉矶，包含橙郡在内，20%的房屋，目前市值低于贷款额。其中，Stockton与Modesto属加州最严重，皆为51%。但仍低于全国之冠的拉斯韦加斯，已达67%。 专家指出，此刻潜在卖主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房价何时才会见底。根据Zillow.com另一项调查，31%的屋主表示，如果未来12个月内，市场有复苏的迹象，有可能出售房屋。这其中，有7成屋主是以邻近小区的房屋成交情况为参考。 “按照目前缓慢下跌的情势看来，距离房价见底还有好几个月。而且，由于屋主等待触底反弹的心态，房市一旦出现好转迹象，可能会出现卖方突然大量涌现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供过于求的市场，造成价格继续在谷底盘旋。因此，房价在2010年之前应不会见底，而且将在底部持平很长一段时间。”Zillow副总裁 Stan Humphries博士说。 数据也显示，法拍及屋主短售求现的情况依然很稳定。过去12个月，约20.4%的所有权转移，是经由法拍。而屋主短售求现的比例则是11.9%。 美国都会地区，09年第一季，出现房价低于贷款情形的比例，最严重的10区为：拉斯韦加斯（67.2%），加州Stockton（51.1%），加州 Modesto（50.8%），内华达州Reno（48.55％），加州Vallejo Fairfield（46.5%），加州Merved（44.4%），佛州Port St. Lucie（43.5%），加州Riverside（42.8%），凤凰城（41.7%），奥兰多（41.7%）。 经济学家指出，当房屋现值低于贷款额超过30%时，屋主极有可能选择放弃继续供款。相较之下，若差距只有5至10%，屋主则倾向苦撑，等待房市好转。根据 First American Corelogic统计，至08年年底，美国有十分之一的贷款者，贷款额高于房价110%。 屋主资不抵债的情况日渐恶化，《华尔街日报》做了有趣的比较：若按照奥巴马政府的条件，只拯救贷款金额在房价105％以下的屋主，那可能很多人要继续望屋兴叹了。 尽管如此，好消息依然存在。根据国家房屋中介协会的统计，09年3月Pending Home Sales Index增加了3.2%。 “房价在2010年之前应不会见底，而且将在底部持平很长一段时间。”Zillow副总裁Stan Humphries博士说。

一段时间以来，诸如“中国崛起”、“中国热”等词汇不绝于耳，这一切似乎都在充分印证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曾经被戏谑为“东方睡狮”的国家，正在试图依靠努力的拼搏和积极的奋斗来证明自身的实力。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国际影响力作为证明一个国家实力的砝码缺一不可，同时这一切又都归结成为为国家形象或者民族形象。 处于国力迅速提升的中国就是要借助全新的形象来展示其大国风范，并且同时被世界所了解和认可。中国的崛起凭借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不息奋进，而中国形象的树立也同样要依赖于全体华人的努力付出。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而言，肩上承担的责任似乎要更胜一筹。因为数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的海外华人，已经顺理成章被看作为中国在海外社会的“代言人”，成为世人直接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总之，在旁观者的眼中海外华人的一举一动都不仅是个体的行为，都会被赋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烙印。由此，对于海外华人的行为要求自然变得更为严格。 以意大利为例，当地居民用来“攻击”华人的武器大概包括以下内容：华人聚集区脏乱差等环境问题；华人社会存在超时工作等不公平竞争；华人保守内向的性格被看作是“自扫门前雪”的自私表现。这些来自外界的指责也许过于苛刻，但也的确是不争事实。 尽管这其中可能包含着东西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差异，尽管不可避免存在着世人对中国、对华人持有的偏见和误解，但是消除误解和隔膜的前提不是一味辩解，而是需要华人勇敢面对自身的缺点和劣势。 首先每一位到海外淘金的华商都希望可以赚到钵满盆满，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超时工作、雇用黑工等事实也不可避免。类似急功近利的行为虽然换取了暂时的利益，但却损害了华商的整体形象，甚至会受人以柄；其次海外华人注重地域的划分也是一个现实，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在陌生的国度里，相同的地域似乎成为了一种亲缘关系，一种拉近彼此的理由，然而伴随着注重地域亲缘的同时，地域歧视也逐渐显露矛头。中国由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导致了不同区域间人们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尽管华人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客观原因导致的地域亲近感，但在旁观者眼中这些却容易被看作是互相排挤，是不可理解的“窝里斗”。 当中国成为世界目光聚集的焦点，每一位华人就应该已然做好被严格审视的准备。在苛刻挑剔的眼光中，我们不仅有责任和义务严格自律，更不能让成为习惯的传统陋习拉了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后腿”。

【倾诉者】瑶茜 女 二十六岁 职员 【时间】五月六日 和前夫离婚已经2年了，可一想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瑶茜还是满心的伤痛。她说：“今天是我儿子的3岁生日，可是我连他现在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刚刚给他奶奶家打电话了，我前夫、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在给他过生日。每次一想起孩子，我就心痛得受不了。” 我感动于他执著的追求 我和哲勇是2004年的秋天认识的，那时我大学还没毕业，大三的生活很清闲，课很少，我就在网上应聘了济南的一家公司，提前开始了我的上班生涯。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我是郑州人，大学也是在河南上的。年轻时总是想去外面闯一闯，可是出去了才发现一切都很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公司的一个女孩一起住，她和她的同学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和她住一间，但她的男朋友偶尔会来找她，那时我便要睡在客厅里，很不方便。于是我就趁上班的空闲时间在网上发布求租房子的信息。我和哲勇就是这么认识的，他说他有房出租。说实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好，人不高，说话也笨笨的，骨子里很抠。 但从那之后，哲勇就常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找我。他几乎知道济南的任何一个地方，吃的，玩的，逛的。而且他还常带我去见他的一些朋友，介绍我时就说我是他的女友。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接受他，他和我心目中男友的形象差太多了。 慢慢地就到了冬天，那年冬天下了好几场雪，有一次雪很大，我们约好了去找他朋友玩。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到地方，下车的时候我看见他在站台上站着，满身都是雪，雪人一样冻得直跺脚、搓手。可当他看见我的一刹那，眼睛里闪出兴奋的光芒，正是这道光，把我彻底感动、彻底征服了。 我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他 我们住在了一起，每天早上我都得6点多起床，走二三十分钟的路去坐公交车上班。刚开始他天天早上送我，晚上接我，可没多久就不再送了。 那时家里唯一的一个电器就是电脑，他总是坐在电脑前不动，聊天，一次挂好几个QQ号聊，还同时开好几个聊天室。刚开始我也没在意，后来才知道他在网上办理假证。我劝了他多次，这样是犯法的，他起初还敷衍我，说挣点零花钱就不干了。后来我为这和他生气，他就躲着我，趁我不在的时候做业务。他没钱，我不在乎，因为他很聪明。我觉得只要我好好对他，好好引导他，他会变的，可是我错了。 2005年我就要毕业了，我跟老板请假回了学校，准备论文答辩等事情。刚回来时他经常给我打电话。有一次他跟朋友喝了点酒，还哭着说很想我。可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我开始感觉有点不对劲。不过每次他都说我多想了，说他有多忙。其实那时我可以在郑州找别的工作，而且待遇绝对比在济南的好。可为了他，任性的我还是不顾父母反对，选择了济南。 不知何时起，我开始在他的手机上频繁发现别的女人给他发的暧昧短信。可正当我对这段感情犹疑不决的时候，那年7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他说想要孩子，而我提出结婚。很快我们就把婚事给办了。母亲尊重我的决定，只是父亲憋了一肚子的气。 我希望孩子能带来幸福 其实在决定结婚前我们之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刚开始他说要孩子，后来又说不要了。我很生气，就去医院要把孩子打掉。但医生说我有炎症，需要先消炎再做手术，所以当天我就没做。 那天夜里很晚他才回家，回来就趴在我身上哭，说很想要这个孩子，但是担心养不了我们。那时他不怎么挣钱。我们花的钱几乎都是我的工资，每个月都没什么剩余。日子紧巴巴的。我看他哭得难过，就跟他打保票说：“你放心，再苦再难我都把孩子生下来。” 可是我没想到，这恰恰是我人生最大的错误。如果没有孩子，现在我也不用恨，不用牵挂，不用痛苦，可以快乐地过我的生活。可是现在，想退回去都不可能了。 我怀孕后，哲勇就和我分居了，说怕对我肚里的孩子不好。没钱我可以忍受，干活我可以忍受，不过夫妻生活我也可以忍受，可让我忍无可忍的是，哲勇的手机上总是不断有女人给他发的暧昧短信。他的QQ号上加的也都是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他总是一开始就和人家拉家常，两三个月后，对方对他的称呼就改了，换成了“老公”或者“亲爱的”。我很生气，当时真想把肚里的孩子打掉。可那时怀孕已经四个多月，小家伙已经会动了，第一次当妈妈，我舍不得。 我赌气回了娘家，谁知这更合了他的意。他十天半月不给我打一个电话，而我一天给他打两个电话他都嫌烦，总是用忙来搪塞我。其实我知道，他一天忙不了多长时间，晚上六七点就下班了，然后就叫上一帮狐朋狗友吃饭、唱歌，玩到深夜。他的那些朋友，有钱的没钱的都很花心，在外面养女人。他总是在我面前说就他自己最清白。 我也常和他闹，有一次闹得急了。他竟然哭了，他虽然很可疑，但我始终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来反驳他，所以我总是心存侥幸，希望对他都是误解，希望他会变好，希望有了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发现他一直在欺骗我 可我又错了，孩子出生了，不仅我和哲勇的关系没转变，还多了一重矛盾——婆媳矛盾。 我是在娘家这边生的孩子，孩子出生后的第四天婆婆才来。她刚来时我们病房只有我一个产妇，她晚上可以睡床上，后来又来了一个，她只能睡沙发。她就跟别人抱怨说来这边受罪了。 而哲勇在孩子出生后的第10天才从济南赶过来。婆婆的第一反应就是抱着哲勇哭诉在这里如何受苦了，说从来没这么伺候过人。可事实上她哪里算得上伺候我呀，我每天吃什么都是自己做，孩子也是我照顾，她每天只是刷刷碗洗洗尿布。有一次她上午10点多出门，直到下午快6点才回来，我饿得眼冒金星。可我说什么哲勇都不信，他只觉得我亏待他妈了。 在我的坚持下，孩子一个半月的时候哲勇把我们接到了济南市。刚到时哲勇还隔三差五地回家，后来就总说工作忙，路太远，回不来。有一次他一连七天没回家，头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住店里，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孩子打车去找他，可他根本没在那儿。那段时间，一个月他能回来一两次，每次回来都是洗个澡，睡一晚就走。他说怕孩子夜里吵，所以他从来不跟我们睡一个屋，我们仍然持续着分居的状态。每次回来他都会给我一些钱，不多，就四五百元钱。其实他给的钱根本不够花，我怕给他造成压力，总是能省则省，然后拿娘家给我的钱贴补。 可没想到我这样的付出换来的却是哲勇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一个女人的出现戳穿了他所有的谎言。那个女人给我打电话，说怀了哲勇的孩子。当时哲勇也在，我让他解释，他无话可说。我决定成全他们，因为他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了，我的心已被他伤得千疮百孔。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哲勇最终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其实我最舍不得的还是孩子。最初孩子我坚持由我带，但我家人为我着想，劝我放弃了抚养权。可临上火车时我家人又反悔了，让我把孩子抱回来，但哲勇不给。离开时孩子才1岁，现在已经3岁了。我去见过孩子两次，可孩子已经不记得我了。哲勇还拿孩子威胁我，说将来要让孩子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母亲，我想他一定会骗孩子说我如何坏，让孩子从小仇视我，排斥我，痛恨我。每当想到将来会面对这一天，我的心就针扎般的痛。 记者手记 婚前，瑶茜就发现了哲勇花心的蛛丝马迹，可她却寄希望于有了孩子后一切能好转。而事实上，婚后她却陷入了一个更深的泥潭，哲勇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正像她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孩子，现在我也不用恨，不用牵挂，不用痛苦，可以快乐地过我的生活。可是现在，想退回去都不可能了”。爱错一个人，可以回头。可嫁错一个人呢？还得赔上孩子的幸福与快乐！所以说，婚前一定要睁大双眼。孩子不是挽救婚姻、爱情的灵丹妙药，他的到来只能是一个原因——爱情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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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1日，世界各国依然在新闻头条报道猪流感的病例数量，电视上满是带着口罩和橡皮手套的各国人民；中国终于在爆发半个月之际，向世界宣布确认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蔓延到中国大陆。 这天，也是我被隔离的第一天。 早上5点20，仍在家中熟睡，电话响了：“我是派出所，核实一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是110102***吗？”我以为是例行检查，没多想，说：“对”。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打过来，还是那个人，问：“您现在在哪儿？”我警觉起来，问有什么事。 那人态度挺好，继续问：“您是5月9日乘坐了飞机去成都吗？航班号是3U8882？” 我想，用身份证登机，人家是派出所的，肯定知道得门儿清，承认道：“是的。” 他于是解释说：“您乘坐的那班航班上有一名乘客被确认为甲型H1N1疑似病例。”他故意强调了“疑似”。（估计那时候还没确诊，只是确认疑似）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问：“是要隔离吗？” 他说：是不是要隔离，要先让卫生部门的人看过我的情况再说；过一会儿公安部的人和卫生部的人就会联系我。 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呆。本能的反应是：关掉手机，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去上班，革命工作需要我…… 后来手机不断响起来，都是陌生的号码。看着不断闪现的屏幕，我想，在逃多年的罪犯都能被抓获，更不用说一个小小的我了…… 接起来，电话那头说：我们是西城疾病控制中心的，“西城疾控”，您的位置在哪里？ 我报了住址。还心存一线侥幸心理地问：我能不被集中隔离吗？自我隔离行吗——就是自己把自己关屋里、保证不到处乱跑？我身体可好了SARS我都没隔离过……结果人家语气委婉但态度坚决地说：要让我们先看到你的情况。 20分钟后，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我家楼下。这宝贵的20分钟里，我迅速上网，核实刚才给我打电话的那些号码分别属于：派出所、西城疾控和公安部，证明这不是一场新的骗局。二是看到雅虎头条新闻，一男子在成都被确诊，航班号是3U8882，那个颠沛不断的川航小飞机…… 纵然如此，我还是冷静下来，按照每天上班的程序，洗漱、换衣服、准备电脑……期望他们看到精神矍铄的我，会认为我足够健康、不用隔离，毕竟我距离那个疑似病例包某某下飞机已经将近两天、已然飞回北京了…… 后来证明，我不得不禁佩服“疾控”的人，他们不温不火地让本来非常有抵触心理的我，终于放松下来。 “疾控”三人两女一男，都很年轻，每个人都带了口罩，立体的，他们介绍说这种口罩比普通的口罩更有密闭性，带上它就不用担心和我对话了。之后他们就把我从登上那次航班之后的所有情况，从座位排、接触的人、住的地方、到过的场所，密密问了一个遍。听起来像温柔的审问。 学法律的我偷偷地想，也许“疾控”问问题的角度和警察是不一样的，警察探寻事件的真实合理性，而“疾控”关心的只是直接接触还是间接接触、是否需要隔离。 “审问”之后，“疾控”向我宣布，我是144名乘客中的一员，任何“非分之想”都是不可能的，把我拉到隔离地点的120急救车已在路上。他们简单地说：“您收拾一下东西。7天。” 我还不甘休，问：“都能‘抓’到吗？要是‘抓’不到的怎么办呢？” “疾控”：“最终都能‘抓’到。” 我：“那老外呢？” “疾控”：“老外去宾馆‘抓’。” 我：“那多耽误人家老外的行程呀！” “疾控”：“老外一般很配合。” 我是一个病毒载体，无论是否活蹦乱跳。 后来又和他们聊，他们说是前一天晚上23点接到的通知，所有“疾控”中心的人都不能回家（回了家的也给叫回来），通过警方和其他渠道连夜找到这144名乘客的位置，找到一个，就出发三人，把此人隔离；再定位一个，就再出发三名……把我找到之后，还有下一个目标…… 120急救车的人等在我家胡同口，一个司机和一名医生全副武装，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防护服，和当年SARS时候的装备一模一样。 路上堵车，司机开了警报，滴——嘟滴——嘟，让我想起来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说车的声音和人的声音是类似的，救护车开起来就是“唉——哟唉——哟” 警报声响起，所有路上行驶的其他车辆都使劲看我们，尤其是看到前面两名身着“太空服”的人员，觉得一定是什么重大事件，纷纷减速往车窗里探看。因为是空气传染的缘故吧，医生不让关窗，我就大敞着窗户，任路人检阅。笑容灿烂。：） 在车上以及后来的短短2个小时内，我分别接到了几个电话，分别来自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疾控中心、住所的派出所（他们已经动用了周围的邻居给我打电话）、订机票的公司、以及四川省公安厅。他们无一例外，上来先问：“您在哪儿呢？”闻讯我已经成功被120“抓获”，正在前往隔离地点，才都笑逐颜开，祝我“早日解除隔离”。 第一次深刻体会到：“防”网恢恢，疏而不漏。 到达宾馆。有带着口罩的保安站岗，车开进去，一共三道关卡。 好不容易到达门口，先不让下车，要在车上测体温。 上来一个护士，把电子体温计放在我额头上，37.2度。护士拿给身后的男医生看，两人犹豫了一下。护士转而说：“用普通体温表测一下。” 我夹上体温表，忙问：“是不能高过37度吗？” 男医生说：37度以上算发热。 我问：发热会怎么样呢 男医生：会带到别的地方去。 我恐惧了，想起来路上爸妈叮嘱的话，问：“不会给我用什么药吧？”…

5月12日 隔离第二天 D2 今天阳光很好。 早上又有医生来调查。胖胖的，像电影演员马德华哈哈~ 他戴着白色帽子绿色口罩在屋里显得呼吸困难，脸憋得通红；说话慢条斯理，可爱至极。 他温柔腼腆地把我又从头到尾审了一个遍，复述从上飞机开始的48个小时。 我问：“和我在四川成都接触的人也要被隔离吗？” 他慢悠悠地说：“那不用。” 我继续：“这是个流感吧，死亡率很低吧，为什么要定为‘乙类’呢？” 他微笑着答：“是。这您不用担心。这病主要是传播速度快。咱国家，要把有危险的人立刻聚集在一起，防止扩散！” 说着把胖胖的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挥了挥，表示都“抓”起来了。 我仍在关心是否所有人都已落网，他说：“嗯！基本上都‘进来了’。” 我问，这酒店都快住满了吧？ 他答：是啊，就快住满了。咱北京，目前为止，就这一个点儿。 我再次确认：要隔离多久？ 他答：7天。 临走，他诚恳地说：“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都尽量满足！” 想吃肯德基。 当然，没敢说。我是多么给政府省心的人。 这是平时查体温的医生。每天查两次。他手里拿的是电子体温计，往喉部照1秒就能立即出数。 送走他，我到院子里面转转。其实没啥可转的，只有酒店大堂门口的一小块空地。 突然发现酒店有室内和室外游泳池，欣喜若狂。想起来“马德华”医生说的“尽~管~提！”倍受鼓舞、更加兴奋，疾步走到大堂。 北京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有几位领导样子的人，一直在大堂值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组织”。我欢蹦乱跳地问：“能游泳吗？？”问完才想起来连泳衣都没带。 “组织”一愣，斩钉截铁地说：“您还是别游了！这——您要是着凉了、体温升高了，怎么办？！” “哦。”我垂头丧气。“组织”说的也对啊，我可不想被带到旁边的地坛医院去。地坛医院就在我们这家酒店旁边，是国家一级传染病医院，当年SARS疑似的人都在此治疗。 大堂里，碰见很多老外，他们也是NW029上的幸运儿。聊了会儿天，据说有40个美国人，3个日本人还有1个韩国人。他们是到北京来旅游和工作的。碰上此事，他们也觉得很“幸运”哈哈。虽然他们说可以relax，但毕竟缺少了喜欢的冰啤酒和摇滚乐。 回到房间，刚准备看会儿书，楼道里热闹起来。 我戴好口罩打开房门。 原来是服务员在吵吵嚷嚷地发鲜花。每个房间一个花篮。那些服务员看来有些手忙脚乱，可能因为一下子来的“被隔离人员”太多吧。 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来侵袭。接过鲜花，还在欣赏，楼道里又热闹起来。 我再次戴好口罩打开房门。 原来是服务员在发水果。我接过来，有橙子和火龙果。看样子，只能看不能吃。 之后的混乱持续了很久，挨个房间更换塑料垃圾桶、一次性纸杯、清理垃圾、矿泉水、可乐雪碧……每次分发都有人提出不同的需求：垃圾桶要粉色的不要蓝色的、要玻璃杯不要纸杯、要可乐不要雪碧……服务员主管大声而周到地尽量满足，同时嘱咐大家凑合着过吧。 发到电扇的时候，我抗议了：发电扇？！我的房间都快冷死了。能发个暖风扇么？ 大声而周到的服务员主管冲过来，说：这个，是配的。您不用，以后还有人用呢！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以后还有人用”…… 发的水果和鲜花 渐渐的，房间里几乎所有的消耗品东西都换成了新配的。一开始和酒店服务员聊天时候，她说从5月2日起他们就开始接待“被隔离人员”了。也许那时候也有些疑似的吧。 “后来那些人都没什么事，住满7天，就都回家了。”服务员轻松地说。…

历史与人生的碰撞总是偶然又惊心动魄。《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自“新文学史料丛书”，是二十世纪若干文人在政治风涛中辗转颠簸之境况的真实记录，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中，包括了“胡风反革命案”、“丁玲反党集团”等文坛大事件。 潘汉年 “相信人民” 潘汉年同志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有幸(其实应该说是不幸)能见到他。那时我已经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老犯人”了。 大约在1974年底或1975年初，管绘图室的劳改队干部忽然交下一项任务，要在关押反革命犯的二队和关押女犯的一队的监房旁边各盖一栋小平房，叫绘图室赶快画施工图、编造预算。这两栋小房是干什么用的？盖起来以后让谁来住？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 我在被捕之前，从“大字报”上看到，胡风被判刑后关在四川，是单独监禁的，知道咱们国家里有这么一种囚禁犯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么多人，许多人被“永远开除”，被宣布为“反革命”，关人的地方当然需要很多啰。但是，究竟是谁会被关到这个井冈山脚下的地方来呢？——当时我万万没想到关来的会是潘汉年和他的爱人董慧。 大约在1975年夏天(也就是上述小平房改好后不久)，有个泥木队的犯人告诉我一个“新闻 ”: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还有两个去给小平房修阴沟的犯人，还从老头儿手里弄到了一包“牡丹牌”。这一“好运”马上成为新闻，传遍了机械厂的监房，但随即也就产生了后果:“非奉命令，不准接近本队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来者是被当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诗人和战士、党在香港和上海的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在陈毅市长之下实际主持上海全面工作的老干部潘汉年同志。 就在“新闻”发生后不久，1975年八九月间的某一天，我们收工整队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我旁边的一个犯人轻轻对我说:“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门口的老头就是那个特殊犯人。”我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朗、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干部服的老头，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子。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进中是不许出列的)，很快就走过商店了。我忙问那个犯人:“他是谁啊？”“特殊犯人嘛！”“真特殊！”旁边走着的犯人也议论开了:“准许他到商店买东西哩！”“ 我还看见过他到邮局取报纸。”“听说还拿几十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有个“造反派”工人当了我们的队长。这是个性子直爽的北方人，凭良心说对我并不坏，只是常常“说话走火”，“原则性不强”，粉碎“四人帮”后听说受了一顿批，后来自己请求调离劳改单位了。他常找犯人谈话，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最高指示”是少不得要背诵的: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造反队长”越说越兴奋，忽然想起也许应该“联系实际”了，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我点一点:“钟叔河！你当然也不杀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啊！现在呢？不杀，一个不杀。这就是政策。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政策，是不是？你说！” 停了一下。“造反队长”见我没有回答，又继续说下去:“一个不杀。这是事实。潘汉年也没有杀，你们不是都看见了他不是？……”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动，不禁“啊”了一声。 “是吗，你也不能不感动嘛！”“造反队长”为他的教育引起了我的反应而高兴了，“该杀的我们都不杀，养起来。潘汉年就养在我们洣江茶场。中央交的任务。这是不能让你们知道、议论的事情。你表现还不错，图纸画得很好嘛。告诉你，让你相信党的政策。潘汉年还不杀，你就更不得杀了，是吗？嗯？”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潘汉年，潘汉年！我知道了！难怪在商店门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识。你‘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你久绾机要身系安危的革命秘密工作者，竟也到这个劳改农场来了吗？唉，‘夜正长，路也正长’啊！” 虽然“造反队长”嘱咐我“不要说”，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的犯人。渐渐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里的是保险“不杀”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长(许多人是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的)。 1975年和1976年冬季以前，潘汉年同志的身体还比较好。他曾经多次到机械厂的木工间来买引火柴。自己到值班室交钱，到木工间捡柴，过了秤，放在篮子里自己提回去。好几回，我在值班室前和木工间(我到那里去帮助做翻砂木模的犯人识图)遇到他。他那清癯的脸上总是那样安详、恬静，有时候在我看来还略带矜持、严肃。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同志将大块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他扶住篮子。他对我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了的声音。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同志没有回答。他只把脸孔正对着我，注视了片刻。脸上的表情仍然安详、恬静，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我也是干部。读过你的作品。1957年的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地、低声地向他吐出这一串不连贯的字句。我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在有机会碰到他时，对他讲这些话。在关押五六年，被迫和同志、亲人、朋友隔绝五六年，在整天是“请示汇报”、“交心交罪”、“坦白检举”的气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个自己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都会这样迫不及待希望向他多少讲几句人话，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他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哦！相信人民。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你还年轻” 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奉命去场内邮电所取犯人订阅的杂志，单独行动，在邮电所前又碰到了潘汉年同志。 他显然已经认识了我。他的目光除了安详、恬静而外，又增添了友善的光彩。 “您好！”我四顾无人，又忍不住向他说了起来:“您难道会永远在这里关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诉。申诉有没有用我不管，总要把我的道理讲出来。”事实上，我已经在写申诉了，一年一篇。 潘汉年同志仍然没有做声。他凝望了我一眼，似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是示意我在这种环境下最好少冒风险呢，还是对我所讲的情况表示迷惘和惋惜，然后就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报纸)走过去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还年轻。” 我还年轻吗？1976年我是四十五岁，也许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光，可是，十年徒刑还有五年啊！ “你还年轻。”当晚躺在监房的黑暗中，这句轻轻的、平淡无奇的话仍然萦绕在我的耳际和心头。在我听来，它似乎蕴藏着深厚的关怀和热烈的鼓励。“你还年轻。”这就是说，你还应该有坚持下去的力量，你还可以看到该倒的倒下去、该起的站起来，你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公正的裁判。 不错，我还年轻，我不怕，我得坚强地支持下去！…… 1976年10月，黑夜终于开始破晓。关于潘汉年同志的情况，我又陆续地听到了许多。 潘汉年同志是1975年7月从北京某个关押“特殊犯人”的单位送到洣江茶场的。董慧同志比他早两月到来。他们原来并没有关在一块。听说，这对老夫妻在见面的时候，都流了泪。 他们夫妇俩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里，被允许在茶场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初来的头一年里，潘汉年同志总是每天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到六队买柴火，到邮电所取报纸，都是这一年里的事情。可是，贾谊所谓住在这里“ 寿不得长” 的湖南这块“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太不适宜了。尽管他恬静、安详，尽管他天天打太极拳，尽管他已经等到了“四人帮”的完蛋，到1976年冬天，潘汉年同志就开始生病，出来行动的时候也少了。 大约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一个大晴天，我被叫到场部去“搞宣传”，有意从潘汉年同志居住的平房前经过，看见潘汉年同志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园，替场部干部们种菜的犯人正在菜园里劳动。我只看到他的背部。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